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秩序演变的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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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一:当今国际秩序演变

当今国际秩序演变

当今在经济全球快速发展的国际背景之下,各国贸易往来增多,建立在经济利益的合作与冲突也随之增加。由于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并不具备强有力的法律效益,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建立起一个不同于二战后的、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尤为重要。

2015年是中国抗战胜利以及世界反法西斯胜利的70周年,也是大国之间,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之间的全面博弈展开之际。当前的国际秩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正式确立的,突出标志是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建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原来的经济政治中心欧洲衰落,而美国与苏联崛起,彻底改变了欧洲主导的以国际联盟为代表的旧的国际秩序结构,形成了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秩序,即以美、苏、英、中、法五大国为主导的新的国际秩序结构。新的国际秩序在政治上表现为联合国,在经济上表现为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所组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1942年1月1日,中、苏、美、英等26个反法西斯同盟国家代表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宣言》,保证对日、德等国协同作战。在二战期间,《联合国宣言》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代表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但在二战结束,美苏冷战期间,由美苏控制,背离联合国宗旨,未能起到维护世界和平等作用。

美苏冷战的终结导致了二战结束以来国际政治与安全秩序的第一次重大变化。苏联解体,全球层面的两极对抗结束,国际秩序进入一超多强的时代。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综合国力及在世界上的国际影响

力,扩大其政治与安全优势,企图在世界范围内打造单极世界。21世纪以来,美国受战争以及金融危机影响,国力下降。而另一方面,日本综合国力上升,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快速发展,使得一超地位下降,多强地位提升,国际秩序面临新一轮的调整。

当前,尽管新的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亟需建立,但由于种种原因,二战后确立的国际秩序得以总体维持,但改革也在不断发展,在政治安全领域:区域组织在地区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东盟,欧盟,非盟一体化建设取得较大进展。而在经济贸易领域: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三大支柱仍然发挥巨大作用,但区域性贸易安排也不断发展:例如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等。各国国际秩序观念不同决定了新的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形成。美国企图维护其世界霸主地位,而欧洲希望建立以西方价值观为主导的国际新秩序,俄罗斯也是新秩序的重要参与方,对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也有其独立看法;日本希望以“正常国家”的身份参与国际事务;印度也在加强多边全球治理。中国也希望在国际新秩序的变革中寻求自身发展,维护自身利益。

由此可见,国际秩序变革进程将是漫长而曲折的,难以一蹴而就,故而在国际秩序变革中,中国也应有足够耐心与力量来维护自身利益。

范文二:从中东变局透视国际秩序的演变

作者:李伟建

西亚非洲 2012年03期

2011年初以来,中东多国发生持续动荡。对此,国内学界和媒体已有大量分析报道。大部分论述侧重于动荡原因、性质及其对地区形势和国际关系的影响,强调其内生性和影响的溢出效应。①本文一方面将中东动荡置于今当变革时代的国际背景下,从国际秩序演变的视角,分析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环境的迅速变化以及世界政治经济权势的快速转移是如何“诱发”了中东变局,并分析国际秩序的进一步变化又将对地区局势的发展及地区新秩序的构建产生何种潜在但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重新观察与思考中东变局,还可以从中透视出当前发生渐变的国际秩序。

中东变革运动折射出“单极时刻”终结的国际背景

“单极时刻”是美国著名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全球安全与地缘战略专家西蒙·瑟法蒂(Simon Serfaty)提出的。他用“时刻”而不用人们常见的“时代”这个词来描述国际关系中一个特定时段,旨在说明国际秩序变化速度之快。冷战结束后,美国一度独领国际舞台风骚,其各方面优势大大超出任何竞争对手。许多美国人期望这样一个“单极时刻”最终会开创出一个“单极时代”。他们认为,冷战后全球的主要特征就是美国占有了全球主导地位。成为这个单极世界中唯一的超级大国,它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塑造国际秩序。但出乎美国人意料的是,这一“时刻”在任何“时代”远未来得及开始之前就结束了。②这些年来,由美国主导的旧秩序正逐渐让位于与非西方的新兴国家平分秋色的新秩序。

导致国际秩序出现迅速变化的原因之一是美国在鼎盛时期过度实行单边主义。尤其是九一一事件后,美国接连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消耗掉相当大的实力。据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在他与哈佛大学教授琳达·比尔梅斯(Linda Bilmes)合著的新书《耗资3万亿美元的战争》中的“保守估计”,仅伊拉克战争就耗费了美国3万亿美元的巨资。“3万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只需用其中的1/6,美国就能在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维持社会保障体系良好的运转,而不用降低福利和提高税收。”③另据美国布朗大学沃森国际研究会今年6月公布的“战争开支”专项调查报告论及,10年来,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以及巴基斯坦展开军事行动至少造成了22.5万人死亡,战争开支在3.2万亿至4万亿美元之间。这项调查结合20家美国学术机构发布的统计数字,计入人员补偿支出、军需消耗支出、战斗支出、战后重建援助等多重因素,综合计算出战争开支总额。报告还指出,以上统计数字仍较保守,未计入美军老兵、伤兵今后的特殊津贴、伤残津贴等多类尚未发生支出,加上战争资金的支出来源几乎全依靠借贷,这部分的利息也高达1 850亿美元,因此,粗略累加这些项目,估计到2020年,战争总开支还得再多出1万亿美元。④

其二是新兴力量迅速上升。中国、巴西、印度等新兴国家的崛起以及印尼、土耳其等中等经济体的出现,使得地缘政治格局开始改变,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自由秩序的体制基础形成考验。虽然目前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仍占世界总额的23%以上,但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认为,考虑到美国经济的增长率与亚洲地区其他许多国家增速之间实际和预期的差距——其中许多国家的增长率比美国快高3倍——这一比例必将下降。⑤以“金砖国家”为核心的新兴大国群体以及中等新兴强国群体凭借持续增长的经济发展势头,构成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同时也扩大了它们在国际事务中的决策权和话语权,其中亚洲新兴国家的快速发展是新兴国家全球崛起的主要标志。在亚洲的引领下,近数十年来新兴市场占全球经济的份额稳定增长。尤其是,中国加大了在国际秩序管理中的参与,增加了在与国际安全及和平有关事务中的责任,这为旧秩序的转型提供了条件。

其三是全球出现金融危机。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产引发世界性经济危机,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崩溃开始和在各个战线都遭到失败的美国超级大国力量的削弱”⑥。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至今仍未消退。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Henry Summers)认为,美国现在正走在通往“失去的十年”途中。⑦经济困难直接导致了美国执行外交政策能力的缩小。同样,金融危机也给欧洲国家带来了极其严重的经济问题,许多国家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不能自拔。从对国际权力格局的影响看,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以美国和西方为主导的世界权力结构正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以上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美国的相对地位不断削弱,美国胁迫他国或单方面重塑国际秩序、推行自身主张的能力减低,而这也加速了国际秩序权利结构的变化和世界权势以及全影响力中心向非西方国家转移。

国际秩序的这一变化直接导致了美国对外战略和政策的改变。小布什政府在其执政后期,美国遭遇金融危机,经济持续下滑,总体实力下降。与此同时,中国等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在经济领域成为美国强大的竞争对手。布什迫于内外形势不得不调整其中东政策,以应对现实挑战。奥巴马上台以来,美国经济问题更趋严重,国际力量此消彼长的趋势进一步加快,美国全球主导地位明显下降,迫使奥巴马政府加快外交战略调整步伐。其中之一就是将美国战略布局从“两大扩张计划”(“大中东”和“大中亚”计划)调整为收缩中东和“重返亚洲”的“西退东进”部署。⑧

在这一背景下,奥巴马政府对中东事务的关注度和实际投入以及美国对其中东盟国的重视和支持力度都有所下降。这在客观上为中东国家反政府抗议运动的兴起提供了时机和条件。众所周知,中东地区国家长期以来一直有迫切的政治变革和社会转型需求,但在过去几十年里,它被险恶的政治地缘环境所掩盖,并被外部势力尤其是美国错误的中东政策所干扰和压制。事实上,中东许多国家过去都分别爆发过类似今日的反政府抗议活动,但大都被本国政府以打击极端势力等名义镇压下去,而这些镇压行动往往得到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支持或默认。而今,随着美国中东政策的收缩性调整,中东国家内部的政治和社会矛盾重新凸显出来,并最终酿成群体性反政府抗议浪潮。从国际秩序演变的视角看,金融危机引发的严重经济问题损害了西方支撑的国际秩序的经济基石,也松动了中东国家和世界体系之间的关系。当西方的体系不再能够通过有效的“供给”来“控制”这些国家的时候,西方所加于这些国家之上的结构就动摇了,这些国家的内部变迁随即开始了。

中东社会转型折射出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及变革的时代精神

显然,中东变局的征兆早就存在了,除了动荡国家内部因素外,时代的变化、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对促进地区国家政治社会的转型也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一)全球化浪潮深入发展

全球化给当今世界带来的最大变化在于,它不仅改变了世界经济的运作方式,还改变着人们的思想和思维方式,并对当前的国际关系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种文化或意识形态之间既互相撞击又互相交融、既有竞争也有对话,参与这一进程的国家通过不断的自我修正、自我更新和自我丰富,推动了自身的社会改革和转型。对中东大部分国家而言,全球化本应是个确立对世界制度的感知和明确地向着接受现代化的基本制度发展的社会转型过程,它不仅在经济上密切了中东与世界的关系,也在政治上带来了开放的压力,尤其是触动了中东政治民主化这根敏感神经。遗憾的是,大部分国家对此心理准备不足,总体态度是排拒的,实践是被动的。阿拉伯精英们更多地是看到了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担心“全球化文化”对伊斯兰传统文化的冲击。正是这种患得患失的心态使中东国家总体上错失了全球化带来的发展机遇。其结果是,中东的阿拉伯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原本处于相近起点的亚洲“远远甩开”。此外,全球化进一步扩大了中东国家的贫富差距,并推动了这些国家公民社会的发展,为社会动荡和社会危机的发生埋下了隐患。

(二)全球性使区域合作和地区一体化趋势增加

除了加深世界各国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全球化还推动了文化多元主义的发展,促进了各国的沟通和理解,总体上有利于维护地区稳定和地区国家间的关系。但中东地区始终未能如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利用经济全球化之势构建起能将各方力量整合起来的地区机制。究其原因,除了中东国家对接纳全球化态度犹豫外,中东地区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也是重要制约因素。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各国利益和诉求不断分化,国家间的关系越来越取决于不断变化和无法预知的环境。阿盟曾是阿拉伯世界团结的象征,然而我们看到,近年来其影响力日渐衰落,阿拉伯世界内部无法形成共同的战略与决策。与此同时,地区大国间关系紧张、教派矛盾激化。近年来,海湾国家经济实力增长,一些国家试图改变过去低调的外交政策,寻求地区影响力,但海湾区域整合也有其局限性。海湾国家与美国关系密切,在安全上依靠美国的保护,在内外政策上难以摆脱美国的影响。

这一切增加了迅速成长起来的阿拉伯知识界、尤其是年轻一代阿拉伯人的不安全和失意感。历史上,导致1952年埃及君主政体倒台的革命正是这些政治上和心理上失意的最富戏剧性的结果之一。那场革命被认为“是一场极其重大的社会变革”⑨。推翻法鲁克王朝,宣布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战胜英、法、以联军的入侵,这使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在一夜之间成了能够洗刷过去一切羞辱和恢复阿拉伯民族自信和自豪感的阿拉伯英雄。现在的阿拉伯世界与埃及革命前的情况非常类似,阿拉伯各国普遍存在的政治代表性危机最后酿成了全面的动荡。从地区秩序构建的层面看,埃及等核心国家的衰落也使阿盟在地区秩序中失去了支撑者。没有核心国家在区域国际体系中维持秩序和有效应对来自外部的强制,地区稳定就变得十分脆弱。

