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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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范文】新文化运动反思

范文一:新文化运动的反思

·民主20095

文化视点

新文化运动的反思

□胡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关于文化改造或一场思想革命运动,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一场以西方思想文化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运动。我们到底该怎么来评价这场运动,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问题和理论问题。

因为评价新文化运动首先涉及到的就是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之间的关系。现在的学者往往将这场运动都冠之以“五四运动”,甚至以“五四运动”指代新文化运动。应该承认,这种说法正确地看到了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之间的联系。但遗憾的是,这样的看法却明显地忽视了它们之间的性质上的差异。历史地看,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文化批判与文化建设并重的运动,它是由《新青年》创刊为序幕,而结束于1923年,其宗旨是要在国内引进、介绍、确立一种新的人生论。而“五四运动”则是爆发于1919年5月4日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其政治口号是“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其直接之起因是

的说来,

“五四运动”是一场政治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宗旨是要确立一种新的以自由、人权、平等、法治、民主、科学为基本内容的新人生论。陈独秀于1915年创办《新青年》杂志的目的在于协助中国青年重建思想和陶冶人格,其根本宗旨在于以转变人的道德信念、确立一种新的人生论来促进思想或文化的变革,尤其是道德的变革,所以他反复申说“伦理觉悟为吾人最后之觉悟”。在他看来,没有一场彻底的思想革命或道德革命,其他一切的变革都将无济于事,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即便成功了,也不可能持久。因此他看到了中国社会当时最为需要的,也是最为迫切、最根本的变革不是政治制度的变革,也不是经济领域的改革,而是“根本思想”的转变。因此结论是,要真正使腐败落后的中国走向繁荣富强,首要的只能是彻底改变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完全重建中国人的意识世界。这就是思想革命、道德革命优先的思想。只有完成了这一思想革命,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国的经济建设等才

有望获得快速的发展。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知,陈独秀是正确地认识了中国到底向西方文化学习什么的根本问题,所以主要是由他发动的新文化运动的宗旨就是提倡和确立一种新人生论。从现在看,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提出的目标也并未完全实现,

政治民

1919年4月底中国在巴黎和会失败及1915年

中国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总

35

文化视点

主化的建设仍然处在渐进的途程之中,科学还有待于普及和提高。他所积极提倡的新人生论即便在当下也未得到普及,仍具有强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由现在看来,陈独秀的思想革命优先的看法是有着历史的先见之明。不先行思想革命,没有民主、自由、科学、独立、法制、责任等意识的人来从事单纯的经济建设会给社会带来无穷的社会问题,导致产生权与钱结合的变相官僚资本,形成财富分配极不公平现象,加剧社会矛盾,导致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当下社会漫延的极端功利化趋势也与单轨的经济发展模式密切相关。

还应该肯定的是,陈独秀当时所提倡的新人生论是正确的,是积极的乐观的,在当时及以后产生过巨大的历史影响,现在仍然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一影响的历史延续性。民主与科学在当代中国仍然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与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的积极鼓吹宣传是密不可分的。他对现代社会的理解基本上也是正确的。他认为现代社会应该具有的那些因素,如民主、人权、法治、科学、独立的人格等几乎已成为了具有普世性的价值取向。可以说,缺乏或部分地缺乏这些因素的社会都没有资格被称之为现代意义上的社会。陈独秀的问题在于他对这些现代社会要素尽管有了基本的认识,但仍远远没有深入系统地研究即表述。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对于上述要素缺乏系统深入的理论研究实质上影响着后来中国社会的发展。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陈独秀虽然正确地认识到新人生论是西方文化的核心,但是他却不能够正确地解决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他将中西文化截然对立起来,认为要引进和确立新人生论就必须全盘地颠覆中国传统的文化,尤其是要彻底地推倒儒家思想传统,这就表明他对文化性质的理解存在着极大的误解。首先,他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西方的新人生论虽然基本适合于现代社会,但这样的人生论一旦引进中国本土也就必须嫁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茎之上才有可能生存、滋生、繁荣。没有了中国文化固有的实体,任

·民主20095

何优秀的文化都是不可能生根开花结果的。第二,文化本身就是在漫长历史过程中人类的创造,具有客观实在性。人是创造文化的主体,但是人也必然处在一定的文化系统内才有可能从事创造性的活动。任何人都不可能随意脱离自己所处的文化系统。没有了既有的文化实体,所谓的“存其一必废其一”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事情。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陈独秀。当陈独秀猛烈地抨击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时候,他本人也恰恰生活在这样的传统之中,他的言论与行动也带有明显的儒家传统的痕迹。他之关心国家命运、企图改造社会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强烈入世精神,恰恰与儒家思想有着某种程度的亲缘关系。

陈独秀、吴虞等人在《新青年》上所发动的对儒家思想传统的猛烈抨击,在客观上激发了儒家思想的重新崛起。如梁漱溟就是在《新青年》反孔声浪中异军突起的,感觉自己的使命即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讲明儒家思想的价值及其意义。尽管如此,他也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刻影响。他的代表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中国文化要义》处

理的主题就是为什么西方文化滋生出法治、人权、自由、科学、民主等思想,而中国传统文化却没有形成自由、人权、法治、民主、科学等观念。他指出,接受西方的上述观念是不可避免的,否则就断难生存在这个充满激烈竞争的世界上。后来的冯友兰、贺麟也大致循着这样的理路研究儒家思想新发展的可能途径,主张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去接纳西方的种种思想精华。怎么样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去接纳西学一直是新文化运动之后新儒家着重考虑的主要课题。

新文化运动对儒家思想传统的抨击也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西方哲学思想在中国的积极传播创造了条件。马克思主义思想及西方各家思想早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已有不少的介绍、引进,但真正自觉的有计划的介绍和宣传还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的。

新文化运动对儒家思想或孔子的批判是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发生巨大而深刻变化的时代必然要产生的。看看从近代向现代转变

36

·民主20095

的任何国家的历史都发生过类似的思想批判。如果熟悉中国近现代历史,我们可以知道中国近现代历史发生着要比其他国家更为深刻而全面的转变。这一历史转变既表现在价值观层面,也表现在中国社会结构的全面深刻的变革方面。准此,为了能够深入了解新文化运动的意义,我们首先必须懂得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

综观世界历史的发展,我们发现这样一种现象,这就是绝大多数的民族在其早期的历史发展中都经历了“家族、私有经济、国家”这三个不同的先后更迭的历史阶段。家族制度本为原始社会末期父系氏族公社的产物。而私有经济则是在家族经济这个母体中孕育并不断发展起来的。但是,私有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毫不留情地冲击家族制度,最终从根本上摧毁家族制度。正是由于此种原因,世界上绝大多数家族制度因此纷纷瓦解。于是,从家族制度的瓦解过程中逐渐地分化出了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原始社会也就随之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形成了国家,国家代替了家族。这是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历史所走过的共同道路,也是家族制度在大多数地区遭遇到的共同命运。

中国古代的家族制度却走着一条独特的道路。应该承认,在中国古代的家族制度的母体中也产生出了某种程度的私有经济。但奇怪的是,这种私有经济却并没有发展到足以从根本上摧垮家族制度的程度。这就表明,在中国古代,家族经济极大地限制了私有经济的发展。正是中国古代的家族制度过于强大,使中国古代历史并未走上一条从家族制度到私有经济再到国家、由国家从根本上代替家族的道路。而是走上了由家族过渡到国家,或者说家族完全进入了国家政权机构之中。因此,国家和家族完全混合在一起。而且由于国家最高统治者为了有效地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有意识地并且充分地利用了家族制度即分封亲戚和同姓等方法来为自己的国家政权服务。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在中国古代,家族制度非但没有代替国家制度,却在某种程度上,家族制度反而因国家制度而得到极大的加强。于是,国家制度加强了

文化视点

家族制度,而家族制度反过来也巩固了国家制度。这样,家族高居政坛之上,家即国,国即家,家国同构,二者融为一体,和谐并存。由于是由家族而进入国家,所以家族关系的宗法血缘关系因此进入了国家制度之中。儒家思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形成的。可以说,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宗法社会的产物,带有宗法血缘的特性。所谓的宗法制,就是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大、小宗之间的统辖隶属关系,并以宗族形式管理、统辖族人。孔子所向往的周礼实质上就是建立在宗法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一整套典章、制度、规矩和礼节。

在中国古代虽然家族制度势力强大,但是私有经济毕竟还存在着,战国时期的连年征战实际上对于家族制度有着强烈的冲击,杨墨的批孔就是对儒家所代表的家族制度的挑战。魏晋以迄隋唐间对于儒家思想的批判,实质上也是与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变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至于,晚明以降,中国社会的结构经历着更大的变化。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文化、经济、军事、政治等的全面入侵,使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出现了二千年来未见的大变局。西方的坚船利炮、声、光、电、化使国人意识到自己的器物不如人,随后国人认识清楚不但自己的器物不如人,即便我们的行政制度也同样不如人,所以需要进行变法。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这场革命表明我们的政治制度也是落后的,需要借鉴西方的民主宪政。更为重要的是,新文化运动使人民进一步认清我们的人生论似乎也应该随着时代的潮流做相应的调整。

其实,在孔子的思想中,虽然维护以宗法血缘为基础的周礼是其主导的方面,但是孔子毕竟还有企图突破宗法关系束缚的思想倾向。然而在儒家思想传统的后期发展中,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逐渐变成了绝对片面的关系。汉代的董仲舒就是这种思想的代表。如果说原始儒家反反复复强调的君臣、父子、夫妇还主要是一种伦理道德的模式,那么,到了汉儒手中原始儒家的君臣、父子、

