匿名王安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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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析】匿名王安忆

【优秀范文】匿名王安忆

范文一:王安忆:如果“存在”《匿名》

“这部小说的写作过程中我常常会有一种恍惚感,这么写下去有没有前途?很多时候我在想,既然已经写了,怎么咬牙也要写下去。这两年零五个月,是我整个写作中间心情最复杂、最跌宕起伏的经历。”长篇小说《匿名》出版后,我在很多场合听到王安忆说类似这样的话。她说:“当一个人出来不断地为自己写的东西做出解释时,可能就说明他对文本本身不自信,我现在就是这种状态。”   从1986年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六九届初中生》开始,这已经是王安忆的第12部长篇作品。像这样的不自信,似乎从来没有出现过。她说自己以往写完一部作品时,比如《长恨歌》、比如《天香》,心里总是很踏实,并怀有几分胜算。唯有这部写好后,却是困惑。“从来没有那么急切地想要听到一些回应。”她同时将作品给了三个地方――《收获》杂志、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及台湾的麦田出版社。在等待答复的过程中,她似乎感觉到出版方不同以往的含糊和迟疑。尤其她的小说过去在台湾出版时,都是由王德威看稿、作序,但这次他没有写序言。不喜欢?还是没看完?王安忆不知道其中的原因,干脆让书“赤裸”着上阵。大陆的版本同样,好像作者自己都很难归纳,于是连小标题也没有写一个。 王安忆与她的著作《匿名》   “你应该要有勇气写一部不好看的东西。”王安忆说,每当她开始怀疑自己,就想起陈思和给她的启示,鼓励她放掉一切细枝末节的写作,不去管读者是否能理解。她一直不赞成把阅读的困难留给读者,但惯常的写作却又让她无法获得满足,“好像和年龄有关,写作本身会向你提出要求”。她想要写一个抽象的故事,关系到时间观、关系到对文明的认识,它不同于过去那些有关日常生活的描绘。“在某种程度上,这背离了我原来的能力,它是超出我的能力以及生活经验,向我性格的局限发出挑战的一个故事。”   故事本身并不复杂,《匿名》讲述的是一个已经退休的老人,在一家公司工作时,莫名地被绑架了。当绑匪意识到自己绑错人后,将他放在荒僻的山峦褶皱中,任他自生自灭。突发的刺激带来了失忆,文明的包袱掉落,他在山中开始了近乎原始的生活,寻求生存的过程几乎是一场进化。直到一场大火逼迫他出逃,他先后到了镇、县,伴随着记忆的逐渐恢复,人也慢慢回归到社会生活,他开始重新接触到语言,不断遭遇人、事,同样是一场进化。而后,在他几近要归复到原本的家庭和生活中时,堕入河中,以死亡收尾。   王安忆最初的灵感来自80年代在妇联信访站的听访:一个大学教师在退休后,参加教委安排的雁荡山旅游时失踪了。她总是对失踪感兴趣,因为觉得失踪的人终究不会凭空消失,一定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可是去哪儿了呢?虽然这失踪事件本身并没有带给她更多的信息和素材,但就像种子一样在心里埋了下来,让她一直想给他找个出路。出路设在哪儿好?括苍山,林窟,九丈,县城,楠溪江。   几年前的一篇散文《括苍山,楠溪江》,以及短篇小说集《众声喧哗》中收录的一篇《林窟》,王安忆记述过这些地方。2012年夏天,她带着母亲茹志娟的笔记,是为寻访其当年与谢晋导演为筹拍电影曾留下的足迹,到了温州永嘉。当时,她只为整理母亲留下的资料,并没有想过要做长篇的材料,但去了之后受到很大的震动。《林窟》中这样描述:“看见很深很远的底下,没见过就想不出,草木会长满山坳,将它填平――在草木底下,有一条极细而浅的印迹,流露出模糊的踪迹。横生的无名的枝条网住了入径,使劲拨开,露出几块石头,断续成山道。试着下去,草木立时埋了脚踝,即刻到膝部,再就齐肩,然后淹没头顶。”   她眼见这一幅荒草丛生的景象,那个在母亲笔记中的林窟,每逢二、七就是上千人会聚的沸腾繁华的集市,当年充满了生命力的自由经济的大本营,荡然无存。途中所遇的人也都告诉她,林窟没有了,这个地名已从行政地图上取消。短短数十年,这听起来有些荒诞。当然,也让这个地方显得更加神秘。“我当时在想,这个地方藏一个人太容易了,不是很高,但是很深很幽闭。而且别觉得它没有生命力,它有一个自给自足、能自圆其说的状态。如果我想把一个人‘拔’出来放在哪儿,就是这儿。”王安忆不想把故事放在一个完全荒野的山中,让失踪者演绎一种类似野外生存挑战的戏码,她需要杂草蔓生中那些生命的、文明的、社会的痕迹,像考古层一样存在于故事中,丰富的层次伴随主人公的退化、进化。林窟,不仅曾经有人生活,且在特定的年代里已经因为市场经济而达到了很高的社会级别,再合适不过。   一个人从他熟悉的环境、已经习惯的生活中被“拔”出来,被放到一个陌生的,和他原来的生活完全不同的地方,这大概才是王安忆书写失踪者的兴趣所在。如此,这个人究竟是如何失踪的,在旅行团里走丢还是怎样,对作者来说其实并不重要。因此,《匿名》并没有选用那个积留在作家心中的大学教师的失踪事件作为原型,而是制造了一场错误的绑架。这原本完全不重要,但王安忆前几年写作的《遍地枭雄》同样是绑架事件,就让很多人认为她对此情有独钟。作家的解释是,她是非常坚实的写实主义,因此寻求合理性。在尝试过很多让主人公离开原来生活的方式后,她认为只有被绑架、被绑错,乃至失忆这种错中错的发生才能让失踪者真正完全地销声匿迹,没有回路可寻。   也正是因为严格地遵循写实主义,王安忆花费了大量的笔墨来铺陈失踪事件中的种种。那些在现实中需要时间的过程,书中占用了很大的篇幅。例如,使主人公被迫离开家的错中错如何发生,随之而来的家人的寻找,他到陌生环境中如何适应、生存,活下来且要活成什么样子。在林窟这个留有一些生存条件的文明的废墟中,他既要有日常的活动,又要受到环境的限制;他要有一些忍受饥饿的能力,不需要太多的食物,所以他必须是个老人;他要失去记忆,因为文明会给他禁忌,禁忌会限制生存的条件,但正是因为他的记忆与文明相关,他又需要一点点逐渐恢复。   在小说的上半部里,作者被此紧紧缠绕,消磨了很大的工夫。“写的时候非常较劲,似乎老是不能到位。”在她自己看来,有些地方因此写得是有些延宕的。“有的时候很矛盾纠结,效率要很快呢,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机会就被错过了,不求效率求机会呢,就要拖沓一点,延宕一些。而这个延宕的过程却没有生出太多的机会。因为我需要解决的问题太多了,如果这些不交代的话,恐怕连我自己都说服不了。我是比较笨的,不是聪明的写作者。聪明的写作者也许用一个关键的情节就把一切问题解决掉了,可是我还是需要一步一步处理各种各样的关系,让他和以前的关系割断,进入另一个入口,到一个和他生活完全不相干的环境里去。”   小说的构建已经超出了日常的逻辑,但她要求一切都发生得非常合理,是在竭尽可能地拉开现实的幅度使作品趋向形而上。在以往的作品中,王安忆也做过一些尝试――《纪实与虚构》、《伤心太平洋》、《乌托邦诗篇》等等,有关抽象的努力,让这些小说看起来更像是没有情节的散文,但它们同样也都依附现实,甚至可以说是以真实的材料作为基底。“以前我很想写的就是生活,生活里隐藏着自身的美学、人际关系,人性里面潜藏的那些美学;这个东西吧,我就觉得它不是具象的,它是写一个在我们表象底下,抽象的存在、抽象的美学,所以很困难的地方就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表象来对应它。”王安忆说,“这个小说对我的难度就是,我想得太多。想了太多以后,我就找不到一个特别合适的表象。尤其我又是比较重视外相的,最好的东西就是表象天生里面就有这样的内涵。”   表现在叙述上,它和通常的小说有着很大差别。“通常的小说叙述,总的来说是转喻式的,就是不断地讲下去,后来怎么样了,又怎么样了。但是这个作品读起来的感觉是,讲了一句话,不接着讲后面的那句,而是讲这句话下面的意思,那个意思又讲出很多想法。从具体到抽象,从事情讲到思想,是一个隐喻的叙述方式。”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认为,《匿名》是在转喻的整体框架下,不断地变成隐喻的方式,以不断地到世界的背后,以及文明的进程里面去。“隐喻的叙述方式其实是适合于诗歌的。你可以想象用诗的叙述方式来写一篇小说吗?用隐喻的叙述方式来写一篇短篇小说,这个是可以的。用写诗的方式来写一篇规模这么大的长篇小说,就有点难以想象了。对于写作来说是一件困难的事,对于阅读来说也是困难的。”   到了小说的下半部,当主人公因为火灾逃离了山野,家人也放弃对他的寻找时,不再有太多的现实问题需要面对、需要作者去合理化,写作变得自由、兴奋起来。王安忆以往从不担心自己写的故事,哪怕单行本出版之前,小说在《收获》上分两期、三期刊出,也绝不会担心读者不去读完。但这次,她很怕读者只读了上半部就匆匆给这本书下了结论,甚至把它当作一部类型小说,而她却将重要的东西几乎都放在了下半部。   畸零人,作者让主人公回到一般社会秩序的途中遇到了很多这样的匿名或者被匿名于社会的角色,他们带有先天的残障,或者混迹在社会规范之外。他们和我们的世界保持着一种奇怪的关系,盘山公路将山体破开,将其生活暴露出来。这种边缘的个体在王安忆的笔下经常出现,用她的话说,他们就像是除不尽的余数,是无法被我们消化的。而恰恰只有这样的在概念之外的人才让她拥有美学的兴趣,她希望在自己作品中和读者分享的就是这种存在的美学。   这些被主流社会忽略的个体很容易让人认为作者的意图就是在对现代文明进行批判,其实远不止于此。书中的主人公从一个秩序进入到另一个秩序中,其实很难确定地说是一种进化还是退化。王安忆形容它为一种螺旋上升的二次进化,她希望主人公重新走一个文明的周期,在上升的过程中,边界或说衔接点应该被模糊掉。其中,主人公溺死在水中的结局就是在完成这个过程,这使他进入螺旋,而没有回到生活的圆圈。“很多人说他死掉很可惜,但我觉得他的死是一个突破,进入永恒。当他入水死亡的时候,我觉得生和死是很模糊的。”在王安忆看来,如何书写死亡无疑是每个作家都在想的事情,生命的过程既让人迷醉,也是一种很大的阻碍。水的流动让它成为一种与时间最为相近的物质,安排主人公死在水中,是希望借用水的时间性,让他被动地进入一种永恒。   虽然王安忆对于《匿名》表露出前所未有的不自信,但这部作品却显而易见地拥有超越以往的抱负。作家企图在自己的作品中呈现出颠覆性的改变,有时不仅仅因为他所关注的问题有所变化,改变的很可能还有他看世界的方法。“这部小说确实是我的一个野心。”王安忆说,小说之所以叫《匿名》,是因为她觉得文字就是名字,就是给事物定义。小说中反复出现一些有关文字的游戏,是非常显眼的明喻,是用文字给这个世界定义。“这个地方那么蛮荒,但其实不知道有多少文明在里面,生出又灭掉,最后就好像留下一个壳。这个壳就是文字、语言。我让他(主人公)失忆,他忘掉的都是些名字,他说不出来,心里似乎有点儿朦朦胧胧。有时候,我们是用名来唤实的。”   在这名与实的表述背后,王安忆想要探讨的核心是存在。她说:“我们都在表达我们认识的存在,但我想要找到一个我们不认识的存在。这种努力其实非常无望,就像是要拔着自己的头发脱离地球。如果这个存在我们已经走到了尽头,再认识也不过如此,那我就企图退回去,如果没有被认识,它会是什么样?”