(三)涌现了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

近年来,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国际关系许多传统的规则和观念形成冲击,同时也为各国发展带来机遇和挑战。许多国家都在与时俱进地调整发展战略,加快改革进程,积极推进政治、经济和社会转型,以适应快速变化的时代发展。尤其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各国都在为争取在国际体系改革中占领新的制高点而展开竞争。新形势下,阿拉伯世界要求政治改革和实现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向民主化和现代化转型的呼声日高,各国政权面临的压力骤增。前些年,“改革”在阿拉伯世界曾是一个被各国精英、媒体乃至普通民众广泛而且高频率谈论的话题。但从这些年的实践看,阿拉伯国家在这方面的行动是滞后的,关于改革的话题基本上还停留在讨论的层面,无论是观念转变和制度建设都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需求。从表面看,这些国家转型一直受制于恶劣的地缘政治环境,执政者忙于应对各种外来挑战而疏于国内改革。而实质却是,执政者担心:一旦改革危及现有政权的权力基础,他们退让和妥协的空间就很有限。因为一旦改革进程启动以后,首先会涉及的,必然是对现有政权合法性的争论。⑩

在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里,由于对全球化的本能的排拒、信息技术的落后、当权者对权力的留恋,以及伊斯兰传统文化造成阿拉伯人观察世界发展方法的局限,阿拉伯世界普遍缺乏对于制度构建而言必须掌握的不断生成和演进的信息和推动制度创新的动力和能力,许多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机制及制度建设严重不足。可见,中东出现严重稳定问题的结构性前提早已存在。当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终于使阿拉伯世界的广大年轻人看到了自己国家与时代发展的差距时,其受到的冲击力是巨大的。这也是年轻人成为这次变革运动主要推动力量的重要原因。

综上,虽然中东动荡反映出的是地区国家内部迫切的转型需求,但这些年国际环境的变化及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无疑是中东转型的最大外部推力。从这个层面可以说,此次中东变局也是变革时代压力下的产物。

中东地区新秩序构建及国家转型依托于国际秩序的变化

中东的转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未来发展存在太多的不确定性:新政权将如何选择国家发展模式?地区秩序如何重构?中东与世界的关系又将如何调整?必须指出的是,中东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与其历史、宗教和文化发展密切相关,因此,任何改革都难以脱离这些特定的政治生态环境和社会现实的影响,更不会改变其阿拉伯和伊斯兰的基本属性。但未来中东政治进程的发展及地区秩序的构建同样难以游离于世界发展进程之外。事实上,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它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容易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

当前,世界的多样性已显而易见:经济力量平衡的改变已影响到地缘政治力量格局;世界权势继续向非西方的新兴大国转移;多中心的国际秩序架构正在逐渐形成。这一变化趋势将从以下几方面影响中东未来的发展。

(一)美国将进一步收缩其中东战略,以集中力量应对国际秩序权利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

长期以来,美国已经习惯于作为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的主导者。“这种角色已经植入了美国政治文化和国家特征中”。(11)对美国决策者来说,当前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在出现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地缘政治变化之际维持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在美国看来,中国的崛起是催生国际秩序演变的重要因素之一,“已经呈现出影响未来世界秩序的越发强劲的力量”,(12)因此,美国毫无疑问地将中国作为其最大的竞争对手。这就决定了在未来很长时期内,美国的战略重心将部署在亚太地区。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将放弃对中东事务的主导。相反,美国一开始就对中东动荡进行干预,试图对其引导。美国最近甚至决定恢复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接触,希望维持其对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但是美国过去主导地区秩序的诚信度和形象已经因其所犯下的错误和由此给中东带来的不良影响而受损。同时,疲软的经济增长、巨额的预算赤字、过度的军费开支,以及公众和国会对今后在伊斯兰世界征战的反对等因素,正在限制美国的政策执行能力。这也使美国在引导中东国家建立新的地区秩序方面的影响力大打折扣。中东动荡半年多来的各种迹象表明,无论是在维持区域秩序还是影响这些国家的内部局势方面,美国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不管这些国家最终会发展出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不管西方国家如何干预这些国家的内部发展,这些国家和国际体系之间的关系很难回到从前的状态了。”(13)

这正是世界力量结构变化带来的结果。这一变化仍将继续,也必将对中东地区秩序重构及各国政治及社会转型产生重要影响。新的形势下,世界各种其他力量将逐渐进入并影响中东。相对于美国而言,中东地区国家将表现出更大的独立性。美国凯托学会外交政策资深研究员利昂·哈达(Leon Hadar)表示:“对于美国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决定中东战略结果能力的认识,已经促使一些地区大国重新评估依靠美国的力量坐享其成是否明智。”(14)笔者以为,尽管在很长时期内美国将依然是中东大部分国家的外交重点,但它将不再是中东对外关系的唯一主角。后动荡时代,地区主义将利益成为中东各国外交关注的重点,各主要国家将力争在未来地区秩序的构建中扮演重要角色,中东政治多元化趋势已初现端倪。

(二)美国和西方依然试图主导或者成为未来中东地区秩序构建的主要影响力量,但中、俄、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以及印尼、土耳其等中级经济体的崛起对中东地区的“示范”效应正在增大

国际秩序的演变趋势表明,虽然西方的经验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占据了主导地位,并且现在和未来依然对世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但其他文化和历史差异很大的国家也加入了现代化进程。这些国家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功之后,它们的政治、文化乃至军事影响力也随之大幅提升,并越来越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而与之相对的是,西方的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正在下降。眼下,欧洲许多国家正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希腊和西班牙等国最近爆发了大规模骚乱和示威活动。示威者不仅仅是对政府的财政紧缩措施表示抗议,还要求国家实行一种“全新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这种情绪正在欧洲其他一些国家蔓延,让西方人开始担忧自己的“阿拉伯之春”就要到来。美国《时代》周刊驻巴黎分社社长布鲁斯·克拉姆利(Bruce Crumley)最近撰文表示,尽管情况有所不同,但阿拉伯国家和欧洲已经动员起来的大众都具有这样一种共同的感受,即他们国家的制度已经使他们变成了牺牲品。(15)

对中东国家而言,这直接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西方样板对中东的吸引力正在下降;二是欧洲国家关注中东事务的政治意愿及实际影响力降低。这种此消彼长的世界力量结构变化将会促使更多的中东国家寻找替代的地缘政治力量。更确切地说,那些曾经将眼光投向东方的国家将会更加坚定它们的“东向”战略选择,而那些原来只把眼光盯住西方的国家也会放宽它们的视野,把加强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的合作作为一种新的战略目标。这也意味着,后动荡时代,中东国家的对外关系重点将会从过去的主要集中在欧美向未来追求更多元的国际合作调整。

(三)中东国家当前进行的政治社会转型迫切需要促进经济增长及加速国家发展

当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认识到,政权更迭并不一定会带来经济繁荣和民生改善,政治变革和经济好转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共生关系。事实上,埃及穆巴拉克下台后,民众的抗议浪潮并未平息,抗议者要求加快政治、经济改革,改善民众生活条件,而埃及政府根本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满足民众的期望。西方国家也看到,如果不立即为中东的经济发展创造条件,政治变革就可能难以为继。对此,西方有人提出对中东推行所谓“马歇尔计划”,同时也有人坚持,只有进行政治改革、效仿西方民主制度和发展模式并同西方保持关系的国家,才能得到西方援助和贷款。但中东面临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不是仅通过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保持关系、依靠西方援助就能得到解决的。而且,西方发达经济体目前深陷财政和主权债务危机,一些国家所谓要对中东国家提供援助的承诺,其实大半也只是空头支票。

在新兴大国崛起之前,中东国家的对外政治和经济关系模式大致只有两种类型:或者高度依附西方,或者和西方互为孤立。而今,新兴国家作为世界经济新的推动力量的出现,正越来越引起中东国家的关注。新兴国家强大的经济实力不仅可以在帮助中东恢复经济和稳定地区局势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而且新兴大国的发展模式对中东的社会转型也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毋庸讳言,中国因素已经成为影响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演变的最重要变量之一,中国无疑也可以在促进中东地区秩序构建和推动中东经济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过去10年,中国通过中非合作论坛这一引擎,已经成为推动非洲经济发展的新动力。相信中国也可以通过中阿合作论坛以及其他既有或将要构建起来的新合作机制为中东经济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综上分析可以看出,虽然中东动荡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一场内生性的变革运动,但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尤其是国际体系大变革时代带来的一系列格局性和趋势性重要变化对中东的冲击是巨大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中东动荡的“诱因”。并且,在中东旧秩序被打破、地区国家不得不面对许多新选择的情况下,外部世界的发展对中东各国转型的导向作用将变得越来越大和越来越重要。当前的国际局势虽然复杂多变,国际秩序在变革过程中也出现鲜明的阶段性特征,但力量消长继续朝着有利于新兴大国的方向发展,国际力量格局的多极化、均衡化势头不减。(16)这样一种世界发展大势,无疑将对中东局势的演变、地区国家的转型发展、地区秩序的重建及各国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的调整等产生持续而深远的影响。我们看到,中东动荡半年多后,突尼斯和埃及这样最早出现社会动荡的国家,民众的“革命”激情正在逐渐让位于对变革的实质内容及未来发展的思考,而这种思考是与当今世界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其结果反过来又会对这些国家自身发展及与世界的关系产生重要影响。

当然,国际秩序的变化决非是一次战争、一场运动乃至地区内国家间消长的使然,而是一种渐进的历史过程,体现于全球视野的多个点、面。中东变局是该地区乃至世界整体格局中的一部分。若将此事件置于其中,我们可以或多或少地洞悉出国际秩序的变化。

注释:

①例如,王京烈:《解读中东政治危机》,载《西亚非洲》2011年第6期,第3~10页;李伟建:《对当前中东局势演变的若干思考》,载《西亚非洲》2011年第6期,第11~17页,等等。

②Simon Serfaty,"Moving into a Post-Western World",The Washington Quarterly,Spring 2011,p.7.

③Joseph E.Stiglitz,"The Three Trillion Dollar War",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stiglitz97/English,2011-08-20.

④Costs of War's Project,Estimated Cost of Post-9/11 Wars:225,000 Livesd,up to 4 trillion,http://news.brown.edu/pressreleases/2011/06/warcosts,2011-09-20.

⑤Richard Haass,"The Age of Nonpolarity",Foreign Affairs,May/June 2008,p.46

⑥Paul Jorion,"L' opinion ale sentiment de n' être plus représentée par les institutions",La Tribune,March 21,2011.

⑦Lawrence Henry Summers,"How to Avert a 'Lost Decaded'",Financial Times,June 13,2011.

⑧杨洁勉:《浅析奥巴马政府对美国全球战略进行的调整》,载《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2期,第19页。

⑨[美国]凯马尔·H.卡尔帕特编著;陈和丰等译:《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1页。

⑩朱威烈:《文明对话与大中东改革》,载《回族研究》2006年第1期,第15页。

(11)Stewart Patrick,"Irresponsible Stakeholders? The Difficulty of Integrating Rising Powers",Foreign Affairs,November/December 2010,p.48.

(12)"Global Shifts:Capstone Report Released",http://www.transatlanticacademy.org/publications/global-shift-capstone-report-released,2011-06-02.

(13)郑永年:《中东、阿拉伯变局与国际新秩序》,载《联合时报》2011年4月5日。

(14)Leon Hadar,"Saving U.S.Mideast Policy",http://nationalinterest.org/commentary/saving-us-policy-the-mideast-5556,2011-07-01.

(15)Bruce Crumley,"Why Greek Tumult Signals the Coming of Europe's Own 'Arab Spring'",http://globalspin.blogs.time.com/2011/06/17/why-greek-tumult-signals-the-coming-of-europes-own-arab-spring/,2011-06-17.