37

文化视点

夫妇大义所形成的“三纲”、

“五常”就已经

·民主20095

乃至于一蹶而不振,直至现在仍然找不到应对的良策。

如果上述的看法是对的话,那么新文化运动对儒家思想的批判并非一两个先觉者的一厢情愿,而是儒家思想在明代以来有失调整而形成的结果,至于西方文化的冲击则是外在的因素,固然重要,但绝对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西方思想的长期冲击下,儒家思想失于一时之应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儒家思想如何现代化至今仍然是一个没有很好得到解决的问题。这一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似乎更是一个现实问题。

蜕变成了适合封建中央专制权力的意识形态。原始儒家思想与汉儒的思想之间固然有着很大的区别,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而否认这两者之间的天然联系。而此种天然联系就是以宗法血缘为其先天的纽带的。汉代以后历代统治者及其思想家们就是以宗法血缘为基础而完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制度设计。毋庸讳言,儒家思想在历史上就是与此种社会制度紧密相联的。

应该承认,此种社会制度设计及其实施在历史上有其合理性。但是问题在于,随着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化,儒家思想却没有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此种历史变迁。晚明以来,尤其在东南沿海一带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晚明以来虽有猛烈批判儒家思想传统的思想者,但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却仍然固守有失调整的儒家思想而不变。社会的思想精英却不重视思想的创新而沉迷于考证训诂音韵之学,认为这才是学问的根本。此种学术思潮一直延续到清末,遂形成中国社会的思想贫血症。返观近五百年来西方国家的思想、政治、文化、科学等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至于西方思想强借其暴力手段汹涌而至时我们竟然全不知如何应对,甚至于以儒家思想为其基础而形成的整套社会制度在西方思想文化的冲击下顿时全盘崩溃。

众所周知,宗法国家的稳定存在主要依赖于如下的几大要素:政治名义上的统一、土地的国有化、劳动者的安于纲常名教、安土重迁。然而在春秋战国之间,周天子已名存实亡,土地私有化也在加剧,劳动者也不再依附于特定的土地。此种社会结构的变化促成了对儒家思想的第一次批判。于是,家族本位转变为家庭本位。宗法制度也发生了变化,战国之后出现了官僚制的政治结构。虽然如此,宗法制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作为官僚制的社会基础仍然顽强地在历史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明朝以来的社会结构变化,儒家思想却缺乏有针对性的应对。由于儒家思想没有能够做出及时的调整,遂使儒家思想在西方文明冲击下不堪一击,

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全面的

质变。儒家思想赖以生成的宗法血缘的家族制度在现代中国社会毫无作用。城市在中国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完全代替了乡村。而且产业革命率先在城市实现之后已经更大规模地流向农村。产业革命与城市化的结合已经彻底地瓦解了历史上所谓的家族的或家庭的制度,宗法血缘关系不再有任何的社会作用。城市化和产业革命使大量人口冲破了安土重迁的社会习俗而大规模地流向城市或城郊。政治统一的合法性也不再诉诸于那套陈旧的纲常名教,而是来自于人民的意志和程序的合法性。领导者治理国家虽然要求其有良好的道德品质是很重要的方面,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应该如何严格地依法行政。

以上所描述的只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部分,但就是这一部分的变迁清楚地表明,儒家思想传统已经完全地失掉了她曾经拥有过的丰厚的社会土壤。儒家思想传统曾经主导过中国古代历史进程,是因为庞大的以宗法血缘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家族制度支撑了这一思想传统。而在现代的中国社会,以宗法血缘为基础的家族或家庭制度已经完全失去了左右社会的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儒家思想该如何去应对呢?现在的“国学热”引导不少人热衷于儒家经典的阅读与背诵,这是很好的一件事。但如果不能够真正给儒家思想接上现代社会的土壤,那么儒家思想就很难脚踏实地走进现代社会之中。

(本文责编:金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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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二:新文化运动的反思

·民主20095

文化视点

新文化运动的反思

□胡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关于文化改造或一场思想革命运动,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一场以西方思想文化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运动。我们到底该怎么来评价这场运动,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问题和理论问题。

因为评价新文化运动首先涉及到的就是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之间的关系。现在的学者往往将这场运动都冠之以“五四运动”,甚至以“五四运动”指代新文化运动。应该承认,这种说法正确地看到了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之间的联系。但遗憾的是,这样的看法却明显地忽视了它们之间的性质上的差异。历史地看,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文化批判与文化建设并重的运动,它是由《新青年》创刊为序幕,而结束于1923年,其宗旨是要在国内引进、介绍、确立一种新的人生论。而“五四运动”则是爆发于1919年5月4日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其政治口号是“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其直接之起因是

的说来,

“五四运动”是一场政治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宗旨是要确立一种新的以自由、人权、平等、法治、民主、科学为基本内容的新人生论。陈独秀于1915年创办《新青年》杂志的目的在于协助中国青年重建思想和陶冶人格,其根本宗旨在于以转变人的道德信念、确立一种新的人生论来促进思想或文化的变革,尤其是道德的变革,所以他反复申说“伦理觉悟为吾人最后之觉悟”。在他看来,没有一场彻底的思想革命或道德革命,其他一切的变革都将无济于事,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即便成功了,也不可能持久。因此他看到了中国社会当时最为需要的,也是最为迫切、最根本的变革不是政治制度的变革,也不是经济领域的改革,而是“根本思想”的转变。因此结论是,要真正使腐败落后的中国走向繁荣富强,首要的只能是彻底改变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完全重建中国人的意识世界。这就是思想革命、道德革命优先的思想。只有完成了这一思想革命,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国的经济建设等才

有望获得快速的发展。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知,陈独秀是正确地认识了中国到底向西方文化学习什么的根本问题,所以主要是由他发动的新文化运动的宗旨就是提倡和确立一种新人生论。从现在看,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提出的目标也并未完全实现,

政治民

1919年4月底中国在巴黎和会失败及1915年

中国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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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点

主化的建设仍然处在渐进的途程之中,科学还有待于普及和提高。他所积极提倡的新人生论即便在当下也未得到普及,仍具有强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由现在看来,陈独秀的思想革命优先的看法是有着历史的先见之明。不先行思想革命,没有民主、自由、科学、独立、法制、责任等意识的人来从事单纯的经济建设会给社会带来无穷的社会问题,导致产生权与钱结合的变相官僚资本,形成财富分配极不公平现象,加剧社会矛盾,导致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当下社会漫延的极端功利化趋势也与单轨的经济发展模式密切相关。

还应该肯定的是,陈独秀当时所提倡的新人生论是正确的,是积极的乐观的,在当时及以后产生过巨大的历史影响,现在仍然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一影响的历史延续性。民主与科学在当代中国仍然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与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的积极鼓吹宣传是密不可分的。他对现代社会的理解基本上也是正确的。他认为现代社会应该具有的那些因素,如民主、人权、法治、科学、独立的人格等几乎已成为了具有普世性的价值取向。可以说,缺乏或部分地缺乏这些因素的社会都没有资格被称之为现代意义上的社会。陈独秀的问题在于他对这些现代社会要素尽管有了基本的认识,但仍远远没有深入系统地研究即表述。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对于上述要素缺乏系统深入的理论研究实质上影响着后来中国社会的发展。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陈独秀虽然正确地认识到新人生论是西方文化的核心,但是他却不能够正确地解决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他将中西文化截然对立起来,认为要引进和确立新人生论就必须全盘地颠覆中国传统的文化,尤其是要彻底地推倒儒家思想传统,这就表明他对文化性质的理解存在着极大的误解。首先,他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西方的新人生论虽然基本适合于现代社会,但这样的人生论一旦引进中国本土也就必须嫁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茎之上才有可能生存、滋生、繁荣。没有了中国文化固有的实体,任

·民主20095

何优秀的文化都是不可能生根开花结果的。第二,文化本身就是在漫长历史过程中人类的创造,具有客观实在性。人是创造文化的主体,但是人也必然处在一定的文化系统内才有可能从事创造性的活动。任何人都不可能随意脱离自己所处的文化系统。没有了既有的文化实体,所谓的“存其一必废其一”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事情。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陈独秀。当陈独秀猛烈地抨击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时候,他本人也恰恰生活在这样的传统之中,他的言论与行动也带有明显的儒家传统的痕迹。他之关心国家命运、企图改造社会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强烈入世精神,恰恰与儒家思想有着某种程度的亲缘关系。

陈独秀、吴虞等人在《新青年》上所发动的对儒家思想传统的猛烈抨击,在客观上激发了儒家思想的重新崛起。如梁漱溟就是在《新青年》反孔声浪中异军突起的,感觉自己的使命即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讲明儒家思想的价值及其意义。尽管如此,他也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刻影响。他的代表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中国文化要义》处

理的主题就是为什么西方文化滋生出法治、人权、自由、科学、民主等思想,而中国传统文化却没有形成自由、人权、法治、民主、科学等观念。他指出,接受西方的上述观念是不可避免的,否则就断难生存在这个充满激烈竞争的世界上。后来的冯友兰、贺麟也大致循着这样的理路研究儒家思想新发展的可能途径,主张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去接纳西方的种种思想精华。怎么样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去接纳西学一直是新文化运动之后新儒家着重考虑的主要课题。

新文化运动对儒家思想传统的抨击也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西方哲学思想在中国的积极传播创造了条件。马克思主义思想及西方各家思想早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已有不少的介绍、引进,但真正自觉的有计划的介绍和宣传还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的。