“这部小说的写作过程中我常常会有一种恍惚感,这么写下去有没有前途?很多时候我在想,既然已经写了,怎么咬牙也要写下去。这两年零五个月,是我整个写作中间心情最复杂、最跌宕起伏的经历。”长篇小说《匿名》出版后,我在很多场合听到王安忆说类似这样的话。她说:“当一个人出来不断地为自己写的东西做出解释时,可能就说明他对文本本身不自信,我现在就是这种状态。”   从1986年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六九届初中生》开始,这已经是王安忆的第12部长篇作品。像这样的不自信,似乎从来没有出现过。她说自己以往写完一部作品时,比如《长恨歌》、比如《天香》,心里总是很踏实,并怀有几分胜算。唯有这部写好后,却是困惑。“从来没有那么急切地想要听到一些回应。”她同时将作品给了三个地方――《收获》杂志、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及台湾的麦田出版社。在等待答复的过程中,她似乎感觉到出版方不同以往的含糊和迟疑。尤其她的小说过去在台湾出版时,都是由王德威看稿、作序,但这次他没有写序言。不喜欢?还是没看完?王安忆不知道其中的原因,干脆让书“赤裸”着上阵。大陆的版本同样,好像作者自己都很难归纳,于是连小标题也没有写一个。 王安忆与她的著作《匿名》   “你应该要有勇气写一部不好看的东西。”王安忆说,每当她开始怀疑自己,就想起陈思和给她的启示,鼓励她放掉一切细枝末节的写作,不去管读者是否能理解。她一直不赞成把阅读的困难留给读者,但惯常的写作却又让她无法获得满足,“好像和年龄有关,写作本身会向你提出要求”。她想要写一个抽象的故事,关系到时间观、关系到对文明的认识,它不同于过去那些有关日常生活的描绘。“在某种程度上,这背离了我原来的能力,它是超出我的能力以及生活经验,向我性格的局限发出挑战的一个故事。”   故事本身并不复杂,《匿名》讲述的是一个已经退休的老人,在一家公司工作时,莫名地被绑架了。当绑匪意识到自己绑错人后,将他放在荒僻的山峦褶皱中,任他自生自灭。突发的刺激带来了失忆,文明的包袱掉落,他在山中开始了近乎原始的生活,寻求生存的过程几乎是一场进化。直到一场大火逼迫他出逃,他先后到了镇、县,伴随着记忆的逐渐恢复,人也慢慢回归到社会生活,他开始重新接触到语言,不断遭遇人、事,同样是一场进化。而后,在他几近要归复到原本的家庭和生活中时,堕入河中,以死亡收尾。   王安忆最初的灵感来自80年代在妇联信访站的听访:一个大学教师在退休后,参加教委安排的雁荡山旅游时失踪了。她总是对失踪感兴趣,因为觉得失踪的人终究不会凭空消失,一定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可是去哪儿了呢?虽然这失踪事件本身并没有带给她更多的信息和素材,但就像种子一样在心里埋了下来,让她一直想给他找个出路。出路设在哪儿好?括苍山,林窟,九丈,县城,楠溪江。   几年前的一篇散文《括苍山,楠溪江》,以及短篇小说集《众声喧哗》中收录的一篇《林窟》,王安忆记述过这些地方。2012年夏天,她带着母亲茹志娟的笔记,是为寻访其当年与谢晋导演为筹拍电影曾留下的足迹,到了温州永嘉。当时,她只为整理母亲留下的资料,并没有想过要做长篇的材料,但去了之后受到很大的震动。《林窟》中这样描述:“看见很深很远的底下,没见过就想不出,草木会长满山坳,将它填平――在草木底下,有一条极细而浅的印迹,流露出模糊的踪迹。横生的无名的枝条网住了入径,使劲拨开,露出几块石头,断续成山道。试着下去,草木立时埋了脚踝,即刻到膝部,再就齐肩,然后淹没头顶。”   她眼见这一幅荒草丛生的景象,那个在母亲笔记中的林窟,每逢二、七就是上千人会聚的沸腾繁华的集市,当年充满了生命力的自由经济的大本营,荡然无存。途中所遇的人也都告诉她,林窟没有了,这个地名已从行政地图上取消。短短数十年,这听起来有些荒诞。当然,也让这个地方显得更加神秘。“我当时在想,这个地方藏一个人太容易了,不是很高,但是很深很幽闭。而且别觉得它没有生命力,它有一个自给自足、能自圆其说的状态。如果我想把一个人‘拔’出来放在哪儿,就是这儿。”王安忆不想把故事放在一个完全荒野的山中,让失踪者演绎一种类似野外生存挑战的戏码,她需要杂草蔓生中那些生命的、文明的、社会的痕迹,像考古层一样存在于故事中,丰富的层次伴随主人公的退化、进化。林窟,不仅曾经有人生活,且在特定的年代里已经因为市场经济而达到了很高的社会级别,再合适不过。   一个人从他熟悉的环境、已经习惯的生活中被“拔”出来,被放到一个陌生的,和他原来的生活完全不同的地方,这大概才是王安忆书写失踪者的兴趣所在。如此,这个人究竟是如何失踪的,在旅行团里走丢还是怎样,对作者来说其实并不重要。因此,《匿名》并没有选用那个积留在作家心中的大学教师的失踪事件作为原型,而是制造了一场错误的绑架。这原本完全不重要,但王安忆前几年写作的《遍地枭雄》同样是绑架事件,就让很多人认为她对此情有独钟。作家的解释是,她是非常坚实的写实主义,因此寻求合理性。在尝试过很多让主人公离开原来生活的方式后,她认为只有被绑架、被绑错,乃至失忆这种错中错的发生才能让失踪者真正完全地销声匿迹,没有回路可寻。   也正是因为严格地遵循写实主义,王安忆花费了大量的笔墨来铺陈失踪事件中的种种。那些在现实中需要时间的过程,书中占用了很大的篇幅。例如,使主人公被迫离开家的错中错如何发生,随之而来的家人的寻找,他到陌生环境中如何适应、生存,活下来且要活成什么样子。在林窟这个留有一些生存条件的文明的废墟中,他既要有日常的活动,又要受到环境的限制;他要有一些忍受饥饿的能力,不需要太多的食物,所以他必须是个老人;他要失去记忆,因为文明会给他禁忌,禁忌会限制生存的条件,但正是因为他的记忆与文明相关,他又需要一点点逐渐恢复。   在小说的上半部里,作者被此紧紧缠绕,消磨了很大的工夫。“写的时候非常较劲,似乎老是不能到位。”在她自己看来,有些地方因此写得是有些延宕的。“有的时候很矛盾纠结,效率要很快呢,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机会就被错过了,不求效率求机会呢,就要拖沓一点,延宕一些。而这个延宕的过程却没有生出太多的机会。因为我需要解决的问题太多了,如果这些不交代的话,恐怕连我自己都说服不了。我是比较笨的,不是聪明的写作者。聪明的写作者也许用一个关键的情节就把一切问题解决掉了,可是我还是需要一步一步处理各种各样的关系,让他和以前的关系割断,进入另一个入口,到一个和他生活完全不相干的环境里去。”   小说的构建已经超出了日常的逻辑,但她要求一切都发生得非常合理,是在竭尽可能地拉开现实的幅度使作品趋向形而上。在以往的作品中,王安忆也做过一些尝试――《纪实与虚构》、《伤心太平洋》、《乌托邦诗篇》等等,有关抽象的努力,让这些小说看起来更像是没有情节的散文,但它们同样也都依附现实,甚至可以说是以真实的材料作为基底。“以前我很想写的就是生活,生活里隐藏着自身的美学、人际关系,人性里面潜藏的那些美学;这个东西吧,我就觉得它不是具象的,它是写一个在我们表象底下,抽象的存在、抽象的美学,所以很困难的地方就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表象来对应它。”王安忆说,“这个小说对我的难度就是,我想得太多。想了太多以后,我就找不到一个特别合适的表象。尤其我又是比较重视外相的,最好的东西就是表象天生里面就有这样的内涵。”   表现在叙述上,它和通常的小说有着很大差别。“通常的小说叙述,总的来说是转喻式的,就是不断地讲下去,后来怎么样了,又怎么样了。但是这个作品读起来的感觉是,讲了一句话,不接着讲后面的那句,而是讲这句话下面的意思,那个意思又讲出很多想法。从具体到抽象,从事情讲到思想,是一个隐喻的叙述方式。”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认为,《匿名》是在转喻的整体框架下,不断地变成隐喻的方式,以不断地到世界的背后,以及文明的进程里面去。“隐喻的叙述方式其实是适合于诗歌的。你可以想象用诗的叙述方式来写一篇小说吗?用隐喻的叙述方式来写一篇短篇小说,这个是可以的。用写诗的方式来写一篇规模这么大的长篇小说,就有点难以想象了。对于写作来说是一件困难的事,对于阅读来说也是困难的。”   到了小说的下半部,当主人公因为火灾逃离了山野,家人也放弃对他的寻找时,不再有太多的现实问题需要面对、需要作者去合理化,写作变得自由、兴奋起来。王安忆以往从不担心自己写的故事,哪怕单行本出版之前,小说在《收获》上分两期、三期刊出,也绝不会担心读者不去读完。但这次,她很怕读者只读了上半部就匆匆给这本书下了结论,甚至把它当作一部类型小说,而她却将重要的东西几乎都放在了下半部。   畸零人,作者让主人公回到一般社会秩序的途中遇到了很多这样的匿名或者被匿名于社会的角色,他们带有先天的残障,或者混迹在社会规范之外。他们和我们的世界保持着一种奇怪的关系,盘山公路将山体破开,将其生活暴露出来。这种边缘的个体在王安忆的笔下经常出现,用她的话说,他们就像是除不尽的余数,是无法被我们消化的。而恰恰只有这样的在概念之外的人才让她拥有美学的兴趣,她希望在自己作品中和读者分享的就是这种存在的美学。   这些被主流社会忽略的个体很容易让人认为作者的意图就是在对现代文明进行批判,其实远不止于此。书中的主人公从一个秩序进入到另一个秩序中,其实很难确定地说是一种进化还是退化。王安忆形容它为一种螺旋上升的二次进化,她希望主人公重新走一个文明的周期,在上升的过程中,边界或说衔接点应该被模糊掉。其中,主人公溺死在水中的结局就是在完成这个过程,这使他进入螺旋,而没有回到生活的圆圈。“很多人说他死掉很可惜,但我觉得他的死是一个突破,进入永恒。当他入水死亡的时候,我觉得生和死是很模糊的。”在王安忆看来,如何书写死亡无疑是每个作家都在想的事情,生命的过程既让人迷醉,也是一种很大的阻碍。水的流动让它成为一种与时间最为相近的物质,安排主人公死在水中,是希望借用水的时间性,让他被动地进入一种永恒。   虽然王安忆对于《匿名》表露出前所未有的不自信,但这部作品却显而易见地拥有超越以往的抱负。作家企图在自己的作品中呈现出颠覆性的改变,有时不仅仅因为他所关注的问题有所变化,改变的很可能还有他看世界的方法。“这部小说确实是我的一个野心。”王安忆说,小说之所以叫《匿名》,是因为她觉得文字就是名字,就是给事物定义。小说中反复出现一些有关文字的游戏,是非常显眼的明喻,是用文字给这个世界定义。“这个地方那么蛮荒,但其实不知道有多少文明在里面,生出又灭掉,最后就好像留下一个壳。这个壳就是文字、语言。我让他(主人公)失忆,他忘掉的都是些名字,他说不出来,心里似乎有点儿朦朦胧胧。有时候,我们是用名来唤实的。”   在这名与实的表述背后,王安忆想要探讨的核心是存在。她说:“我们都在表达我们认识的存在,但我想要找到一个我们不认识的存在。这种努力其实非常无望,就像是要拔着自己的头发脱离地球。如果这个存在我们已经走到了尽头,再认识也不过如此,那我就企图退回去,如果没有被认识,它会是什么样?”

