中国外交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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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一:尼泊尔,中国外交的新挑战

  中国对朝鲜和苏丹外交政策的改变,说明有50多年历史的“和平共处五原则”中“互不干涉内政”一条,以及邓小平在上世纪90年代初发出的“韬光养晦”的指示,不论在理论和实际上,都面临新的情况,因而不能不作必要的调整。但是因为新的外交理论和配套的政策,至今还在摸索阶段,中国至今还只是就具体事件作出反应,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但由于我国一贯以来的外交理论和政策还未完全失效,而正在逐步成形的一套,目前的效果还是能够适合新的国际形势,在国际关系中,中国的战果还是颇为丰盛。   这里笔者想与大家一起考察一下我国西南部邻国尼泊尔。那里形势复杂、微妙、不稳定,并且在急速变化中。中国外交走向“不干预但须有所为”的下一个挑战可能就来自那里。      “世界两国关系中的典范”      尼泊尔这个老邻居,早在1000多年前的唐朝时中国与之便已有较密切的关系,三藏和尚取西经时,就经过这里。康熙时期清朝控制西藏,当时的廓尔喀(Gorkha)则成为清朝的藩属,向清朝进贡;之后一直和清朝保持着良好的宗藩关系,以遏制英国在占领印度后,渐渐向北进发的侵略扩张。后来清朝国势衰弱,无暇照顾外藩,尼泊尔被纳入英国势力范围,大量向英国提供雇佣兵,即后来举世驰名骁勇善战的廓尔喀兵团。有说中华民国建立后,袁世凯曾想邀请廓尔喀加入“五族共和”,但当时的尼泊尔已经受英国控制,未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自1955年8月1日中尼建交以来,两国人民及高层往来不断。1960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加德满都时,从机场到尼泊尔王宫,10余公里长的大道两旁站满了4万多名市民,那时整个加德满都市的人口也不过30来万而已,只有印度尼赫鲁总理访问加德满都时,其欢迎队伍的规模才能与周总理相媲美。而当时印度领导人访尼泊尔时,由各政党安排自己的群众上街欢迎;而中国领导人去访时,尼泊尔群众则完全是自发聚集到街头来迎接。中尼亲密友谊,于此可见。但是于1959年,第14世达赖喇嘛逃离西藏,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之后,尼泊尔夹在中印两个敌对的大国之间,只可能两面讨好。      2006年,中尼双边贸易额为2.68亿美元,同比增长36.5%。其中我国出口2.60亿美元,增长38.2%,进口829万美元,减少2.5%。自1956年以来,我国向尼泊尔政府提供经济技术援助总额17.5亿元人民币,均为无偿援助。在中国援助的亚洲国家中,尼泊尔的受援规模排名第二。   尼泊尔外交大臣潘迪将中尼两国关系称为当今世界两国关系中的典范。他表示,在双方悠久的交往史中,中国从未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尼泊尔,“每当尼泊尔遇到困难之时,中国总会坚定地和我们站在一起,对我们施以援手;而每当尼泊尔国内发生重大事件时,中国总是坚定地支持尼泊尔人民自己的选择”。尼中友协主席蒂瓦里说,数十年来,中国一直是尼泊尔人民无私的朋友,是唯一来不要求回报的朋友,“中国从没有向尼泊尔提出这样那样的条件,从不要大国威风,从来没有看不起穷朋友,也从没有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尼泊尔人头上。”   1990年尼泊尔爆发大规模“人民运动”,恢复君主立宪的多党议会制。此后,尼政局持续动荡,党派斗争激烈,政府更迭频繁。1996年初,尼泊尔共产党(毛派)宣布发动人民战争,至今已有超过1.5万人丧生。从2004年底开始,尼泊尔共产党(毛派)对加德满都开始围城,并且得到大量人民的支持。2005年2月,国王贾南德拉宣布解散政府,未来3年由他亲自领导新的部长委员会。当时举世哗然,中国没有作出任何批评。   截至2006年,尼泊尔除了首都加德满都外,大部分地区已被尼共(毛派)控制。4月底,由于尼泊尔局势动荡,中国驻尼泊尔使馆开始组织在尼泊尔的中资机构工作人员和中国游客撤离尼泊尔。5月18日,尼泊尔国会一致通过,剥夺国王贾南德拉包括军权在内的权力。6月11日,尼泊尔国会通过剥夺国王对国会已通过的议案之否决权。9月22日,尼议会通过修改后的新军队法规定,军队指挥权将由政府和议会掌控。政府和尼共(毛派)开始谈判,同意停火,并由联合国监督双方的枪械军火归库,并作管理。11月7日,尼共(毛派)和政府达成协议,放弃武装斗争,加入政府。   2007年1月15日,尼泊尔临时议会批准临时宪法。在过渡期内,国家元首的所有职能暂由首相代理行使。4月,尼共(毛派)与七大政党共组临时政府。于6月进行大选,现延后至11月,选出议会议员和撰写共和宪法。6月,尼泊尔临时议会通过临时宪法第二修正案,如果临时议会获得能够证明国王阻挠或试图阻挠制宪会议选举的证据,临时议会可通过表决,并在得到2/3多数议员支持的情况下废除君主制。      六方会议是一个很好的参考模式      今天的尼泊尔虽然表面上没有大型的武装冲突,但小规模的交火、暗杀等,则无日无之。在由君主立宪蜕变为共和政体的过渡期间,尼泊尔国内主流的七大政党和尼共(毛派)之间,受到印度、美国等外在势力的影响,继续明争暗斗。如大选于11月还不能如期举行,有三种可能性会出现:一是皇室反扑,推动军事政变;二是外国直接介入,维持和平过渡;三是发生内战,分裂为南北两部分。一般认为,第一、二个可能性,只有美国操控才会出现;第三种情况,则完全有利于印度。当中明显缺席的,就只有中国。但是当有记者问及中国会否坚持自原外交部长陈毅以来的态度,不容忍第三国介入中国邻国的内政时,我国驻尼大使表示决不会容忍。   对许多不明情况的西方人士来说,尼共(毛派)理应是中国的天生盟友,而美国也很着力打击尼共(毛派)。美国驻尼大使通过国际传媒,不断宣传尼共(毛派)于尼印交界以暴力欺凌、虏人勒索。但这一带早就已经不是尼共(毛派)的基地,反而其青年团多名成员则在这里被美国支持的印度教武装分子谋杀。印度教武装分子还要求尼首相禁止共青团活动,并把尼共(毛派)排除于联合政府之外。美国依然采取冷战心态,不顾尼共(毛派)在2005年强势当中主动休战3个月,并且已经在联合国监督之下库存其武装的和平姿态,拒绝与其接触。美国于上世纪90年代用于阿富汗的不顾当地实际情况,拉一派,打一派,借原教主义宗教力量去抑制共产主义者的手法,正在尼泊尔重复。实践证明,这样做只会滋生更多极端主义者。有迹象显示,尼共(毛派)已经开始反击,8月初尼首都附近一警局被攻击,枪械被缴,一般认为这是尼共(毛派)所为,但当地尼共(毛派)指挥官已经否认。   其实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外交主要从国家利益的实用主义出发,早已放弃支持第三世界革命。中国与尼泊尔的来往,从皇室到七大传统政党,都保持友善的关系。我国一贯的思路是寄望在皇室领导之

下,与七大政党和尼共(毛派)一起自行解决他们彼此之间的矛盾。虽然中国从来不跟随美国和印度,把“恐怖分子”冠于尼共(毛派)之上,但也从来不承认他们是毛泽东主义者。前两年,我国外交部发言人曾数次澄清中国境内没有任何组织与团体与之有任何联系。外国评论认为中国至今还没有尝试了解危机,没有与各利益相关者作沟通,埋首沙中,视如不见。客观事实是:多个第三国早已经深深介入尼泊尔这个中国邻国的内政了,这样发展下去,对中国大为不利。   不过我国的一些动作,例如抗议达赖在尼泊尔重开办事处和美国容许5000名拿尼泊尔旅游证件的藏人居留美国,并自7月1日起取消尼国货品免税入口我国的优惠等看来,我国已开始明白尼泊尔局势严峻,需要有所作为。      尼泊尔的问题关键在于美国想联合印度,操控该国,作为围堵中国的一个重要关口,并借此影响西藏的局势。印度出于其本身利益的考虑,要制衡中国的壮大和影响,也乐于扮演前沿的角色。现在尼泊尔皇室已经不能再发挥作用,却又不想与尼共(毛派)作深交,对尼泊尔未来的政治发展失去了切入点。大概是因为这原因,使得中国被迫缺席。   在这情况之下,中国最佳的选择,就是把尼泊尔的复杂关系明朗化和清晰化,在联合国的名义之下,与美国、印度和尼泊尔各政治势力搭建一个多边平台,并占一席位,参与未来游戏规则的制订,继续“坚定地支持尼泊尔人民自己的选择”,达致睦邻、安邻、富邻的目标,而又不违反不干预尼泊尔内政,却又不容许其它国家干预其内政的原则。解决朝鲜核武问题的六方会议是一个很好的参考模式,但这回中国毋须辛劳作主陪,这份吃力而不讨好的活,印度很渴望挑,中国可大方地让它挑好了。   从尼泊尔的情况可以看到,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对于周边邻国的政局,即便是不干预,也决不能无所作为。而有为之道,于新的国际关系理论和战略设计指导之下,正在实践中逐步趋于纯熟。总结下来,不外是作为安理会成员国,要多发挥影响力,积极参与制订和执行在联合国旗帜之下的多边外交,并借此国际道德制高点,抑制美国霸权主义,以及一些国家过度扩张性的民族主义,与全世界追求和平与发展的人民一起,重新建立国际公义和南北共同繁荣,达致和谐世界的目标。