新文化运动对儒家思想或孔子的批判是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发生巨大而深刻变化的时代必然要产生的。看看从近代向现代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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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20095

的任何国家的历史都发生过类似的思想批判。如果熟悉中国近现代历史,我们可以知道中国近现代历史发生着要比其他国家更为深刻而全面的转变。这一历史转变既表现在价值观层面,也表现在中国社会结构的全面深刻的变革方面。准此,为了能够深入了解新文化运动的意义,我们首先必须懂得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

综观世界历史的发展,我们发现这样一种现象,这就是绝大多数的民族在其早期的历史发展中都经历了“家族、私有经济、国家”这三个不同的先后更迭的历史阶段。家族制度本为原始社会末期父系氏族公社的产物。而私有经济则是在家族经济这个母体中孕育并不断发展起来的。但是,私有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毫不留情地冲击家族制度,最终从根本上摧毁家族制度。正是由于此种原因,世界上绝大多数家族制度因此纷纷瓦解。于是,从家族制度的瓦解过程中逐渐地分化出了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原始社会也就随之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形成了国家,国家代替了家族。这是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历史所走过的共同道路,也是家族制度在大多数地区遭遇到的共同命运。

中国古代的家族制度却走着一条独特的道路。应该承认,在中国古代的家族制度的母体中也产生出了某种程度的私有经济。但奇怪的是,这种私有经济却并没有发展到足以从根本上摧垮家族制度的程度。这就表明,在中国古代,家族经济极大地限制了私有经济的发展。正是中国古代的家族制度过于强大,使中国古代历史并未走上一条从家族制度到私有经济再到国家、由国家从根本上代替家族的道路。而是走上了由家族过渡到国家,或者说家族完全进入了国家政权机构之中。因此,国家和家族完全混合在一起。而且由于国家最高统治者为了有效地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有意识地并且充分地利用了家族制度即分封亲戚和同姓等方法来为自己的国家政权服务。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在中国古代,家族制度非但没有代替国家制度,却在某种程度上,家族制度反而因国家制度而得到极大的加强。于是,国家制度加强了

文化视点

家族制度,而家族制度反过来也巩固了国家制度。这样,家族高居政坛之上,家即国,国即家,家国同构,二者融为一体,和谐并存。由于是由家族而进入国家,所以家族关系的宗法血缘关系因此进入了国家制度之中。儒家思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形成的。可以说,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宗法社会的产物,带有宗法血缘的特性。所谓的宗法制,就是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大、小宗之间的统辖隶属关系,并以宗族形式管理、统辖族人。孔子所向往的周礼实质上就是建立在宗法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一整套典章、制度、规矩和礼节。

在中国古代虽然家族制度势力强大,但是私有经济毕竟还存在着,战国时期的连年征战实际上对于家族制度有着强烈的冲击,杨墨的批孔就是对儒家所代表的家族制度的挑战。魏晋以迄隋唐间对于儒家思想的批判,实质上也是与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变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至于,晚明以降,中国社会的结构经历着更大的变化。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文化、经济、军事、政治等的全面入侵,使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出现了二千年来未见的大变局。西方的坚船利炮、声、光、电、化使国人意识到自己的器物不如人,随后国人认识清楚不但自己的器物不如人,即便我们的行政制度也同样不如人,所以需要进行变法。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这场革命表明我们的政治制度也是落后的,需要借鉴西方的民主宪政。更为重要的是,新文化运动使人民进一步认清我们的人生论似乎也应该随着时代的潮流做相应的调整。

其实,在孔子的思想中,虽然维护以宗法血缘为基础的周礼是其主导的方面,但是孔子毕竟还有企图突破宗法关系束缚的思想倾向。然而在儒家思想传统的后期发展中,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逐渐变成了绝对片面的关系。汉代的董仲舒就是这种思想的代表。如果说原始儒家反反复复强调的君臣、父子、夫妇还主要是一种伦理道德的模式,那么,到了汉儒手中原始儒家的君臣、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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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点

夫妇大义所形成的“三纲”、

“五常”就已经

·民主20095

乃至于一蹶而不振,直至现在仍然找不到应对的良策。

如果上述的看法是对的话,那么新文化运动对儒家思想的批判并非一两个先觉者的一厢情愿,而是儒家思想在明代以来有失调整而形成的结果,至于西方文化的冲击则是外在的因素,固然重要,但绝对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西方思想的长期冲击下,儒家思想失于一时之应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儒家思想如何现代化至今仍然是一个没有很好得到解决的问题。这一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似乎更是一个现实问题。

蜕变成了适合封建中央专制权力的意识形态。原始儒家思想与汉儒的思想之间固然有着很大的区别,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而否认这两者之间的天然联系。而此种天然联系就是以宗法血缘为其先天的纽带的。汉代以后历代统治者及其思想家们就是以宗法血缘为基础而完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制度设计。毋庸讳言,儒家思想在历史上就是与此种社会制度紧密相联的。

应该承认,此种社会制度设计及其实施在历史上有其合理性。但是问题在于,随着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化,儒家思想却没有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此种历史变迁。晚明以来,尤其在东南沿海一带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晚明以来虽有猛烈批判儒家思想传统的思想者,但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却仍然固守有失调整的儒家思想而不变。社会的思想精英却不重视思想的创新而沉迷于考证训诂音韵之学,认为这才是学问的根本。此种学术思潮一直延续到清末,遂形成中国社会的思想贫血症。返观近五百年来西方国家的思想、政治、文化、科学等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至于西方思想强借其暴力手段汹涌而至时我们竟然全不知如何应对,甚至于以儒家思想为其基础而形成的整套社会制度在西方思想文化的冲击下顿时全盘崩溃。

众所周知,宗法国家的稳定存在主要依赖于如下的几大要素:政治名义上的统一、土地的国有化、劳动者的安于纲常名教、安土重迁。然而在春秋战国之间,周天子已名存实亡,土地私有化也在加剧,劳动者也不再依附于特定的土地。此种社会结构的变化促成了对儒家思想的第一次批判。于是,家族本位转变为家庭本位。宗法制度也发生了变化,战国之后出现了官僚制的政治结构。虽然如此,宗法制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作为官僚制的社会基础仍然顽强地在历史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明朝以来的社会结构变化,儒家思想却缺乏有针对性的应对。由于儒家思想没有能够做出及时的调整,遂使儒家思想在西方文明冲击下不堪一击,

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全面的

质变。儒家思想赖以生成的宗法血缘的家族制度在现代中国社会毫无作用。城市在中国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完全代替了乡村。而且产业革命率先在城市实现之后已经更大规模地流向农村。产业革命与城市化的结合已经彻底地瓦解了历史上所谓的家族的或家庭的制度,宗法血缘关系不再有任何的社会作用。城市化和产业革命使大量人口冲破了安土重迁的社会习俗而大规模地流向城市或城郊。政治统一的合法性也不再诉诸于那套陈旧的纲常名教,而是来自于人民的意志和程序的合法性。领导者治理国家虽然要求其有良好的道德品质是很重要的方面,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应该如何严格地依法行政。

以上所描述的只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部分,但就是这一部分的变迁清楚地表明,儒家思想传统已经完全地失掉了她曾经拥有过的丰厚的社会土壤。儒家思想传统曾经主导过中国古代历史进程,是因为庞大的以宗法血缘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家族制度支撑了这一思想传统。而在现代的中国社会,以宗法血缘为基础的家族或家庭制度已经完全失去了左右社会的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儒家思想该如何去应对呢?现在的“国学热”引导不少人热衷于儒家经典的阅读与背诵,这是很好的一件事。但如果不能够真正给儒家思想接上现代社会的土壤,那么儒家思想就很难脚踏实地走进现代社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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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三:新文化运动反思

《新文化运动》教学反思

泸州十二中 赵恒瑶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化探索的重要一环,相比于洋务运动器物变革,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政治制度变革而言,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思想文化的大变革。器物方面的变革可以通过近代企业的建设来引导学生理解;政治制度方面的变革则可以通过政府法令来认识,而思想方面的变革,看不见,摸不着,学生理解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基于这一现实,我广泛地收集了相关的史料,意图通过史料的剖析,帮助学生突破本课的重难点,顺利实现本课教学目标。下面,就我本次《新文化运动》公开课,谈一谈几点感受。

成功之处

1.相关问题的点拨比较恰当。在《新文化运动》的教学中,我主要使用了材料、视频教学的方式来突破重难点。选取的材料,注重典型性与趣味性,即说明了问题,又通过生动有趣的材料激发了学生积极性。

2.注重学生的主体性,体现了新课改精神,教学中,对于基础性的知识,我放手通过学生自主学习归纳总结。对于难点,或者给予学生思考的思路,或者给予相关的史料,在此基础上再适时的引导,尽量由学生通过自己的思考来得出相关结论。

3.注重知识内在的联系。新文化运动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共同构成中国近代化的历程,在某种程度上说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继续,因此本课的教学需要联系本单元中另外三课,通过前后的联系,让学生更为深刻的认识新文化运动的原因,同时对于中国近代化的历程有一个宏观的把握,初步认识到中国的近代化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在授课中,我注意本课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联系,通过比较近代化不同阶段中国人向西方所学习内容,帮助学生全面的认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

4.学生在课堂上对于知识点进行勾划,并做好眉批,以方便复习。

5.注重情感态度价值的教育,在授课中,采取适当的材料,精心的创设情境、设置问题,有效的升华学生的情感。

待改进的方面

1.在今后的教学中要提示学生做好眉批的方法,必要的时候还应告诉学生知识点的位置,以使学困生能跟上授课进度。

2.复习不够充分。课堂上,我留给了学生十分钟的时间去巩固本课所学,并告知学生需要重点巩固的知识点。但仅仅做到这一步还不够,最好还应在临下课时,师生一起来理清重要的知识点,这样能够起到一定的检测效果,使教师更好的把握学生学习的情况。