(16)陈东晓:《当前国际局势特点及中国外部环境的新挑战》,载《国际展望》2011年1-2月号,第1页。

作者介绍:李伟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所长、西亚非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上海 200233

范文三:中国在国际秩序的演变过程中的作用

中国在国际秩序的演变过程中,担负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自20世纪至今,中国扮演在国际秩序演变中的作用,从被迫遵守者的角色,变成了秩序的参与者,再到秩序的重要参与者,发展到今天的新秩序的塑造者之一。

在1941年珍珠港事变之前,中国是国际秩序的被迫执行者(这种被迫执行在很多时候,是以牺牲中国的国家利益为代价的)。因为清朝灭亡后国内连年内战,中国的国力损耗过巨,全世界主要的强国几乎都要求虚弱的中国遵守其自清朝以来其为中国制定的国际秩序准则。

1941年珍珠港事变之后,中国的国际作用开始凸显。为了牵制日本的力量,英国、美国、前苏联开始重视中国的作用。中国开始在国际秩序中,扮演重要参与者的角色:抵抗了日本对外扩张的主要陆上军事力量。这时候的中国,担任了秩序参与者的角色。

1957年朝鲜战争结束之后,中国开始在东亚、东南亚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在越南战场先后同法国、美国交手之后,中国开始成为国际秩序的重要参与者。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之后,这一角色的作用,愈发凸显。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至今,尤其是亚洲开发银行的建立,中国从规则的重要参与者,完成了向规则制定者角色的转变。亚洲开发银行的成立,是中国开始主导某一层面的地区经济事务的开始,也是中国成为世界秩序的制定者的角色之一的标志。

当前所实行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是西方发达国家的领导下开展,具有浓厚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色彩,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是非常不利的。随着第三世界的崛起,迫切要求建立起国际新秩序,从而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

第三世界国家兴起的上升趋势,具体表现为西欧、日本随着经济实力与美国的差距逐步缩小,在政治上对美国的离心倾向也在不断加强;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壮大并走向联合。

一、在全球化背景下推动了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建立

(一)经济全球化加强了国际关系民主化

众所周知,国际旧秩序就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领导下建立的,本质就是实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同时国际旧秩序也严重损害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随着第三世界的崛起,迫切要求建立国际新秩序。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多极化发展,从而就可以有效地遏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加强了国际关系民主化。此外,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也是国际新秩序的前提。

(二)经济全球化加强世界经济联系,推动了国际关系发展 经济全球化的建立和发展,将世界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不同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历史文化等要求世界各国在相处过程中相互尊重,和平共处,为建立和平稳定、公平公正的国际新秩序而努力。此外,也带来了一些不利问题,

以利益为目的的国际关系日益紧张,突出表现的国际关系问题有生态环境污染、毒品泛滥、国际恐怖主义猖獗等。

(三)经济全球化加快了国际新秩序的建立

在国际旧秩序的现状下,经济实力决定了一切,从而少数经济大国和军事强国掌控着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然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打破了这种格局,它号召世界各国共同参与国际问题,共同分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利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理念就是实现各国的共同发展和利益共享。

二、我国在建立国际新秩序中发挥的作用

(一)尊重和维护世界多样性

当前世界上的人口问题、贫困问题、能源问题成为影响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重要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也阻碍了各国经济的发展。或许很多人们都不理解:到底是什么引起了世界的冲突?对于这一问题,美国学者萨缪尔.亨廷顿给出了有代表性的说法,他认为:在新世界中,引起冲突的根本原因不再是以往的经济形态或者意识形态,而是文化,而且全球政治的冲突集中表现在不同文化的国家及集团中,这些冲突影响着全球政治。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综合国力有了很大提高,中国的崛起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同时我国的外交政策始终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此外,还将我国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作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准则,互相尊重不同国家的文化、信仰等,绝不会主观评价种族的优劣、社会

经济的发展形态。因此,在建立的国际新秩序中,我国尊重和维护世界多样性,在文化交流领域中把平等和友好作为前提,尊重世界不同国家文化的多样性,积极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极大地维护了世界的和平和稳定,

(二)推动世界经济均衡发展

从整体上来讲,世界经济取得了显著发展,但是发展的不均衡性尤为突出,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差距,引起这种现状的重要原因就是在旧的国际秩序中,西方发达国际处于领导地位,始终将自己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就边缘的地位,而且这样的现状会加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差距,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会严重影响到世界的稳定。然而我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发展中国家,成为国际重要政治力量之一,在国际中有了自己地位,但是我国始终维护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经济协调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的均衡发展。同时国际新秩序的建立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有力外部条件,我国主张建立的和平稳定、公平公正的国际新秩序成为全球经济均衡发展的经济准则。

(三)树立了新的安全观

维护国家的主权是每个国家始终坚持的基本原则,而国家的安全又关系到这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在过去发展历程中,国家为了自身利益与他国发生的影响国家安全的武力事件有很多。而建立的国际新秩序中,提倡的集体安全成为国家维护自身安全的重要

途径。经济一体化推动了国际新秩序的建立,提倡以和平方式解决一切矛盾和争端,摒弃一切不利于世界和平的因素,增进了各国之间的友谊。我国做为世界大国之一,倡导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新秩序,这也就是我国新安全观的基本理念。新安全观是一种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它摒弃了传统了安全困境之下建立的安全观,它的核心就是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为国际新秩序的建立提供了有借鉴意义的安全思想。因此,我国在建立的国际新秩序中提供了新的安全观。

三、结语

总而言之,随着我国的迅速崛起,在国际上的地位日益提高,必定会发展成为世界重要政治力量之一。号召建立和平稳定、公平公正国际新秩序的我国,始终维护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在建立国际新秩序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范文四:中国在国际秩序演变中的作用

中国在国际秩序演变中的作用

中国在国际秩序的演变过程中,担负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自20世纪至今,中国扮演在国际秩序演变中的作用,从被迫遵守者的角色,变成了秩序的参与者,再到秩序的重要参与者,发展到今天的新秩序的塑造者之一。

在1941年珍珠港事变之前,中国是国际秩序的被迫执行者(这种被迫执行在很多时候,是以牺牲中国的国家利益为代价的)。因为清朝灭亡后国内连年内战,中国的国力损耗过巨,全世界主要的强国几乎都要求虚弱的中国遵守其自清朝以来其为中国制定的国际秩序准则。 1941年珍珠港事变之后,中国的国际作用开始凸显。为了牵制日本的力量,英国、美国、前苏联开始重视中国的作用。中国开始在国际秩序中,扮演重要参与者的角色:抵抗了日本对外扩张的主要陆上军事力量。这时候的中国,担任了秩序参与者的角色。

1957年朝鲜战争结束之后,中国开始在东亚、东南亚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在越南战场先后同法国、美国交手之后,中国开始成为国际秩序的重要参与者。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之后,这一角色的作用,愈发凸显。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至今,尤其是亚洲开发银行的建立,中国从规则的重要参与者,完成了向规则制定者角色的转变。亚洲开发银行的成立,是中国开始主导某一层面的地区经济事务的开始,也是中国成为世界秩序的制定者的角色之一的标志。

王毅外长说过:“如果把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比作一艘大船,70年前中国亲手参与了它的设计和建造,而且中国还是当时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今天,中国和190多个国家同在这条船上,中国想的绝不是要把船打翻,而是要和各国共同努力,让这艘大船沿着正确的方向开的更稳、开的更好。”中国人名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阅兵仪式、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关于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与实践的演讲充分体现出中国维护现行国际秩序的基础地位。其次,中国对现行国际秩序进行了有益补充。表现为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促进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完善与均衡,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对接,提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最后,中国推动国际秩序向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例如在印度支那、柬埔寨、朝鲜和伊朗等国际问题中促进和平协议;建议联合国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推动热点问题的政治对话,还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争取公平权益。

中国是21世纪国际秩序变迁的重要推动力量,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的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力量结构变化,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中国对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不懈追求。在这一轮秩序变迁中,中国的作用是独特的:它既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又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既是东方国家,又是国际体系的核心行为者,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有密切的互动,这使得中国具有沟通东西南北的优势。不仅如此,中国致力于和平、发展、合作的国际取向将使国际秩序的变化更具和平性,使新的秩序内涵更注重发展,使秩序安排更加公正。 41508037

范文五:经济危机与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

摘 要 本文以国家和市场为动力,以国际权力结构、国际经济制度、国际经济主导思想三个关键变量为维度,构建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分析框架,并在这一框架指导下考察二战后世界性经济(金融)危机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冲击,深入探讨国际经济秩序在国家和市场双重力量推动下演变的原因、路径和趋向,以期发现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内在逻辑和一般规律。

关键词 国家 市场 经济危机 金融危机 国际经济秩序

导 论

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的确立和在全球的扩散,国际贸易快速发展、人口和资本大规模流通,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不断加强。19世纪中后期,以金本位制为核心,反映、规范世界经济运行的国际经济秩序最终在英国和英镑主导下确立,有效维护了世界经济的自由稳定,促进了各国贸易、投资的发展和世界经济的繁荣。但在一战、二战和多次世界性经济(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国际经济秩序不断发生调整和变革,深深地影响着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走向和各国经济实力地位的变迁。

关于国际经济秩序的研究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论范式,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从结构主义出发,认为世界经济是统一的整体,“包含着一个占支配的中心,一个处于依附地位的外围和处于‘中心’、‘边缘’之间的‘半边缘’地带,形成一个‘中心-外围’的经济结构”Raúl Prebisch,“Commercial Policy in the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May 1959,Vol.XLIX, pp.251;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尤来寅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63—467页。,指出国际经济秩序内在的不平等性,是外围或边缘国家贫穷落后的根源;而现实主义者则以“权力结构”为基础,论述了“霸权对于维护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作用”查尔斯·金德尔伯格:《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宋承先、洪文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347—359页。,以及权力更迭带来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变革。但二者均忽视了国际经济秩序具有的政治、经济的双重属性,以及在市场和国家(权力)双重力量推动下的演变逻辑,无法还原国际经济秩序演变历史的全貌。本文意在突破现有研究的局限,以国家和市场双重动力为视角,以体系性经济(金融)危机为平台,分析研究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问题。

国际经济秩序的分析框架

奥古斯丁指出,秩序是“不同的组成部分处于自已的最佳位置,共同构成一个很好的布局”Augustine:“The City of God,bx xix.ch,VII,”Everymans Library,1950,P249.转引自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张小明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赫德利·布尔在此基础上,对秩序的概念进一步引申,认为秩序是“导致某种特定结果的格局,一种旨在实现特定目标或价值的社会生活安排,是相对于特定目标和价值而存在的社会现象,国际秩序指的是目际行为的格局或布局,是一种国家间秩序,它追求国家社会基本、主要或普遍的目标,如维持国家体系和国家社会本身的存在,维护国家的独立或主权,维护国际和平等”。门洪华依据前人既有的研究,指出“国际秩序是大国之间权力分配、利益分配和观念分配的结果;国际秩序之争,实质上是权力、利益之争,又主要表现为观念之争、国际机制之争”。

在借鉴现有学者对秩序和国际秩序的理解和界定的基础上,作者认为国际经济秩序是国际经济行为的格局或布局,是基于国际经济力量结构和经济观念结构,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来的经济关系和各种经济制度的总和。其基本目标是国际经济体系本身的生存和延续,维护国际经济社会的稳定、自由和开放;基本功能是使世界经济——作为有内在联系和相互依存的整体,进行有规律的运行和发展。

根据对国际经济秩序及其运行逻辑的既有理解,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建构国际经济秩序的分析框架。第一,国际经济秩序是某一时期主要经济行为体基于经济实力造就的格局,建立在各经济行为体尤其是主要经济行为体力量对比的基础之上,是经济实力分配的结果。第二,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在国际经济观念分配的基础之上,一定时期的国际经济秩序是否稳定,往往取决于主要经济行为体在核心经济观念上是否能达成一致,保持默契或必要的妥协,当前主要体现在国际经济主导思想和发展模式上。第三,国际经济秩序指的是国际社会中的经济行为体按照某种既定的原则、规则、规范和决策程序来处理彼此关系,反映了国际经济运行机制和整体态势。总之,国际经济秩序是国际社会中主要经济行为体实力分配、观念分配的结果,外在表现为全球性国际经济制度、机制的创立和运行。其演变过程也主要体现为国际经济力量的重新分配;国际经济制度、机制的调整与变革;国际经济主导思想、发展模式的更替和完善等三个方面。

在演变形式上,国际经济秩序主要表现为内在调整和外在变革,二者互为依存,相互调和,共同构成了秩序演变的历史过程。在国家和市场力量的作用下,国际经济秩序赖以建立的经济实力结构和经济观念结构存在失衡和调整的潜在危险,为恢复均衡、维持延续,国际经济秩序首先发挥内在调整的功能:受到挑战的霸权国会通过需求增加资源以保持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地位和承担的义务,或减少承担的义务和相应的成本,以满足新兴国家的要求,但以最终不致危害其国际地位为底线;国际经济观念(经济主导思想),在新的经济形势和市场力量冲击下,其首先表现为系统的内部改良和完善,对不适应新的经济形势发展的部分进行调整、革新,以维持国际经济观念(经济主导思想)的延续和保存。一旦这种调整无法满足新兴国家的要求和新的经济形势发展需要时,将导致国际经济秩序与权力结构和经济形态的断裂,进而导致体系性危机事件(战争、经济或金融危机)的发生,在体系性危机事件的冲击下,国际经济秩序将发生剧烈调整或外在变革。因此,秩序的相对稳定性主要是由该秩序对国家和市场的需求能够调整到什么程度的能力决定的。   经济危机冲击下国际权力结构的演变