范文二:读王安忆《匿名》有感

读王安忆《匿名》有感

好的作家都是有自尊的,不肯将自己的写作永远置于同一个位点。读王安忆最新长篇《匿名》,深有感于此。

数年前,读她的短篇,说实话并不很喜欢,像是一株繁盛的植物,黏稠在一起,枝叶同忾,根茎相连,对于一个有志于写作的小说学习者来说,她的短篇不容易学。但是特别喜欢她的长篇,第一次读《长恨歌》便为之倾倒。考究的语言,情节婉转推进,酣畅淋漓,字里行间透着斑驳闪烁的光影,有着各种层次分明,厚薄有致的味道,是一张重墨重彩泛黄的老照片。这样一部长篇,放在哪里都和别人有着不同的气息。小说应该是活的。这是我读过两遍这本书后得出的心得。

再后来又读到她的中篇《月色撩人》,惊讶的很:小说可以这样写。这句话是不是很熟悉?被许多大师说过。我想,“小说原来还可以这样写”,这句话是真实的大实话,是被拍到脑回,点了穴后,不由自主的条件反射,譬如,像是医生拿了小锤,你认识那个医生,认识那个锤子,但当出奇不意一锤敲上膝盖某一点,你会瞬间踢直腿,并发出“啊”的叫声。大概类似于这个意思。

几乎每年王安忆都会推出一部有份量的大作。今年读到《匿名》,再次惊讶,从我这样的学习者来看,王安忆的每次出手都招式不同,脱出预想。在前几天从北京开研讨会回来的路上,听胡学文老师讲,王安忆极少出门,很少参加各种活动,她总是在不停的写作中。有的作家闷在一个地方可能会废掉,而有的作家,给他空间给他安静,就会持续不断爆发出写作的高点。王安忆是后者。

《匿名》讲述一个老年人,从城市中被误绑架,扔到山里,一个隔绝于“文明”的地方,这个人从惊恐,继而失忆,经历了人生颠覆性的巨变。就好似人人生活在一个看似平淡无奇的平台,担任着命运分配给自己的各种命定角色,再变也总有托底,以为就如此一生罢了,而当有一天突生变故,猛然发现,自己脚底以为实实在在的平台,其实不过是一块不靠谱的跳板,被人抽走便没有了落脚之地,开始不受控制,被毫不保留地扔入原始,你是你,我是我。王安忆虚构了一个故事。我相信她不会有这种体验。一个作家想象力发挥到如此地步,是让普通人感到可怕,又是最让学习者深受启发:作家应该是一个武林高手,应该有着写作的骄傲,不断自创招数,更新自己,最基本的,目光应该是时刻保持敏锐,一旦盯到“猎物”,“猎物”就再无所遁形,无论逃到哪个角落,都将被一根坚固的索牢牢套住,无数的根须会伸向他,外套、闪念,直到找到他最深层处灵魂的动荡与脉搏。每个人都是“猎物”。是你,也是我。

范文三:王安忆长篇小说《匿名》挑战“人类文明进化史”

每本都令人耳目一新,这次更出乎你的意料。12月27日,2015年的最后一个周末,王安忆为广大读者送上了一份文学的新年礼物——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复旦大学举办长篇小说《匿名》新书发布会,王安忆与复旦大学教授、著名文学评论家陈思和、张新颖展开精彩对谈。 王安忆1978开始写作,1986年第一部长篇小说《六九届初中生》问世。到今天,王安忆写了12部长篇小说和大量中短篇小说,显示了超强的创作实力,是当代中国最勤奋、最具思考力、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匿名》是王安忆继长篇小说《天香》发表四年后又一部极具叙事特色和思辨意味的长篇佳作,也是王安忆文学创作四十周年之际又一次全新探索。 被抛入文明的褶皱:一个文明人的重新进化

王安忆这部长达35万字的长篇小说分为上下两部。小说以一场阴差阳错的绑架案开端,一个退休返聘在民营外贸公司的上海老头被误会为卷钱跑路的老板“吴宝宝”,在经历了黑道绑架、审讯、失忆之后被抛入一个叫做“林窟”的大山的褶皱之中。按部就班的日常生活被迫中断,此际的他远离了现在城市文明,遗忘了姓名、身份和来路,改变了身形面貌,只记得语言与文字。于是,在褪去了文明的外衣之后,他不得不进行人类的二次进化,在这片原始蒙昧的匿名天地中艰难求生。与此同时,他远在上海的家人开始了一场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并行的抽丝剥茧般的寻找。

王安忆无意于将《匿名》写成一个具有悬疑探案特色的类型小说,也无意于让故事的主人公上演一出当代版的鲁滨逊荒岛求生记,而是希望通过他从人类原始状态一步步自我进化、自我命名、自我建构所处的世界的过程,来探讨人类自我与历史、语言与文字、文明与时间之间的玄妙关系。于是,在这个万籁俱寂而又万籁俱响的世界中,他与带他来“林窟”的绑匪哑巴在长满杂草的麦地上写下一个个关于种植的古字,直指人类文明的最初;他偶遇已从“林窟”迁居“野骨”的傻子二点,建立起如父如友的温情,并逐渐找寻到遗落的文明碎片,拼凑出一个已然灭绝的山村的文明史和生存方式;他在空旷的山林中和充满灵性的鸟儿兀自对答,充满奇妙的玄机„„他在遗忘的恐慌中不停地为事物命名,一点一点地发现,一点一点地拼凑的过程,可以令人想见此前的人一层一层的生活积累,“经哑子和二点的教育,他已速成为杂食动物。别以为杂食动物是野蛮人,事实上,是人和自然的协商再协商。哑子和二点都是成功的谈判者,他们又带出新人类,一个老新人类。”正如文学评论家张新颖所概括的:“我觉得写他,写的是历史,人的历史,其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包含着人类的全部历史。”

小说发生的背景“林窟”——这个丰富而混杂,曾经一度繁荣今天却已然消亡的小文明社会并非来自王安忆的凭空捏造,早在她2012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林窟》和散文《括苍山,楠溪江》中已初见雏形,而故事的人物原型则脱胎于她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听闻的一个大学教授失踪的故事。

除不尽的余数:一群畸零人的奇情世界

在小说的下部中,他因为一场意外的大火丧失赖以生存的根本,被迫逃离林窟,重新走进久违的尘世烟火,进一步继续着人类的文明进化之旅。于是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再度涌入他

的生命,他如同一张细致绵密的蛛网上的中心一点,串联起小镇九丈养老院、县城新苑福利院、嘈杂热闹的民间与波涛诡谲的江湖。在这个文明与混沌交织、被主流社会所忽略和遗忘的角落里,存在着一个由一群畸零人所构成的奇情世界。无论是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紫孩子“小先心”、来自神秘的枸杞生长地的白化病少年鹏飞,还是从种植靛青的山坳里走出的江湖人士敦睦、相依为命而又关系微妙的绑匪麻和尚和哑巴二人,抑或是养老院的女姑子、疯老头„„这些生存在山村野镇中精灵一般的奇异人物都似乎无来路、无归处,各自的命运背后都隐藏着一段无根的乡愁,各自代表了一段文明的浮沉,成为溢出正常社会规范之外的除不尽的余数。在这片蛛网的颤动中,失忆的他如同一台重启的电脑,在被命名为“老新”和“吴宝宝”的过程中逐渐拼凑出一块块自我记忆的碎片,也拼凑出一块块被遮蔽的整体文明的碎片。

王安忆在描绘这些生存在文明边缘、社会底层的畸零人群体的生命图景时,始终坚持着对民间原生态探寻的热情,将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和对人文主义情怀的坚守作为创作的支撑点,用平等真挚、充满静穆的慈悲的语言方式,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充满苦难亦充满温情、充满缺陷亦充满灵性的奇情世界,写出了闭塞的烟火世界流淌的生活诗意与人性温情,写出了粗粝的小人物之间的邂逅与离别、歌哭与欢笑,比如养老院命运凄苦的姑子将所有的收容者当作家人,失忆者老新驮着小先心仿佛前世失散的祖孙,游走于社会各阶级中的江湖中人敦睦待养老院却向来极好„„正如她在小说中所说:“这个沉寂的福利院,别看都是歪种子,残种子,稗子,其实生机勃勃,生出歪果子,残果子,稗果子。”“这些在普遍性之外的特殊性,将提供什么样的标本呢?遗传病、基因突变、染色体片段缺失,是从向对面佐证普遍性,或者预示着某种更高级生物的诞生。”

《匿名》 王安忆 人

民文学出版社

抽象的隐喻:一次极具冒险性的大胆探索

王安忆是一位乐于探索的作家,也是一位以理性的思辨和绵密的思考见长的作家。在小说《匿名》中,纷繁的生活表象和曲折的故事进程退居其次,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自我、历史、时间、文字的深入思考,充满了哲理性的思考和抽象的行走,枝蔓丛生,念头奔涌。王安忆本人表示:“以往的写作偏写实,是对客观事物的描绘,人物言行,故事走向,大多体现了小说本身的逻辑。《匿名》却试图阐释语言、教育、文明、时间这些抽象概念,跟以前不是一个路数的。这种复杂思辨的书写,又必须找到具象载体,对小说本身负荷提出了很大挑战,简直是一场冒险。”