范文四:新文化运动反思

《新文化运动》教学反思

一、本节课的构思

1.关于本节课的主线索。我觉得新课程的一个突出亮点是在教材的编写上:用更加准确、精练、通俗易懂的词语来编写课本的目录、大小标题。所以教师授课时如能把课本的目录、大小标题或历史概念讲清楚讲透彻,有助于学生对课本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基于这样的认识,《新文化运动》一课我主要的上课思路就是围绕着解读新文化运动这个标题来展开,也就是要让学生理解:首先它是一场文化运动同时又是一场新的文化运动;其次它“新”在哪些方面;再次这些方面怎么样“新”;最后分析出现这些“新”的原因。

2.关于本节课几个环节的处理。

①导入问题。本节课我借助一段音乐进行导入。让学生跟着歌词唱《兰花草》,并欣赏这首歌的优美旋律和歌词,然后让学生猜猜这首歌的词作者的名字,由此导入新课。

②前后呼应问题。我觉得前后呼应对一节课是比较重要的。因此这节课我在两个地方设计了前后呼应。一是开头和结尾用《兰花草》歌词来呼应;二是问题“新文化运动新在哪些方面”和课后问题“测一测,你对新的了解”来呼应,同时也希望通过这个呼应来进行课堂小节。 ③关于课堂内容的展开。本节课我的思路是围绕着“新”字来展开教学的,同时为了让学生能够理解本节课的内容,我主要是运用了材料

来进行教学,通过引导学生读懂读透材料,从而掌握本节课的内容。在分析新文化运动的局限性时,我还运用了一段视屏来进行教学,主要目的是想通过日本对待东西方文化的态度来反思我们对待东西方文化的态度。

二、教学后的反思

这节课总体来说,我觉得基本达到了教学目标,但也有一些地方不够理想,课后进行了反思,总结如下:

1.关于课程适合对象问题。有些问题的设计和要求超出了高一学生的能力要求,比如课程设计时想运用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原理来说明新文化运动的原因,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原理来分析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可是由于高一学生还没有学习这一原理,自己上课时对这一原理分析的又不够形象、透彻,所以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

2.关于课堂提问的问题。这节课的上课思路主要是采用借助材料来使学生分析结论的方法,整节课上下来之后自我觉得设问太多,这样就会导致因为时间关系而留给学生思考的时间就少了一些,提问的学生范围就不够广,学生的主体作用、参于程度很难得到充分的发挥。

3.关于课堂活动课的设计。因为备课时间比较紧,所以匆忙准备的让学生扮演父亲的角色扮演活动有些牵强。事后想想这样的准备不够充分的课堂活动课还是不要为好。

4.对于课堂设计和上课的一些环节处理不是很恰当。这个问题尤其体现在上课的最后两个环节上。一个是关于日本的视屏,这个视屏是从大国崛起中分五个部分截取下来的,由于技术有限,截取的视屏语言不

是很连惯,有些内容知道是多余的但剪切不掉,而且时间稍微长了一些,因此课堂效果就受到了影响。另一个是“测一测,你对新的了解” 这个环节,幻灯片给出了中外史上带有新字的七个历史概念,本来课堂设计时想达到的目的一是让学生重视对历史概念的解读,二是想达到再次突出新文化运动的“新”以达到课堂小节的目的,可是在实施的过程中有点处理不当,前面的几个“新”花的时间多了一些,以致于由于时间关系本节课的主题新文化运动的“新”所给的时间太少了。事后想想前面几个“新”应当不要展开,只是幻灯片展出就行了,而把主要精力用在新文化运动的“新”,这样一来就可以既达到了课堂小结的目的,同时又使主题更加突出了。

5.语言不够精练,表情不够丰富。在准备新文化运动这节课时,我查找了一些网上的资料,发现这节课的资料和课件可以用多如牛毛四个字来形容。所以我希望用一条和别人不一样的思路来进行教学设计,课后自我觉得教学思路还是比较新颖的,知识和能力也能够得到较好的落实,可是由于自己语言和表情的缺陷,自己的教学设计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

总之,希望通过自己的认真反思能够使自己在教学水平上有一个更大的突破

范文五:新文化运动的反思

浅谈新文化运动的反思

摘要

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中华民族文化一枝独秀。但我们也看到传统文化的式微。基于传统文化的道德价值体系受到外来文化的巨大冲击。因此,我们必须从源头上来探究。一直以来,学术界对新文化运动褒贬不一。本文通过对新文化运动的文化价值观的分析,希望从中得出利与弊的对比,为今天我们的文化价值定位谋求重新架构的可能性,并为我们的文化创新提供借鉴。

关键词

文化定位

正文

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有“我族发祥自昆仑,从来洪荒皆无痕”之说,还是世界四大文明中唯一没有出现断层的文化。因此,中国人多多少少拿这点说事,引为自身优越感的重大论据。文化自我吹嘘使中国人变成了一头盲目的牛,沉浸在自己的天朝大国的美梦里。直到西方的洋枪洋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人才从这个可怕的梦魇中挣脱出来,开眼看世界。这是好事吧,我们的文化观不再那么自负盲目了。结果,新文化运动就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了。

陈独秀等人举起了“打倒孔家店”的旗帜,以犀利的笔触,去抨击以孔子为代表的“往前圣贤”,去揭穿旧道德、旧教条的丑态;提倡白话文,使原来晦涩的语言大众化,为广大民众所接受,促进了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后期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 ,为中国人提供了一条新的道路,并鼓舞先进知识分子为之拼搏,开创了中国新的未来。但是,新文化运动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我认为,只是解决了中国人的信仰问题。因为这个坚定的信仰,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理论武器,并将广大人民团结在自己周围,并得以不断发展壮大,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国家。可见,有了凝聚性的理论指导,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在新文化运动中,与宣传马克思理论同样势头凶猛,并在前期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宣传,收到的效果为何?一场暴风骤雨之后,没人去收拾去重建,各人各学派稀里糊涂,一盘散沙,结果国人旧思想支柱破除了,新的规范却始终未立。不仅如此,新文化运动后期陈营分化,争争吵吵中中国新的思想道德规范观点已无弥合的可能。政治上军阀割据混战的持续,缺乏全国统一的认识。就其提出的“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试问一下,当今的道德风气又比新文化运动之前的社会道德风气好到哪里去呢?究其原因,这是新文化运动善破不善立的一个恶果。

其实检讨传统思想、旧道德未尝不可,也是适应历史潮流的体现,但在反抗自身的主流文化传统的同时,又未能适时构建新的社会思想体系,打碎旧文化传统又没有进行文化再造,那这个社会还能靠什么来支撑自身的思想架构,又能靠什么来净化它的道德风气呢?其实,翻翻史料可以知道,对于新文化运动造成的传统文化的没落,并不是陈独秀等人的初衷。如陈独秀就曾经表示“反对孔教,并不是反对孔子个人,也不是说他在古代社会无价值。”因此,说新文化运动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断层是有失公允的。但是,他们在反对旧文化,旧道德的同时,对一些边缘化的东西不能不去涉足,也就不能不去打倒。更为严重的是,这一场运动后来已经脱离了原来的方向,被各种政治主义给劫持了去,当它被政治化的时候,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没落。当然这都是后话。

新文化对传统文化做出了“过激反应”,大力宣扬西方民主科学思想。这么说呢,这就如同一根弹簧,以前是怎样的呢?一句话就是“往死里压”,禁锢了弹簧的弹性。而新文化运动时期呢?就是“往死里拉”,一开始好啊,弹簧得到了释放,但接着就不妙了。弹簧恢复自然形态了,他还往外拉,越拉越紧,问题就来了。超过了这个限度,弹簧发生了不可逆

转的形变,也就是失去了弹性。传统文化就这样被折腾得奄奄一息。以前被压得半死不活,现在好了,被肢解的支离破碎。传统文化层面遭到破坏,其赖以支撑的道德体系也难以独善其身。到了近代,特别是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国内涌进了汹汹的文化浪潮,这让已经是千疮百孔的传统文化雪上加霜。当然,我们还应注意到中国自身社会经济转型所带来的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不能否认,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有人在,但是崇洋媚外的也不少。相较于西方节日的火爆,我们的传统节日却异常冷清,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民族的悲哀。尽管有关人士做过努力,但收效甚微。这就如这根已变形的弹簧,你重新压回去也回不到原来的状态了。它多多少少已变生结构,显现畸形,这多少令我有点担忧了。不仅我担忧,全中国人民也应担忧,西方国家对我国的文化渗透已经有了见效,正在实施搞垮我们文化再打垮我们国家的战略野心。

因此,加强文化一体战略已成为我国当前一个迫在眉睫的任务。我们在未来的道路上该怎么走,能走多远,需要我们仔细斟酌。正确看待新文化运动,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有颇多益处。这就要求我们要有更多理性的思维分析。只有这样,我们打造文化强国的目标才有希望,我们的人民才会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管理1210班 陈伟轩

范文六:新文化运动教学反思

篇一:新文化运动教学反思

课堂实效性的提高决定于课堂上各种教学资源的利用情况,如何激发课堂活力打造魅力课堂,我认为教师对教材资源的挖掘、学生资源的挖掘、教学方法的选择、多媒体的利用等至关重要。教师应研究教材,充分利用教材资源,因而恰当处理教材。这节课在利用教学资源有以下特色:

一、以主题立意的方法组合好图片

能呈现图片不算开发资源,乱摆放图片就象是农业的粗放经营,效率低下,所以本课以立意为线索,组合好图片。如新文化运动的背景,突出袁世凯破坏民主共和,实行专制统治,恢复封建传统秩序,在选择图片时,首先以对比的形式,把孙中山的理想,临时约法的精神与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作对比,形成鲜明的对照,其次,袁世凯的倒行逆施用“跪”的图片作为专制的象征,以迫害妇女的“裹脚”作为愚弄百姓的象征,让学生更具体地认识新文化运动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二、视频、音频的适当剪裁和适当运用

视频音频资源能给学生强烈的视觉和听觉的冲击,在选择这些资料时要注意清晰度和实用性,避免时间过长。在选好素材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剪辑和补充适当的文字介绍,本课《兰花草》一曲是脍炙人口的一首旋律优美的歌曲,我并没有直接把歌词放出来,而是在播放歌曲的时候,把胡适的白话诗打出来让学生欣赏,同时把有关咏兰的古诗的文字摆在一起,让学生一边欣赏歌曲,一边思考和歌曲相关的白话文革命的问题。

三、以表格的配图片的形式突出课本的重点难点

本课的知识点较多,需要掌握的人物、时间不容易记住,所以在讲课的过程中,适当的将图片与表格相结合,学生可以将注意力集中在课本的重点知识。如新文化运动的四个提倡、四个反对,在图片的强力对比下再配以表格,学生不但掌握文字内容而且对内容有深刻的理解,这种理解的记忆比单纯的机械记忆更加牢固更有效率。

四、穿插活泼的课堂活动

课堂活动可以综合考察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注意力和兴趣。本课穿插了两个课堂活动,一是角色扮演,让学生扮演封建文化的卫道士和新文化的先锋,学生必然需要体会和揣摩这两个角色的特点,加上教师的适当指导,学生就可以利用学过的知识和生活经验把角色扮演得惟妙惟肖。另外一个课堂活动就是复活历史过程,参与历史过程,让学生以记者的身份进入到当时的场景中,我总共分了三个情景,有《新青年》编辑部、记者寓所等等,通过具体的场景设置,学生如身临其境,多了一份责任感也多了一份神圣感。

篇二:新文化运动教学反思

本节课我采取的教法主要有:启发读书,问题式,讨论式和讲述相结合.

为了突破重点:“新文化运动”内容及发展,我引导学生围绕以下四个问题解决本课重点内容。

1、根据课前的准备,回答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民主、科学和新道德以及反对的旧道德到底是什么?(资产阶级政治民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封建主义三纲五常等伦理道德。)

2、如何全面认识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注意阶级性和辨证的观点。)

3、为什么说社会主义是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不是主流;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适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

通过讨论分析,培养学生运用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一切从实际出发等哲学原理分析历史问题,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

“新文化运动”意义及评价是难点,我设计提出以下问题突破:

1、结合课前准备,从历史角度评价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影响。(积极:思想解放、准备五四运动、宣传社会主义;消极:前期未结合群众斗争、形式主义偏向、绝对褒贬、资本主义范畴。)

2、概括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实质。(民主、科学、爱国、求是等。)

从而使学生在讨论中受到启发,既培养了学生全面客观地评价历史事件的能力,又活跃了学生思维,提升了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效果很好。

篇三:新文化运动教学反思

本节课选自河北人民出版社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八年级上册第9课。做为八年级学生,知识储备十分有限,初步的历史思维能力尚未建立,如何通过对新文化运动的学习,培养学生从历史角度具体地客观地分析和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避免片面地脱离历史实际地空泛议论,培养求真求实的学习风尚,成为这节课考虑的重点。本课尝试通过网络搜集丰富的历史资料,创设历史情境来解决这些问题。纵观本课,主要有以下感想:

一、教学特点:

1、力求三维目标的有机统一,拓展教学的视野

本课从“为什么”入手,力求做到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有机结合,从机械的练习中跳出来,通过采用启发式谈话和讲述法这一方式,在创设历史情境中开阔学生的视野,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升华学生的情感,使课堂教学充满了无限的生机。

2、对教材内容作出合理取舍,确立新的课程教材观

本课在贯彻历史课程标准的基础上,对教材内容进行取舍和整合,增补了一些新的历史素材,为师生探究搭建了平台,引导学生经过对一系列历史现象的质疑、判断、比较、选择以及相应的分析、综合、概括等认识活动,来对这些历史现象做出自己的解释,这不仅丰富了学生的思维过程,也有利于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教学活动。

二、有关教学设计的其他设想:

设想一:以陈独秀的生平为线索导入本课,同时突出新文化运动在中国近代探索史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设计如下:

(1)“1879年生于安徽安庆 ,幼年丧父,随祖父习四书五经。”

问:此时的中国人在进行怎样的探索?结果如何?

答:出于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地主阶级洋务派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展开了一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但由于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惨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破产。

(2)“17岁(1896)中秀才第一名,信奉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的主张。”

问:此时的中国人在进行怎样的探索?结果如何?

答:资产阶级维新派发起了维新变法运动,也只推行了103天。

最终以戊戌六君子喋血的悲剧而告终

(3)“23岁(1902)从改良派转变为革命派,立志推翻清王朝。

26岁(1905)加入同盟会 。

33岁(1912)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入狱,出狱后到日本。 ”

问:此时的中国人在进行怎样的探索?结果如何?

答:在三民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资产阶级革命派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推翻了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但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中国依旧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

4、总结近代中国思想解放历程

开眼看世界”――师夷长技――“维新变法思想”――民主共和

问:中国的前途何在?

5、导入新课:“36岁(1915)创办《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发动新文化运动。 ”

设想二:强调历史认识的时代性,发展性

1、针对新文化动的缺陷探究――“新文化运动对东西方文化的看法,存在着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偏向。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东西方文化?”

2、针对孔子文化热探究(特别是奥运会开幕式表演)――“对于现今孔子成为焦点这种现象你是如何看待的?”

三、存在的主要不足

课堂的过渡欠自然;前后知识的衔接、联系不够紧密;材料过多,给予学生思考的时间不够。

篇四:新文化运动教学反思

3月底在德清高级中学举办了湖州市高中历史教师课堂教学展评活动,我很荣幸的参加了此次活动,现就自己在《新文化运动》一课中的教学构思和课后反思谈一些自己的简单认识。

一、本节课的构思

1.关于本节课的主线索。我觉得新课程的一个突出亮点是在教材的编写上:用更加准确、精练、通俗易懂的词语来编写课本的目录、大小标题。所以教师授课时如能把课本的目录、大小标题或历史概念讲清楚讲透彻,有助于学生对课本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基于这样的认识,《新文化运动》一课我主要的上课思路就是围绕着解读新文化运动这个标题来展开,也就是要让学生理解:首先它是一场文化运动同时又是一场新的文化运动;其次它“新”在哪些方面;再次这些方面怎么样“新”;最后分析出现这些“新”的原因。

范文七:《新文化运动》教学反思

《新文化运动》教学反思

第二单元的最后一课《新文化运动》做为一节组内公开课已经在组内上完了。回顾本节课教学,有几点值得继续发扬。1、上课之前做了一些准备,编写了《学案》,精选了课堂练习题。2、新授中利用小故事“胡适妙释白话文”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有助于对新知的理解。3、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注意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加强了课中的练习,注重学法的指导和规律总结,如记忆“新文化运动的内容——四提倡四反对”,提示学生抓住四对反义词来加强记忆。又如在“规律总结”环节,引导学生将新文化运动的有关知识概括为“一二三四”,一是一个“标志”;二是两面“旗帜”;三四即三个四,具体指四个代表人物、四个提倡、四个反对。然后找学生到前面黑板板书相关内容,以加强记忆。4、与本单元前几课知识进行紧密结合,使前后知识形成有机的整体,突出了单元的主题。

但是,回顾整堂课教学,仍然存在很多的不足:

1、教师对知识的挖掘不深不透。只是拘泥于教材内容,就教材讲教材。教师应该在备课过程中,多方查找相关资料,充实教材内容,使课堂更加充实而丰满,这样在授课过程中也能做到游刃有余,给学生更多的启发,使他们对问题的理解更透彻。

2、学生在“自主学习”环节完成填空很顺利,正确率也高,但在合作探究环节讨论问题“如何客观评价新文化运动?”时,并没有真正讨论起来,在回答时只是将教材内容原文叙述而已,可见对此问题的理解不到位。若能够将当时的时代背景展开叙述,再联系代表人物所写的文章阐述的中心内容,效果会更好。

3、本课没有利用多媒体课件,直观生动性差,在课中忽略了对本节课重要图片的记忆,特别是几位代表人物的图片以及《新青年》杂志封面图片应该着重向学生介绍并强调记忆。

4、课中练习进行的比较充分,但是节奏不快,耽搁了一些时间,使新授之后的巩固练习没有完成,今后在课堂各个环节的时间安排上应该更科学合理一些。避免前松后紧。

范文八:新文化运动几个问题的理论反思

作者:张弘

上海文化 2015年07期

  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青年杂志》(次年改名《新青年》)发刊为标志,已经走过了百年。应该说它是世纪现代化风潮的第一波,百年来它也历经褒贬荣损,遭遇过截然不同的评价。今天回顾新文化运动,如果继续停留在是非功过的简单判断上,例如它是否属于非理性的“情绪宣泄”?还是摭拾了晚清维新派的唾余?它是传统文化的罪人吗?还是反封建的功臣?……相信很难消除一直以来的争端。为此,本文不拟孤立地探讨这些分歧,而想从更深的理论层次进行一番反思。限于篇幅,只涉及几个重要问题。