范文二:SARS对中国外交的挑战

      SARS的冲击告诉人们:全球化的时代,一个国家的外交应更多地以公众为中心,维护一个国家、社会与每个普通人的安全,以民为本,而不仅仅是狭义的国家安全   SARS这场突如其来的流行病严重冲击了刚加入世贸组织不久的中国外交,100多个国家限制中国公民入境,使中国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新型国家安全与外交冲击。如何从这次危机中汲取一些深刻教训,重新思考全球化下中国外交的根本方向,着手进行必要的调整,是摆在中国面前无法回避的严肃命题。      “高级政治”与“低级政治”      SARS让中国外交陷入被动,暴露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国的外交一直局限在国家官方之间的渠道,集中在所谓“高级政治”领域。   起源于欧洲的国际关系,在学术界向来有“高级政治”与“低级政治”之分别。高级政治一般指的是上层政治,是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涉及的是所谓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之类的宏观问题,正常的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会晤、互访,政府间关系中问题的处理。   而所谓“低级政治”是那些不属于上述国家之间政治的国际关系问题,是下层政治。如当前的SARS病毒、恐怖主义、艾滋病等问题。   今天的国际关系,高级政治与低级政治的界限、国内与国际的界线早已打破。欧洲已经很少再区分高级政治与低级政治,今日许多高级政治讨论的问题更多的是低级政治,而低级政治越来越具有高级政治的意义。例如,政府努力去促进国家之间的贸易与投资关系,是今天国家之间高级政治的越来越重要的形式与内容。一系列原来不登大雅之堂的低级政治问题,例如国际有组织的犯罪、恐怖主义、移民、污染等成了国家间高级政治越来越面对的问题。   事实上,20世纪后期的全球化深刻地改变了国内政治与世界政治之间相互关系的性质,世界事务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尤其是国际组织的权威性和协调功能的日益凸现,非政府组织(NGO)在国际事务中声音日益高涨,使得国家的行为、国际政治的性质,以及国家外交的形式都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而变化。   全球化对任何国家的传统外交都构成挑战,对中国外交而言,此种挑战更具严峻性。      全球化大背景      中国的SARS外交问题的本质是,全球化对中国外交提出的持续性挑战。   尽管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就认识到“经济生活国际化是对外开放的依据”,但是用“全球化”逐步取代“国际化”只是最近10年的事情。   对中国而言,最重要的挑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现在影响中国的国际事件不断大量增加,其中一些事件是热点性的传统国际关系危机,如伊拉克危机与朝鲜核危机;一些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如恐怖主义;还有一些是类似金融危机、公共卫生危机那样的经济、社会灾难;另一些则是人道主义、生态危机。   二是全球化导致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上升,新的国际关系行为体正在继续增加,使严重集中于处理传统外交关系,即国家外交关系的中国外交面对着更大的挑战。   所谓新外交行为体,是指非国家的但却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作用的政治行为体。世界范围内,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已经大量进入传统国家外交领域。这意味着对外政策的形成与贯彻过程已经很难是相对封闭在固定政府决策圈的事情。许多国家的国内对外政策决策越来越吸纳国内非政府组织参与,特别是在对外援助与国际冲突解决领域。   三是冲击传统的国家安全观念。传统上,维护国家安全是外交的主要目标。问题是,今天的国家安全不再单纯是国家军事安全,而经济安全、人类安全(个体与社会)、生态安全等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一点也不亚于军事安全。维护国家安全的外交必须从这种综合安全观念出发。   最近几年,中国提出的“新安全观”是外交观念的一个重大变化。不过,我们不得不看到,“新安全观”虽然强调综合安全,提高了非传统安全因素在国家安全中的重要性,但是它的重心仍然集中在以国家为中心的安全事务上,对诸如这次SARS这样的大规模传染性疾病等引起的人类安全问题重视不够。   四是,冲击中国外交的传统体制。面对新的国际政治环境,从上到下等级制的外交决策有时会贻误时机,所以国家外交需要更加灵活、柔性,以适应各种外交创新,不能完全依据传统外交思维及其结构的刻板、僵化。   五是,外交政策结构中的人事结构,特别是专业通才的配置不足以应付全球化的需要。比如,中国的国别问题与地区问题专家严重短缺,但却有过剩的大量的“中美关系专家”,而且国别或者地区问题研究之间往往不相往来。      新型的外交观      中国有必要确立新型的外交观。   首先,中国必须牢固树立自己已经是国际社会一员的观念。国际社会不同于国际体系。国际社会的成员资格意味着与其他国家,其他社会、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分享着越来越多的共同性,包括国际规则与价值观。中国已经是国际社会的一员,而不再仅仅是国际体系――联合国体系的一员。   既然如此,中国对国际准则的接受,对国际规则的形成、对国际社会的责任就与中国只作为国际体系的一员不一样。就要从事高度建设性的外交。所谓建设性的外交是一种积极的外交,维护好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外交利益,同时尽到作为中国这样的国家在国际社会的责任。   其次是树立新利益观。中国需要重新定义自己的国家利益。中国的国家利益不仅仅是军事、经济层面的,也包括其他非军事、社会福利方面的利益。   但是如果片面强调经济利益的外交,对中国来说,会造成一个巨大的外交困境,那就是国际资本亲中国,国外一些民众(社会)反中国。国家利益也不能狭隘地限制在政府利益上,而忽视非政府的国家利益。   在全球化世界,当然要维护国家主权,但是在许多情况下,对国家主权要做新的理解。特别是在地区一体化合作中,更要灵活对待国家主权。国家安全与人类安全也是互补与统一的,以人为中心的新安全观并不一定与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安全观产生冲突。      外交体制的挑战      外交体制是一个国家贯彻其对外政策的一整套机制、制度、规则、机构,包括其组织原则、资源配置方式。   中国沿用的外交体制基本上是20世纪50年代形成的。虽然20世纪80年代,为适应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外交战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运行体制依旧。   比如,中国外交部至今没有组织上的经济功能,这与许多国家的外交部非常不同。中国的对外经济事务主要不由外交部来处理,外交部也缺少懂经济与社会的人才。   再如,说到外交,人们习惯的印象是与外国政府领导人打交道,其实,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不要说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贸易组织这三大国际机构的作用日益重要,这次“非典”期间,世界卫生组织重要性也为国人所了解,还有其他一系列国际组织。如果说这些组织还在一定程度上依稀可见有关国家政府身影的话,那么,风起去涌的上万个非政府组织对传统外交运行体制的挑战,就更为巨大而深刻了。   中国民众甚至是农民的利益都已经开始全球化,外交也不仅是高层政府的事情,几乎人人都“涉外”。中国外交面对着一个如何以公众为中心而不再仅仅是政府为中心开展外交的大问题。   这次的SARS的冲击是某种良性警示。全球化的时代,一个国家的外交应更多地以公众为中心,维护一个国家、社会与每个普通人的安全,而不再仅仅是狭义的国家安全。   要以民为本,重视非传统但却越来越重要的“低级政治”问题,按照民主政治与文明政治的要求支持中国经济与社会进一步融入主流世界,以便更好地维护中国在全球化世界中的新利益,解决中国在全球化世界中的新问题。

范文三:第十二讲:外交形势及新时期的中国外交与挑战

外交形势及新时期的中国外交与挑战

教学目的:

通过本节课的学习使同学们了解外交学,外交形势基本概况,进而深刻把握新时期我国外交挑战及中国外交战略。

教学重点:

新时期我国外交挑战及中国外交战略和分析外交形势的原则、方法和指标。 教学难点:

中国和谐外交理念。

方法及手段:举例讲解、讨论、多媒体讲解

外交形势,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在国与国的交往中所体现出来的智慧(外交指导思想、原则、方法、策略等)和能力(影响力、协调力、控制力、防御力等)状况和发展趋势的总和。外交形势在一个国家的总体形势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外交形势,不仅是对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检验,更是对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衡量;不仅是对一个国家健康发展所需的良好稳定的国际环境的维护、建立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而且对本国国内的经济形势、政治形势、文化形势、社会形势、教育形势、军事形势等形势的健康发展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

第一节 外交形势概述

一、外交形势及其涵义

(一)什么是外交

外交是具有严格意义的概念。自有国家始,就有了外交。外交一词在中国使用要比西方早得多,但意义与现在完全不同,主要指与朋友、外人交际的意思并非今日“外交”的含义。如《墨子》曰:“进者不亲,无务来远,亲戚不附,无务外交”。《国语》讲:“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报其德”。《史记·邓通传》言:邓通“不好外交”。古代中国把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叫做“邦交”、“外事”,东汉末割据江东的孙策,临终嘱咐孙权:“内事问张昭,外事问周瑜。”清末则称为“外务”,清末办理外交事务的机关称为外务部,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在西方,外交一词与外出有关,diplomacy是希腊语diploma的派生词,原意是折叠,即用二块折合连接一起的金属片做的护照和其他通牒,是一国君主所颁发的证明其身份的“双重折叠”的特许证书,或这种证书的副本,后来,diploma被沿用到其他一些并不是完全用金属制成的官方文件,特别是那些同外国或外族之间有关特权或规定协议的文件上。18世纪,被用在国际关系的处理和调整方面。现在意义上的“外交”概念才流行开来。

那么什么是外交呢?广义的外交定义倾向于将外交界定为一种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或曰“大外交”。狭义的外交是指一门有关国际谈判的艺术。

综上不同学者的观点,可以把外交概括为:外交是以主权国家为主体,通过正式代表国家的机构和人员的官方行为,使用交涉、谈判和其他和平方式对外行使主权,以处理国家关系和参与国际事务,是一国维护本国利益及实施其对外政策的重要手段;不同的对外政策形成不同形态和类别的外交。简而言之,外交是以主权国家为主体,通过和平方式,对国家间关系和国际事务的处理。

(二)什么是外交形势

外交形势,简单地说就是指一国在特定时期外交活动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具体来说,外交形势是指一国外交机构以本国的综合国力为基础,以一定的外交思想、外交原则为指导,制定并执行正确的外交战略、外交策略,以达到解决国际争端和为本国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为目的,在国与国交往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影响力、控制力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二、外交形势的特点

(一)主权性

(二)国别性

(三)国力性

(四)利益性

(五)阶段性 一般来说,外交形势往往具有相对稳定性,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外交的不断推进,外交形势会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在不同阶段,外交的侧重点会有所不同。一次,应注意不同阶段下采取不同的外交方式,如,双边外交、单边外交、“圆桌”外交、峰会外交、调停或者一揽子协议等方式解决存在问题。

三、外交形势的内涵

(一)我国的外交理论

1.独立自主、反对霸权。

2.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

3.划分“三个世界”。

4.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5.求同存异。

6.灵活运用外交策略。

7.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

8.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9.用“一国两制”解决世界争端。

10.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二)我国外交人才培养和选拔

外交人员是从事涉外工作,依法在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中担任外事行政职务的人员。一般分为:外交人员、对外经贸人员、对外宣传人员和其他涉外人员等。

1.外事人员的基本素质

2.外交人员的培养和选拔

(三)我国外交机构设置

1.外交决策机构

2.外交咨询机构

3.外交执行机构

4.外交监督机构

5.驻外的外交机构

外交代表机构是指一国设在建交国家首都的常驻外交代表机关,泛称使馆。互设常驻外交代表机关是建交标志,没有外交关系,则无权在相互的首都派驻常设的外交代表并建馆。

两国之间确立外交关系也就同时同意有权派遣各自的外交代表常驻对方的首都并设使馆,以代表本国的利益,并按国际法和惯例享有特权和便利。个别国家因国力有限,只建交不设馆,但仍有随时设馆的权力,这不妨碍建交对方在本国首都设馆。

常驻的外交机构即使馆和领馆。使馆馆长分为三个等级:大使、公使和代办。派遣哪一级别的外交使节由建交双方协议确定。然后本着平等的原则,派驻相应级别的驻外代表。至于互设常驻代办处则在特殊情况下产生。

大使馆及其人员按国际惯例,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如使馆的馆舍不可侵犯;使馆档案和文件不可侵犯;通讯自由;免纳捐税和关税以及有权在其馆舍、馆长寓邸和交通工具上悬挂国旗等。外交人员享有的特权与豁免包括:人身不可侵犯;寓所和财产不可侵犯;管辖豁免和免除捐税和关税等。

(四)中国外交政策

1.坚持独立自主

2.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3.始终把国家主权和安全问题放在第一位

4.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合作关系

5.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6.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7.遵行冷静观察、沉着应对、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方针

8.尊重世界的多样性

9.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和积极参与多边外交活动

10.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

第二节 外交形势分析的原则、方法及指标

一、外交形势分析的原则

(一)主权平等原则

(二)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

(三)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

(四)共同同意原则

(五)恪守诺言的准则

二、外交形势分析的方法

(一)阶级分析法

(二)经济分析法

(三)比较分析法

(四)案例分析法

(五)定性与定量分析法

(六)系统分析法

(七)综合分析法

三、外交形势分析的指标

(一)理论研究

我国教育部对学科分类做了行政规定:在政治学中设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这三个二级学科。在教育体制把国际政治包含在政治学范围内,包括相近的外交学研究领域,但很多地方把国际关系尤其是国际关系史放在历史学科中。

(二)机构设置

我国外交部机构设置分为四大类:地区司、业务司或室、行政性机构以及附属机构。 地区司按不同地区划分为若干个司。

业务司及室按政策研究、新闻、礼宾、条约法律、国际、领事、外事管理、翻译、港澳台事务等专门业务划分为若干个司或室。

行政性机构除办公厅外,按干部、行政、财务、检察、离退休干部等不同行政性管理业务划分为若干个司或局。

附属机构则有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世界知识出版社、外交人员服务局以及外交学院。