《匿名》对于作家的写作来说是一次挑战,对于读者的阅读同样也是一次挑战。曲折的情节和遍布全书的警语如同静水流深下潜藏的一块块暗礁,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知不觉地跟随故事的发展和作者的思路进行思考和辩驳,因此被有的读者称为“一部引起思考的内容比阅读的内容还要多的小说,将夹叙夹议做到了极致”。著名文学评论家陈思和则表示:“《匿

名》是在试炼作者对当代社会认知能滑行多远。我认为她的文学探索是具有先锋性的。”有的读者认为《匿名》是一部王安忆刷新了新高度的作品,是一部“烧脑”的小说,“需要反复读”,“读来处处有惊喜”,“不光是思想性,文字中生活的质感也扑面而来”。有的读者在表达自己的阅读感受时说:“《匿名》下部的头几章看得我灵魂出窍、通感全开,几乎在发抖,王安忆的警语像文中的通灵鸟儿一样遍布山林。” 还有读者说,《匿名》将是王安忆后期的长篇小说代表作,现在下这个结论当然嫌早,但是对王安忆来说,每一部新作都表达着她在创作上的新的探索和追求。

就在白化病少年带小先心去上海治病,于偶然中串联起老新和上海之间的关系,主人公即将重新走入现代文明、回归社会规范之内时,另一场意外突然而至,个人的文明进化史戛然而止,主人公汇入永恒的时间的洪流之中。对此意料之外而又在情理之中的结局,不同的读者必然会有不同的解读,关于“匿名”本身的解读同样也会因人而异,而正像本书责任编辑杨柳在封底留下的那句耐人寻味的话:“生活中藏着隐喻,也布着陷阱。读者,你要小心。” 《匿名》内容简介

故事开始于一起阴差阳错的绑架。当绑匪把他抛在荒芜的深山,当失忆使他忘记了一切,万物恍如回到原初,当他在山野村镇遇到那些精灵一般的奇异人物,故事怎样发展,才能走向合理的结局?

生活中藏着隐喻,也布着陷阱。读者,你要小心。

范文四:给王安忆的信

安忆:你好!   电话实在不是一种好的交流工具,还是写信吧。   从你的意见中我感到,你期待于《丁一》的是美好理想,或爱情升华,所以你认为写到“戏剧乌托邦”就够了。但我的着眼点更在于理想的继续,或理想的疑难。   再美好的理想,若一旦付诸实现便要倒塌,人们就会放弃对它的信任。比如爱情,时髦的意见是说压根就没有那回事,有的只是婚姻或性。怎么会这样?就因为,爱情,作为理想自有千般妙境,而一入实际则难免疑难种种。疑难的根本在于:①没有哪种理想是不希望实现的。②但理想是很难自然而然、原原本本地实现的,尤其是关涉到他人。③因此,常要借助权力来推行或维系。④结果无非两种:一是理想实现,推行和维系者功成身退;一种是权力壮大,而理想衰亡。   因此可以说:理想的难点并不在于它的诞生,而在于它的继续。事实上,已没有什么不同于先人的理想可供诞生了,所有美好的愿望都在历史中屡屡有过,但屡屡的结果常不如愿;尤其,美好的理想竞可以导致惨痛的现实。   所谓美好理想,可由一个“爱”字概括,即无论什么信仰终归都要落在对他者(别人)的态度上。作为他者之一的自然力量,说到底是人力所不能改变的,人能够期求改善的从来都只是人与人的关系,或人对其类的态度。爱所以是一种理想,而不止于性。   作为理想,爱注定要指向普遍。然而,爱若真能普遍,爱即消失。或许应该感恩:也正因为爱难于普遍,这理想才不会耗散。做点浪漫的猜想吧:也许,性爱,正是上帝的一片苦心――把爱的种子,保存于两性之间。上帝把人分开两半,让人在最小的单位(个体)上亦不得独自完整,这很像是为人类预制了一个绝难违背的命令――亲和,或爱的趋向。事实正也是这样:人不可能不向往他者。   所以我说,性爱是一切人类理想的源头,或征兆――亚当与夏娃的头一宗愿望就是相互寻找。但这源头或许还算不得理想,惟当人的眺望更加辽阔、期待这一美好情感能够扩展到更大单位(比如说种群、国家、人类)之时,理想才算诞生。然而,大凡理想没有不希望它实现的,而且这不是错误,虽然它非常可能引出歧途,甚至于导致悲惨的现实。   话于是就说回来了:①这理想好不好?(丁问)②好,但不等于行。(娥说)③为什么不行?(对此依有所答)④就算三个人行,再扩大些怎么样?(秦汉语)⑤接下来的问题必然是:那么理想还要不要有(假设是好的)?要的话,应该放在怎样的位置上?(《丁》文的回答是:戏剧!)⑥戏剧的本质,所以是梦想可以实现的地方,而不单是模仿已在之物的场所。戏剧是心与心的约定,梦与梦的沟通,是于现实之外的另一次生命实现。⑦因而戏剧还包含了一个隐喻:理想虽不都可以实现,但理想仍要保存,仍要倡导。惟有戏剧(泛指艺术)才是超越时空的可能,而非来世。来世不过是前世的今生,生命的处境不会在那儿有质的改变(对此,丁一与那“老魂”有过探讨),惟不屈于现实的梦愿才可超越现实之维的束缚(所以离开丁一,我仍要追寻,尽管这追寻未必不会再次败于某丁)。因而可以说,爱的意义或理想的本质,更在追寻。(所以,“因为我的寻找,夏娃她必定在着”。)⑧但人毕竟难逃现实。就算丁、娥、萨成功了又怎样呢?一个巨大的白昼(所谓“正常生活”)仍在四周――这不是上帝的错误,但理想的位置并未解决。所以,我以为我并不是在写一个“三人恋”或“一夫多妻”。⑨“世界大舞台”与“舞台小世界”的区别(秦汉语)常被忽略。实现理想的诱惑,是人难于抵挡的(蛇看得清楚:人想当神,其实又当不成神)。而一旦要把那个“戏剧乌托邦”做成现实,毫不妥协地推行或维系,强权也就很现实了。强权未必都有一个丑恶的出发点。   以上是与你第二次通话之前写的,大概陈述了我写《丁一》的初衷与思路。我知道,我们要想互相说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我既然写了(因为“透析”和来人,用了好几天),就还是给你看看吧。我不是会说感谢之词的人,但我还是得说,你、肖元敏和陈村对我一向的爱护我是太知道了――我希望你怀疑什么也别怀疑这一点。我是个固执的人,这毫无疑问。其实我看重的事就那么几件;现在,其中的两件有了矛盾。想想挺有意思:我们的“乌托邦”中发生了意见不一,幸好我们不会像丁一那样(我毕竟不止于他的皮囊),我们明确理想的位置。   你说“理想不对现实负责”,其实这也是我的意思。丁一和“丹青岛”的失败,正是要从反面来表达此意,即不管多么真诚、美好的愿望,一旦要靠权力来维系,便面临着一种危险。无论是在历史中,还是在爱情中,对此危险的警惕远远少于对理想的畅想。   我执意要引入“丹青岛”,主要两个原因。一个:我不想让丁一行凶,尤其是当他与娥有了那么美好的“戏剧”,以及对爱情有了那么深的理解之后。另一个:美好的理想却又是可能导致惨烈悲剧的;或者说,恨怨是可能在一瞬间酿造那样的悲剧的;或用佛门的说法是:恨怨,即已动了杀机。所以我想让这两种可能(结局)并列。说真的,我一直相信顾城绝不是谋杀,而是一时性起没管住他的那只野兽,虽然与他的心性不无关系。   我以为,“丹青岛”不等于顾城的那个岛,后者只是从前者中抽出来的一个理想因素,加一个惨烈结果,再无其他。当然,读者肯定会想到顾城的事,想到就想到吧,多想想也好。   我并不认识顾城,但我不认为他那是纯粹的“一夫多妻”。“一夫多妻”,或是由社会法权所认可,或是由个人强权所建立,丁与顾曾经都不是这样。只说丁一吧,其“乌托邦”的建立,并没有权力的参与,而恰是出于自由,和为了自由。只是当统一发生破裂,如果他要用权力来维系,那便与“一夫多妻”没啥两样了。由一个自由的理想出发,竟又走回到权力或权力的边缘,这正是我想写的。   理想的危险在于,现实中的绝大多数人――尤其是男人社会所造就的,男人或男人意识――都有着权力倾向,或几千年权力文化留下的权力沉积。甚至,这竟是从动物阶段就存留下来的东西:基因。所以,基因是属于肉身(皮囊,丁一)的,而期求超越它的是灵魂(我,即人类自古的心魂取向;而非史铁生)。   那部电影的事就不说了。我又看了一遍,没有它,下边不好写。   就写到这儿吧。无论好坏,我也没力气再改了。就像跑马拉松,如果不知不觉多跑了两千米大概也能跑下来,但要是撞了线裁判又说还有两千米,我估计还能再跑的人就不多。   让大伙跟着忙活了老半天,只好请各位多多原谅了。只好向各位多多致歉了。   祝一切好!问候李章!   史铁生2005/8/30   编者注:信中所提《丁一》为史铁生长篇小说《我的丁一之旅》。

范文五:匿名攻击并不匿名

Radware安全专家近日就匿名性DDoS攻击发布研究报告,称匿名工具其实并不能真正地替志愿者掩盖身份,他们往往会成为黑客组织的替罪羔羊。   一般情况下,操纵网络攻击的黑客组织者对目标网络防护的情况相当了解,通过技术手段,他们会首先确保自身的匿名性,而那些参与攻击的普通成员及志愿者往往无法逃开专业网络安全团队的监测及法律的制裁。   与僵尸网络中用户被动成为攻击者使用的跳板或肉鸡不同,加入黑客组织就意味着主动参与了攻击行为,参与者必须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2013年1月,3名参与针对PayPal、Visa、MasterCard等支付机构进行DDoS攻击的嫌疑人在伦敦被捕入狱,他们均为著名黑客组织Anonymous的成员。   来自Radware ERT(紧急响应团队)的安全专家表示,通过Radware强大的AMS(攻击缓解系统)及经验丰富的技术救援团队,Radware通过对全球范围内的每一起DDoS攻击进行研究,详细分析了攻击者的匿名手法与效果,最后得出如下结论:   攻击者需要在有效的DDos攻击和保持匿名之间进行选择,这就意味着,如果想让攻击生效,就很难保持攻击者的匿名性;   只有顶级的黑客能够在DDoS攻击中真正隐藏他们自己;   自愿参与黑客攻击的民众遵从黑客组织者的指导,确信自己可隐藏真实的身份,而实际上他们并没有被完全隐藏,等待他们的很可能是法律的诉讼和牢狱之灾。   通常,DDoS的组织者会在网络上公布黑客教程,并提供保持参与者匿名性的方法和工具,如在YouTube上发布以“洋葱头”命名的使用指导,并结合VPN等方式,让志愿者确信自己的匿名性被进一步提升。从Radware的分析看,来自这类试图隐藏自己身份的DDoS攻击流量的比重在近几年中不断攀升,这也说明志愿者在网络攻击中的匿名意识正在增强。