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在国际权力结构的基础之上,反映了体系中主导大国的利益和诉求,其演变的动力源自于体系性大国之间经济实力的不平衡增长,是国际权力结构变化的结果。罗伯特·吉尔平指出:“秩序变革的前提,存在于现存经济制度与那些在该经济制度变革中受益最大的行为体之间的权力再分配之间的断层处。”体系性经济(金融)危机则是推进国际经济秩序变革的常用且有效工具。危机过后,国际主要力量经过重组,权力分配发生变化,建立在原有权力结构基础之上的国际经济秩序在危机中被破坏或摧毁,体现新的国际权力结构的国际经济秩序在大国的博弈中得以建立。

一方面经济危机使权力分配与国际经济秩序之间失衡的状况更加凸显。“国际权力结构的变化源自于国家间权力的不平衡增长,当霸权国达到其扩张的极限时,就很难维持自身地位和遏制最终的衰退。它开始在农业或工业能力方面碰到边际收益递减,内部与外部的变化增加了消费、防务和生产的成本,开始经历严重的财政危机。社会的经济、技术和组织技能的扩散削弱了它对其他社会,尤其是那些处于体系外围的社会的竞争优势。新兴国家享受着较低的成本,不断上升的资源收益,以及后发优势。最后,体系中衰落国家和新兴国家的不平衡增长率导致了决定性权力再分配以及该体系的不平衡。”如果这种权力分配失衡的状况无法在体系内调整解决,其将通过更激烈的方式,如霸权战争、体系性经济金融危机的方式促使国际经济秩序发生变革。二战之前,这种秩序的变革通常经过霸权战争的形式完成,而在现代社会,体系性经济金融危机部分取代了霸权战争的功能,对经济秩序的权力结构基础产生冲击,破坏或摧毁旧有的国际经济秩序,促其调整、完善或变革。随着经济金融危机的不断发展恶化,衰落的体系性大国往往力不从心,无力为消除经济危机,促进全球经济复苏提供有力的支撑,不得不寻求与新兴国家合作,共同应对经济危机带来的挑战。而新兴国家随着经济实力、综合国力的不断增长,在国际经济中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其不断增加的经济积累和日益扩大的经济规模,为应对经济危机提供了充分、有效的手段,也希望以应对经济危机为契机,加强与体系主导国家的合作,提升本国在国际经济领域的发言权、投票权,甚至规则的制订权。

另一方面,经济危机加剧了国家权力的不平衡分配,对已有的权力结构形成巨大冲击。经济危机与战争类似,对世界经济具有巨大的破坏作用,但这种破坏对各国造成的损失是不均衡的。经济金融危机的发源国或中心国遭受危机破坏的程度更为严重,为调整国内经济政策、刺激经济复苏所需付出的代价更高,经济力量相对于其他国家处于急剧下降之中,在新的权力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而经济金融危机的外围国家,因远离危机中心,受到危机的影响较小,具有应对经济危机、刺激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通过国内经济政策调整能够尽快摆脱经济危机的影响,实现经济复苏。因此,在经济危机这种“大浪淘沙”式的拣选中,一部分国家在体系性经济危机中受到沉重打击,国际实力、地位处于相对下降之中,而另一部分国家因受危机的影响较小,国内经济得以平稳复苏和增长,实力地位相对提升。危机过后,国家权力的不平衡增长导致了国际权力结构的急剧调整和变化。通过对近代经济史的考察,体系性经济金融危机的发源国和中心国往往是体系性大国。只有体系性大国才具有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经济规模和实力,其诱发的经济金融危机才具有全球性,同时,受到危机的影响也相对沉重,实力地位快速削弱。因此,危机往往导致国际权力结构朝着均衡化、有利于新兴国家的方向发展。

20世纪70—80年代由美元危机引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导致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实力对比更为分散,形成美、欧、日三足鼎立的格局,结束了美国一国主导国际经济运行的时代,建立了主导世界经济、政治、安全事务的七国集团;削弱了美元的霸权地位,建立了牙买加国际货币体系,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2008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进一步凸显了国际经济实力分配与国际经济秩序之间的失衡,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实力相对削弱,无力单独承担应对金融危机、恢复经济增长的重任,力邀新兴经济体共同参与世界经济信心的重建,二者在二十国集团框架内加强合作,有效遏制了金融危机不断恶化的局面。二十国集团也正式取代八国集团,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合作平台;新兴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中的投票权和发言权也得到大幅提升。标志着新兴经济体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成为与西方发达国家平起平坐的经济合作伙伴。

经济危机冲击下国际经济制度、机制的调整与演变

二战后,为避免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各国货币竞相贬值、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经济动荡不安的景象重演,美国主导建立了以“布雷顿森林体系”此处所指“布雷顿森林体系”,包含布雷顿森林会议通过的各项协定和《关贸总协定》及1995年建立的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战后国际经济秩序。依据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实行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③ “布雷顿森林体系”,《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108174.htm?fromId=64890.,建立了永久性的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贸易机构和现代国际金融货币、贸易投资管理所必需的各项制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WTO)和世界银行(WBG)成为国际经济体制中最重要的三大支柱。从而形成了以贸易自由化、资本自由化和外汇自由化为核心的多边经济制度,实现了美国经济霸权的建立。

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有助于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促进了战后的经济复苏和发展。但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欧、美、日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实力对比不断变化,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内在的矛盾和缺陷也日益暴露出来,无法适应新的经济发展形势的需要,成为调整和变革的对象。20世纪60—70年代,随着西欧、日本等国的崛起,美国的经济实力相对削弱,美元受到挤兑黄金的冲击,回流机制受到影响。1971年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停止履行外国政府或中央银行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的义务。面对美元贬值和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西方各国纷纷放弃本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确认浮动汇率制的合法化,形成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并存的局面;“美元停止兑换黄金和固定汇率制的垮台,标志着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③。   为应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货币金融关系出现的动荡混乱局面,美、欧、日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积极配合,对黄金、汇率、储备资产、国际收支调节等问题进行磋商,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框架内达成了“牙买加协定”,使其成为调节国际货币金融关系的新的制度安排。牙买加体系正式确认浮动汇率制度合法化,承认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并存的格局,废除黄金条款,推行黄金非货币化:提高特别提款权的作用,增加成员国基金份额;推动储备货币多元化,日元、马克成为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的地位明显削弱;允许各国利用国内政策、汇率政策、国际融资、国际协议等多种渠道调节国际收支,使国际收支的调节更为及时有效。在美元危机引发的国际经济动荡混乱的形势下,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正式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过渡到牙买加体系。

从此,黄金不再充当国际货币,美元与黄金实现脱钩,国际信用货币的发行无需再受世界黄金储量和开采量的限制,世界经济在国际信用货币超量的支持下飞速发展,各国财富不断增长,而美国更是依靠美元的中心货币地位,进一步巩固了自身世界金融大国的地位。然而,失去黄金的制约后,美元大规模发行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在酝酿新的危机。“高额的铸币税和美元超发给美国带来的巨大利益使美联储具有超发美元的先天动机。只要国内经济增长出现问题时,美国总会选择超量发行美元的做法来优先解决其国内经济问题。”美元扩张带来的通货膨胀借助美元输出美国,流向世界。为达到国际收支平衡,美国政府大量发行国债吸收美元,实现美元回流;美国金融市场也不断创造出新的金融产品供全球投资者投资,进一步奠定了其世界上最发达的金融投资场所的地位。因此,在牙买加体系下,美元的超量发行和全球性的经济泡沫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发展开启和促进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创新,并出现金融市场创新过度的现象,进而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在全球的蔓延。金融市场创新过度的根源在于金汇兑本位制崩溃后国际货币的超量供给。牙买加体系下美元不受控制的发行机制是导致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体制性原因。

此次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各主要经济体积极寻求对现存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进行改革。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强调“加强金融监管,对所有具有系统性影响的金融机构、金融产品、金融市场、对冲基金、信用评级机构、企业高管薪酬实施监管和监督,完善会计准则和金融企业资本金。并创立了金融稳定委员会(FSB),使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起对宏观经济和金融危机风险发出预警,并采取必要行动解决危机。以抵御金融系统的风险,保证全球金融体系安全有序运行”Leaders’ Statement:London Summit,http://business.sohu.com/20090403/ n263177027_1.shtml.。同时,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同意增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以帮助陷入困境的国家,恢复人们应对金融危杌的信心。二十国集团机制化,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合作平台。

经济危机冲击下国际经济主导思想的调整与演变

国际经济主导思想的形成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是为适应、促进某一历史阶段世界经济发展而产生的,但随着市场力量的不断推进,经济形态、经济环境在不断向前发展,一旦国际经济主导思想无法通过自身调整以适应新的经济发展的现实,它将成为世界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阻力,进而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实现调整或变革。另一方面,国际经济主导思想有其内在的缺陷和不足,无法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市场力量与国家力量之间取得恰当的平衡,在市场力量与新的经济形势的推动下,其存在的内在缺陷将愈发暴露,需要不断调整和变革。而这种调整变革的节点往往出现在体系性经济(金融)危机之后。

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为恢复战后国内经济,纷纷采取凯恩斯主义,在强调经济自由发展的同时,加强国家宏观调控,通过政府干预经济等手段,集中发展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同时,采取金融、财政、税收等手段对企业生产、居民收入进行调控,加大对失业、贫困人口的帮扶力度,建立福利国家。这种强调政府干预促进经济发展的凯恩斯主义确实促进了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在20世纪50—60年代,形成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在经济领域形成了美、欧、日三足鼎立的局面。

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压制了市场自身的调节作用,忽视了市场经济规律。导致国家对市场和经济干预过多,过分强调人为的刺激需求,政府开支不断扩大,税收负担加重、财政赤字增加,为缓解财政压力,政府超量发行货币,进而形成了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解体和不断爆发的石油危机,在加剧已经十分严重的通货膨胀的同时,进一步导致商品服务的生产成本大幅度上升和国民经济增长率的持续大幅度下降。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回升、增长乏力,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却居高不下,进入战后特有的“滞胀”阶段。1972—1982年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连续发生三次大规模的经济危机。一直被奉为经典的凯恩斯主义对此毫无应对之策,无力阻止日趋严重的经济衰退和不断恶化的通货膨胀,受到前所未有的批评和挑战。

为应对经济滞涨,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放弃凯恩斯主义,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力量,调节经济运行。主张“充分发挥市场力量,减少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崛起,并为各国政府所采用,成为指导政策制订的指导思想。在英国,撒切尔政府推行“撒切尔新政”,实施增加利率、降低直接收入税、提高间接收入税、公有住房私有化、缩减教育等公用事业开支、控制货币发行、削弱工会权力等经济改革,以期减缓货币供应量、降低通货膨胀。同期,美国总统里根在国内大力推行“里根革命”,采取消减税率,平衡预算、规范社会福利制度、紧缩货币供应等政策,以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发挥市场调节经济的作用。“撤切尔新政”和“里根革命”的实施,为克服“滞胀”现象发挥了积极作用,促进了资本主义各国,特别是美欧各国经济的复苏。新政实施后,英国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1981—1990年间,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3%以上;美国经济也持续回升,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大大缓解。在这种情况下,新自由主义为更多国家所接受,这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思想,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的新旧更替。   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沦和政策主张在解决“滞胀”困境的同时,也给所在国家经济发展留下了难以克服的隐患和难题。“不负责任的政府支出政策带来的巨额财政赤字和国债余额成倍增长;放松金融监管,导致金融创新过度,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低利率和信贷盲目扩张及全民负债超前消费导致国内储蓄率低下,信贷风险增加等等”。这种不负责任的经济行为最终导致持续至今的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思潮和政策主张也在此次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全面衰落。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欧美推出广泛的救市方案,英法等欧洲国家向银行入股注入资金,充实银行实力,恢复信贷信心,强调加强金融监管,稳定金融市场。“美国则通过发行国债,购买主要金融机构手中的不良资产,将由于次贷危机导致的流动性和信用度出现严重降低的公司债务,转化为流动性和信用程度较高的国家信用债务。挽救金融企业日益恶化的资产负债表,加强资本的流动性和偿付能力,稳定其信用等级,从而切断目前存在的金融企业债务危机的链条,达到稳定金融体系的目的。”政府直接参与金融机构的重组,甚至对某些金融机构实行暂时的国有化。所有这些政策都属于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是凯恩斯式的救市方案,预示着凯恩斯主义的回归,成为各国在自由市场制度基础上干预市场、刺激经济复苏的理论工具。

小 结

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在国际经济权力格局之上,是经济制度、经济思想在世界经济领域分配的结果。其在国家和市场双重力量的作用下不断向前发展、演进和变革。体系性经济(金融)危机的发生将对国际经济秩序产生巨大冲击,使国际权力分配失衡的状况更加凸显,破坏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权力基础;使国际经济制度、国际经济主导思想和发展模式的内在缺陷充分暴露,促其依据新的经济发展形势进行调整和变革。从国际经济秩序和体系性经济(金融)危机的演变历程来看,二者就是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国际经济秩序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有其内在的缺陷,无法依据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及时进行调整和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会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阻力和障碍,造成市场机制失灵,导致经济(金融)危机的发生,是经济(金融)危机的体系性根源;另一方面体系性经济(金融)危机对国际经济秩序产生巨大冲击,促其调整和变革以适应新的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是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关键变量。因此,国际经济秩序就是在这种矛盾运动中不断向前发展演变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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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杨春学,谢志刚.国际金融危机与凯恩斯主义.经济研究,2009(11).