(三)条约法律工作

1.我国对外缔结条约概述

2.我国对外司法协助和法律合作

3.陆地边界事务

(四)领事工作

1.领事机构的设立

2.领事保护

3.领事事务

(五)外事活动

1. 巩固并推进大国关系

2. 深化周边睦邻友好和区域合作

3. 加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务实合作

4. 积极开展多边外交

5. 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

7. 切实维护中国公民和法人海外合法权益

8.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营造良好国际环境

第三节 新时期的中国外交与挑战

一、中国大国外交战略的国际环境

过去几十年,中国就像一个爬山者从山脚登上了半山腰,目前又在从半山腰向山顶攀登。山脚下的中国是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新中国建立之后,经过几十年的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中国现在已成为全球经济、贸易、能源方面真正举足轻重的巨人。中国在这段时间最大的变化就是海外利益不断增加,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影响力与日俱增。

我们上一代人的海外利益很少,口袋里的每一块钱中大概只有一两分钱来自于海外收益,即海外合同、出口石油及少量的对外贸易。到我们这一代,中国已经成了全球大国中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我们现在口袋里的每一块钱平均至少有四毛几分钱是来自于海外收益,即来自于成千上万的海外合同及成千上万在国外的钻井队、采油队、各种各样的货轮、油轮等。在过去的短短30年间,中国从全球大国中最封闭的国家一跃变成了全球大国中对外经济依存度或者是经济开放度最高的国家。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也就是说对外贸易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现在比美国、日本、英国这些老牌西方国家还要大。这里有一些数字可以说明中国的这种变化。

比如出国人数。1949年到1979年整整三十年间,我们的出国人次为28万,就是说包

括主席、总理、部长和大使合起来一年还不到l万人次。现在的情况则大不相同了,仅2008年一年我们出去旅游的就达4000万人次。如果加上打工的、留学的、经商的,一年总共有 5000万人次。从一年不到1万人次到现在一年5000万人次,这个数字真的是非常惊人。过去出国都是因公出差,一年1万个出国人数中可能九千九百个都是出公差。现在一年5000万人次,虽然出公差的人比过去多多了,但与因私出国的人数相比仍然是小巫见大巫。5000万人中99%都是因私出去的,这说明普通百姓越来越多地从国家开放、从中国和世界的新关系中获益了。

再比如留学生。现在中国的留学生已经占到了全球的七分之一,即每七个留学生中就有一个来自中国大陆,如果加上港澳台地区的,比例还要高。1909年,当时的晚清政府把对外赔款的一部分截下来,建立了第一个正式派遣出国留学的机构,让中国派学生到欧美去学技术,这是中国留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因为那是中国人留学梦的开始,但那时一年出去也就几十个人。第二个里程碑就是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刚建立,要加快人才培养,当时中苏关系比较好我们利用双边的协定派了一批学生到东欧、罗马尼亚、波兰、苏联,但平均每年1000多人。第三个里程碑是2008年。2008年是中国教育实现新跃进的一年。教育部统计的留学人数是一年12.8万人。改革开放30年我们派出了至少有150万留学生到全球近200个国家留学。

再看出国务工。1990年中国人开始批量出国,那一年中国出去了5万人。现在我们一年将近100万劳工走出国门到全世界打工。现在,中国的油轮、货轮、商轮是全世界最繁忙及数量增长最快的,外轮中很多船员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是我们的转业退伍军人和经过短期训练就到外轮上去的农民工。现在全世界外轮上最多的外籍船员是中国大陆的,有18万多人。中国劳动力物美价廉,特别受欢迎。

过去,埃及、菲律宾、土耳其的外劳很多,现在三个新的外劳来源是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所以,在世界最高的迪拜塔下面到处可以见到戴着工程帽、穿着工程人员制服工作的中国工程师和劳工。虽然他们一个月三四千美元的工资,但是他们很珍惜,他们的劳动纪律、干劲、工作质量堪称一流。说起中国的海外劳工现象,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过去非洲是印度商人的天下,印度在非洲拥有最大的市场,而新世纪短短的十年时间里,中国的小商品和中国商人雨后春笋般涌现,很快就把过去印度人拥有的地盘给占领了,那里人民的衣食住行大部分来源于中国大陆。

更有趣的是,拉丁美洲有一位地方领导说,中国的工程师太厉害了,竟然从他们手里把一些废弃不用的矿井买去,没几年功夫这个废井的产值就比当初最高产值还高。拉丁美洲的领导感到很纳闷,为什么中国工程师能创造这样的奇迹?类似的事例不计其数。可见,正是这些普普通通的海外劳工创造了中国今天的形象和财富,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新风景。我国现在海外的华人、华侨、留学生超过了6000万,每年还要出去几千万的游客,现在持有中国护照的海外中国人超过500万,这都是全世界数量最大的。

军队也是如此。从1997年开始到现在的十多年间,中国军队发展经历了一个黄金时代。从改革开放初到上世纪90年代初,为了保民生、促发展和整个经济的恢复,军费一下子降下来了。上世纪80年代,军人待遇很差,招兵一度困难,只能到最贫困的农村地区招兵。现在不同了,这几年部队薪水提高很快。有个将军说,现在我国军队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这个发展机遇就是我国的利益走出去了,我国的军队保护力度也要走出去,从传统上的守土有责、内线作战、本土防御的军队变成一个面向大海、面向外洋、面向全球、面向太空的大国远投力量。

所有这一切说明,一个全新的世界级大国的形象开始出现,中国为人类、为这个星球作出更大贡献的梦想开始初现端倪了。不过,在那众多令人鼓舞的现象背后,我们还要有更多的忧患意识,因为山爬得越高,一旦摔倒,可能摔得更重,爬得越高风景越美,也可能更加

孤寂、寒冷。现在中国就恰巧处在高山,风景更加壮美,同时又是高处不胜寒的双重境地。

二、中国外交战略面临的三大挑战

古人讲“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只有保持一种忧患意识,中国才能进步,才能站得更高、更稳。

第一个挑战是经济领域中的发展的危机,第二个挑战是在安全领域中的安全难题,第三个挑战是国际领域中的国际压力。这三个角度好比一个物体的三个面,立体地呈现出中国新时期可能面对的不同挑战。

第一,经济领域中的发展的危机。

发展的危机是指过去曾经让中国富强和发展起来的要素正在变得枯竭,越来越多的不利因素正在成为中国新时期前进道路上的麻烦和障碍。如果对这些问题处理不当,中国的发展就会走向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所以,危机也可以说是一个十字路口,要么开辟新路,要么走进死胡同。

在新时期新的画面中,我们的海外安全问题在日益凸现,包括海 上通道安全、人身财产安全问题在日益加剧。据悉,现在有关部门一 天所接到的海外遇险事件比过去一年都多,而且多数是没法处理的, 包括不久前发生的轮船被劫持事件。我们几十个船员被勒索,最后还是通过当地的长老作为中介把赎金交了,才把人放出来。虽然我国的海军开始去护航,但因为海盗都是在暗处,伪装成普通的渔船、货船。'碰到海军时他们全都不露武器,碰到货轮、油轮和商船时他们才突然下手,而且多半在夜幕中下手。当我们的护航编队赶到时,海盗早就把人劫走了。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外交部门去谈判、交赎金。不只是对中国如此,对几乎所有的国家包括大国都是这样。印度一天就被劫20多艘船,基本上十有九个要交赎金。

西班牙的一个中国鞋城本来非常红火兴旺,可是一夜之间整个鞋城被人一把火焚烧掉,数亿美元的财产化为灰烬。2009年底,在俄罗斯最大的一个被当地人称为“一只蚂蚁”的批发市场,当地警察和海关部门及特种部队两天时间把中国的货物全给查收了,40多亿美元的物品大部分到现在还要不回来。此外,很多商人在国外被抢劫,甚至遇到恐怖袭击和爆炸,虽然这些恐怖袭击和爆炸可能不是冲着中国人来的,可是农贸市场、菜市场、学校到处都有中国人,那里出事中国人也不得不跟着倒霉。所以,现在外交领事保护部门最头痛就是人身安全,包括财产货物的保障问题。还有我们的海洋通道安全问题,我们很多能源、物资都需要通过海洋从海外运输回来,而一旦海洋通道被切断,就势必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重大的打击。就是说,对外经济依赖越高,经济的脆弱性就越大。

石油。过去中国的石油是绰绰有余的,不仅满足了我们自己的消费,而且还有很大一部分可出口。过去我们千方百计地产油,出口赚外汇。现在不行了,1993年起中国就从一个石油输出国变成石油进口国。2009年,我们消费的全部石油中每100桶就有51桶靠进口,过半的油都要从外国运来。可想而知,如果外国的油供不上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现在进口石油的一些国家多半有政治上的动荡、战乱等。我们进口石油的前十位国家中就有六个未来有可能出事的,最典型的就是伊拉克。过去,伊拉克与中国做了很多石油买卖,可是当萨达姆一下台,政府签的所有的合同都作废了,我们的70亿美元的石油交易都打水漂了。现在的风险更大,因为伊朗早就取代了伊拉克成为中国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之一,仅次于沙特阿拉伯,我们百分之十几的石油消费都要从伊朗进口,而伊朗是当今世界最易发生战争、出现政治动荡和巨大风险的地方,一旦出了事情,对地老百姓及其周边地区是一个巨大灾难,对我们来说至少意味着百亿、甚至上千亿的合同作废或者搁置。虽然伊朗大使说中国未有多

大的石油缺口他们都能填补上,这从技术上讲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安全性谁也不能保证。如果以色列或者美国人对伊朗动手会出现什么情况?最简单的情况就是整个波斯湾一片火海,原先世界上这个最繁忙的石油运输线立马中断,包括中国大陆以及香港、台湾乃至日本、韩国的这些繁忙的油轮、货轮立马就得转向到南非的好望角,或者从大洋彼岸的巴拿马运河重新把油运过来。那样的话,不仅时间会大大延长,而且成本没法控制、没法预期。

如果中国是很小的国家,如果中国今天对外依存度很低,进口石油很少,估计这种影响不大。可是,现在中国是全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大国,是全球第二位的经济体,中国的石油进口占总消费的一半以上,而且这个比重过几年会上升到60 9/6,一旦主要石油来源地和主要运输通道出了问题,这个后果会多么严重,这是中国经济面对的新的危机的一个含义。

铁矿石也是这样。现在中国的铁矿石进口的比重高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程度。现在中国占了全球粗钢生产的47%,就是将近一半的钢铁生产在中国,可是钢铁生产的原料早已不够了,大体上每消费三吨铁矿石有两吨需要进口。所以,中国越来越依赖澳大利亚和巴西的铁矿石,这是中国一个巨大的软肋,也是中央不得不推进科学发展观的一个主要原因。 第二,在安全领域中的安全难题。

传统安全威胁就是中国是全世界邻国最多的国家之一,而且在联合国海洋法生效之后我们面对的问题会更复杂多样。过去说中国面积960万平方公里,14个邻国,这在过去是对的,但现在已经不全面了。海洋法生效之后,我们必须要有新的国土概念和新的邻国数目概念,以更好地来捍卫我们的权益。现在,中国有126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其中960万平方公里为陆地面积,300万平方公里是海洋国土。这是新时期中国的国土概念,我们的权益不仅仅是在过去的陆地面积,而且现在还包括海洋面积。我们的邻国数量也不一样了,过去由于中国是一个封闭的大国,中国邻国主要是指各个接壤的国家,比如俄罗斯、朝鲜、印度、越南等边界靠在一起的国家有14个。

现在这个说法不全面了,因为有一个非接壤邻国的概念,韩国就是一个例子,虽然韩国与我国之间在陆地上隔了一个朝鲜,在海洋上隔了一个黄海,但是现在韩国与中国互为最大贸易伙伴,而且还有核问题、安全问题等更重要的厉害关系,所以韩国是中国的一非接壤邻国。日本、东盟、上海合作组织中的多数都是非接壤邻国,并且有将近一半的国家与中国有主权纷争。