范文六:我的邻居王安忆

本文的题目没有类似“我的朋友胡适之”那般攀附名人的意思,从十多年前开始,一直有五六年的时间,我和王安忆的确是前后楼的邻居。我们的小区在西区一条地图都懒得标名字的小路旁,院里只有三栋楼,我居中,王安忆在最后一栋。   十几年前,在上海买房子还真有点买菜的意思。我和爱人很偶然地逛到了这个小区的门口,看到尾盘销售的横幅,售楼处只有一名工作人员,她只说了一句话,我就做出了决定。这句话是“王安忆侬晓得伐,伊就住了阿拉小区”。   我家阳台望下去,就是贯穿小区的水泥路。很多次,我看见王安忆和她的爱人李章,并肩从楼下走过。两人一前一后微微错开,走在前边的,时不时回头和后边的嘀咕一句什么。有一次王安忆一个人从外边回来,我特意注意了一下,她走路的样子和其他人不太一样,几乎不朝左右两边张望,目不斜视,径直走到自家的那幢楼,右转。小区的人都知道邻居里“有一位大作家”。有次我家阿姨回来不胜感慨地说:“她家好多汇款单哦,都是稿费。”   从初中时,我就是她的忠实粉丝。至今我都认为,她最棒的作品是“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和《锦绣谷之恋》,小说中流露出的女性意识让彼时的我痴迷不已。虽如此,很多次在小区的道路上邂逅时,我都没好意思上去打声招呼。有一次,她已经很罕见地停下来逗弄我家阿姨手上半岁不到的我儿子。我在十米开外,犹豫了一下,还是没上前。   几年后,我搬离了那里。之后,我一直问自己,做邻居的时候,为什么没能和自己的偶像聊上几句?后来我找到了答案:我对那些我认为特别漂亮的女性,向来存在较为严重的“搭讪障碍”。我见过她的另一张照片,拍摄的时间应该比老崔的1992年再往前挪一点,一样从中间分开的“费雯丽式”的发型,地点是在上海的一条弄堂口,她不是如右页照片般目光旁移,而是犹如她向来喜欢的径直回家那样,身形微侧,双手在胸前交错,直直盯着照相机镜头,我甚至看出了冷艳的意思。她眼神清澈,里边自有一种慑人的东西,犹如她营造的汉字迷宫——初始你或许会稍觉繁复,但进入她的语境后,很快浑然忘机。   拿费雯丽和她比,或许不合适。但我依然认为,她有着女作家里罕见的漂亮——或许,这种漂亮是由无数让我们心动的词藻的组合,配合某个角度而来。但,这依然是属于她的漂亮。   有人说王安忆比较孤傲,找她采访拍照比较难。而此张大照的拍摄者老崔却说,至少当年不是这样子。那是1992年10月,老崔联系王安忆,提出想要拍照采访,她欣然答应。那天她身着红色上衣,藏青色裙子,右手臂上的镯子显得简洁、素雅。老崔说,王安忆身材曼妙,看她的转身颇有芭蕾舞演员的气质。来到她的屋中更是有了进入艺术天堂的感觉。墙壁上大大小小的艺术品:扇子、照片、钥匙圈、贝壳儿。她说:“都不名贵,只是自己很喜欢,而有的配饰则是承载了一段小故事。”王安忆当天十分健谈,她说自己喜欢好莱坞女演员费雯丽,所以家里橱上、墙上都挂了她的大幅海报。老崔说,那天,王安忆边上那张费雯丽的肖像着实吸引到了他,费雯丽那双俊俏的双眼直勾勾地向他望来,好似能直视到他的内心。老崔便在这时举起相机,抓下了这一瞬息。巧的是,王安忆这时却移开了目光。   而另一位摄影者祖忠人提供的照片更早,那是1985年的事情。那天王安忆到作协小楼茹志娟的办公室去看她妈,顺便请教一些写作问题。祖忠人眼明手快,留下了这张弥足珍贵的照片。照片上的王安忆,初出茅庐,青涩赫然,在我的记忆中,没有见过她们母女俩的合影。   我有个朋友,以独家撰写名案大案饮誉沪上。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这个朋友写过一个轰动上海的命案,发表在上海作家协会的一个刊物上。我和这个朋友都认为,王安忆的《长恨歌》里的主体故事,来自于这个案子。我把《长恨歌》丢到这个朋友桌上时,说过一句话:“这就是境界啊,你写了一篇法制文学选萃,王安忆整出了一个茅盾文学奖。”本文的题目没有类似“我的朋友胡适之”那般攀附名人的意思,从十多年前开始,一直有五六年的时间,我和王安忆的确是前后楼的邻居。我们的小区在西区一条地图都懒得标名字的小路旁,院里只有三栋楼,我居中,王安忆在最后一栋。   十几年前,在上海买房子还真有点买菜的意思。我和爱人很偶然地逛到了这个小区的门口,看到尾盘销售的横幅,售楼处只有一名工作人员,她只说了一句话,我就做出了决定。这句话是“王安忆侬晓得伐,伊就住了阿拉小区”。   我家阳台望下去,就是贯穿小区的水泥路。很多次,我看见王安忆和她的爱人李章,并肩从楼下走过。两人一前一后微微错开,走在前边的,时不时回头和后边的嘀咕一句什么。有一次王安忆一个人从外边回来,我特意注意了一下,她走路的样子和其他人不太一样,几乎不朝左右两边张望,目不斜视,径直走到自家的那幢楼,右转。小区的人都知道邻居里“有一位大作家”。有次我家阿姨回来不胜感慨地说:“她家好多汇款单哦,都是稿费。”   从初中时,我就是她的忠实粉丝。至今我都认为,她最棒的作品是“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和《锦绣谷之恋》,小说中流露出的女性意识让彼时的我痴迷不已。虽如此,很多次在小区的道路上邂逅时,我都没好意思上去打声招呼。有一次,她已经很罕见地停下来逗弄我家阿姨手上半岁不到的我儿子。我在十米开外,犹豫了一下,还是没上前。   几年后,我搬离了那里。之后,我一直问自己,做邻居的时候,为什么没能和自己的偶像聊上几句?后来我找到了答案:我对那些我认为特别漂亮的女性,向来存在较为严重的“搭讪障碍”。我见过她的另一张照片,拍摄的时间应该比老崔的1992年再往前挪一点,一样从中间分开的“费雯丽式”的发型,地点是在上海的一条弄堂口,她不是如右页照片般目光旁移,而是犹如她向来喜欢的径直回家那样,身形微侧,双手在胸前交错,直直盯着照相机镜头,我甚至看出了冷艳的意思。她眼神清澈,里边自有一种慑人的东西,犹如她营造的汉字迷宫——初始你或许会稍觉繁复,但进入她的语境后,很快浑然忘机。   拿费雯丽和她比,或许不合适。但我依然认为,她有着女作家里罕见的漂亮——或许,这种漂亮是由无数让我们心动的词藻的组合,配合某个角度而来。但,这依然是属于她的漂亮。   有人说王安忆比较孤傲,找她采访拍照比较难。而此张大照的拍摄者老崔却说,至少当年不是这样子。那是1992年10月,老崔联系王安忆,提出想要拍照采访,她欣然答应。那天她身着红色上衣,藏青色裙子,右手臂上的镯子显得简洁、素雅。老崔说,王安忆身材曼妙,看她的转身颇有芭蕾舞演员的气质。来到她的屋中更是有了进入艺术天堂的感觉。墙壁上大大小小的艺术品:扇子、照片、钥匙圈、贝壳儿。她说:“都不名贵,只是自己很喜欢,而有的配饰则是承载了一段小故事。”王安忆当天十分健谈,她说自己喜欢好莱坞女演员费雯丽,所以家里橱上、墙上都挂了她的大幅海报。老崔说,那天,王安忆边上那张费雯丽的肖像着实吸引到了他,费雯丽那双俊俏的双眼直勾勾地向他望来,好似能直视到他的内心。老崔便在这时举起相机,抓下了这一瞬息。巧的是,王安忆这时却移开了目光。   而另一位摄影者祖忠人提供的照片更早,那是1985年的事情。那天王安忆到作协小楼茹志娟的办公室去看她妈,顺便请教一些写作问题。祖忠人眼明手快,留下了这张弥足珍贵的照片。照片上的王安忆,初出茅庐,青涩赫然,在我的记忆中,没有见过她们母女俩的合影。   我有个朋友,以独家撰写名案大案饮誉沪上。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这个朋友写过一个轰动上海的命案,发表在上海作家协会的一个刊物上。我和这个朋友都认为,王安忆的《长恨歌》里的主体故事,来自于这个案子。我把《长恨歌》丢到这个朋友桌上时,说过一句话:“这就是境界啊,你写了一篇法制文学选萃,王安忆整出了一个茅盾文学奖。”

范文七:浅析王安忆

浅析王安忆“三恋”中的女性意识

在中国当代文坛上, 王安忆是一位独特的作家, 她不媚俗、不趋时, 有着清醒的头脑和自信、骄傲的个性, 虽然不屑于跟随潮流但却又能合潮流之精华并且使自己超越潮流、进而引导潮流——这显然得益于她独到的眼光和准确的判断。她创作力旺盛,而且不断尝试变更小说格局和叙述策略。自从发表了小说《本次列车终点》之后,她通过不断地努力,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坛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

一。对于这位多产且风格多变的作家来说,她的中篇小说《小城之恋》、,《荒山之恋》和《锦绣谷之恋》(并称为“三恋”)无疑在她整个文学创作中是值得重视的部分,因为在“三恋”里,王安忆以一种悲壮的笔调书写了男女之间的性别关系、将笔触伸向一个作为以往文学与道德禁区的幽深领域——女性欲望, 这在王安忆的创作中也是全新的内容。

王安忆这样说:“我认为有两类作家在写爱情。三四流作家在写, 是鸳鸯蝴蝶类的言情故事;二流作家不写爱情,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难以跃出言情小说的陷阱, 所以干脆不写了;一流作家也在写,因为要真正地写出人性, 就无法避开爱情,写爱情就必定涉及性爱。而且我认为, 如果写人不写其性, 是不能全面表现人的, 也不能写到人的核心, 如果你真是一个严肃的、有深度的作家,性这个问题是无法逃避的。”

“三恋”最早发表的是《荒山之恋》, 其次是《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从作品可以看出, 这三篇不是随意而为,而是有意识、有计划地写出来的。从内容上依次是《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小城之恋》主要描写物质本能的性爱,并且男女之间的性爱关系源自于生命力被压抑后的畸形爆发,因而他们的性爱关系主要表现为一种精神的折磨;相对而言,《荒山之恋》则加入了比较低层次的精神性的东西, 作家在描述两人相遇之前,有一段长长的分割的各自成长故事, 这既为两人的生活处境、性格作了交代, 同时也为他们之间的性爱关系笼罩了一层悲凉的命运色彩;到了《锦绣谷之恋》就转为写精神恋。女性对她的婚姻的失望以及她和他的相遇, 成为“婚外恋”式的故事发生的起因, 他们之间两性关系的发展是一场偶然的游戏性的人生短剧。“三恋”中的男女都无名无姓,仅用“他”和“她”代替, 这为王安忆讲述的故事扩展了一种观念性的意义。