  一、批判与批判理性

  新文化运动为推动中国的现代转型,在思想文化领域发起了对传统的主流意识形态、伦理标准、道德风尚、史学观念、语言文学及文字等的批判,并在此基础上着手构想和实施新的文化形态的创造。在这一过程中,批判构成了主要的驱动力,它既挑战了旧有文化陈旧蒙昧的部分,也孕育与催生了躁动于母胎里的新文化,并将引导新文化走向壮大与发展。

  然而遗憾的是,新文化运动起步之际,并未能完整把握批判的实质,出现了偏离正轨的倾向。尔后批判被引向极端化的道路,批判的真正精髓却遭到斫丧,终至于完全泯灭。这也导致新文化运动并未完成预期的使命,严重些甚至可认为半途夭折。

  那么,批判究竟是什么?什么才是批判的真正精髓?答案还得回到现代批判的首倡者和实施者、启蒙思想家康德那里去找。那就是《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序言”形象地所说的“理性的法庭”。但这并不等于把理性奉为高高在上的法官,虚构出某些理性法规,借以裁定一切,而是根据人类理性的特征来衡量判断知识、见解、观点等的正确与否。关键的一点,即承认理性有能力也有限度,将理性视为人的这样一种认知能力,一方面它由经验归纳出一定的知识,另一方面在经验之前(apriori,即通常所谓“先验”、“先天”,也作“验前”)它就具备某些原则,用以规约经验的总结,甚至超越经验进行推断。这些理性原则或法规有的是必然的,如时间观与空间观,因为人存在于时空中;有的则是必要的,但未必全部正确,如因果律,需要在认识事物时推断因果关系以找出其联系,但有些纳入因果律中的事物并不一定有内在联系;还有的属于逻辑构造,纯粹为着便于思维的展开,如所谓的“物自体”,本身并无这样的实在。这种种情况,都显示理性既禀赋有心智的形式,又构造出认知的模式。而这样的构造一不小心就会超过合理的程度,形成虚构的法规,变成对真实的僭越。恰如康德指出的,为此就需要批判到场,因为唯有批判,既能够“保证理性合法的要求”,也“驳回一切无根据的僭妄”。①

  这一批判,本身就是理性的产物。它具有形上哲学的意味,既不狭隘地偏袒经验论,也不盲目地崇尚理性论,既否决了怀疑论,也否决了独断论,从根本上保证了现代思想的健康形成。相对于实践理性、价值理性、工具理性、交往理性等,可称之为批判理性。在康德生活的启蒙时代,其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否决了自中世纪以来长期统制人们思想的基督教独断论。这也是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一卷“序言”特地用注释加以说明的:“我们的时代在特别程度上是一个批判的时代,一切都必须受到批判。宗教想借口它的神圣立法,想借口它的尊严,企图避免批判,可是这样一来,它们恰恰就引起别人对它们正当的怀疑……”②

  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一定程度也认识到了思想文化之更新对中国现代化的关键作用。陈独秀就是民国初创时期二次革命遭到挫败后,认定“救中国、建共和”首须有思想自觉,才结束旅日而回国,筹备出版刊物,进行舆论鼓吹的。他撰写的《青年杂志》发刊词清楚地指出,挽救国运的希望在于——

  ……一二敏于自觉、勇于奋斗之青年,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决择人间种种之思想,——孰为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孰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留置于脑里,——利刃断铁,快刀理麻,决不作牵就依违之想,自度度人。

  陈独秀在这段话中,肯定了人之智能的决定性作用,由它发挥分析评价功能,从人类各种思想中做出选择,以武装自己(“自度”),也教育别人(“度人”)。然而,这段话也暴露出批判理性的缺席,因为人固有的智能是何等状况?它是万能的吗?它有没有局限?它能够保证做出的选择一定准确吗?……情况均未得到一点儿反思。于是,选择变得极端简单,标准只是新而适宜于生存,方法上也要求非此即彼,“利刃断铁,快刀理麻”,新与旧之间绝不留任何调和的余地。

  毫不夸大地说,这其实是借救亡立法的另一形式的独断论。在民族危亡的形势下以高于一切的争取生存为号召,自然而然地具备了不可动摇的合法性。但新必胜于旧,仅仅是限于生命界的局部经验,未必适合所有领域,包括政治领域与思想文化领域。这种新必胜旧的观点,源自清末传入中国的进化论及其变种(主要是社会进化论)。经过严复最初译述阐发的“天演论”,和梁启超大力鼓吹的“‘少年中国’说”,逐渐被当成确凿不移之理。陈独秀鼓动“新青年”,秉承的是同一思路。但进化论本身,始终未经过理性的批判。今天应该很清楚,进化只是变化发展的模式之一,其他如突变、发散、循环、系统生成等也是应变而求得生存的途径,拘泥于进化论,并用自然界的进化论来套社会发展论,至少是不够全面的。

  不用说,批判理性只能属于现代的思维与精神,它只能产生在经验科学与理论科学均达到相当水平、个体的自我意识已充分觉悟的条件下。首先,经验科学与理论科学在认识世界和人自身方面均体现出巨大潜能,但同时又遭遇了难以逾越的界限,如经验无法穷尽所有对象,理论的逻辑假设则不可能全由经验证实等;其次,作为认识主体的自我,不仅不再迷信种种预设的教条,而且亟欲摆脱集体思维定式,自由地以个体方式从更多也更全面的视界考察和思考世界与人的问题。当时的中国很明显还不具备同等的条件,所以批判理性的匮乏成了中国文化一以贯之的特点。我们看到,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后来也有放弃进化论的,但也仅凭个人的生活经验,而不是靠理论的反思。鲁迅就是这样的例子。

  我曾指出,中国的现代转型,并非本身条件已经成熟后的水到渠成或瓜熟蒂落,但也不是因外力的冲击就简单地被裹胁而去的顺势而行,而是基于自己的状况与特质,为着自己的生存与发展而作出的反应,其类型属于“冲击/回应”模式中的“受力—张力”型。③同样原因,中国现代化进程启动之际,所需要的新的思想文化形态,也并非中国本土自行萌生而发展成熟的,相反普遍采取了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只要认为有用有利,就急切加以引进。这必然导致当时思想界的歧见纷出,甚至混乱。《青年杂志》发刊词里,这一点同样斑斑可寻。陈独秀前后罗列了尼采的道德观、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约翰·弥尔(J.S.Mill,今通译密尔)的“实利主义”(今通译功利主义),孔特(Comte,今通译孔德)的“实验哲学”(今通译实证主义)等,不加分析地杂然并陈。尽管他主观愿望是做入门的引导,实际效果却让人不知所从。饥不择食的结果往往是消化不良,思想学术的情况也是如此。

  要害还不在于这些林林总总的新思想能否真正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而在于这种思想态度或心态本身。理性批判缺席,功利原则领先,最坏的结果是一切皆从一己的私利出发,无论这一已是集团、阶级、党派或个人。另一严重问题则是前面已提及的思想方法。二元对立,非此即彼,走向极端,排除异己,在辩证思维的名号下实则只有肯定与否定,带来的是文化建设过程中不该有的粗暴。结果,批判不仅未能成功地整合各种外来的异质文化思想,反而急速变质为唯我独尊的打倒一切。

  二、断层与层累沉积

  文化和所有事物一样,始终处于动态中,它时时刻刻在演化发展,而非固定不变。即便所谓文化传统,也只是流变的轨迹及其续存,并在一代代的诠释中获得再建构。不应当把文化视为固化的实体,同时不再把事物的发展视为线性的延伸,那样就会发现,文化的构成,乃是不同特征的文化因素在历时过程里的层面累积与沉淀。以往顾颉刚先生曾提出古代史学是“层累地造成的”(其实所有的史学皆如此),这观点对我们正确认识文化的构成极有启发。当然,史学著作的撰写属于人为,文化的生成机制不完全一样,有的是人为创建,有的是自然长成,更普遍的现象是二者的结合。而在文化构成的内部,层累叠加的各个层面之间有可能部分或全部融合,也可能仅仅边缘模糊地组合在一起,更可能交叉重叠,相互隔离甚至对峙,形成难以消解的板结。

  有一种说法,认为新文化运动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断层,虽相当流行,却并不正确。所谓的“断层”其实即是新出现的文化层面。新文化运动,就其作为运动得到提倡而言,明显属于现代转型之际的人为规划,但客观上也顺应了以救亡为核心的现代化冲动,这是它得以兴起的前提。“断层”说一方面是被新文化运动声称要同旧文化决裂的激进姿态迷惑住了,另一方面仍是受线性发展观影响,似乎新文化一旦登场旧文化就断流绝源。事实上,所有新的文化层面的生长点,都植根于原有的文化结构或通常所说的文化传统之中。后者既制约着未来文化的建设与创造,也影响到对外来异己文化的接受。像功利实用的心态,和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想方法,就都沉积在我们的文化传统里。④所以,新文化运动宣称的决裂,并不等于和传统文化的真正断裂,相反只是一厢情愿的撕裂,造成的是同原有文化结构更为复杂的纠结。

  新文化运动已经百年,今天迫在眉睫的任务,倒并非单纯的纪念或怀旧,而是回顾与研究从那以来中国文化经历的变动与层积的状况,通过分析其现实的结构,审视其是否符合现代化的目标与标准。只有这样,才可能真正明白当代中国文化面临的挑战,构想应对挑战的方案,从而切实促进并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毫无疑问,这样的研究与审视,同样离不开以批判理性为武器。