(责任编辑:张晓薇)

范文六: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过程及决定因素

【 要】 国际经济秩序的形成和发展 经历 了一个长期复杂  摘

的 历 史过 程 。本 文 以 国 际经 济秩 序 的 演 变 过 程 为 主 线 , 国 际 以   经 济 秩 序 演 变 的 决 定 因 素分 析 为 重 点 , 国 际 经 济 秩 序 的 演 变 把

过 程 分 为 四 个 阶段 。

为者和各 国统计具有的重要性 。与休谟 同时代的重商主义者认  为 , 国家应 当设法做到有 贸易盈余和 国际收支 盈余 , 每个 他们

的论点是 以只有相对收 益这 个假设 为基础的 。从博弈 理论 分  析, 重商主义时期 的国际贸 易属于零和博弈 , 一方所得 意味 着  另一方的损失 。休谟利用其价格一 铸币一流动机制理论首先对

【 关键词 】国际经济秩序  国际政 治格局  决定 因素

国际经济秩 序是指在某一时期内 , 国际行 为主体 以国际经

济关 系为基础而形 成的国家 之间追求 自身利益最 大化 的力量

重商主义的贸易思想提出质疑。休谟认为 , 一国不可能永远 保  持贸 易盈 余 , 价格一铸 币一流动机 制会 自动调整 , 实现贸 易的

均衡 。亚 当・ 密的绝 对优 势理论 肯定了贸易是双赢的经 济行  斯

对比关系或权 力均衡状态 。 研究国际政治经济格 局是研究国际

经济秩序的基础和 出发点 。国际经 济秩 序从产生到建立 , 历来

为, 从而否定了重商主 义对 国际贸易是零和博弈 的观点 。

二、 第二 次 世 界 大 战 之 前 的 国际 经 济 秩 序

都是为 资本主义制 度服 务的 , 体现 的是发达 国家的意志 , 维护  的是西方大国的利益 。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是一个渐进和复杂

的过程 , 现存 的国际经 济秩 序是根据不 同的理论基 础和不同的  决定因素来划分 的 , 它的发展和演变经历了四个阶段 。

1 9世纪到二战 之前的国际经 济秩序是 由英国缔造 的开 放

的、 相互依存的国际经 济秩序 。

1国际经济秩序 确立的理论 基础 : 、 自由 贸 易 、 歧 视 性 和  非

重 商 主义 时期 的 国 际 经 济 秩 序

平等 待 遏

重商主 义是近代 为了适应 商业资产 阶级成长 和强化 民族  国家权力而出现的经济政策和经 济理论 , 其实 质就是经济民族  主义 。1 7至 1 8世纪的重商主义时期的国际经济秩序是欧洲民  族国家之间相互 制衡而形成的权力均势体系。

1 国 际经 济 秩序 确 立 的理 论 基 础 : 商主 义思 想  、 重

二战之 前的国际经 济秩序建 立在帝 国主义国家 对其殖 民

地及其附属国进行残酷掠夺 、 剥削和压迫的基础上 。英法战争

中, 英国在拿 破仑战争 中大败 法国是国际经济秩序形成 的

第二

个阶段。

2 国 际 经 济秩 序 演 变 的 决 定 因 素 : 生 产 力 变 革 引起 的 国 、 由

重商主义思想萌芽于 1 世纪 , 世纪初到 1 世纪中叶在  4 1 5 8

经济学 发展 史上 占据主导地位 。重商主义者把金银货 币等同于

际生 产 体 系的 演 变 、 界 经 济 中心权 力的 转移 和 英镑 体 系的确 立  世

1 9世纪末 , 英国凭借其海上霸权 , 占领 了大面积的殖民地 ,   成为 日不 落帝 国 , 国经 济处于有 史以来的全 盛时期 , 于国  英 处

社会财富, 国库和王室成员拥有的贵金属的多寡是衡量国家繁

荣与否的最重要标志 。从这一观点 出发 , 国只有对外贸易出  一 超才能增加该国的社会财富 。因 此 , 重商主 义者主张国家必须

干预对 外贸易 , 实行奖 出限入 的保 护贸 易政 策 , 以保证 本国的  对外贸易 出超 , 加国民财富 。这一思想反映 了资本原始积 累  增

际分工中的核心地位。其凭借强大的经 济实 力 , 立了以英镑  确

为 中心 的金本位制 , 金本 位制作为一种 固定汇 率制度 , 它通 过  英镑与黄金比值 的稳定来实现国际货币比值的稳定。英镑的国  际地位是与英国的国力相匹配的 , 英镑体 系的确立标志 着英国  霸权地位的确 立。从 11 8 6年实行金本位制到 第一 次世界大战

时期 , 商业资本家对货币或贵金属 的认识 。

2 国 际经 济 秩 序 形 成 的 决 定 因素  、

之前 , 英镑一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支付手段和储 备货 币。

英 国维持着国 际货 币秩 序是因为它 有能 力对国际收 支逆  差国 的出 口商品提供 一个开放 的市场 。英国的霸 权体 系诞生  后, 一直 到 1 9世纪 后期 , 英国仍掌握 着世界 经济和军事 霸权 。   国际经济秩序的总体结构是 由英 国缔造 的 , 它强调 一种开放和  “ 大英帝国时代” 的英 国是个 自我 中心论者 , 这个时期的 国

国际经济秩序的形成和建立起源于欧洲 。1 7到 1 世纪的  8 重商主义时 期是 国际经济秩序形成的第一个阶段 。

重商 主义的理论 和政策 反映的是欧 洲国家 的商业 发展和

掠夺殖民地的需求 , 个时期的国际经济秩 序建立在西欧诸国  这

对亚洲和美洲的资源进行掠夺的基础上。 西欧的英国、 法国、 荷  相互依存的国际经济秩序 。

兰、 葡萄 牙和西班牙 五国为争夺 亚洲 、 美洲的 财富展开 了激烈  的战争 。 最后 , 英国和 法国在战争中获胜 , 法国取得了欧洲大陆  的控制权 , 而英国则 占据了海上 的统 治地位 。英国是拉美 世界  最早迈入重商主义时代的国家 。   德国

历史学 派认为 , 商主 义代表了民族 国家 的利益。施  重 穆勒认为重商主义的实质在于社会和 制度的整 体转型 , 由民族  际经济关系是中心国与卫星国之间的关 系 ( 英国与其殖民地之  间的关 系 )形成 了英 国一统 天下的统一的 国际经 济秩 序 , , 帝国  主义国家直接对 其殖 民地及其附属国进 行统治和剥削 。英 、 、 美   法、 日等帝国主义 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崛起 , 在全球范  围内重新划分了各 自的势 力范 围,形成了战后新 的国际政治格  局, 此基础上产生了历史上第一个全球 陛的国际经济秩序 。 并在

三 、 雷 顿 森 林体 系 时期 的 国际 经 济 秩 序  布

国家的经济政策代替地方和领地的经济政策。1 世纪在大卫‘ 8   b ( ai H m )  ̄ D v   u e的经济学著作中, d 他认为相对收益对经济行

《 当代 经济 )O 1年9月 ( ) )l 2 上

14 — 17 年 布雷顿森 林体 系时期 的国 际经济秩 序是 以  96 91 美国为主导的规则霸权体 系。这种规则霸权体 系出现于冷 战期

美元霸权战略 已经渗透 到世界各 国 , 美元霸 权已经成为美 国维

护其 世界霸权 地位 的重要手段和工具 。

四、 后布 雷 顿 森林 体 系 时代 的 国 际经 济 秩 序

间 , 要是美国为了遏制苏联崛起 而形成的。 主

二 战期 间 , 国际经济秩 序陷入 混乱 , 碍了 世界经 济的 发  阻 展 。二 战后 , 国凭借 其庞大 的政 治 、 济和军事 实 力取代英  美 经 国, 成为 世界经 济的领 导者 , 又通过 “ 恩斯 计划 ” 凯 主宰 了 国际

17 9 3年 , 布雷顿 森林体 系崩溃 , 美元在 国际货 币体系 中的

主 导地位 有所 削弱 , 欧元 、 元作 为国际 储备货 币的地 位不断  日

提升, 逐渐形成了由多种强势国家的货币充当世界货币角色的

时代一 牙买 加体 系( 又称后布雷顿森林 体系 ) 。牙买 加体 系的

金融秩 序和 国际贸易秩序 , 建立起 由美 国为主导 的布雷顿森林  体系 , 美元取代英镑成 为世界货 币。作 为一种 国际金汇兑本位  制 ,布雷顿 森林体 系的运行 因其 自身存在 的制度 缺陷 而陷入

“ 特里芬两难 ” 的困境 。

1 国 际 经 济秩 序 确 立 的理 论 基 础 : 权 稳 定 论  、 霸

实质 是布雷顿森林体 系的延续 。   在后 布雷顿森 林体系时代 , 美元霸 权并 未消失 , 反而得到  了加强 , 美元仍作 为世界经济中主要的储备货 币。20 年美 国  07

次贷 危机导致美元大幅贬值 ,0 8年次贷危机 引发全球金融 危  20 机, 严重依赖 美国经济的新

兴经 济体国家损失惨 重 。美国 虽然

罗伯特 - 尔平( . etG l n 在《 吉 Ro r i i ) 国际关 系政 治经济学 》 b   p   中提出 “ 霸权稳定论 ”他认 为在国际 竞争 中权 力最 大限度地集  , 中于 一个或 两个 国家 ,国家 就拥有 了支 配国 际体 系的垄断权

在 金融危机中遭受 巨大损失 , 但它通 过美元 的大 幅贬值从全球  攫取了大量财富 。国际金融危机 对全 球经济产生 了深远 影响 ,

它对国际政治格局造成 了一定的冲击 , 在一 定程 度上改变 了全  球的经 济运行 体制和 发展 模式 ,影 响了国际经 济秩 序的稳 定

力 , 么这 种霸 权体 系就 形成 了。霸权 国家必须控制原料 、 那 资本  的来源 、 以及在 高附加 值产品 的生产上具 有竞争优势 。霸  市场

权稳定 论的 中心命 题是国际 经济秩 序的维 持需要 霸权 国家 的

存在 。

2 国际经济秩序 演 变的决定 因素 : 济全球化 、 、 经 区域 经 济

性。近年来 国际金融危机的频繁发生暴露 出美元本位制的弊端

及其调节功能的失灵。

五 、 结  总

体化 、 美元 霸 权

从国际经济秩 序的演变过程可 以看出 , 国际经济 旧秩 序是  帝国主义和殖民主 义的产物 , 它建立在不合理 的国际分工和 交

换的基础上 。这种不 公平 、 合理 的国际经 济旧秩序严重限 制  不

( ) 济全球化 。2 世纪 9 年代以来 , 1经 0 O 经济全球化步伐加

快 。经 济全球化 的发展 , 促使产业结构不 断优化 , 生产 资源 、 技  术、 劳务 等生产要 素在全 球范 围内实现 优化配置 , 资本 流动性

和阻碍了世界经济 尤其 是发展 中国家 的经济发展 。因此 , 要改

革不合理 的 国际经济秩 序 , 建立公正 、 合理 的国际经 济新秩 序

和 投资效率 不断 提高 。而经济全球 化在促进 世界经 济发 展 , 给  各国带来利 益的同时 , 又对全球 政治经 济格局形成 了一定的 冲  击 。发达资本主 义国家在经济全球 化进程 中凭 借其有利 地位 ,   利用冷战后许 多国家处于经济转轨 的有利时机 , 向全球推行 资