如果我们把这三篇小说连贯起来看, 就可以大致推断出王安忆的创作意图, 即试图通过“性——恋—— 爱”由低到高的层面, 一步步挖掘男性女性关系的由来与变化, 同时,给男性与女性分别树立一个概括性的形象, 在这过程中,又表达了她对男女性别的认识。正如她自己说的,“女人比较有变化, 男人好像简单了点”。她还说过:“我比较喜欢那样一种女性,一直往前走, 不回头的, 不妥协。但每个人, 每个人物都有它的局限性,一直往前走, 也可能最终把她自己都要撕碎了。就像飞蛾扑火一样。我个人比较喜欢这样的女性。在现实中我没有这样做的勇气, 在小说中我就塑造这样的人物。”

她塑造的女性形象大致就是如此。并不是简单地迎合附庸西方女权主义的思潮, 要求倡导女权主义, 她也否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但是由于“三恋”是以其女性独特的感受和体验大胆地展示了女性生命本真图景, 感同身受地道出了属于女性自己的真实心声, 所以在这一点上仍具有其独特鲜明的女性意识。

一、男女关系中的“性”

《小城之恋》描写一对几乎没有精神内涵而只受本能欲望驱使控制的舞蹈演员的相恋过程。他们的恋是最低层次也是根本层次上的身体上的依恋。从写实角度来看,这一对男女以及他们的性爱谈不上什么审美价值; 而从象征的层面上来看,就有了价值。王安忆是想通过对他们的性爱关系的发生、过程的描述, 来探究决定男女关系的最隐秘也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 那不是精神、情感, 而是性。如果把男女之间的爱情比喻成一场持久的斗智斗勇的战争, 那么,性就更是一场身体的交战。《小城之恋》中的他与她, 没有什么文化, 因而也就没有多少精神情感对性的制约, 除了不自觉地认为性, 尤其是婚外的性关系是肮脏的外, 他们没有什么忌讳, 所以他们毫无节制地放纵欲望,满足性本能的需求,如一对发情期的野兽。欲望完全战胜了他们仅有的一点理性与羞耻感, 成了他们生命的主宰。放纵的欲望使他们相互吸引, 又使他们像野兽般地格斗。

王安忆对他们不受理性控制的这种吸引与格斗描写得非常细腻,这显示了王安忆细致入微的观察力与深厚的写作功底。小说在结构上侧重写男女主人公之间的关系发展, 作为时代背景出现的线索则基本是虚化的环境描写, 局外人也基本虚写, 没有插入这一对男女的故事。这种结构就是要虚化一切外在的因素, 仅就性而表现性对人的控制作用。

小说的结尾颇有意味,是对男女因不同的生理结构而导致的不同人生态度的一个总结。小说中的她因生了孩子而变得平静,获得了升华,这是母性对性的超越与升华。而他却沉到了欲望的最底处, 被欲望控制住, 失去了自我。得不到满足的欲望使他的精神变得越发畸形。可以说, 文中的人物超越了个体,是人类欲望本身。王安忆在这篇小说中表现出了欲望是如何战胜男性, 使女性得到升华的。

二、男女关系中的“爱”

《荒山之恋》就稍有不同, 其中的男女主角, 不仅仅是欲望的化身, 他们还有比较低层次的精神要求,这种精神要求就是男女对对方的精神控制, 他们已经不满足于仅仅是对异性的身体控制。而这种精神上的要求, 就有了从纯粹的身体性爱到精神爱的色彩。当然, 小说中的背景依然是那个没有文化的年代。金谷巷的她, 从她母亲那儿学到了控制男人的种种手段,因此, 她处理与男人的关系,就少了些性的色彩, 而多了些“精神游戏”。同时,正是在这种精神性的欲求下, 他们最终选择自杀身亡,使他们故事的结局表现出悲剧色彩, 或许王安忆想要表达的是, 即使是再低层次的精神之恋, 也能够超越纯粹的身体性爱。没有精神之爱,他们宁愿选择死亡。当然, 这是女人的选择, 男人是糊里糊涂地跟着女人去死的。在此, 我们又一次看到了王安忆的女性意识, 女性不仅能够超越纯粹的性, 而且,较之于男性, 女性有着较强烈的精神追求。不过, 在那种时代, 这种精神的力量不仅渺小而且有限,几乎可以说是女性不自觉的一种本能, 只有死亡能实现这种追求。

三、男女关系中的“恋”

到了《锦绣谷之恋》,小说中的她已经变成了一个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人, 她已经不想也不需要从男人身上获得某种精神力量, 男人不过是她自己从自身那儿获得力量的一个途径与媒介而已, 因而她可以不顾那个她所恋着的虚弱的婚外男人, 一旦她得到了力量, 她就可以甩开男人,坦然地面对丈夫与自己。这仿佛意味着女性彻底从男性的世界中独立出来,她们有了自己的人格力量,有了自己的追求。

在“三恋”中, 王安忆从性爱的本体出发, 把笔触直接伸向幽闭的男女间的

性爱生活, 向我们展现性的神秘、性的冲动、性的创造力与毁灭力,塑造了一系列有着强烈的生命本能欲望冲动, 敢于大胆追求和享受情爱的“新女性”形象。王安忆小说中的这些新女性形象不同于传统女性的被动从属地位, 她们不仅与男性一起成为性爱的参与者与体验者, 而且往往是作为启蒙者与引导者出现的。在“三恋”中的模式是女强男弱,男性形象多半瘦弱、怯懦、委琐;女性则多是开朗、泼辣并富有主见。《小城之恋》中虽然他比她大四岁, 但她长得非常丰满, 他则单薄得不像个成年人;她在性欲本能的驱使下敢于向他挑衅, 甚至当众斗架;在纵欲之后种下“苦果”导致怀孕生育时, 她勇敢地独自承担起所有后果, 在母性中得到净化与升华; 对比之下,他竟恐惧、逃避, 另成家庭。《荒山之恋》中金谷巷女人早熟、富有主见,大提琴手却心智不成熟, 懦弱、依赖性强;在他们的婚外情中, 是她主动挑逗、引诱他, 并想方设法不顾一切与之幽会, 等到事情暴露, 引来种种压力的时候又是她勇敢地提出一起殉情荒山。

可以说, 王安忆是新时期女性作家中较早关注、表达两性之间微妙关系、审视女性心理的作家之一。在“三恋”中,她一方面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描绘了女性的性爱心理,另一方面又以女性意识表现了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处境。但是,王安忆似乎力图摆脱女性主义文学二元对立的性别偏执, 她注重女性自我本体意识的挖掘, 注重更高境界的理性“自我关照”, 使女性自我上升到整个精神和心灵世界的境界, 全方位地介入人生。也就是说, 她不愿囿于性别写作,将女性的不幸和痛苦简单地归罪于男权社会了事, 她是以一种客观、冷静的态度去审视男人和女人、社会与人生。

中国历来的伦理观念是婚姻、性行为、生育三位一体的。女性只有在取得合法妻子的身份后才有生育的权利,未婚生育从来都是罪恶、耻辱的。在《小城之恋》里, 她完成了社会及自然所赋予她的“职务”后便“心静如水”全身心投入对子女的抚养中, 熄灭了生命欲念的冲动。这里,在生育上,她不受外界社会角色的限定, 体现了女性意识,可是同时却又压抑了女性生命价值的另一方面的实现, 这就是性欲的实现。南帆在《男性与女性》中说:“作家终于心虚了:王安忆已经无法收拾女主人公的烈焰般的性欲,她只好再度将这种性欲重新导向‘母性’—— 女主人公终于在‘母亲’的身份中得到了净化。在文学创作中, 女性常常因其性别的独特性使得她们能够深入地体验同性生命力的跃动、本能欲望的原始冲动, 感同身受地道出了属于女性自己的真实的心声。但是依照男权文化的定义, 男性是高大、伟岸的大丈夫,而女性则是男性的附庸、所有物。在几千年的男权文化延续中, 这种性别角色分配把女性长期湮没于历史长河之下, 并在人们心中形成集体无意识, 成为行为抉择的潜意识心理基础。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传统夫权社会, 强大的男权文化意识浸染到社会各阶层、各领域, 包括文学。虽然从古到今有许多文学作品以女性的活动、遭遇、命运为主题, 但这里的女性都是男性为满足自己的需求想像出来的物品, 是为了男人享用而被创造出来的物体。女性没有自己的心声、话语权利及价值观念等, 一切都处于男权话语的阴影下。那么,在女性的创作中, 潜意识的深层积淀和男权话语的渗透, 使得她们作品的叙述策略、话语方式、价值观念及审美情趣等不自觉染上了男权话语的色彩, 王安忆也不例外。

事实上“三恋“里的她们渴求的也不仅仅是性,同时也是自身生命价值、理想的实现。这里的性爱追求具有了丰富的内涵层面。由于懦弱男性的节节败退, 导致了女性们的悲剧性结局: 金谷巷女人的无奈徇情;《小城之恋》的“她”回归母道;女编辑的等待„„都从另一方面表现出女性的被动和被支配性, 反射出

男权话语的阴影。另外, 我们能够从中看出, 王安忆所关心的妇女地位有时不是在社会上,而是在家庭中。她认为回到家庭便是回到了一种自然的生活之中。在一个非常舒服安逸的小家庭中,女人自然地履行她们的义务和职责,牺牲, 忘我, 道德纯洁做个好妻子,好母亲。这种“淑女”型的女人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王安忆的心理需求。从而也满足了“他”的社会秩序即女人——家庭的;男人—— 社会的。所以这其实也是男人对女人的要求。尽管作为一个有着独特风格的女性作家, 王安忆也无法逃出这个社会的制约,尽管在她的笔下塑造出了一个个对抗男性社会的女性形象, 但她所运用的话语,叙事手法其实仍是男性的。

尽管运用的是男权话语,王安忆在“三恋”中仍然试图并且的确塑造了一系列独特的女性形象, 对她们的性本能冲动、挣扎、与男性的角逐较量、未婚母性的皈依、性行为的主动性、攻击性等等描写, 上升到艺术审美的层次,把它当作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体现,通过对它的描写来剖析人的心理, 展现女性生命本真图景, 显示出女性意识。在《荒山之恋》里王安忆的一段议论几乎可以成为自信坚强的女性主义者们的宣言:“女人实际上有超过男人的力量和智慧,可是因为没有她们的战场, 她们便寄托于爱情。她愿意被他依赖, 他的依赖给她一种愉快的骄傲的重负, 有了这重负,她的爱情和人生才充实”。当然, 只要男权社会统治秩序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男权文化意识的霸主地位没有改变, 那么, 女性作家的创作就不可避免地被置于男权话语控制下, 也就不能发出完全纯粹的女性的声音。