  不难发现,新文化运动最大作用是促进了异质的外来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由于西方国家被公认为现代化的先行者和示范者,外来文化,除了器物方面,在思想、学术、文学、艺术方面,主要也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西方外来文化较成规模地渗入,早在明末耶稣会传教士来华时就开始了。清末西方文化的影响范围更大,为此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法予以规范。而新文化运动以破旧立新为号召,加倍自觉地将西方文化标举为代表进步和富有生命力的先进文化,更大规模、更大范围加以引进和鼓吹。

  然而,由于前述的理性批判不到位,这方面的引进和鼓吹可以说是“食洋不化”的。事实上,且不论西方文化的内容,即便被引入的途径也各有不同,同样需要分析。如较直接的是通过西方国家派驻在中国的文化机构(报社、学校、教会等),但其中就隐藏着西方国家本身的利益与目的;还有通过英、美、德、法等国的留学者和访问者,则不免带上个人的视角;更多又间接地通过日本,因为日本明治维新后花了大力气学习与模仿西方,又是和中国人文化关系密切的近邻,但由此而传入的西方文化不同程度地打上了日本文化的印记。可当时对这些区别没有任何警觉,只要来自西方国家,就是新思想新文化,就胜过旧思想旧文化,就能强国富民。看一下那个时期在中国译介的各种主义与学说,真可谓林林总总,光怪陆离,其实极少能够同中国本土文化有机地融汇为一体。

  与此同时,新文化运动非此即彼的绝端化态度,很快将自身推向了革命性质的运动。陈独秀有段话清楚地交代了其中的思想脉络:“欧语所谓‘革命’者,为革故更新之义……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⑤其实他是将“革命”从政治领域扩大到所有思想意识精神领域了。由此,新文化运动向另一来源的异质外来文化——以“革命”为标志的苏俄文化敞开了门户。这一源自农奴宗法制经济、贵族君主制政治、东正教信仰,又结合了西欧文明影响及现代暴动暗杀策略的文化混杂体,也被赋予了救国救民的意义,但主要是凭借其强力体制和中国国内战争而渗透进来发挥作用的。最终它在20世纪中叶成了获取权力的意识形态的正统,也成了中国未来新文化的榜样。虽然抗日战争时期有过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设想,但革命成功很快促使社会主义文化成为更高的目标,而这种新型文化仅有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能提供现成的样板。直到60年代,中苏两党决裂,大批苏修,谴责苏联背离革命路线堕落为修正主义,情况才颠倒过来。如果以中为旧、以外为新的话,那苏俄文化在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现代文化形成过程里也是个相当重要的层面,其存在与影响不容轻估,是当代中国文化结构的一大症结。然而这点一直为人疏忽或避讳,有许多方面秘而不宣,甚至被列为研究禁区,那也是耐人寻味的。也正在苏俄文化获取了正统地位的同时,西方文化被打成敌对的侵略者和反革命,从此被视为洪水猛兽。直到80年代后期,随着改革开放,才得以重新进入中国,但对它的警惕与敌视始终未曾停止过。

  与此同时,新文化运动并未像它宣称的那样,真正摧毁旧有的文化层积,“打倒孔家店”之类更像是虚声恫吓,所谓“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更多停留在口号上。这倒不是因新文化运动的力度不够,而由于上千年的文化积淀不是说摧毁就摧毁、说荡涤就荡涤的。不仅其他阵营坚持要“保存国粹”,新文化运动内部也出现了“整理国故”的吁求。然而,仍旧是批判理性缺席这一致命的弱点,使得“保存”也好,“整理”也好,均沦为不了了之的糊涂账。尽管后来还更正式地提出过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思想遗产的清理,也是类似结局。事实上,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旧有的文化层积,无非沿着两个看似完全相反的方向,遭遇着同一个命运:一边被越来越左倾化的革命文化或文化革命一次次全盘否定和粗暴扫荡;另一边因精华未曾从糟粕中离析出来,进而清理掉糟粕,糟粕也就合理合法地潜形存在。换言之,旧有文化没有得到合乎理性的清算,对它实施的粗暴行为不仅难以令人信服,反而一次次激起反弹,旧有的文化沉积(无论称其为“封建文化”或别的什么)也就继续在当今现实生活中藏身与发挥作用,并和当下某些思想观念嫁接,摇身一变采取了时新的形态。环顾四周,那些陈旧的皇权意识、奴才心态、官本位、等级制、嫡传制、关系学、厚黑学……无不改头换面地充斥于我们的社会和文化生活中,正好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经过以上仅限于新旧与中外成分的粗略考察,可以看到,在新文化运动百年之后,中国文化呈现出一个复杂多元的层积结构。即便按照新文化运动自己拟定的标准,也无法认定它已经推陈出新,彻底弃旧图新了;相反,更多是新旧杂陈,新瓶旧酒,以旧充新。外来的文化成分,也未曾始终如一、正常地充分地整合过,相反经常见到的是强制的凑合和不完整的板结。拿文化的重要一环高等教育来说,20世纪50年代强行实施苏联体制,90年代又照搬美国社区大学的模式。前面说过,新文化运动提出的文化现代化的目标至今并未完成,根据就在这里。相信所有正视当前中国文化现状的人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三、运动与转型过程

  用理性的批判眼光看,今天关注的侧重点应放在新文化运动开启的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过程上,而不是单一的运动。新文化运动是肇始,筚路蓝缕之功或不可没,但远非文化现代转型的一切,重要的是从那以后百年里文化界发生的事件与现象,它们给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带来的影响与效能。由此,研究将转向更宽广的全景,而不是总聚焦在个别的突出点,得出的结果也将更全面。我们会发现,中国文化走向现代的过程,不单像逐次层累的堆积与组合,也类似衍生交织的光谱,存在着相异又相近的谱系,并非只有正与反的对立两极。

  比方说旗帜鲜明地站在新文化运动对立面的“学衡”派,公开反对取消文言文,反对“文学革命”,通常被打成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对它的评价,也随着对文化保守主义评价的反复而反复。但进一步的研究揭示出,“学衡”派其实并非固守旧有文化与陈旧观念的保守派或顽固派,其成员几乎都是留学生,也普遍接受了欧风美雨的洗礼。他们在新文化运动已成相当声势的情况下提出反对意见,同时也介绍和引入了不少当时概称“新学”或“西学”的西方文化与学术。其实他们的所作所为,同样在替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做贡献。拿这一派的主要代表者吴宓来说,他在《学衡》杂志上,全力译介了美国著名学者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及其他新思潮。他承认期待中国社会实现现代化的组织与建设,通过技术进步和工业革命增强国力抵御外侮都是正确的,为此抛弃盲从迷信与陈旧观念的束缚也是必需的,但反对盲目学步西方,反对抛弃本民族旧文明之精魂。事实上,救国救民重在疗治与再塑民族魂,是当时思想界众多有志之士的共识。历经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的中国,仍未解决救亡自强的任务,根本原因在于只学得了西方人的器物之用而未掌握现代化的思想观念,只触动了政治制度而未触及人的魂魄精神。这点体会是当时的先觉者共同拥有的,分歧在于,如何诊断国民精神的病症?又用什么办法疗治?陈独秀大倡“革命”转而搬来了阶级斗争学说,吴宓则追随陈寅恪,主张从改善民族思维定向的缺陷入手,以弄清“文化本原”为途径,综采古今中西的智慧精华,从事新型的以人为本的现代文化的建设。当然,现代文化进展的这一方向,未能在历史过程里成为现实,但它依然为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了一种可贵的可能性方案。⑥由此也可见,新型的现代文化的形成和产生,并非只有陈独秀等人为代表的一支孤军,我们不应当忘记其他盟军、阵营同一方向的努力。

  与此相关的是对文化发展变化的特质的认识。事物的发展,大体上有渐进的演化和突然的激变两种方式,文化根本不属于靠突然激变能改变的范畴,企图通过革命手段,通过某个大运动,就建成一个新文化,无非是急功近利的狂躁表现。像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提出的“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作为鼓动的口号固然痛快淋漓,实际根本做不到。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等,早已成为历史文化的遗产而留传下来,并完全能够充任建设新文学的借鉴,当时的白话作家没少从中汲取文字与艺术的素养,岂是简单的“推倒”就能抹煞的?更极端的例子是号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它实质是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文化革命”一路自我膨胀的终极,目的之一要在砸烂与横扫“封、资、修”文化(分别指代本国的旧有文化、西方文化与苏俄文化)后建设无产阶级的新文化。但尽管规模浩大、历时长久,采取了种种负面措施,包括销毁图书,封禁与没收艺术品和文学作品,停止教育机构与科研机构的正常活动,批斗与迫害知识者、文化人与艺术家等,也勉力制造与推行了种种成果,如八个样板戏、语录歌曲等,但最终留下的只有一片废墟,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根本站不住脚,相反旧文化层积里那些最野蛮落后的沉渣却乘机大肆泛滥。这也从反面教训告诉我们,新型文化的生成,唯有通过以理性批判为前提的整合。所谓“整合”(convergence),⑦不是混合,而是趋同性的汇合,趋同融汇于一个中心,即中国的文化本位。