中国作为一个承诺和平崛起、主张和谐世界的大国,解决主权纠纷一定不会按照帝国主义的方式,这就是困难所在。既不能丧失主权,也不能简单地夺回来,所以势必使得中国未来处理主权边界等传统安全问题变得非常棘手、漫长、复杂。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联合国海洋法生效后中国捍卫主权权益的任务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全世界都在往外扩张自己的领海。这是新一轮的圈地运动,就是大家要把自己的领海、大陆架、经济区往大洋推,这个推的过程势必造成越来越多纠纷,而中国就是纠纷中面对的麻烦最多的,所以我们未来如何处理好这个挑战,是一个极其艰难而复杂的任务。

再就是非传统安全威胁。非传统安全威胁是特指那些在战场上无法决出胜负的安全挑战,不是靠军事手段就能应对的那些危险,是敌人来无影、去无踪的这些麻烦。中国面对的三种非传统安全威胁都有这个特点。

首先是恶性传染病,即恶性的大病魔蔓延。比如SARS和甲型流感。2003年,没有任何外敌入侵,中美关系没有任何紧张对峙,但是整个北京城一时间好像是一座空城、死城,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全都被打乱了。这就不是传统敌人和传统威胁所造成的,而是一种特殊的病原体造成的。这种病毒来无影去无踪,现在都不知道当时死去的几百人到底是何原因带走了他们。

再者如,金融海啸。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业的大动荡和全球经济的大衰退。

第三,国际领域中的国际压力。

国际领域的压力就是我们所说的“三股势力”即: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国际恐怖势力。这三股势力给中国带来的麻烦正在与日俱增,并已经在我国的西部和边疆多民族居住区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骚乱和人为的社会地震。

在新疆乌鲁木齐的“7·5”事件中,仅几天时间里数千人拿着大刀追赶无辜群众、砸商店、拿砖头砍人.数百人同时被打死。中国公众不敢相信这一幕,觉得那是发生在非洲之角,发生在阿富汗,发生在伊拉克的事情,“三股势力”正在中国的领土、中国的境内,特别是中国西部地区蔓延扩大。类似达赖、热比娅这些反动头目只不过是跳梁小丑,但幕后真正牵涉的势力就太多。

三股邪恶势力并没有随着“7·5”事件平息而偃旗息鼓。我们要特别注意问题的复杂性,因为这些麻烦现在还不可预期。加上我们现在准备还不够,不知道下一步发生什么。另外就是这类敌人不是军队,不是航母,不是飞机大炮,而是一些伪装的宗教人士,是一些表而上的少数人群,是一些说起来无业的青年。如果我们掉以轻心,没有危机意识,让它蔓延下去,就有可能造成大的麻烦。所以,我们要高度重视、提高警惕,不仅要对外部势力铸起铜墙铁壁,而且还要在西部民族团结问题上多做工作。一方面在经济发展上缩小东西部之间的差距,另一方面在教育、科技、文化建设等方面也应当注意东西部发展的平衡。

总之,应对“三股势力”不是单一的军队能解决问题的,这种非传统安全威胁经常来无影去无踪,敌人不是那么明确,甚至军队还往往使不上劲。我们应对“三股势力”要靠综合治理,军队只是最后的防线。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来说还刚刚开始面对,与应对各种各样的主权纠纷等传统安全问题完全不一样。这就是新时期我们面对的又一新的安全威胁,我们需要认真研究,采取切实具体的应对措施。

思考题:

1.中国驻外机构是如何设置的?

2.如何认识新时期中国外交挑战?

范文四:新时期中国外交及其战略挑战

论新时期中国外交及其战略挑战

外交的历史命运和国家的历史命运是休戚相关的,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腾飞的事实检验了这一次时代观革新的正确性。如今中共中央从世界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这两个大局出发,在“和平与发展”的表述中加上了“合作”二字,在丰富了时代观内容的同时,也为下一步中国外交的发展定下了基调。其次,形成了“全方位外交”的外交战略。新的外交战略紧扣时代主题,内容更加丰富全面,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真诚地表达了中国愿与世界各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愿望,指明了未来中国外交的发展方向。再次,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这是中国外交理论的又一创新。中国既要通过维持和平来发展自己,又要通过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以谋求更大的发展。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是由中国文化传统决定的,也是由中国适应世界发展潮流决定的。最后,构建了“和谐世界”理论。这是中国外交最新的理论创新。它的提出为中国外交特别是多边外交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它也为世界各国发展对外关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提供了一种不同以往的全球治理模式。

一个全新的世界级大国的形象开始出现,中国为人类、为这个星球作出更大贡献的梦想开始初现端倪了。不过,在那众多令人鼓舞的现象背后,我们还要有更多的忧患意识,因为山爬得越高,一旦摔倒,

可能摔得更重,爬得越高风景越美,也可能更加孤寂、寒冷。现在中国就恰巧处在高山,风景更加壮美,同时又是高处不胜寒的双重境地。而我认为,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外交战略面临三大挑战。 第一,经济领域中的发展的危机。

发展的危机是指过去曾经让中国富强和发展起来的要素正在变得枯竭,越来越多的不利因素正在成为中国新时期前进道路上的麻烦和障碍。如果对这些问题处理不当,中国的发展就会走向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所以,危机也可以说是一个十字路口,要么开辟新路,要么走进死胡同。我国原有的廉价劳动力和资源的优势在逐渐丧失,就是这一表现。第二,在安全领域中的安全难题。 传统安全威胁就是中国是全世界邻国最多的国家之一,但是,在新时期新的画面中,我们的海外安全问题在日益凸现,包括海上通道安全、人身财产安全问题在日益加剧。据悉,现在有关部门一天所接到的海外遇险事件比过去一年都多,而且多数是没法处理的,还有我们的海洋通道安全问题,我们很多能源、物资都需要通过海洋从海外运输回来,而一旦海洋通道被切断,就势必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重大的打击。就是说,对外经济依赖越高,经济的脆弱性就越大。第三,国际领域中的国际压力 我国虽然在外交政治和经济上取得了大国的地位,但是国际上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并没有完全的消失。南北发展不平衡,某些国际的武断专横。还有各极势力的划分与制衡。表面看似风平浪静实际暗波涌动。还有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敌视和冲突。这些都给中国外交造成很大的压力。

不断提高外交工作能力和水平,努力使我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这“四个更有力”给中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做好未来外交工作提出了要求,也指明了方向。

范文五:论新时期中国外交及其战略挑战

论新时期中国外交及其战略挑战

胡锦涛所作的十八大政治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国将扎实推进公共和人文外交,维护中国海外合法权益。这是在中国综合国力在世界舞台上迅速崛起的时代背景下,正视中国与世界关系历史性变化的战略选择,更是对中国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的集中体现。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又一重大任务。

新时期,国际局势复杂多变,而中国的国情也是有了很大的不同,机遇与挑战是并存的,中国要时时根据形势的变化调整自己的外交策略,将挑战化为机遇,从而实现中国的发展。

新时期中国外交战略面临三个挑战,分别是经济领域中的发展的危机、安全领域中的安全难题和国际领域中的国际压力。

首先,经济领域中的发展的危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资源的利用,过去中国的资源需求完全可以自己提供,但现在,中国的一些重要资源严重依赖进口,尤其是石油和铁矿石,一旦这些资源来源地出了问题,对中国经济的打击将是巨大的。外交策略要转变为扩大资源来源地的数目,降低风险,前不久,中国与俄罗斯签订的四千亿美元的天然气协议未尝不是有这一层考虑。与此同时,大力扶持新能源,积极促进国内和国外新能源企业的合作与交流,逐步摆脱对传统能源依赖。

第二点,安全领域的安全难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也出现各种传统的与非传统的安全问题。领土纠纷对中国来说是经常出现的,外交策略应当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而更加强硬,土地问题丝毫不能软弱,最近中国对越南和菲律宾的态度着实让人扬眉吐气了一番。非传统方面则涉及到疾病传播、网络安全等方面,这里更加需要外交部对国际新问题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并针对具体问题拟定合理的应对策略。在这里尤其要指出海外华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护,国际上,恐怖势力蔓延,像索马里等地,中国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得不到保障,外交部要加紧与各国沟通,保护华人的利益,而像马航事件这类晦涩难明的,更要坚持立场,决不妥协 ,找出背后的原因,为海外公民提供强有力的臂膀。

第三点,国际领域的国际压力。中国目前面临着三股势力的威胁,分别是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国际恐怖势力,这三股势力给中国带来的麻烦正在与日俱增,乌鲁木齐的7·5事件,昆明火车站暴恐事件,都给人们的正常生活造成了极大地威胁。对此,我们不能仅仅只看到表面,要了解到国外势力的渗透和颠覆,外交策略也要随着加以应对,例如在出入境方面和反间谍方面加强管理和侦查力度,维护中国的稳定。

新时期中国的外交正在不断与时俱进,与国情并进,在世界格局趋向于多极化的今天,中国外交要时刻保持忧患意识,只有这样,才能站得更高,看的更远。

到2020年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十分艰巨,从统筹国际国内两个

大局出发,中国对外战略面临着两大挑战。

一是安全压力急剧上升。从传统安全威胁来看,未来五至十年,中国最大的安全压力来自于美国亚太战略调整带来的结构性压力。自2009年以来,美国启动“重返亚洲”战略,不断强化与韩国、日本、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的盟国关系,频频举行军事演习,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计划,推销美国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制造了亚太地区的紧张态势。同时,地区动荡频繁发生,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朝鲜半岛局势充满不确定性,黄海、东海和南海地区争端联动,树欲静而风不止。

从非传统安全威胁来看,随着中国与世界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中国海外利益加速拓展,新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在十八大报告的不同部分提到了大量非传统安全问题,如大规模传染病、严重自然灾害、国际恐怖主义、国际金融危机、重大突发事件、气候变化与生态安全、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网络安全等,诸如此类的新安全问题如果处置不当,均可能上升为影响中国和平发展全局的总体威胁。

二是发展任务日益艰巨。十八大明确了未来十年“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艰巨任务,特别强调经济社会发展为第一要务,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主线,涉及方方面面利益结构和体制机制的调整,无异于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

同时,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入,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也不断增强,利益格局的深层调整释放了各方面参与外交的积极性,网络问政、

媒体参政、社会议政,使得中国外交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社会压力,维护和巩固中国发展势头和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阻力在加大,中国寻求和平发展的难度在加大。承受压力和化解压力的压力型外交越来越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特征。

范文六:新时期的中国外交及其战略挑战

王逸舟新时期的中国外交及其战略挑战

宣讲家网站报告 发布时间:2010-06-02 08:46

今天我主要介绍一下新时期我国外交和对外战略面对的三大挑战。在讲三大挑战之前,先说一下我们现在面对的全新国际环境。 中国大国外交战略的国际环境

过去几十年,中国就像一个爬山者从山脚登上了半山腰,目前又在从半山腰向山顶攀登。山脚下的中国是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新中国建立之后,经过几十年的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中国现在已成为全球经济、贸易、能源方面真正举足轻重的巨人。中国在这段时间最大的变化就是海外利益不断增加,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影响力与日俱增。我们上一代人的海外利益很少,口袋里的每一块钱中大概只有一两分钱来自于海外收益,即海外合同、出口石油及少量的对外贸易。到我们这一代,中国已经成了全球大国中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我们现在口袋里的每一块钱平均至少有四毛几分钱是来自于海外收益,即来自于成千上万的海外合同及成千上万在国外的钻井队、采油队、各种各样的货轮、油轮等。在过去的短短30年间,中国从全球大国中最封闭的国家一跃变成了全球大国中对外经济依存度或者是经济开放度最高的国家。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也就是说对外贸易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现在比美国、日本、英国这些老牌西方国家还要大。这里有一些数字可以说明中国的这种变化。