本 主义的价值观 念和 行为标准 , 力图通过 维持现行 的国际经 济  秩序, 最大 限度地 维护 自身利益 , 广大发 展 中国家纳 入他们  将 主 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之中 。   () 2 区域经 济一体化 。2 0世纪 9 o年代后 , 区域经济一体化

成 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最显著趋势 。区域经 济一体化有 利于提升

既是时代发展 的要 求 , 也是实 现全 球经济快 速健 康发展的必 要  条件 。各 国要加强 金融 、 粮食 、 能源方

面的国际合作 , 参与  积极 全球 治理 ; 加强 南南 合作 、 南北对 话 , 对霸 权主 义和 强权政   反

治; 建立 多元化的 国际货 币体系 。

未来的国际经 济秩 序的演变趋势 , 就是被 掠夺者提 出改 变

规则, 积极增 加参与规则的制定 , 实行 多边 参与管理 , 导全球  倡 性 和区域 性的调整 与协调 ,充分 发挥 国际经 济协调机 制 的作  用。国际经济秩序 的演变路径应 当由强权型秩序向多国互动协  商的民主型秩 序的方向演变 。

发 展中国家在 国际经 济组织中 的地 位 , 有更 多的主动权和 发  享

言权, 不断 消除市 场和体 制障碍 , 减少 国家之 间 的经济 矛盾和

贸 易摩擦 。然而 , 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 , 在 世界经 济在很 大程

度上受 到西方发达 国家的控制 , 多发展 中国家处 于被 动或不  许 利地位 。发达 国家 利用在国际经 济秩 序中 的有 利地位 , 与发展

【 参考文献 】

[】阿 瑟 ・ 易斯 著 : 际 经 济秩 序 的 演 变 【 . 务 印 书馆 ,9 4 1 刘 国 M】 商 18 .

【 罗伯 特 ・ 尔平 著 , 军等 译 : 界 政 治 中的 战 争 与 变革 [ . 2 1 吉 武 世 MI   中 国人 民 大 学 出版 社 ,94 19 .

中 国家 争夺世界市场 和全球资源 , 其消极 后果是使 南北贫富差

距进 一步扩 大 , 发展 中 国家 更加 “ 边缘 化 ”加 剧 了世界 经济发  ,

展 的不平衡性 。

【 3 ]李素琴 : 全球 经济失衡 下 国际经 济秩 序 演变路 径【. 『领导之  ]

友 ,0 1 3) 21 ( .

() 3 美元霸权 。布雷顿森林 体系确立 了美元的 金融霸主地  位 。布雷 顿森林体 系促进 了战后世 界经济的恢 复和发展 , 也为

[ 贾林 娟 、 宏 哲 : 国 能 源博 弈 与 国 际 经 济秩 序 叫. 方 经  4 】 杨 大 北

贸 ,0 1 2 . 21 ()

美国带来了 巨大 的经 济利 益。第一 , 由于美 元是 全球 外汇储备 、   国际贸 易结算中的主要货 币 , 国通 过输 出美 元向其他 国家征  美 收国际铸币税 。第二 , 由于美元的霸权地位 , 美国可以通过无限  制发行美元来弥补其巨额贸易赤字 。美国通过 增发美元弥补国  际收 支逆 差 , 国际收 支失衡的压 力转 嫁给其他 国家 , 自己  将 而 坐收 渔翁之利 。第三 , 美国拥 有全球规模 最大 的资本市场和 良  好的投 资环境 , 国政府能够 以较低成本获得 国际融 资。总之 , 美

【 罗肇 鸿 : 济 全 球 化 与 世 界 经 济 秩 序 的 变化  . 京 工 业 大  5 ] 经 北

学 学报 ,0 1 1 . 20 ( )

【】李 向 阳 : 雷 顿 森

林 体 系的 演 变 与 美元 霸  ̄ J世 界 经 济 与 6 布 xi. ]

政 治 ,0 5 1 ) 2 0 (0 .

( 任编辑 : 婉君 ) 责 胡

《 3代 经 济》O 1 9月 ( ) - ' 21年 上

范文七: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过程及决定因素

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过程及决定因素

【摘要】 国际经济秩序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本文以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过程为主线,以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决定因素分析为重点,把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过程分为四个阶段。

【关键词】 国际经济秩序 国际政治格局 决定因素

国际经济秩序是指在某一时期内,国际行为主体以国际经济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国家之间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力量对比关系或权力均衡状态。研究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是研究国际经济秩序的基础和出发点。国际经济秩序从产生到建立,历来都是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体现的是发达国家的意志,维护的是西方大国的利益。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是一个渐进和复杂的过程,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是根据不同的理论基础和不同的决定因素来划分的,它的发展和演变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重商主义时期的国际经济秩序

重商主义是近代为了适应商业资产阶级成长和强化民族国家权力而出现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理论,其实质就是经济民族主义。17至18世纪的重商主义时期的国际经济秩序是欧洲民族国家之间相互制衡而形成的权力均势体系。

1、国际经济秩序确立的理论基础:重商主义思想

重商主义思想萌芽于14世纪,15世纪初到18世纪中叶在经济学发展史上占据主导地位。重商主义者把金银货币等同于社会财富,国库和王室成员拥有的贵金属的多寡是衡量国家繁荣与否的最重要标志。从这一观点出发,一国只有对外贸易出超才能增加该国的社会财富。因此,重商主义者主张国家必须干预对外贸易,实行奖出限入的保护贸易政策,以保证本国的对外贸易出超,增加国民财富。这一思想反映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本家对货币或贵金属的认识。

2、国际经济秩序形成的决定因素

国际经济秩序的形成和建立起源于欧洲。17到18世纪的重商主义时期是国际经济秩序形成的第一个阶段。

重商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反映的是欧洲国家的商业发展和掠夺殖民地的需求,这个时期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在西欧诸国对亚洲和美洲的资源进行掠夺的基础上。西欧的英国、法国、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五国为争夺亚洲、美洲的财富展开了激烈的战争。最后,英国和法国在战争中获胜,法国取得了欧洲大陆的控制权,而英国则占据了海上的统治地位。英国是拉美世界最早迈入重商主义时代的

范文八:简析国际海洋秩序的演变

法学院研究生课程论文(设计)

授课学期: 第3期 课程名称: 国际法 授课教师: 欧阳安 论文题目: 简析国际海洋秩序的演变 专 业: 国际政治 姓 名: 张 展

2010年12月

学 号: 12009020610

简析国际海洋秩序的演变

摘要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其中所有的问题都互相关联。《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作为一揽子交易来谈判的,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许多规定中,可以看到它们是妥协的结果。为了获得最大程度上的一致和最多数量国家的参加,这些调解和妥协,是一个普遍性的海洋公约能够制订出来所必需的。《公约》受国际历史现状和各种社会政治力量及其利益、矛盾所局限,是第三世界国家与海洋大国妥协的产物,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国际海底区域、公海及海洋环境保护和海洋科学研究等领域已取得许多实质性的进展,是迄今为止最全面、最系统、最完整的国际海洋法典。 关键词: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研究;国际法;领海;国际海洋秩序

Abstract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 is a complex whole with the interconnectedness from all problems. It is used as a package deal to talks, it is also a transient result which is necessary in order to win the most consent from all members. That is just necessary a condition to draw up a general sea convention. But, accept the limits of international history status and benefits, conflict from all kinds of social politics,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is a transient result comes from third world countries and bid ocean countries, the parts of territorial waters, contiguous zon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the international sea-bed area , international waters , marine environment and science study in it have won substantive progress.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 is the most comprehensive,systematic international maritime code.

Keyword: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Study; International law; territorial waters ;International Sea order

国际海洋秩序是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的国家间海洋关系的原则、准则和行为规范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际海洋权益结构。国际海洋秩序是一个历史范畴,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产生并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这种发展的趋势和轨迹反映了国际社会的发展及其变化。海洋作为与人类活动和发展最紧密相关的领域,其经由各国实践从而体现在条约中的原则、规则和制度,较之其他领域(如陆地或空间)形成得更早,也更成熟。条约从法律方面加强了国家间的海洋关系,同时又为新的国际海洋关系奠定了法律基础。正如有学者所说:“法律是秩序的工具,但同时秩序又被期望在法律的框架内变化。”国际海洋秩序的变化与维持体现了国际政治关系和国际法律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国际社会逐步构建并完善的海洋秩序,是具有一定原则、准则和规范,总体上趋于稳定、和平有序的状态。

一、二战前有关的国际海洋公约

“自有国际社会以来,即有条约,条约产生于国际社会的实际需要,因为国家,恰如个人,不能遗世而独立。”国家之间既有合作,又有冲突,在合作与冲突的过程中,必然形成某些被共同接受和遵守的行为规则,而这些规则的表现形式,或称渊源之一,就是条约。

在古罗马时期,海洋被视为“共有物”,如同空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海洋可以共同使用但不能占有,因为当时罗马控制了整个地中海,所以“共同使用”的实质是指罗马市民的共同使用,而排除了其他的使用者。但“共有物”这个观念一直得以延续并用来说明海洋的法律地位。到了中世纪,随着商业和航海的发展,一些国家对其附近海域进行控制。到了15世纪,对海洋的占据发展到高峰。地理大发现之后,西班牙和葡萄牙围绕海洋控制权开始了激烈的竞争,为了确认其“发现”并调整这种竞争,1494年,在罗马教皇主持下,西班牙和葡萄牙签订了《托德西利亚斯条约》,规定在大西洋佛得角群岛以西370公里处,从北极到南极划一条分界线,该线以西所发现的土地归西班牙所有,以东发现的土地归葡萄牙所有。1529年,葡萄牙与西班牙又订立了《隆拉戈萨条约》,进一步规定以摩鹿加群岛东部的17度线为界,将全球海域划分为两部分,以东部分归属西班牙,以西部分归属葡萄牙。至此,两国完全分割占有了世界的海洋,罗马时期建立在“共有物”之上的海洋秩序已被“分而治之”的海洋秩序所取代。海洋的分割占有,阻碍了海上自由贸易的发展,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控制海洋和维护海洋自由之间的尖锐斗争不断激化。以1609年格劳秀斯的《论海洋自由》和1635年塞尔顿的《闭锁海论》的论战为代表,从此掀起了一场沿海国控制邻近海域和海洋自由之间的斗争,这场斗争持续了近二百年,最终以确立了领海主权和公海自由两

分体制的海洋秩序而告终。期间,为了争夺海洋霸权,1588年英国与西班牙进行了英西大海战,挫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英国与荷兰进行了22年海上战争,最终将荷兰赶下了海上霸主的位置;1756—1763年英国依靠强大海军及其他海上力量优势打败了法国,成为新的海洋霸主。由此可知,从16世纪到19世纪,有关确立海洋秩序的条约主要涉及两部分内容:一类是关于领海制度,主要是领海宽度问题;另一类是关于海战的规则。领海制度的形成始于最早对沿海海域的政治关切,涉及的是统治者对特许权的分配,这些特许权包括:对浅海渔场以及湖沼盐床的专属权利、港口税的豁免、狭窄海峡的无碍通行、海岸地形作为疆界的标志。相比较领海观念的确立,对领海宽度的争议则复杂得多,其代表性主张有航程说、视野说、射程说及3海里说。3海里这一具体距离是为了平衡各国大炮射程的不同通过折衷形成的。这一主张提出后得到了海洋大国的采纳。3海里的领海规则是海洋大国主宰国际海洋秩序的产物。然而,当1930年国际联盟主持的海牙会议第一次尝试通过缔结一个多边条约以便在国际法上牢固确立3海里的领海规则时,事实则证明要达成关于领海宽度的任何协议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对领海宽度分歧在本质上反映了大多数国家对旧的沿海国管辖权界限的严重不满,也体现了海洋强国与其他沿海国的根本矛盾:海洋强国感兴趣的是维护其在海运、捕鱼和航海实践中形成的那种制度,而弱小国家和非海洋国感兴趣的是改变原来那种对它们毫无益处可言,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有损于它们国家利益的海洋制度。由此,领海宽度问题一直是国际社会致力于解决的一个问题,而3海里规则也没有成为一项普遍的条约法规则。20世纪以前战争是建立海洋秩序的主要手段,海洋规则主要是关于战争的规则。因此,对海战本身的规制,成为这一时期条约规范的重心。应该说,二战之前海洋秩序中的大部分原则和规则都是来自国际习惯,只是到了19世纪以后,某些海洋规则、制度开始由国际条约体现和确定下来。 二、1958年日内瓦四公约