范文八:王安忆:我们以谁的名义

我感觉王安忆是通过不断阅读在提高自己。1994年,她在复旦大学开了一堂小说课,在文坛成为大家议论的一个话题。我感觉,开课是她在逼迫自己的理性分析能力。这门小说课共13讲,她从分辨“小说是什么”讲起,她说,小说是用现实材料构筑的一个心灵世界,一个神界。她的讲稿似乎当时在《小说界》连载,后来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的经典分析体现出优秀的解读能力。 作家王安忆(1993年11月摄于上海)   比如《巴黎圣母院》,她避开了雨果先描写愚人节格雷沃广场上的市井,甘果瓦与艾思米拉达、卡西莫多的出场,因为市井只是氛围非本体。她避开前两章交代的所有因果表象,居然能从第三卷圣母院建筑与历史的具体描写讲起,看到与第五章开头的联系。因为雨果在原序中就强调,圣母院是一座石头的建筑,一种历史文化积淀的岩层,因此,克罗德才是结构全局的最主要人物。第五章开头,国王乔装拜访克罗德,克罗德提供的认识论是,建筑是人类记录沉重记忆的结果,而印刷术的“这个”,终究要消灭建筑的“那个”。这看起来只是一种认识,其实是雨果原序中的题意:圣母院镌刻的“命运”,“变成鸟儿一样飞翔”的思想,才永远“无法灭绝”。   王安忆认为,好作品就像大房子,房间再多,只要找到其中一扇门,就能发现所有房间都是连成一体的。她将《巴黎圣母院》的人物分成三个界面:克罗德代表着第一个界面――权力层面,这个层面中的国王、总督、法官、神职人员,掌握着表层社会秩序,克罗德是这一层的代表。雨果要写他与卡西莫多、艾思米拉达的关系。卡西莫多是他在圣母院里养大的,卡西莫多以丑陋唤醒了他的温情,这温情是善。艾思米拉达则以美貌唤醒了他的情欲,这情欲的权势表达便是恶。克罗德的命运是他接近神界被塑造的,卡西莫多、艾思米拉达是第三个界面:神界。卡西莫多与圣母院融为了一体,其实是神�o,艾思米拉达则是要烧毁凡俗的美神。艾思米拉达使克罗德废掉修炼了一生的神学,露出本质的虚伪;卡西莫多则在艾思米拉达被处死时认清了他的恶,将他推下了钟楼。   王安忆的认识是,雨果是构筑了神界,通过神界与凡界的关系,以神界感人。卡西莫多与艾思米拉达在凡界是不可能相爱的,因为他们在美丑的两端,只有在神界才能结合在一起,神界之门一打开,就化为灰烬了。王安忆认为,他们在现实中就叫“爱情”。至于中间的第二层界面,艾思米拉达表面所爱的弗比斯、她表面的丈夫甘果瓦,都不过是外在的情节契机。换一角度,也可认为,从弗比斯、甘果瓦到克罗德、卡西莫多,对艾思米拉达的爱构成着不同层次。凡间的爱,与神界比,都是渺小的。   同样,《呼啸山庄》中,王安忆看到,构成神界的是凯瑟琳与希刺克厉夫。她用弗吉尼亚・伍尔夫剖析这部小说,“我们,整个人类”“你们,永恒的力量”的说法,“人类”指现实中的悲惨因果,“永恒”指凯瑟琳与希刺克厉夫构成的神界。这样看这部小说的结构,就是爱情之力“消灭肉体”的一个过程。   我们读这部小说,极易被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因果,极端的彼此戕害所蒙蔽,不明白那是爱,恨的表象。艾米莉・勃朗特是以“我”――洛克伍德先生拜访呼啸山庄开始叙述,她先通过洛克伍德的视觉,写希刺克厉夫的阴沉,凯蒂的冷漠,哈里顿的粗鲁唐突,写洛克伍德从一家人的怪癖中意识到神秘氛围,然后由女仆耐莉开始讲述故事。讲述几近整部小说,只剩下一年后洛克伍德重回山庄的一个尾声――希刺克厉夫完成了他对死亡的渴望,死了。之前,他就已买通教堂执事,在凯瑟琳身边给自己留下了墓穴,只待他下葬,就可把两边棺材板拉开,两人就能永远在一起了。耐莉的讲述,结尾,放羊的孩子已经看到他们了。王安忆非常感叹这部小说的结尾――它描写洛克伍德找到三块墓碑,中间凯瑟琳的已经让树丛埋了半截,埃德加有草皮与苔藓装点,希刺克厉夫还是光秃秃的。艾米莉・勃朗特让洛克伍德感叹:我真难以想象,这么平静的墓地底下,有不平静的睡眠。   将凯瑟琳与希刺克厉夫定为神界,凯瑟琳与埃德加错位婚姻带来的悲剧,希刺克厉夫一连串极端的报复行为,就都是表象了。弗吉尼亚・伍尔夫说,艾米莉・勃朗特体现着“一切才力中最罕见的才力”,这才力就是,挖掘出了“潜伏在人性幻象之下,并把这些幻象提升到宏伟壮丽境地的力”。也就是说,极端行为只不过是“人性幻象”。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说的“宏伟壮丽”之力,在小说中是令人战栗的情节――凯瑟琳临终前在希刺克厉夫的怀里告诉他:“我现在心急火燎想逃到那个灿烂辉煌的世界里去,不是透过这颗疼痛的心的壁垒去渴望它。”他俩,彼此撕碎,彼此谋害。凯瑟琳对希刺克厉夫说:“我希望能抓住你,一直到我们俩都死了,我不关心你受了什么罪。”希刺克厉夫就在她下葬那晚去挖坟,要去打开棺盖时,听到了叹气声,“有实实在在的躯体在靠近他”,她就在他灵魂里,带着他回家了。希刺克厉夫最后的死亡过程,他显然看到了凯瑟琳,像是被光芒照亮了。这就是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说的“能使生活摆脱对事实依赖”的“罕见的才力”。王安忆在这极致中感受到惊心动魄的力量,这无疑启发了她对“爱情”的理解。她说,有两类作家写爱情题材,“九类作家”热衷这题材,是为制造人生美梦。优秀作家非但不给人生造梦,还要粉碎人生美梦,爱情题材就非常有飞翔力。“要有足够力量,才能飞得特别高。”   相比较《巴黎圣母院》与《呼啸山庄》,《复活》是更平直的叙述。托尔斯泰一开始就写聂赫留多夫在陪审席上面对罪犯玛丝洛娃,他要写这两人的纠葛,不同的原罪,写两人不同的觉悟与互相映照的自救复活之路,用的是按部就班特别笨重的线性叙述,写出分别代表贵族与贫民的两个复杂人物的心路历程。走过整个80年代后,重新认识19世纪文学,在90年代初,在一些优秀作家中是不约而同的,只不过认识层面不同。王安忆的杰出认识是,她意识到,我们这代人80年代如饥似渴、争先恐后阅读的20世纪文学,其实多数是一个个期望标新立异的作家,以独特性取胜的特别的小说。这种特点突出的小说,其实易模仿,思想与形式的地盘一旦被占据,就要另辟蹊径。而雨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其实是没有特点的,越是好作家就越不具备特征性,他们不以特征性取胜,靠的是高度。她认识到,托尔斯泰用最朴拙的方法,呈示出“最巨大、坚实、坚固”的材料,就能构筑出“相距最远的此岸与彼岸”。   对她而言,这真是一次认真的功课,边认真积累笔记,她已经开始写《长恨歌》了。(待续)   《小说家的十三堂课》,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版   《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复旦大学出版社

范文九:解读王安忆

摘要:概括中国现当代小说发展状况,以当代著名作家王安忆为例,进行讨论,讨论中又以其重要作品《长恨歌》为例,展现对于王安忆小说的研究现状,作出举例概括,并且看出其中存在的问题,以具体情况分析原因,最后对已经形成的意识寻找新的突破点,如何突破。   关键词:王安忆 城市 女人 突破      现代文学发展的脚步越来越快,许多作家作品出现在读者面前,然而许多都是商业化效应下的产物,但是也存在真正的在发挥着作家本职作用的作家,对于社会和文化传承、发展都具有巨大作用,这里我想着重讨论的便是王安忆,她是许多人归结的当代十大作家其中的一个,总体来说对她的印象就是十分能取得人们的敬意,她的作品总是给人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不管是平静或者是焦躁的心情,文字的细腻使得急躁的人走开。   王安忆的小说多是以小人物为主人公,表现出他们平凡的生活,以及在这平凡的背后所透射出来的不平凡的感情与经历,她总体的创作路线就是偏重于感情而后期又慢慢走向理智与细腻,但是无论怎样都能让人感觉到她的“爱”。她以细腻的洞察力和很高的悟性驾驭着作品中情节的发展变化和人物微妙的心理变化,十分准确。再加上她是一位女性作家,天生的细腻、温柔、谨慎,更成一家独特风格。   在王安忆的诸多作品中,《长恨歌》可以说是很具有代表性的一步作品了,在她的笔下,即便是上海的小弄堂也是具有灵魂和生命的,而在《长恨歌》中,这一灵魂和生命就表现为一个少女形象――王琦瑶,王琦瑶生得闭月羞花,着阴丹士林蓝的旗袍,身影袅袅,漆黑的额发掩一双会说话的眼睛,就单看外貌,王琦瑶与许多经典爱情故事中的女主角并无二致,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的是,王琦瑶不仅仅是上海一个弄堂中的女儿,她也是上海弄堂的灵魂和生命。《长恨歌》里面讲述的一切都是现实,而这些现实本身也都免不了使人们感到失望。   一、王安忆的小说研究现状   就王安忆整体小说现状来探讨太过宽泛,这里我们就以《长恨歌》为例来说明。主要是从两个大的方面出发,一方面是王安忆从一岁开始便居住的地方――上海出发来阐释的,这里上海是作为一个城市的概念被说明的,另一方面就是从王安忆作为一个女性作家的角度,她在创作时所拥有的女性意识,并且怎样在作品中加以体现这个角度来阐释的。   1、 城市的角度   从城市的角度出发来研究的人有很多,比如邵文实《女人与城市・漂泊与寻找――王安忆小说创作二题》、南帆《城市的肖像――读王安忆的<长恨歌>》和高虹《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王安忆小说创作研究述评》等等都是重点从城市的角度来解读王安忆以及她的作品。   大多数从这方面出发的研究者就会提到,王安忆在谈到《长恨歌》的创作时说:“在那里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 [1]10 或者提到作者自己还曾说过,“她是要写一个城市的故事、城市的街道、城市的气氛、城市的思想和精神”。这仿佛更能够解释从城市这一角度解读的重要性。“城市故事”是王安忆作品的重点,她的故事发生的地点就是在城市。在一个时期内,乡村才是被大众所认可的地方,认为它纯净,城市在人们的观念中往往是纸醉金迷的代名词,是十分不好的地方,然而在王安忆的笔下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这一固有观念,她恰恰将城市作为历史发展的必然,是非常具有进步意义的。   2、 女性的角度   从这个角度来研究的文章有董蓬蓬《论王安忆中的女性意识》、陈小花《一颗心弄堂里的“心” 一个都市里的“魂”――女主人公王琦瑶析》、张浩《从私人空间到公共空间――论王安忆创作中的女性空间建构》等,这方面的研究者也是不少的。   在提到王安忆要写的是一个城市的故事时,必不可少的是寄寓每一个故事的女人,在展现城市的时候要通过很多女性形象来表现的,城市是构建女性主体的最理想的场所。比如王琦瑶在经历了那么多生活的挫折之后依然没有绝望,在她的脑海里认为什么都能失去,但是每日的吃睡是实实在在的,这是都市女性的一种世俗化的生活态度,正是这种态度使得王琦瑶能够抵抗残酷生活给她带来的压力,使她很坚强,王安忆说过:“上海的女性心里都有股子硬劲的,否则你对付不了这城市的人和事”,“她们的硬不定时硬在‘攻’字上,也是在‘守’,你没有见过比她们更会受委屈的了,不过不是逆来顺受的那种,儿时付代价,权衡过得失的。” [2]   二、有此现状的原因   1、 城市的角度   王安忆幼时随着母亲移居上海并常年在那里生活,所以上海这座可以称得上是东方巴黎的城市是她所有写作的源头,写作的环境对于作家创作的结果是有很大的影响的,相应的这座城市具有的精神文化也在她作品中得到深刻体现。那时他们的创作让人们也拾起了对文学的兴趣,上海的大街小巷也同样充满了怀旧的情绪。王安忆在这样的小我的环境以及大环境浪潮的推动,自然也是不可避免的在创作中多加了些地域因素的考虑,从地域方面来反应某些观念。   比如在《长恨歌》中在那一时代的出现,对于作家来说不是有意为之,是个偶然,但从社会潮流来说是个必然事件,所以《长恨歌》被作为怀旧热的典范作品,被作为反应上海地域文化精神的典范之作。   上海是个移居城市,正如王安忆也是随母亲移居到那里的,十分的复杂,就正是这种复杂使得王安忆能够拥有丰富的创造力以及有个性的思想,赋予了她很多智慧结晶,视野也变得很开阔,不拘泥于小我的表述。    一方面,从惯性思维出发,将作者的生活环境作为研究出发点是很普遍的,另一方面,正是王安忆这种经历以及上海发生的巨大变革,让许多研究者都十分注重从这方面来加以研究,在解读作品时也是以这个作为一个大的背景进行阐述。   2、 女性的角度   王安忆为了让我们能够认识上海的历史和文化,创造了很多女性形象,利用平民女性的边缘化的命运来反应,上海有很多的怀旧氛围,但是更多的是新生的气息,这种新旧两种文化和道德观念发生冲突的时候,就能够让人有新的视野。在《长恨歌》中,王安忆就塑造了王琦瑶这一具有代表性的女性形象,通过她四十年代“上海小姐”的角色表现,文章说到:王琦瑶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在上海弄堂里每个门洞里都有王琦瑶在读书、在绣花、在窃窃私语。她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她的生活也是弄堂的生活。   这里作者想说明的是王琦瑶代表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代表一群人,就是四十年代的一种上海女人。王安忆认为,女性是城市的代言人,“上海的繁华是女性风采的”。她用很独到细腻的洞察力展现了女性的特点,并且通过这点表现了弄堂以及城市的灵魂。    很多研究者从女性的角度来观照王安忆的作品,因为王安忆本身是位女性,研究者就在想这种状况就决定她有更多的可能站在女性的角度来表达某种观念和思想,在突出女性这点时也结合城市的概念,充分表现作者的创作意图。   三、新的突破   王安忆在1995年创作了《长恨歌》,一开始的时候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尽管作者也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也改变不了落寞的现状,在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之后也没有改变什么。王安忆说:“五六年过去以后,不期然间,得之于上海时尚的知遇之恩,这部小说突然引人瞩目起来。《长恨歌》因时因地成了一夜间弥散开来的、想象中的三四十年代上海的一个标本,甚至成了上海的旅游指南。”从此后,人们对王安忆的认识也大多凭借《长恨歌》所取得的成就来评判,她本人其他的作品也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同样走上了一条岔路,说白了就是她真正的思想没有得到理解,是被片面的理解和认识的。