比如出国人数。1949年到1979年整整三十年间,我们的出国人次为28万,就是说包括主席、总理、部长和大使合起来一年还不到

1万人次。现在的情况则大不相同了,仅2008年一年我们出去旅游的就达4000万人次。如果加上打工的、留学的、经商的,一年总共有5000万人次。从一年不到1万人次到现在一年5000万人次,这个数字真的是非常惊人。过去出国都是因公出差,一年1万个出国人数中可能九千九百个都是出公差。现在一年5000万人次,虽然出公差的人比过去多多了,但与因私出国的人数相比仍然是小巫见大巫。5000万人中99%都是因私出去的,这说明普通百姓越来越多地从国家开放、从中国和世界的新关系中获益了。

再比如留学生。现在中国的留学生已经占到了全球的七分之一,即每七个留学生中就有一个来自中国大陆,如果加上港澳台地区的,比例还要高。有人说中国人口本来就占全球人口的五分之一,留学生多也是很自然的。我认为这观点不具有历史的眼光,尤其不符合中国国情,因为一百年前中国人口在全球人口中也占了大约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但那时一年出去也就几十个人。1909年,当时的晚清政府把对外赔款的一部分截下来,建立了第一个正式派遣出国留学的机构,让中国派学生到欧美去学技术,这是中国留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因为那是中国人留学梦的开始。第二个里程碑就是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刚建立,要加快人才培养,当时中苏关系比较好,我们利用双边的协定派了一批学生到东欧、罗马尼亚、波兰、苏联,但十几年间派出了不到2万人,平均每年1000多人。第三个里程碑是2008年。2008年是中国教育实现新跃进的一年。教育部统计的留学人数是一年12.8万人。改革开放30年我们派出了至少有150万留学生到全球

近200个国家留学。可见,留学生是我们外出大军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现在不只是靠国内的几千所大学、几万所中小学和职业学校来培养人才,我们还利用全球最好的资源在为自己培养人才,全球的教育资源越来越多地为中国的发展服务。这是新时期中国人大踏步走出去的一个重要原因。

再比如旅游。旅游与我们许多人都密切相关,我们家里可能没有留学生,但许多人可能都出去旅游过。有人说旅游是天经地义的事,只要有假期,谁都愿意。我说这也不是历史眼光,因为过去在中国人生活中压根就没有旅游这个词。过去每周上六天班,剩下周日顶多睡个懒觉,或在家里洗刷洗刷,加上口袋里也没闲钱。所以,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还说不上有旅游。1994年3月1日我们开始实行每周工作五天半,1997年5月1日国务院正式颁布了每周工作五天的规定,从1997年起我国才正式像世界发达国家或者多数国家一样实行新的工作周,加上五一、十一和春节小长假。这时旅游才开始出现,从周边游、跨省游、港澳游到新马泰游,再到现在的全球游。目前,全球有将近140个国家已经同中国签署了双边旅游协定,中国的旅游大军像旺盛的泉水般涌向世界各个旅游点,各个旅游景点也把中国游客视为他们未来赚钱的一个主要来源。过去,由于中国人没有海外旅游,即便偶尔有人在海外旅游也经常被别人认为是日本人或者韩国人。现在则相反,全世界五大洲、四大洋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中国人,在海外人们甚至把日本人或韩国人当成中国人,这个变化就是最近短短十几年间发生的。虽然我国的单人、单次平均消费还比不上美国、

日本、欧洲的游客,但是中国的团队多、批次大,所以特别受世界各国旅游业者的欢迎。20多年前,人民币在国外用不上,出国的人只能在国内先换一点美元,现在很多国家甚至可以直接使用人民币了,而且很多地方要中国人当导游,要印制中文说明书和各种中文标牌、标识,以吸引中国游客。中国游客数量像井喷般增长,预计到2020年,单是中国大陆每年向全球输出的游客就要超过1.2亿人。现在我们是世界上前四位的旅游大国,再过几年中国就能发展成第一旅游大国。

再看出国务工。1990年中国人开始批量出国,那一年中国出去了5万人。现在我们一年将近100万劳工走出国门到全世界打工。现在,中国的油轮、货轮、商轮是全世界最繁忙及数量增长最快的,外轮中很多船员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是我们的转业退伍军人和经过短期训练就到外轮上去的农民工。现在全世界外轮上最多的外籍船员是中国大陆的,有18万多人。中国劳动力物美价廉,特别受欢迎。1987年,我第一次去苏联,一方面看到红场等宏伟壮观的建筑,让人感到苏联那种超级大国的气势,另一方面在红场边上的菜市场蔬菜品种之单调、存放时间之久,又让人觉得倒胃口,黄瓜、西红柿上面都盖上了一层土。苏联的建筑是全世界最宏伟的,地铁、航空器、破冰船、原子能电站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可为什么大半个世纪解决不了民生问题呢?这让我感到极其困惑。特别是蔬菜问题,一直到1987年,苏联老百姓的蔬菜供应总是不够,几十年品种总是那么单调。现在,多数俄罗斯居民已能够吃上像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吃的青菜、水果了。全

俄境内70%的蔬菜、瓜果是由来自中国苏北、温州、黑龙江等地的农民,在俄罗斯很偏僻、很寒冷的不毛之地上利用大棚、地热没日没夜种出来的。这些农民不仅自己发了财,同时也解决了俄罗斯大半个世纪没有解决的蔬菜供应问题。

在埃及、约旦、阿联酋有个词叫外劳,就是外国劳工。这些石油生产国自己的劳力不够,要输入一些外国劳工。过去,埃及、菲律宾、土耳其的外劳很多,现在三个新的外劳来源是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所以,在世界最高的迪拜塔下面到处可以见到戴着工程帽、穿着工程人员制服工作的中国工程师和劳工。虽然他们一个月三四千美元的工资,但是他们很珍惜,他们的劳动纪律、干劲、工作质量堪称一流。说起中国的海外劳工现象,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过去非洲是印度商人的天下,印度在非洲拥有最大的市场,而新世纪短短的十年时间里,中国的小商品和中国商人雨后春笋般涌现,很快就把过去印度人拥有的地盘给占领了,那里人民的衣食住行大部分来源于中国大陆。更有趣的是,拉丁美洲有一位地方领导说,中国的工程师太厉害了,竟然从他们手里把一些废弃不用的矿井买去,没几年功夫这个废井的产值就比当初最高产值还高。拉丁美洲的领导感到很纳闷,为什么中国工程师能创造这样的奇迹?类似的事例不计其数。可见,正是这些普普通通的海外劳工创造了中国今天的形象和财富,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新风景。我国现在海外的华人、华侨、留学生超过了6000万,每年还要出去几千万的游客,现在持有中国护照的海外中国人超过500万,这都是全世界数量最大的。所以,我国的外交部门非常繁

忙,每天要处理成千上万件事情。现在领事保护部门从一个处室扩大为一个跨司局的联系、协调中心。因此,外交部门提出“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口号,这不是外交部长个人脑子聪明想出来的,现实就是这样,外交部必须把大量的精力、主要的业务用于服务这个群体。 再看商务部,商务部是管对外贸易的。最近,商务部在制订十二五规划,计划在十二五期间向全世界布点投资,可能是几百亿的规模,充分显示出一个世界大国的气象。

军队也是如此。从1997年开始到现在的十多年间,中国军队发展经历了一个黄金时代。从改革开放初到上世纪90年代初,为了保民生、促发展和整个经济的恢复,军费一下子降下来了。上世纪80年代,军人待遇很差,招兵一度困难,只能到最贫困的农村地区招兵。现在不同了,这几年部队薪水提高很快。有个将军说,现在我国军队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这个发展机遇就是我国的利益走出去了,我国的军队保护力度也要走出去,从传统上的守土有责、内线作战、本土防御的军队变成一个面向大海、面向外洋、面向全球、面向太空的大国远投力量。

所有这一切说明,一个全新的世界级大国的形象开始出现,中国为人类、为这个星球作出更大贡献的梦想开始初现端倪了。不过,在那众多令人鼓舞的现象背后,我们还要有更多的忧患意识,因为山爬得越高,一旦摔倒,可能摔得更重,爬得越高风景越美,也可能更加孤寂、寒冷。现在中国就恰巧处在高山,风景更加壮美,同时又是高处不胜寒的双重境地。所以,今天我要重点讲三大挑战。为什么要讲

挑战而不讲成就呢?古人讲得好,“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如果老讲成绩、讲盛世,可能进步就到头了,反之,保持一种忧患意识,中国才能进步,才能站得更高、更稳。

中国外交战略面临的三大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经济领域中的发展的危机,第二个挑战是在安全领域中的安全难题,第三个挑战是国际领域中的国际压力。这三个角度好比一个物体的三个面,立体地呈现出中国新时期可能面对的不同挑战。

第一,经济领域中的发展的危机。

简单地说,发展的危机是指过去曾经让中国富强和发展起来的要素正在变得枯竭,越来越多的不利因素正在成为中国新时期前进道路上的麻烦和障碍。如果对这些问题处理不当,中国的发展就会走向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所以,危机也可以说是一个十字路口,要么开辟新路,要么走进死胡同。现在,我就几个最主要的发展的危机做一下简要介绍。

在新时期新的画面中,我们的海外安全问题在日益凸现,包括海上通道安全、人身财产安全问题在日益加剧。据悉,现在有关部门一天所接到的海外遇险事件比过去一年都多,而且多数是没法处理的,包括不久前发生的轮船被劫持事件。我们几十个船员被勒索,最后还是通过当地的长老作为中介把赎金交了,才把人放出来。虽然我们的

海军开始去护航,但因为海盗都是在暗处,伪装成普通的渔船、货船,碰到海军时他们全都不露武器,碰到货轮、油轮和商船时他们才下手,而且多半在夜幕中下手。比如,不久前被劫的那艘四万吨青岛远洋货轮,当我们的护航编队赶到时,海盗早就把人劫走了,把船也运到索马里内地去了。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外交部门去谈判、交赎金。不只是对中国如此,对几乎所有的国家包括大国都是这样。印度一天就被劫20多艘船,基本上十有九个要交赎金。所以,现在中国油轮、货轮、商轮较快增长的同时,我们被劫持的数量也越来越多。再比如,在非洲的某个石油工地,我们十几个工人深夜遭到一伙蒙面枪匪的洗劫,现在都不知道凶手是谁。我们在西班牙的一个鞋城本来非常红火兴旺,可是一夜之间整个鞋城被人一把火焚烧掉,数亿美元的财产化为灰烬。2009年底,在俄罗斯最大的一个被当地人称为“一只蚂蚁”的批发市场,当地警察和海关部门及特种部队两天时间把中国的货物全给查收了,40多亿美元的物品大部分到现在还要不回来。此外,很多商人在国外被抢劫,甚至遇到恐怖袭击和爆炸,虽然这些恐怖袭击和爆炸可能不是冲着中国人来的,可是农贸市场、菜市场、学校到处都有中国人,那里出事中国人也不得不跟着倒霉。所以,现在外交领事保护部门最头痛就是人身安全,包括财产货物的保障问题。还有我们的海洋通道安全问题,我们很多能源、物资都需要通过海洋从海外运输回来,而一旦海洋通道被切断,就势必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重大的打击。就是说,对外经济依赖越高,经济的脆弱性就越大。