(一)、《领海与毗连区公约》

该公约于1964年生效,由32条组成,包括许多已确定为国际法惯例的成文规则。公约把领海界定为陆地领土和内水以外邻接其海岸的一带海域,国家对领海享有以外国船舶的无害通过权为限制的主权。公约没有规定争论最大的领海宽度这一重要问题,但规定了领海内侧界限的基线—测算领海宽度的起算线,和领海外侧界限的划分方法,即以基线上的若干点为圆心,以领海宽度为半径划的一系列弧形所形成的外切线。对于海岸相向或相邻的国家之间的领海划界问题,原则上按“等距离中间线”划定。关于沿海国在领海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在领海内通过的外国船舶的权利和义务,大致是以历来的惯例为基础加以规定的。不论军舰、政府船或商船,都享有无害通过权,且军舰的通过不以事前

经沿海国允许或通知沿海国为条件的制度。关于毗连区是指邻接领海的一带的区域,是为防止违反海关、财政、移民或卫生规章以及为此进行惩治而设立的,其范围以从基线量起12海里为限。

(二)、《公海公约》

该公约于1962年生效,同日内瓦其他公约一样,该公约是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多年来审议的结果。正如公约前言中所说,公约是“概括宣示国际法上之确定原则”,并正如“无一国反对而获得通过”这一事实所表明的那样,公约明文揭示了长期传统积累起来的有关公海的国际习惯法。公约除最后条款外,由29条组成,采纳和规定了有关公海的各种制度:关于公海上航行船舶的管辖权、船舶国籍与管理、登临权和紧追权及其行使、防止海水的污染等。其中最核心条款是“公海自由”。公约列举了四种自由,即航行自由、捕鱼自由、铺设海底电缆和管线自由;飞越自由。这四种自由并非公海自由的全部内容,公约只是“特别”列举了这四种,同时还提到“国际法一般原则所承认之其他自由”。

(三)、《捕鱼与养护公海生物资源公约》

该公约于1966年生效,考虑到现代捕鱼技术的发达带来了对某些海洋生物资源滥捕的危险,该公约企图通过保护渔业资源的共同活动,达到国际合作的目的。公约全文共22条,确定了“养护公海生物资源”的含义,为达到保存这种资源的目的,从事捕鱼的国家必须共同负担养护的义务。由一国公民单独捕鱼的地方应由该国采取养护措施;如果两国以上的公民在同一渔场进行同一鱼种的捕捞活动,则必须由有关国家根据协议采取养护措施。在其他国家采取养护措施的水域刚开始从事捕鱼活动的新参加国,也要遵守已经采取的措施。公约还规定了争端解决办法。由于发达的渔业国家和沿海国家对该公约均表示不满,因此,参加该公约国家为数不多。

(四)、《大陆架公约》

该公约于1964年生效,具有旨在应付战后新的事态发展的国际立法的性质,并通过重新进行上覆水域和海底底土的自上而下的分类,实现了对大陆架制度和公海制度的法律调整。公约规定了大陆架定义:即“邻接海岸但在领海以外之海底区域之海床及底土,其上海水深度不逾200米,或虽逾此限度而其上海水深度仍使该区域天然资源有开发之可能性;邻接岛屿海岸之类似海底区域之海床及底土。”沿海国为了勘探和开发自然资源的目的,对大陆架行使主权权利。但在大陆架之上的上覆水域作为公海的法律地位不受影响,大陆架水域上空的法律地位也不受影响。沿海国对其他国家在大陆架上铺设或维持海底电缆或管道不得加以阻碍。公约还规定了大陆架划界问题,即协议确定原则以及无协议情况下的“等距离中间线”方法。

1958年日内瓦四公约所确定的规则,大部分是传统的海洋习惯规则,它们基本上是当时海洋的性质和制度的体现。其中有些规则,如外国船舶的无害通过权,划分大陆架适用的等距离中间线原则的规定等,是新的规定。但总体上日内瓦四公约完全是以海洋自由为基础的,它们所维护的是符合海洋大国要求和利益的传统海洋秩序。其中最有意义的发展,是《大陆架公约》及大陆架制度的形成与确立。这意味着对于战后围绕开发海底底土资源出现的新情况,也意味着海洋自由的范围进一步缩减,最终以承认沿海国对大陆架资源拥有专属性权利,而把大陆架的上覆水域仍作为公海的方式,进行了国际调整。参加1958年日内瓦会议的80多个国家中,亚非拉国家只占半数左右,会议基本上是在海洋大国的操纵之中,没有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理要求。但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坚持下,一些海洋大国并不能贯彻它们的主张。应该说,1958年日内瓦四公约具有一定的历史作用。它们不仅是对传统海洋原则、规则的编纂,而且其中有些部分已成为习惯国际法,经后来的国际司法判决适用和发展,对国家实践产生了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还被采纳到新的1982年海洋法公约之中。

三、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结的历史背景“条约化”是二战后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个明显趋势。在联合国的倡导和主持下,各国签订了四部对国际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国际公约:《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1961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1963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1969年)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82)。在所有促进国际关系“法典化”的这类国际公约中,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制订最为突出。历史上曾召开过若干次海洋法会议,但全都是为海洋大国所垄断控制。1958年联合国第一次海洋法会议签订的日内瓦四公约,也是维护海洋大国的利益,不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因此公约一经签订之后,就出现了不少问题,引起许多国家不满。随着第三世界力量的崛起,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人口增加的压力,以及陆地资源的日渐枯竭,这些新的因素促使人们更多地关注海洋,迫切要求对旧的海洋秩序进行改革,因此制订新的适应现实并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合理要求的海洋公约已迫在眉睫。《公约》是经过了长期谈判之后产生的:先是6年的准备期,然后经过9年的复杂艰苦谈判。160个左右的国家和地区先后参加了谈判,还有各种国际政治、法律、经济组织和有关专门机构的代表参加,其范围也是国际关系史上最广泛的。公约内容涉及到海洋的几乎所有方面,包括几乎全部海洋法问题,是条文最长、内容最广泛的国际条约之

一。与前两次会议不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会议上成为反对海洋霸权的主要力量:首先是普遍要求建立一个国际机构来管理和开采深海底矿产资源,并作公平分配,以造福于全人类;其次是恢复了活力的第三世界国家要求扩大其海域管辖权

的范围,以保卫本国主权与安全,保护本国资源;最后是“七十七国集团”发展中国家将制订新的海洋法公约作为有助于达到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手段。同时,还有各种利益形成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冲突,使会议的整个过程进行得异常艰难。应该说,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的主要目标是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维护民族利益与反对霸权主义控制和垄断,因此,占会议压倒多数的国家,能够从维护人类根本利益出发进行协商,使某些国家作出妥协与让步。《公约》签署时有130个国家投票赞成,7个国家弃权,4个国家反对。《公约》于1982年12月在牙买加的蒙特哥湾完成签字仪式,由此,诞生了一个新的全面的海洋法公约,开启了当代国际海洋秩序新的一页。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公约全文包括序言和一整套海洋法条款,连同有关解决争端的规定和最后条款,共十七个部分,三百二十条,九个附件。主要有以前几大方面内容:1,领海和毗连区。2,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3,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4,公海。5,区域。6,海洋环境保护和海洋科学研究。7,争端的解决。除上述各要点以外,还有群岛国、内陆国出入海洋的权利等。《公约》同1958年日内瓦四公约相比,无疑是进步的,它对推动国际法的发展和国际新经济秩序的确立起到积极作用。

《公约》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其中所有的问题都互相关联。《公约》是作为一揽子交易来谈判的,从《公约》的许多规定中,可以看到它们是妥协的结果,如过境通行制度、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划界规定、国际海底区域的平行开发制度等等。也因此,对于《公约》,要作为整体来考虑。每一个国家都可能对某一部分或某一项规定有所不满,但是它不能任意加以取舍,《公约》明文规定“除非本公约其他条款明示许可,对本公约不得作出保留和例外。”《公约》是调解各国利益冲突的结果,是由一系列妥协组成的。为了获得最大程度上的一致和最多数量国家的参加,这些调解和妥协,是一个普遍性的海洋公约能够制订出来所必需的。《公约》受国际历史现状和各种社会政治力量及其利益、矛盾所局限,是第三世界国家与海洋大国妥协的产物,但《公约》在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国际海底区域、公海及海洋环境保护和海洋科学研究等领域已取得许多实质性的进展,是迄今为止最全面、最系统、最完整的国际海洋法典。《公约》生效后,将成为世界各国海洋行为和国际海洋关系的指导性文献。它标志着新的国际海洋秩序的确立,为人类和平利用和全面管理海洋提供了法律依据。尽管公约中有不少规定是不完善的,甚至是有缺陷的,但它仍不失为当代外交史上的一项突出成就,是联合国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一个比以往任何国际条约更广泛的多边条约,其深远意义仅次于《联合国宪章》。作为一部真正的海洋宪法,它广泛吸收了传统海洋法的一些原则、规范和制度,同时还提出许多新概念,对各国

的海洋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结束语

海洋关系着一个国家的荣辱兴衰,海洋与一个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安全和发展离不开海洋。进入21世纪,海洋已成为人类生存的战略空间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源。走向海洋,是一个国家走上繁荣昌盛的必由之路。国际海洋秩序的演变历程体现的是从海洋权力(霸权)政治向海洋权利政治发展的历史趋势。在这一历史趋势中,国际海洋秩序与国际法的互动与碰撞促使二者不断的丰富与完善。一方面,国际海洋秩序的演变对海洋法乃至国际法产生巨大影响,另一方面,国际法包括海洋法也规范和牵制着海洋秩序的运行和发展方向,二者的互动促进了国际海洋社会不断向文明和进步迈进。在国际海洋秩序的演进中,国际法的作用愈益显现,而且已不再是一面倒地为西方强权国家服务。这是文明的进展,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21世纪是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实施海洋战略紧密相连,而海洋战略的核心是海洋权益的维护。当前,我国海洋权益面临日趋严峻的挑战,岛屿被侵占,管辖海域被分割,油气资源和渔业资源被掠夺,近海海域环境污染严重,与我国经济发展利害攸关的海运线和能源运输的安全没有保障等等。同时,岛屿和海域争端正影响着我国周边和平环境的维护,影响着我国的和平发展,成为我国与邻国政治关系不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在和平时期,解决中国面临的海洋权益争端必须依靠国际法,在国际海洋关系的处理上,我们必须学会法律先行,这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挑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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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九: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过程及决定因素

宏观经济

CONTEMPORARYECONOMICS

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过程及决定因素

○刘笑瑜

(河南大学经济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0)

【摘要】国际经济秩序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本文以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过程为主线,以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决定因素分析为重点,把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过程分为四个阶段。

为者和各国统计具有的重要性。与休谟同时代的重商主义者认为,每个国家应当设法做到有贸易盈余和国际收支盈余,他们的论点是以只有相对收益这个假设为基础的。从博弈理论分析,重商主义时期的国际贸易属于零和博弈,一方所得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休谟利用其价格—铸币—流动机制理论首先对重商主义的贸易思想提出质疑。休谟认为,一国不可能永远保持贸易盈余,价格—铸币—流动机制会自动调整,实现贸易的均衡。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肯定了贸易是双赢的经济行为,从而否定了重商主义对国际贸易是零和博弈的观点。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国际经济秩序