她认为,《长恨歌》是她自己为自己布置的一个陷阱,将自己局限于某个位置,是一种固定不变的定位,“所有的虚构都在现实中放大,覆盖了本意,而我也堕入了特定的陷阱,这个陷阱的名字就叫‘长恨歌’。”后来,她本人也承认事实上上海只是她的小说的一个布景而已。这里我们就应该看出,其实研究者不必同样拘泥于大众给的定位出不来,总是从城市这一宏观角度上来分析王安忆的所有作品及其所具有的思想内涵。王安忆创作《长恨歌》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在那里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是一个城市的故事”,研究者不应该抓住这句话不放,在从城市角度研究的时候就把这句话拿出来,仿佛为自己的研究找个十分可靠的依据。也不应该认为王安忆本身是位女性,就一定是完全以女性的视角、女性的话语和女性化的审美取向来表达她对城市日常生活中女性主体身份的确认。其实我们更应该看到,她更多的是超脱了女性中心或者男性中心话语权,以很超然的态度面对性别秩序的,然后在城市描写中大胆突出女性。    我们应当突破这一俗套研究路线,尽管这一路线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更应该寻找具有新意的方面。伍尔夫说过:“如果我们是作家的话,能够表达我们想要表达的内容的任何方式,都是对的;如果我们是读者的话,能够使我们更接近于小说家的意图的任何方式,也都不错。”    王安忆是个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的作家,她很敏锐的把握着现代人的情感特征,并且坚持描写这些特征,所以塑造了一系列意向来反应,这些意向代表的食物大多被她视为阻挡人们之间交流的隔阂。这几年来,我们可以看到,王安忆对日常生活的描写与她对人类命运和人类精神的思考有很到的联系,她对“人的精神”的思考也有了新的境界。我们应该准确的把握这点,更多的从这方面来关注,加以研究。   四、总结   《长恨歌》以上海女人王琦瑶四十年的生命历程,让我们看到了当虚幻幻灭了之后,生活中拥有不同喜怒哀乐生活的女性所具有的智慧,她们就是用这种智慧张扬了自己。研究者不仅要从城市方面、女性方面关照作品的意蕴,更要突破固有的思维定式,找寻新的方面来解读王安忆及其作品,这样才能更全面。      参考文献:   [1]齐虹,林舟.王安忆访谈录》.995.   [2]刘�.态的王安忆,非常态的写作》.002.1.15.   [3]李淑霞.王安忆小说创作研究》.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08年5月第一版.   [4]樊星.当代文学新视野讲演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1月第一版.   [5]吴义勤主编.王安忆研究资料》.东文艺出版社 2006年5月第一版.   [6]王安忆.长恨歌》.民文学出版社 2004年5月北京第一版.

范文十:王安忆其实很随和

在我平日的印象中,王安忆衣着并不讲究,她的理论是:天天在家里,用不着买太多的“工作服”,再贵的衣服,一年也不一定能穿一次。但是她有“礼服”,一袭丝绸旗袍,淡淡的海的颜色,在香港作联二十周年隆重的庆典晚会上,她给中国作家代表团增了彩,请她签字、合影的男男女女追着她,围着她。凡有人拉她拍照,她都特别配合,镜头一对准她,她脸上就绽开灿烂的笑容,昂首挺胸地往那儿一站,高而挺拔的身材还带着点模特的“范儿”。   王安忆从不主动和人搭讪,显得挺孤傲,这是有目共睹的。这么多年里,她无论作为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还是中国作协副主席,抑或她参加什么著名作家活动啥的,我们总有很多机会见面。她从来脖子挺着,头昂着,面无表情。当然,年头多了,日子长了,我也看惯了她那没有表情的表情。有时我会主动地朝她龇一下牙,她一定会还我一个有点羞涩的微笑。工作需要时我也会往她家里打电话,她的声音听来还热情,只是问一句回一句,想和她“煲”电话粥是不可能的。凡到这时我就在心里问自己:一个不愿与人交流的人怎么写小说啊?想解答这个百思不解的问题我从没指望王安忆本人。但是,天赐良机,这个疑问终于由她亲口给了我解答。   王安忆说,这么多年她在“工作单位”必须上班的时间就三五年,其余时间都是“独立生活”,基本是待在家里写作,即便调到大学里工作,也是有课去上,无课在家,很少参加应酬。这样的状况使她不太会、也不喜欢与人打交道。她至今不上网,不会收发邮件,最大的消遣和信息来源是一份《新民晚报》。   我所担心的是,王安忆对社会生活的感受会受到环境条件的制约,从而影响她个人生活感受之外的创作。王安忆却不以为然。她认为,相对的封闭可以把她的立足点圈起来,圈成一个自给自足的世界。她说: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能够自圆其说。当然,这也是取决于作家自身的生命力,生命力旺盛,生态就平衡,重要的是要经营好这块园地,而不要妄想去超越经验的局限。我笑说,我原以为小说家都是 “私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可你的确是把“经营”的好手,经营创作的园地,经营生活的家园。   王安忆写了很多优秀的中短篇小说,我也读了不少。但从她的长篇小说《长恨歌》入围第五届茅盾文学奖那天起,我就开始收藏她长篇小说的各种版本了,只是直到今天也没找她签过一本。不知道为什么,她那明察秋毫的眼睛和不冷不热的性格,好像“抑制”了我的热火朝天。那些年,我们总是远远地、淡淡地相视一笑,无话可说。给《长恨歌》颁茅盾文学奖的当天,所有在现场的人都跟打了鸡血似的亢奋,王安忆却在丈夫的陪同下拒绝了很多记者的采访,闭门“歇”了。我当然不会上赶着非要采访她不可,只是暗自佩服她的自信、淡定和决非做作的低调。   她从来不太在乎别人的评论。她说过:当我在写作的时候,我所做的劳动无法向别人传达,我根本不期待别人完全理解。我自己阅读的经验也和别人不一样,所以有时候很难找到一个特别合适发表意见的人。王安忆这话我以前听过,而当她面对我再次说起时,还真觉得她说得实在,没有假装谦虚。王安忆也是水做的女人,肉长的心,她一定喜欢听表扬,但我理解她决不是抵触批评,她觉得要真的读了作品,真的有分析,才有交流的可能。   在香港和澳门,我们朝夕相处,有很多话题可聊,我发现,只要有机会走近她,就会觉得她特别随和,无论吃、住,无论讲话、拍照,无论什么场合,她一点儿都不拧巴,随和得一塌糊涂。不管事先是否通知她发言,拉上场她就有话可讲,头头是道。无论她累还是不累,想不想购物,喊她逛街她就陪着。出门前她还会轻声问一句:海风凉,你带外衣了吗?   王安忆是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对待的那种人,这真不是因为她“情商”高,而是一种习惯的思维方式,这种方式的核心在于她的真诚。我们在香港时就约好回来的第二天,一起到杭州参加叶文玲大姐的新书发布会,并到叶大姐的家乡去采风。她说叶大姐是她的同学,别的会可以推,这个会是一定要去的。遗憾的是我们到杭州的当天,叶大姐突发高血压住院。王安忆和我商量怎么办,是否还去。我说,人都住院了,我们再去“采风”一是给人家添麻烦,二是还有心情“疯”吗?王安忆沉重地表示:那就不去了。谁知,叶大姐的家乡仍然非常希望这个活动继续下去,浙江省作协的领导也千方百计动员王安忆去。“我先走了。”王安忆执拗地坚持说,“胡殷红说不能给人家添麻烦,她说让我别去了。”于是王安忆当天就回了上海。后来浙江方面打电话责怪我不出好主意。我心想,这就是王安忆,当她接受你、信任你时,你就是她的一部分,当她爱你的时候就一定爱你。她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