比如说石油。过去中国的石油是绰绰有余的,不仅满足了我们自己的消费,而且还有很大一部分可出口。过去我们千方百计地产油,出口赚外汇。现在不行了,1993年起中国就从一个石油输出国变成石油进口国。2009年,我们消费的全部石油中每100桶就有51桶靠进口,过半的油都要从外国运来。可想而知,如果外国的油供不上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现在进口石油的一些国家多半有政治上的动荡、战乱等。我们进口石油的前十位国家中就有六个未来有可能出事的,最典型的就是伊拉克。过去,伊拉克与中国做了很多石油买卖,可是当萨达姆一下台,政府签的所有的合同都作废了,我们的70亿美元的石油交易都打水漂了。现在的风险更大,因为伊朗早就取代了伊拉克成为中国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之一,仅次于沙特阿拉伯,我们百分之十几的石油消费都要从伊朗进口,而伊朗是当今世界最容易发生战争、出现政治动荡和巨大风险的地方,一旦出了事情,对当地老百姓及其周边地区是一个巨大灾难,对我们来说至少意味着几百亿、甚至上千亿的合同作废或者搁臵。虽然伊朗大使说中国未来有多大的石油缺口他们都能填补上,这从技术上讲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安全性谁也不能保证。如果以色列或者美国人对伊朗动手会出现什么情况?最简单的情况就是整个波斯湾一片火海,原先世界上这个最繁忙的石油运输线立马中断,包括中国大陆以及香港、台湾乃至日本、韩国的这些繁忙的油轮、货轮立马就得转向到南非的好望角,或者从大洋彼岸的巴拿马运河重新把油运过来。那样的话,不仅时间会大大延长,而且成本没法控制、没法预期。

如果中国是很小的国家,如果中国今天对外依存度很低,进口石油很少,估计这种影响不大。可是,现在中国是全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大国,是全球第二位的经济体,中国的石油进口占总消费的一半以上,而且这个比重过几年会上升到60%,一旦主要石油来源地和主要运输通道出了问题,这个后果会多么严重,这是中国经济面对的新的危机的一个含义。

铁矿石也是这样。现在中国的铁矿石进口的比重高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程度。现在中国占了全球粗钢生产的47%,就是将近一半的钢铁生产在中国,可是钢铁生产的原料早已不够了,大体上每消费三吨铁矿石有两吨需要进口。所以,中国越来越依赖澳大利亚和巴西的铁矿石,这是中国一个巨大的软肋,也是中央不得不推进科学发展观的一个主要原因。科学发展观可以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不能再靠现有的资源来维系经济的增长。过去中国经济规模不大,发展速度不快,进口有保障,未来这个路是越来越窄了,越来越走不通了,只有靠新能源、新材料、新结构,比如靠原子能、核能、太阳能、风能,甚至是潮汐能等。这次在哥本哈根气侯大会上就有一个教训。过去人们把主要矛头指向美国,因为美国、中国是第一、第二大温室气体和二氧化碳排放大国。美国是发达国家,发达国家责任就大,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所以我们还可以推一推,往后面延一延。但是这次中国却成了众矢之的,世界的各种批评火力指向美国的少了,指责中国的多了。所以,近时期中央高层领导人特别强调,我们不是为了去迁就任何外人,而是为了对子孙后代和自身发展负责,必须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要不然这个发展危机会越来越严重。

第二,在安全领域中的安全难题。

传统安全威胁就是中国是全世界邻国最多的国家之一,而且在联合国海洋法生效之后我们面对的问题会更复杂多样。过去说中国面积960万平方公里,14个邻国,这在过去是对的,但现在已经不全面了。海洋法生效之后,我们必须要有新的国土概念和新的邻国数目概念,以更好地来捍卫我们的权益。现在,中国有126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其中960万平方公里为陆地面积,300万平方公里是海洋国土。这是新时期中国的国土概念,我们的权益不仅仅是在过去的陆地面积,而且现在还包括海洋面积。我们的邻国数量也不一样了,过去由于中国是一个封闭的大国,中国邻国主要是指各个接壤的国家,比如俄罗斯、朝鲜、印度、越南等边界靠在一起的国家有14个。现在这个说法不全面了,因为有一个非接壤邻国的概念,韩国就是一个例子,虽然韩国与我国之间在陆地上隔了一个朝鲜,在海洋上隔了一个黄海,但是现在韩国与中国互为最大贸易伙伴,而且还有核问题、安全问题等更重要的利害关系,所以说韩国是中国的一个非接壤邻国。日本也是中国的邻国,我们叫东面的邻国。日本跟中国没有土地上的接壤,之间隔了一个东海,但有钓鱼岛的主权争端,而且中国和日本互为最大的经贸伙伴,所以日本也是中国最重要的一个非接壤邻国。这些年我们讲上海合作组织、讲东盟,东盟中的多数国家跟中国都属于非接壤邻国。但是,在我们如此多的邻国中有将近一半与中国有主权纠纷。

确切地说,到2010年4月初,中国跟十个国家在主权问题上存在着引爆点,弄不好就要出问题。我们与这十个国家存在着主权纠纷,而且情况不一样,有的是陆地,有的是海洋,有的是大陆架,有的是岛屿,有的是礁石,没有一个方案能够管所有的情况。全世界近200个国家中,只有俄罗斯的邻国数比中国多,联合国193个会员国中没有一个国家有中国这么多的主权纠纷。比如美国一共就两个邻国,一南一北墨西哥、加拿大,一东一西大西洋、太平洋,所以美国从建国之初就没有担心什么主权问题。

中国则完全不同。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主权始终是最令人操心的事情,历史上中国被迫卷入的军事冲突都跟主权、边界的维护有关。比如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场冲突“抗美援朝”,实际上主要是保家卫国,或者更精确地说是守护东北大门之战,防止战火烧过鸭绿江,是为中国新生政权能够站稳脚跟,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次冲突,是1962年中国和印度发生的中印边境战争。为什么打?因为中国和印度没有清晰的边界,双边说不清楚,最后就动手了。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大国占了全球人口的五分之二,但到现在还没有边界。虽然中国和印度之间有一个实际控制线叫麦克马洪线,但那是当年的殖民者印度总督划的,这个线印度不满意,我们更不接受。直到现在,进行了十几轮外交谈判就是谈不下来,而且现在印度认为自己强大,屯兵十万,有高科技武器。印度虽然不想与中国打仗,但是也决不想把应属于中国的这九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归还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场冲突是1969年中国和当时的超级大国苏联在一个边境小岛的冲突。这个冲突引发了全面的紧张、对峙,双方屯兵百万,各自把核武器对准对方。当时我们国家随时准备打大战,全国各行各业深挖洞、广积粮,全国人民都要备战、备荒。所以在我国,只要是中等规模以上城市全都有防空洞等人防工事。虽然中苏没有全面的战争,但是第三场世界大战的阴影在当时却越来越重,压得两国人民喘不过气来。俄罗斯人说,当时他们比我们更紧张,因为他们害怕中国人像蝗虫般把他们远东西伯利亚地区吞没了,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先进的核武器把中国的所有战略目标摧毁。所以,主权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并且经常成为直接的导火索。

与三个大国分别交手之后,从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枪声不断在中国的南海响起。在西沙和南沙群岛,我国与东南亚的越南、文莱、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五个国家同时发生主权纠纷,而且地段都不一样。有的是在陆地边界,有的在岛屿,有的在北部湾,所以,就有了1974年的炮战、1979年的陆地战争、1988年的海战等。一直到去年上半年,新闻媒体像《环球时报》、《新京报》等还以大标题“南海风云集”报道过隶属于中国的南海、南中国海的那一带水域上某些国家在蚕食我们的主权,比如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等都挑起了蚕食中国海洋权益的行动。中国也不含糊,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有力措施,维护了国家的主权。

虽然进入新世纪后大家都很克制,但历史遗留的争端还在。最近几年,东海又冒出了一些问题,特别是中国和日本围绕着东海划界和

钓鱼岛的归属问题曾经一度关系紧张。现在问题缓和了许多,所以胡锦涛主席指出东海要成为和平之海、合作之海、友谊之海。最近日本新首相鸠山说很赞赏胡主席的话,希望中日关系像德法关系一样。因为德国和法国在历史上曾经是一对冤家,打了很多仗,现在德国、法国是新欧洲的火车头,他们叫“双引擎”,就是一个火车,一前一后两个引擎车头,把整个欧洲推向前进。日本首相用这个例子说明中国和日本要不计前嫌,要面向未来,成为亚洲这个列车前行的双火车头。虽然现在日本政治领导人有这个表态,其外交部门也希望对华友好,但是日本社会,尤其是日本的右翼、日本的民众对中国的怀疑还是根深蒂固的。而且东海划界、钓鱼岛纷争还没有最终解决,不知道将来什么时候再出问题。此外,现在韩国和朝鲜对我们也有心结。韩国一些运动员在中国开亚洲运动会的时候竟然在领奖台上打出一个标语叫“还我白头山”,他们说的白头山就是我们的长白山。

总之,中国是全世界邻国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面对的主权纠纷也格外错综复杂,是全世界最复杂的一个,所以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对我们的最大挑战。但是这个捍卫不像某些作者、某些媒体讲得那么简单。去年一本叫《中国不高兴》的书说中国现在之所以存在主权问题,是因为我们没有强大的军事,等到中国有了航母等杀手锏之后,一切问题都不在话下。这是一种偏见。当然,军力是必要条件,但决不是充分条件。美国强大,航空母舰也多,军费也高,全世界前十位国家捆在一块没有美国厉害,可是美国人为什么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却栽了那么大的跟头?用他们自己的说法,叫“陷入泥潭”。因此,

不是军事强大就能战胜一切,很多时候还要通过外交、法律、对话等和平方式解决。

中国作为一个承诺和平崛起、主张和谐世界的大国,解决主权纠纷一定不会按照帝国主义的方式,这就是困难所在。既不能丧失主权,也不能简单地夺回来,所以势必使得中国未来处理主权边界等传统安全问题变得非常棘手、漫长、复杂。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联合国海洋法生效后中国捍卫主权权益的任务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全世界都在往外扩张自己的领海。这是新一轮的圈地运动,就是大家要把自己的领海、大陆架、经济区往大洋推,这个推的过程势必造成越来越多纠纷,而中国就是纠纷中面对的麻烦最多的,所以我们未来如何处理好这个挑战,是一个极其艰难而复杂的任务。

再就是非传统安全威胁。非传统安全威胁是特指那些在战场上无法决出胜负的安全挑战,不是靠军事手段就能应对的那些危险,是敌人来无影、去无踪的这些麻烦。中国面对的三种非传统安全威胁都有这个特点。

首先是恶性传染病,即恶性的大病魔蔓延,我们叫非传统安全威胁。比如SARS和甲型流感。2003年,没有任何外敌入侵,中美关系没有任何紧张对峙,但是整个北京城一时间好像是一座空城、死城,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全都被打乱了。这就不是传统敌人和传统威胁所造成的,而是一种特殊的病原体造成的。这种病毒来无影去无踪,现在都不知道当时死去的几百人到底是何原因带走了他们。很多人过去很健康,从来没有任何毛病,但是最后却突然消失了,消失的原因也

众说纷纭。有人说是从一种小动物身上传染的,有的说可能是美军实验室释放的一种特殊病菌,还有人怀疑可能是外星人通过陨石带来的,每一种说法都缺少足够的科学依据,因此决策者不敢对任何一种百分百排除。这就是非传统安全威胁与传统安全威胁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说,非传统安全威胁造成了最大的伤害,但是人们却找不到威胁自己的敌人。非传统威胁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可我们却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又是怎样走的。美国人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说在“9〃11”后他们发现美军攻打恐怖主义时经常是大炮轰蚊子,全都打上了却使不上劲。这也是非传统安全的一个特点,这是一种很特殊的新的挑战。