【关键词】国际经济秩序国际政治格局决定因素

国际经济秩序是指在某一时期内,国际行为主体以国际经济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国家之间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力量对比关系或权力均衡状态。研究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是研究国际经济秩序的基础和出发点。国际经济秩序从产生到建立,历来都是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体现的是发达国家的意志,维护的是西方大国的利益。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是一个渐进和复杂的过程,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是根据不同的理论基础和不同的决定因素来划分的,它的发展和演变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重商主义时期的国际经济秩序

19世纪到二战之前的国际经济秩序是由英国缔造的开放的、相互依存的国际经济秩序。

1、国际经济秩序确立的理论基础:自由贸易、非歧视性和

平等待遇

重商主义是近代为了适应商业资产阶级成长和强化民族国家权力而出现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理论,其实质就是经济民族主义。17至18世纪的重商主义时期的国际经济秩序是欧洲民族国家之间相互制衡而形成的权力均势体系。

1、国际经济秩序确立的理论基础:重商主义思想

重商主义思想萌芽于14世纪,15世纪初到18世纪中叶在经济学发展史上占据主导地位。重商主义者把金银货币等同于社会财富,国库和王室成员拥有的贵金属的多寡是衡量国家繁荣与否的最重要标志。从这一观点出发,一国只有对外贸易出超才能增加该国的社会财富。因此,重商主义者主张国家必须干预对外贸易,实行奖出限入的保护贸易政策,以保证本国的对外贸易出超,增加国民财富。这一思想反映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本家对货币或贵金属的认识。

2、国际经济秩序形成的决定因素

国际经济秩序的形成和建立起源于欧洲。17到18世纪的重商主义时期是国际经济秩序形成的第一个阶段。

重商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反映的是欧洲国家的商业发展和掠夺殖民地的需求,这个时期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在西欧诸国对亚洲和美洲的资源进行掠夺的基础上。西欧的英国、法国、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五国为争夺亚洲、美洲的财富展开了激烈的战争。最后,英国和法国在战争中获胜,法国取得了欧洲大陆的控制权,而英国则占据了海上的统治地位。英国是拉美世界最早迈入重商主义时代的国家。

德国历史学派认为,重商主义代表了民族国家的利益。施穆勒认为重商主义的实质在于社会和制度的整体转型,由民族国家的经济政策代替地方和领地的经济政策。18世纪在大卫·休谟(DavidHume)的经济学著作中,他认为相对收益对经济行

二战之前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在帝国主义国家对其殖民剥削和压迫的基础上。英法战争地及其附属国进行残酷掠夺、

中,英国在拿破仑战争中大败法国是国际经济秩序形成的第二个阶段。

2、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决定因素:由生产力变革引起的国

际生产体系的演变、世界经济中心权力的转移和英镑体系的确立

19世纪末,英国凭借其海上霸权,占领了大面积的殖民地,成为日不落帝国,英国经济处于有史以来的全盛时期,处于国际分工中的核心地位。其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确立了以英镑为中心的金本位制,金本位制作为一种固定汇率制度,它通过英镑与黄金比值的稳定来实现国际货币比值的稳定。英镑的国际地位是与英国的国力相匹配的,英镑体系的确立标志着英国霸权地位的确立。从1816年实行金本位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镑一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支付手段和储备货币。

英国维持着国际货币秩序是因为它有能力对国际收支逆差国的出口商品提供一个开放的市场。英国的霸权体系诞生后,一直到19世纪后期,英国仍掌握着世界经济和军事霸权。国际经济秩序的总体结构是由英国缔造的,它强调一种开放和相互依存的国际经济秩序。

“大英帝国时代”的英国是个自我中心论者,这个时期的国际经济关系是中心国与卫星国之间的关系(英国与其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形成了英国一统天下的统一的国际经济秩序,帝国主义国家直接对其殖民地及其附属国进行统治和剥削。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崛起,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形成了战后新的国际政治格局,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历史上第一个全球性的国际经济秩序。

三、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国际经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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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经济》2011年9月(上)

宏观经济

CONTEMPORARYECONOMICS

1946—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国际经济秩序是以美国为主导的规则霸权体系。这种规则霸权体系出现于冷战期间,主要是美国为了遏制苏联崛起而形成的。

二战期间,国际经济秩序陷入混乱,阻碍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二战后,美国凭借其庞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导者,又通过“凯恩斯计划”主宰了国际金融秩序和国际贸易秩序,建立起由美国为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取代英镑成为世界货币。作为一种国际金汇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行因其自身存在的制度缺陷而陷入“特里芬两难”的困境。

1、国际经济秩序确立的理论基础:霸权稳定论

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在《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中提出“霸权稳定论”,他认为在国际竞争中权力最大限度地集中于一个或两个国家,国家就拥有了支配国际体系的垄断权力,那么这种霸权体系就形成了。霸权国家必须控制原料、资本市场以及在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上具有竞争优势。霸的来源、

权稳定论的中心命题是国际经济秩序的维持需要霸权国家的存在。

2、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决定因素: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

一体化、美元霸权

美元霸权战略已经渗透到世界各国,美元霸权已经成为美国维护其世界霸权地位的重要手段和工具。

四、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的国际经济秩序

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有所削弱,欧元、日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不断提升,逐渐形成了由多种强势国家的货币充当世界货币角色的时代———牙买加体系(又称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牙买加体系的实质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延续。

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美元霸权并未消失,反而得到了加强,美元仍作为世界经济中主要的储备货币。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美元大幅贬值,2008年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严重依赖美国经济的新兴经济体国家损失惨重。美国虽然在金融危机中遭受巨大损失,但它通过美元的大幅贬值从全球攫取了大量财富。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它对国际政治格局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全球的经济运行体制和发展模式,影响了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性。近年来国际金融危机的频繁发生暴露出美元本位制的弊端及其调节功能的失灵。

五、总结

从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国际经济旧秩序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产物,它建立在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和交换的基础上。这种不公平、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严重限制要改和阻碍了世界经济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因此,革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既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实现全球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各国要加强金融、粮食、能源方面的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加强南南合作、南北对话,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建立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

未来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趋势,就是被掠夺者提出改变规则,积极增加参与规则的制定,实行多边参与管理,倡导全球性和区域性的调整与协调,充分发挥国际经济协调机制的作用。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路径应当由强权型秩序向多国互动协商的民主型秩序的方向演变。

(1)经济全球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使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生产资源、技劳务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资本流动性术、

和投资效率不断提高。而经济全球化在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给各国带来利益的同时,又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凭借其有利地位,利用冷战后许多国家处于经济转轨的有利时机,向全球推行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标准,力图通过维持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利益,将广大发展中国家纳入他们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之中。

(2)区域经济一体化。20世纪90年代后,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最显著趋势。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利于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地位,享有更多的主动权和发言权,不断消除市场和体制障碍,减少国家之间的经济矛盾和贸易摩擦。然而,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世界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控制,许多发展中国家处于被动或不与发展利地位。发达国家利用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有利地位,中国家争夺世界市场和全球资源,其消极后果是使南北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发展中国家更加“边缘化”,加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3)美元霸权。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的金融霸主地位。布雷顿森林体系促进了战后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为美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第一,由于美元是全球外汇储备、国际贸易结算中的主要货币,美国通过输出美元向其他国家征收国际铸币税。第二,由于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国可以通过无限制发行美元来弥补其巨额贸易赤字。美国通过增发美元弥补国际收支逆差,将国际收支失衡的压力转嫁给其他国家,而自己坐收渔翁之利。第三,美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资本市场和良好的投资环境,美国政府能够以较低成本获得国际融资。总之,

【参考文献】

[1]阿瑟·刘易斯著: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M].商务印书馆,1984.[2]罗伯特·吉尔平著,武军等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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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2005(10).

(责任编辑:胡婉君)

《当代经济》2011年9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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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十:G8到G20的演变解读国际经济秩序

[摘要]本文通过对国际经济机制的演变过程,分析了国际经济秩序发生的变化,最后指出了中国在这种国际经济秩序变化的动态过程中该如何应对。

[关键词]G8 G20 国际经济秩序 前景 中国

[中图分类号]F7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11-0130-01

引言

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化的日益发展,新兴经济体作为一只强大的经济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相对缓慢,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那么从G8到G20的转变中,国际经济秩序将会如何变化呢?

一、G8到G20的演变

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经济衰退,无法继续担当资本主义经济霸主地位。在经历了金融危机、石油危机和经济危机等一系列危机后,西方国家开始重视加强资本主义各国的协调和合作。于是产生了西方七国首脑会议,随后G7吸纳了俄罗斯,从而最终演变为了八国集团。1999年9月25日,八国集团的财长在华盛顿宣布成立20国集团。一方面因为国际各个经济行为体力量发生重大变化,其中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实力迅猛增长,并开始要求得到与其经济实力相应的国际经济地位,提升在国际经济领域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建立能够体现自身利益的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另一方面也是继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后,西方大国意识到仅靠原有的国际经济协调机制,已无法解决当前的经济危机,需要建立能反映当前经济格局变化的、涵盖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合作平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倡议召开由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参加的全球经济金融峰会,共同商讨刺激经济增长、改革金融体系等问题。这个会议扩大各个国家的发言权,G20正式走上了国际舞台,取代了之前的八国首脑会议和20国集团财长会议。

二、国际经济秩序的变化

八国集团的人口占世界14%却拥有68%的财富,G8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占据4席。G8首脑会议每年都要召开一次,其重要性日益突出。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借助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所占的世界经济地位,制定维护他们国家利益和资本主义国家共同利益的国际相关制度、机制等。G8既是现存国际经济秩序的制定者,也是受益者和维护者。这种经济秩序是在维护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利益为主的基础上再求全球经济的发展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只是被动地参与这种国际经济秩序中,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并不合理。一个国家要想从IMF中获得所需要的资金,关键就是要获得八国集团的支持,很多时候为了得到想要的资金,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满足八国集团提出的一系列附加条件。与八国集团相比,二十国集团占有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90%、世界贸易的80%和世界人口的2/3,显然具有更大的代表性。更为重要的是,二十国集团反映了全球财富与实力分配的新现实。英国《新政治家》周刊在其最新一期封面文章中说到,伦敦峰会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承认了全球经济权力平衡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的重大转移”。G20的崛起一方面本身就是国际经济秩序发生改变的一个量变到质变的结果。同时,G20另一方面也在影响着国际经济秩序的变化。G20先后举行了5次重大的峰会,2008年的11月15号,为了救市在华盛顿举行了第一次峰会。2009年4月2日为了退市,在伦敦召开第二次峰会。从前两次来看,G20峰会是针对当时国际金融危机的一个临时救济措施,但在美国匹兹堡举行的第三次峰会发生了某种非常微妙的质变,而随后的多伦多和首尔会议,我们可看到G20峰会已经由只是为了应急的一个救市措施,已经变成国际的金融秩序,或者重塑国际金融秩序一个常规性、固定化和机制化的东西。从五次峰会上的成果我们看到,广大发展中国家有了一个平台来和西方发达国家共同讨论和协商当前国际经济所面临的问题以及怎样促进全球经济更好的共同发展。虽然广大发展中国家在G20峰会中争取到了一些自身的权利,但是并未从根本上动摇旧的国际经济秩序。旧秩序中的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一些东西仍未触碰。G20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真正改变当前的经济秩序,但是它告诉我们了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那就是国际经济秩序必须也正在快速地朝一种更新的更科学以及更公平的秩序走去。国际经济实力对比发生改变到一定程度时,相应的国际经济秩序也会在经济实力的对比变化中逐渐建立起来。

三、中国与G20

全球化的发展,各个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的深入,金融危机等推动着G8到G20的演变。G20的五次首脑峰会也由临时性的措施转变为固定机制。但G20前景并不明朗,它是否会像G8一样因为不能解决当下国际经济问题以及全球环境等问题而被架空,或者被另外一个机制所替代呢,还不得而知。在G20峰会中,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要借助G20峰会这个平台,积极投身到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改革中去,加强多边贸易合作,主动参与未来经济秩序的制定并极力维护和争取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利,以及推动对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的援助。在国内,也要加快经济模式的转变。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无论何时,都要重视大力提高科学技术的发展。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提高自身的经济实力以及在国际中的经济地位才是根本。只有这样,中国才有能力提高自身国家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以及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的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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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冯特君.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经济管理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