再比如金融海啸。这次发生在美国的次贷危机,引起了全球金融业的大动荡和全球经济的大衰退,这个衰退也是战后60多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它造成了几万亿乃至十几万亿美元的损失,这不亚于一场中等规模的战争造成的直接损失,而且其复杂性在于传统的权力部门、安全部门、情报部门对它没办法,只好眼睁睁看着它发生,最后把大家的财产搭上。中国是全球外汇储备最大的国家,我们2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有三分之一,即8000多亿放在美国由美国财政部或者美国的一些金融巨头代管,这中间不排除有那么一些骗子给我们下套,挖坑要把我们的钱冠冕堂皇地拿去不准备还。说实话,我们买了美国的很多债券,不只是国债,还包括华尔街的一些金融打包产品,不知道将来收益多少,也可能会翻好几倍,也可能血本无归。

美国华尔街有一位曾经最受人爱戴的金融巨头叫麦道夫,过去他的产品就是排几天几夜队都买不上,银行家都要买他的债券,但不久前这个麦道夫被关在纽约的一家监狱里,判了150年,他罪名是用各种名目骗取了全世界近600亿美元,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中国的。这600亿美元现在没办法收回了,很多小国整个国民生产总值都达不到这个数。麦道夫就是通过各种金融衍生产品、基金、债券,天花乱坠地把人套进去的。

当年朱镕基总理曾经有一个特别精彩的内部讲话,大意是说我们中国改革要过三关,从经济角度来看第一关是农业关,第二关是城市关,第三关就是金融关。他说自己唯独对第三关最没把握,最不踏实,因为金融看上去是个好东西,可以使经济变得更加润滑,是个润滑剂,但是也可能让这个机器转的失速,一直转到这个机器零件散了、飞了。这不是某一个人、某一个军队、某一个外交部门所能控制的,是现代经济的一种自然的现象。

美国那么强大,曾几何时美国金融业的发展到了极致,中国还远没有达到美国的水平,但是大家切不可五十步笑百步,现在我们中央银行也在建立自己的次贷,也有可能要出问题,而出的问题可能跟美国的一样。我们没有全球影响,但如果金融业出了问题,那在国内同样是重大损失。这个损失不一定死人,有的时候它以一种非战场流血的方式给整个社会、民族、国家、集体造成巨大损害。

第三,国际领域中的国际压力。

目前,“三股势力”正呈现出危险势头。过去一二十年间,中国安全态势最初是重点防范东部地区的台湾海峡、朝鲜半岛等。这是中国战略打击的重点,是我们安全力量或者我们的军队分布的主要方向。从1996年台海危机开始,中国军队就在做战争准备,有人曾经预测2008年是一个难以跨过去的坎。但是,台海局势现在发生了根本变化,我们在台海方面打起了主动牌,两岸关系变得对我们有利,战争阴影离我们远去了。所以,我们曾经面对的东部的巨大危险现在变小了。虽然危机的根源没有消失,但是可控。估计在未来的五年、十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东部无大战,这是中国安全态势在过去二十年间出现的重大转变。但是在东部的麻烦趋于缓解、危险趋于下降的同时,西部开始出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三股势力”。“三股势力”就是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国际恐怖势力。“三股势力”给中国带来的麻烦正在与日俱增,并已经在我国的西部和边疆多民族居住区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骚乱和人为的社会地震。

在新疆乌鲁木齐的“7〃5”事件中,仅几天时间里数千人拿着大刀追赶无辜群众、砸商店、拿砖头砍人,数百人同时被打死。说实话,中国公众不敢相信这一幕,觉得那是发生在非洲之角,发生在阿富汗,发生在伊拉克的事情。“三股势力”正在中国的领土、中国的境内,特别是中国西部地区蔓延扩大。类似达赖、热比娅这些反动头目只不过是跳梁小丑,但幕后真正牵涉的势力就大多了。

“三股势力”并没有随着“7〃5”事件平息而偃旗息鼓。我们要特别注意问题的复杂性,因为这些麻烦现在还不可预期,加上我们现

在准备还不够,不知道下一步发生什么。另外就是这类敌人不是军队,不是航母,不是飞机大炮,而是一些伪装的宗教人士,是一些表面上的少数人群,是一些说起来无业的青年。如果我们掉以轻心,没有危机意识,让它蔓延下去,就有可能造成大的麻烦。所以,我们要高度重视、提高警惕,不仅要对外部势力铸起铜墙铁壁,而且还要在西部民族团结问题上多做工作。一方面在经济发展上缩小东西部之间的差距,另一方面在教育、科技、文化建设等方面也应当注意东西部发展的平衡。

总之,应对“三股势力”不是单一的军队能解决问题的,这种非传统安全威胁经常来无影去无踪,敌人不是那么明确,甚至军队还往往使不上劲。我们应对“三股势力”要靠综合治理,军队只是最后的防线。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来说还刚刚开始面对,与应对各种各样的主权纠纷等传统安全问题完全不一样。这就是新时期我们面对的又一新的安全威胁,我们需要认真研究,采取切实具体的应对措施。

(报告人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范文七:中国外交大战略的内容与新挑战

中国外交大战略的内容与新挑战

中国政府一直持开放友好的态度,愿意与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地区和组织在平等互惠,尊重对方核心利益等重要基本问题的基础上发展和建立各种友好的外交关系,截止2011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达172个,分布于世界各个大洲。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开展了“亲,诚,惠,容 ”的周边外交政策,继续保持和周边国家良好的外交关系,同时也开展了与美国等国家的“新型大国关系 ”进一步深化和加强与美国等国家的大国外交战略,并与俄罗斯,巴基斯坦等国家继承和发展老一辈领导人建立起来的传统友好外交关系。

2014年以来,中国先后举办亚信峰会和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中国政府都充分展示了积极友好的外交姿态来迎接各个国家的发展和合作。2015年中国将在北京隆重举行阅兵仪式,同时会邀请外国领导人参加,充分展示了中国的外交姿态和信心。

第一个压力,来自国内迅速上升的民·族·主·义。对于政治领导人来说,它是一柄“双刃剑”:如果调度得当,将成为团结社会、建设现代国家、加强国防建设、抵御外部压力、争取国际话语权和核心角色的源泉;反之,它可能迫使决策部门在有争议的所有国际争端和事态上采取强硬立场,从而失去国际战略运筹所需的回旋余地。让强大起来的中国保持持续的、旺盛的民族精神,同时坚守谦虚谨慎、开放学

习的态度,不是一件容易平衡的事情。

第二个难关,是在全球新一轮“蓝色圈地运动”的背景下,处置棘手的海洋主权纠纷。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20世纪90年代的生效,带来强烈的冲击波。中国所在西太平洋区域,包括了数量繁多、情况复杂的海洋纠纷。单是中国与周边海洋邻国,就存在八个分歧点,其中一部分处于激化或僵持状态。另一方面,国内民众和诸多媒体,在综合国力强盛的背景下,对各种“挑衅方”越来越难以忍受,要求政府和军方采取手段予以惩罚、收复失地。这是一种大考:新领导人能否在内外严峻压力下,显示力量和智慧,在捍卫自身权益、安抚国内公众的同时,为各种国际海洋纠纷提供中国式方案或启迪?

第三个挑战:如何对待美国“重返亚洲”和“战略再平衡”等态势,使之不至成为中华民族伟大梦想实现的“绊脚石”。美国那一头,对华方针存在明显的两面性、摇摆性:当中国崛起壮大到一定程度时,特别是高边疆、高科技取得重大进展时,美国人的疑虑和防范就会增加;但今天的中国又不同于当年的苏联,中美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和社会民间交往远比美苏关系深厚,加上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机遇与治理难题,也给中美关系增加了互需互利的内涵。这是美国对华政策难以定型的重要理由。

第四个挑战:如何妥善应对分·离·主·义势力在中国边疆民族区域的蔓延,同时巧妙处理相关的国际压力。这与中国国内复杂的民族矛盾有关,也同国际范围正在激化的民族宗教矛盾相联系。从世界各国

特别是新兴大国的情况比较而言,处置这类纠纷及诱发的国际矛盾,是一个棘手任务,弄不好就造成动荡不定的内外恶果,乃至打乱原有战略日程、延缓强国富民的步伐。须承认,这些年来内地与边疆民族区域的差距在扩大,加上冷战结束以来周边区域“三股势力”的外溢,高层处理问题的难度在增加。

从国际战略角度观察,第五个挑战来自中国日益增长的能源对外依赖。现今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基地,也是工业化、城镇化发展速度最快的大国,能耗快速上升难以避免,而中国自身化石能源储量和产量只能满足这种巨大能耗的一部分,新能源增长虽快但比重仍小,缺口不得不依赖从外部进口。如何保障这种不断上升的能源需求,在国内节能降耗、调整产业布局,在对外战略和布局上做出调适,对威胁能源通道和供应的外部不测事态做好预案,成为新的难题。

第六个大的挑战,是提高政府的公信力。现在国内普遍觉得政府对外交涉时太软,国外却广泛认为中国变得强硬;中国百姓感觉幸福感不强、对于分配不公有诸多抱怨,而外国多认为中国人钱多到用不完、却在国际范围“搭便车”。这种不断扩大的认知反差,对决策方向构成对冲性压力。不管有多少偏激的成分,社会情绪及怨言的增多,要求中国政府加快解决收入差距、遏·制·腐·败和推进政改。国外方面的原因不可一概而论:有的是因为嫉妒和担心中国的强大,有的是缘于不了解中国的实情,有的是由于中国外宣存在问题,有的缘自国内规章不合国际规范。同理,克服或缓解这种认知误区,乃紧迫而严峻的使命。

最后一个挑战,是如何确定自身在全球高地上的方位,维护不断增长并国际化的国家利益,根据国内外需求承担更大的全球责任。与一般国家不同,中国如此巨大规模、市场以及独特而成系统的文化传统,很容易使各级政府不自觉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解决当下迫切的国内事务上。与许多新兴大国不一样,中国的社会制度及政治文化同欧美主宰下的国际体系存在差异和摩擦,中国缺乏在“异样”的环境中提供导向的经验和技术。中国现在有了不断增多的全球利害关系,但全球政治角色(包括提供的政治价值)不太明晰,全球安全目标和策略不太连贯。不解决好这些问题,中国将停留在单向度全球大国的层次。

范文八:论新时期的中国外交及其战略挑战

论新时期的中国外交及其战略挑战

改革开放使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就要求中国外交在更为广阔的国际战略框架中谋划和布局。

从国际看,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加复杂,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是我们也要清醒的认识到,世界依然很不安宁,国际环境依旧动荡不安。 30年来,中国既高度珍惜并维护独立自主权利,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始终站在国际大局与国内大局相互联系的战略高度,审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思考和制定中国的外交战略。基于这样的国内国际环境,我们的外交也应该在站在历史的新的起点上。

中国外交的新特点是: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的发展道路是一条和平发展道路,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这是新时期中国外交最大的特点;“执政为民”、“外交为民”的外交工作指导思想更加明确,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的一个显著特点;“把握处理国际事务的主动权”,中国外交更加主动、更加灵活、更加适应时代的发展和需求,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实践中不断发展,这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的又一个特点。

在国际和地区安全方面,当前安全形势总体上仍然保持缓和,虽然目前大国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但因民族、宗教、恐怖主义、核扩散、陆海边界、能源、粮食、互联网纠纷、气候灾害等所引发的问题明显增加,成为考验中国外交应对能力的重大挑战。

在这些背景下,中国成功抵御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量进一步上升。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政治舞台上也有不俗表现。但是,随着中国地位和影响的迅速增大,各种外部阻力与压力也随之增加。“中国威胁论”不断出现。一些大国对我国明显的战略敌意和恶意中伤,使我国面临更多的麻烦和事端。如近期南海主权争端表面化和复杂化,美国的介入便是重要原因。中国的崛起也引起一些周边国家的疑虑和防范心态,使我国周边环境出现不稳定因素。象钓鱼岛等问题上,与日本等国的争端都呈现加剧之势。而且,随着国际对我国的期待大大上升,这要求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这使我国压力明显加大,我们必须学会平衡。

我国的国力并不算太弱,在当今国际舞台上纵横驰骋的空间很大,更应积极进取,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所以我国一定要正确认识当前国际形势,预测未来的变数,增强忧患意识,调整外交策略,我相信我们祖国会越走越远,越走越好。

范文九:论新时期的中国外交及其战略挑战

论新时期的中国外交及其战略挑战

新中国建立之后,经过几十年的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中国现在已成为全球经济、贸易、能源方面真正举足轻重的巨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影响力与日俱增。这就要求中国外交在更为广阔的国际战略框架中谋划和布局。

从国际看,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加复杂,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是我们也要清醒的认识到,世界依然很不安宁,国际环境依旧动荡不安。古人讲得好,“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如果老讲成绩、讲盛世,可能进步就到头了,反之,保持一种忧患意识,中国才能进步,才能站得更高、更稳。

现今中国外交战略面临着三大挑战。第一个挑战是经济领域中的发展的危机,第二个挑战是在安全领域中的安全难题,第三个挑战是国际领域中的国际压力。这三个角度好比一个物体的三个面,立体地呈现出中国新时期可能面对的不同挑战。

第一,经济领域中的发展的危机。

简单地说,发展的危机是指过去曾经让中国富强和发展起来的要素正在变得枯竭,越来越多的不利因素正在成为中国新时期前进道路上的麻烦和障碍。在新时期新的画面中,我们的海外安全问题在日益凸现,包括海上通道安全、人身财产安全问题在日益加剧。另外,我们的能源资源依赖问题,比如石油、铁矿石,这是中国一个巨大的软肋。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新能源、新材料、新结构,要不然这个发展危机会越来越严重。

第二,在安全领域中的安全难题。

中国是全世界邻国最多的国家之一,在我们如此多的邻国中有将近一半与中国有主权纠纷,我们的权益不仅仅是在过去的陆地面积,而且现在还包括海洋面积。中国作为一个承诺和平崛起、主张和谐世界的大国,解决主权纠纷一定不会按照帝国主义的方式,这就是困难所在。既不能丧失主权,也不能简单地夺回来,所以势必使得中国未来处理主权边界等传统安全问题变得非常棘手、漫长、复杂。

第三,国际领域中的国际压力。

目前,“三股势力”正呈现出危险势头。“三股势力”就是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国际恐怖势力。“三股势力”给中国带来的麻烦正在与日俱增,并已经在我国的西部和边疆多民族居住区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骚乱和人为的社会地震。

挑战可以说是一个十字路口,要么开辟新路,要么走进死胡同。我国的国力并不算太弱,在当今国际舞台上纵横驰骋的空间很大,更应积极进取,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所以我国一

定要正确认识当前国际形势,预测未来的变数,增强忧患意识,调整外交策略,我相信我们祖国会越走越远,越走越好。

范文十:特朗普的“推特外交”:中国对外传播面临的新挑战

2100万!――这是截止到2017年1月20日(总统就职当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推特账号上的粉丝数量。这个数字,差不多仅是上一任总统奥巴马8100万推特粉丝的四分之一。虽然比号称是“第一个新媒体总统”的奥巴马晚两年进入推特空间,又没有专门的新媒体团队来负责运营总统的个人账号,特朗普却以3.4万多条推特短信留言(平均每天12条短信的频率),遥遥领先于奥巴马的1.5万条。而且,在过去一年中,这3.4万条留言中的很多只言片语,以其离经叛道的政策立场、不假思索的语言风格、咄咄逼人的人身攻击、自恋癫狂的独行个性,在美国国内和国际上掀起了一阵阵轩然大波。

  特朗普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无疑在多个层面颠覆了美国政治传统中曾经被奉为神明和信条的惯例规矩。而他利用网络社交媒体,在第一时间、第一现场、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和美国第一决策者的身份,实时介入美国外交政策从制定、讨论到实施的做法,将不仅是美国国务院需要调整面对的新现实,也是摆在中国传播学者与外交决策者面前的重大课题。

  特朗普不仅仅是一个毫无从政和公共服务经验的政治素人,更是一个自信爆棚、一意孤行、熟悉大众心理和现代媒体运作窍门的亿万富翁。他势必成为重塑“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秩序的“总设计师”和“首席执行官”。而所有这些,都可能在那一条条140个字母以内的推特短信中显露端倪,进而大行其道。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特朗普把推特这一社交短信媒体的新闻传播功能和舆论塑造潜质发挥到了极致,而且赋予它更深层的政治动员和媒体管理的新功效。在美国主流媒体几乎是一边倒地攻击、揭丑、嘲笑特朗普的时候,特朗普找到了一个既符合自身语言和性格特点,又能在最快时间内澄清不实之辞、煽动追随者情绪,并最终实现反守为攻的发声平台。

  首先,当然是推特的短平快。就像中国大众熟悉的微信公众号一样,推特可以通过手机录入的方式,实现即时发送和与粉丝的互动沟通。然而,要想在140个英文字母内,把错综复杂的外交政策议题翻译成可以视觉化的、大众化的动感语言,却并不容易。在短短一两句话内,既要有叙述性的开场,又要有情感性的煽动,还要带上个性化的符号。这对于专业的传播专家来说,都是非常有挑战性的工作。而特朗普却显得驾轻就熟,而且乐此不疲,每天坚持发十几条,一发就是八年。

  看看下面几个例子。去年12月25日,美国在联合国一项谴责以色列定居点扩建的决议上,放弃了否决权,而改投了弃权票。一直坚定不移支持以色列立场的特朗普,在几小时之内马上在推特上予以还击,“昨天以色列在联合国的巨大损失将使未来的和平谈判更加艰难。太坏了,但是我们最终能够把这个难题解决掉!”短短一句话,既有新闻报道,又有个人立场和判断以及情绪的表露,最后还不忘了给追随者打气加油,着眼未来。

  其次,特朗普在推特帐号上面对的是他的忠实粉丝群。这是一个构成相对稳定、立场大致相同,而且惟特朗普马首是瞻的同质群体。特朗普在粉丝的拥戴下,很快就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形成冲关夺隘的巨浪。平均而言,特朗普的每个推特,都会被他的粉丝们瞬间推送上万次,形成舆论场里的“水波效应”。2016年底在特朗普粉丝群中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有高达92%的特朗普粉丝根本不看其他的传统主流媒体,即便偶尔读一读(《纽约时报》)或者看一看(CNN),也绝对不会相信这些媒体上的说法。这些人对于特朗普类似宗教领袖式的追捧,无疑给特朗普营造了一个随心所欲、信口开河的舞台和环境。特朗普把美国的政坛和严肃的政治讨论,变成了他个人品牌最大化的真人秀。很多时候,从他的推特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特朗普被他自己的“伟大和睿智”所深深感动。以去年当选后与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的通话为例,不明就里的特朗普在事后为自己的做法撇清,连发几个推特,在粉丝中寻求共识与理解。“真有趣:为什么美国可以向台湾出售数十亿美元的武器装备,而我却不能接一个祝贺电话。”这个恰恰暴露出特朗普不明就里的推特,却立即获得了各路粉丝们的赞赏支持,被推送近四万次,获得了12万次点赞。

  最后,通过推特的平台,特朗普刻意绕过了对他充满敌意的传统主流媒体,绕过了这些新闻守门人和议题设置者,自己成为了身兼数职的多面手:既是新闻的主角,又是新闻的制造者和发布者,同时还是新闻的评论者。特朗普从宣布参选,到获得共和党提名,直到最终赢得总统之位,美国传统主流媒体的地位在政治议题的设定和影响上变得越来越边缘化,角色也变得越来越尴尬。比如说,在当选总统以后,所有重要的阁员提名和政策立场公布,特朗普都是通过推特或者在公众集会上,向全世界同时宣布的。几乎所有媒体都被剥夺了“独家”“突发”这些新闻标签;因为任何人,只要你有个推特帐号,都可以在第一时间内获得特朗普总统的最新留言和现场图像。特朗普这一无心插柳所形成的“饥饿营销”方式,从反向助推了自己推特帐号一言九鼎的影响力。无论多么简短,只要特朗普的新推特一出,各路媒体都是立即插播报道,开始专家解读;接着是特朗普就专家解读的推特反馈,然后又是媒体上关于特朗普解读的解读。

  关于特朗普利用推特达成自己政治目的的巧妙手法,还可以总结出很多。篇幅所限,此处不便展开。但是有一点,几乎是可以顺理成章地推导出来的:特朗普可以靠推特“打天下”,但绝对不可以、也不可能通过推特来“治天下”。美国各种国内政治议题是如此,涉及美国外交政策方面的敏感议题,就更是不言而喻了。

  政治与外交,并非儿戏。为了短平快,为了博眼球,候选人特朗普可以出尔反尔、朝秦暮楚;但是,一旦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最高决策者,那将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美国著名的政治评论刊物《大西洋月刊》,根据特朗普关于重大外交议题的过往推特发言,列选了特朗普前后自相矛盾的七大政策立场清单,包括伊朗核协议、全球气候变化、核武库控制、应对伊斯兰国、北约合作伙伴关系、美俄关系等等。现在,特朗普正式当选总统,不仅全世界的美国观察者们提心吊胆地关注着特朗普的推特帐号(比如,韩国政府就任命了专职工作人员,来随时跟踪监看特朗普的推特更新),美国的外交决策圈里,也都心惊胆颤地盯着特朗普手中的职能手机,不知道他下一步将要发布什么惊世骇俗的三句话留言。就连平时并不太关心外交事务的美国老百姓,也对于这个经常凌晨三点还在推特上跟人唇枪舌剑的新任总统,心怀忌惮和不安。去年年底《华尔街日报》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69%的美国人不同意特朗普利用推特来随时随地评论各种政策议题的习惯。更有技术专家建议:特朗普的推特帐户需要特别的留言预审功能,免得这个帐号被不法分子盗用,或者防止特朗普一些不假思索的留言引发不可估量的外交后果。

  关于特朗普的推特瘾,在美国的政治传播圈里有两种水火不容的评价:一种认为他是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与民意整合的大师,他所暴露出的缺点和不足,恰恰是社交媒体时代的“时代病”;他是一场新传播革命的引领者、弄潮儿和战略级沟通专家。另一派观点则是一点不留情面:特朗普在推特上的习惯和做法,属于精神病专家称之为“强迫书写症”的一种,其语言夹带着强烈的自恋狂和暴力�A向。他不厌其烦地对自我成就能力的吹嘘,对于竞争对手的恶意人身攻击,对于任何反对意见睚眦必报的逼人态势,恰恰反映出他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

  自二战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美国一直是现代世界秩序的领导者、塑造者和积极维护者。在过去的近百年中,美国从来没有以一种现有秩序颠覆者和挑战者的姿态角色出现过。特朗普在总统大选中的胜出,宣布了美国作为现有世界秩序维护者角色的终结。而作为这个秩序终结者的特朗普,将挥动着这把没有把手、锋利异常的推特短剑,在颠覆了美国几百年形成的政治传播传统后,剑指世界。无论是传统的盟国(如德国和日本),还是历来的敌手(如伊朗和朝鲜),都感受到了这股剑风的凌厉和无常。而中国,更是首当其冲。从台湾问题到中国南海,从人民币汇率到贸易逆差,中美之间的较量将不可避免地从谈判桌上延展扩散到社交媒体的公共空间中。随着美国“推特总统”的上台,中美争夺话语权的主战场将势必会转到虚拟网络空间上。我们准备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