  另外相关的一点是对文化的社会功能的认识。丹尼尔·贝尔20世纪70年代就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根据对美国社会状况的分析,鉴于美国的经济是资本主义的,政治是自由主义的,文化则是保守主义的,提出了文化与经济、政治相分离的观点。也就是说,文化不再是通常认为的经济、政治的被动附属物,相反它和经济行为、政治运作一样,从各自的领域,以各自的方式作用于社会,并影响到别的领域。这一见解,从指出文化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角度看,是相当正确的。只要不把它绝对化,对把握文化的能动性具有积极的意义。也只有懂得了这点,才会明白,为什么GDP的高速增长并不能带来同等速率的文化进步,反倒出现了道德滑坡与低俗文化的泛滥。相比于那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决定文化的单向决定论,这一观点更加符合事实,前者不仅妨碍了文化研究领域面向对象本身的独立思考,也影响到了实际生活中文化工作的开展。

  前阶段曾有过所谓的“制度与文化”之争。针对社会道德弊端如腐败的盛行,探讨以何种方式遏制最有效,结果意见对立,一方认为要靠制度改革,另一方则认为要靠文化素质的改造。制度论者显然看到了制度在文化形成的人为方面具有强势与资源,但却忽略了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选择。封建专制文化传统根深蒂固的民族或国家,很难一步就实现公民民主。要想真正推进制度的改革,还离不开从清理文化传统及百年来的文化沉积入手。当然,这并不等于制度改革不重要,而是意味着文化的理性批判是不可或缺的另一翼。

  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要完成现代化,离不开文化的现代转型,而要推动这方面的工作,关键性的先决条件在于批判理性的倡导。海德格尔曾引用康德的话说:“‘自明的东西’,而且只有‘自明的东西’——‘通常理性的隐秘判断’(康德语)——应当成为并且应当始终保持为分析工作的突出课题即‘哲学家的事业’。”⑧上千年的文化层积,包括近百年的文化变迁,已经沉淀了太多的不言而喻、理所当然的“自明的东西”,而且早就为一般人的“通常理性”当成了天经地义,对它们开展深入反思与理性批判,并进而坚持下去,也应当成为我们的突出课题和事业。做到了这点,我们才能准确认识与把握中国现代文化萌生与层累沉积百年以后的现状,并懂得今后的现代文化建设工程量浩大,过程漫长,想单靠搞什么运动或其他捷径一蹴而就,根本不现实。

  ①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韦卓民译,武汉:华中师大出版社,2000年,第5页。

  ③参张弘:《关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文化反思》,《上海文化》2005年第4期;收入张弘:《时间性的救赎:2000-2011学术文化论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3年。

  ④这方面的问题陈独秀也认识到了,《青年杂志》“发刊词”明言:“利用厚生,崇实际而薄虚玄,本吾国初民之俗”;几乎同时,陈寅恪也指出了中国人“惟重实用,不究虚理”的“短处”:“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参见《吴宓日记》第2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00页及以下。

  ⑤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1917年2月号;参见《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史料摘编》上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89年,第9页。

  ⑥关于吴宓的思想观念及其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地位作用的重估,请参张弘:《吴宓:理想的使者》(北京:文津出版社,2005年)一书的详细论述。

  ⑦“整合”(亦译作“趋同”)的观念20世纪初最早由德国学界提出,现已进入多个学科领域,其文化意义由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通过人类学研究得到成功阐发,参见张弘:《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9-70页。

  ⑧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6页。

作者介绍:张弘,男,1945年生,浙江桐乡人。原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博导,现为旅澳学者。主要从事比较文学、文化学与艺术哲学研究

范文九: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反思

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反思

一、肯定

我们首先必须肯定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功绩。

近年来,有不少否定新文化运动的声音,称其戗害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命脉,割裂了国人的文化脐带。这一观点是错误且十分有害的。其一,任何文化体系如果没有对自身的反思与否定,最终将在僵化中死去。而中国传统文化之所经发展至清末几近死亡,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两千年来从未进行过真正意义上的反思和自我否定。从这一点讲,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否定,恰恰是其生命得以延续的必然需求。其二,任何一个真正走进过中国历史的人都能真切地感受到,在两千年的封建史中,堪称盛世的时期不多,而君昏臣暴的年代却不胜枚举。广大百姓乃至作为社会精英的正直文人长期处于压抑状态。可以想象,专制给人性造成的伤害有多深。以至于清,奴性成为了国民劣根性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反封建永远具有正义的价值。所以,对于新文化运动,我们首先应当给予肯定,且纵观中国当今社会,反封建的任务仍旧任重道远。

(我无意把传统文化等同于封建文化,但它毕竟浸淫其间二千年,且不论那些具有时代特殊性的思想,就是其中一些具有普世价值的东西也在其中变味变质,比如中庸。)

二、否定

但新文化运动并不是一无所指的。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任何一个爱国者无不想除旧布新,振兴中华。

导致中国近代积贫积弱之因,也就理所当然成了当时学者们关注的焦点。然而,恰恰是在这一根本性的问题上,新文化的干将们犯了根本性的错误。他们将这一切归结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腐朽落后上,打倒孔家店便成了其主要的战斗口号与任务。

相比于当时以及至今仍处于先进层级上的西方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其整整相差一个时代(从文化发展阶段上言,而不讨论具有普世意义的思想),而当时精英们面对的中国两千年历史酱缸中已浸染变质的明清文化,尤其是以八股为代表的上层主流文化,斥之以腐朽落后是不为过的。但这一切,并非导致中国社会无法摆脱封建恶梦,无法正常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的原因,恰恰相反这一腐朽文化是中国上下两千年为暴力所扭曲的历史的现实反映。

那么是什么造成了最早进入封建社会的中国在世界主要国家中最后走出封建的泥潭?

当我们走进中国历史会发现,中国这上下两千年的封建史异常艰辛曲折。代表中国封建社会四个历史时期的秦汉、唐、宋、明为四个历史非常时期分割成四个首尾不连的历史片断。而这四个历史非常时期——西晋后的十六国、南北朝,唐后的五代十国,与宋同期存在或处其后的辽、金、元,明后的清,来自中国北方的落后的游牧民族的入侵,野蛮地击断了中国主体民族的历史进程,将中国的社会形态一次又一次地强行拉回到半奴隶与半封建社会。虽然这些入侵者最终都在汉文明的强力消融下被汉化甚至几近消失,但这一过程却极大的阻碍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使其始终无法在从其自身自然形成的

商品经济的作用下走向终结并顺利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反而在不断地半奴隶半封建社会与封建社会的无谓的历史循环中僵化变质,以致陷入封建的泥淖中而不能自拔,最后在外力的强力击打下才缓慢睁开睡意腥松的双眼。

这才是中国近代积贫积弱的根本原因——恶劣的地缘政治、八百年的异族统治、由此导致地四度“回首”。[计有十六国和北魏239年(318-557),五代十国、辽、金、元前后相继461年(907-1368),除去北宋167年(960-1127)仍余294年,清295年(1616-1911)。总计828年,这其中还未计唐代的安史之乱及其后的藩镇割剧。]

万里长城以其无言的沉默见证了这一恶运的始终。

于汉便已见端倪的中国工商业的发韧,历经1500年后到明末仍处于萌芽状态,足以证明这一扭曲的历史进程对中国尤其是汉族的伤害有几深。起源于心学的人性启蒙,直至现代才开始正始进入人们的视野也同样是中国这曲折的几近悲剧的历史的直接见证。

而同样深受其害的是汉文化。这一滥觞于三代,形成于先秦,鼎盛于汉唐的即汉族上升时期的文化体系在这千年历史发酵中腐烂变质。八百年的亡国耻辱最终沉积为挥之不去的奴性情节。先秦之繁盛,汉唐之雄阔,已无缘于近代人的眼,他们面对的是一堆为扭曲的历史扭曲的畸型文化,不愤又何由?

但愤怒代替不了理性。

理性告诉我们文化不是历史之因,而是历史之果。将文化,特别是以偏盖全的将已变质的后世文化当成整个文化体系定义为造成中

国近代积贫积弱的原因,不仅是错误的,唯心的,同时也是十分有害的,这直接导致了民族虚无主义,并因此使我们迷失了前进的方向,使我们在失去了文化特性后,沦为二等民族。

三、否定之否定

发韧于上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以及其后的五四运动开始了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文化反思之旅,而其主要干将初期对本土传统文化所持的全盘否定的态度注定其无法真正完成我们这个民族自身的文化复兴。虽然其后,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对自己的初期态度都有所反思,但其后发生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使他们无法真正完成对自身的否定。

新中国成立后的反右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对传统文化所持的否定态度,使得这一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始终无法很好地进行和完成。

但今天,全球化的浪潮却逼着我们这个民族必须做出选择:要么为西方强势文明所同化,虽然这也可能完成现代化的进程,但却极有可能使我们这个民族成为二等民族。因为一个无法输出文明的民族始终只能成为他人的附庸,而一个无自我特性的民族又拿什么去感动他人,拿什么与他人平起平坐。要么开始以文化回归为核心的文化复兴运动,重塑我们的民族特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即具民族特性,又有时代特征的大中华文明体系。

这是历史付予我们这一代的责任。

那么,我们当往何处回归?在这一点上我们大可向西方的文艺复兴学习,经中世纪黑暗后的西方以其历史上升时期的希腊罗马文化为

回归基点发动的文艺复兴运动,重新点燃了西方的创新之火。

我们也同样应该以汉族上升时期形成的先秦文化为回归基点,展开我们的文化复兴之旅。

这一时期的文化虽然呈现出诸子纵横,百家争鸣的时代特征,但不管这些隶属于不同派别的先哲们的具体主张有何不同,却都有着一个相同的源头,其内在的精神内核是相通的。

1、崇道。对“道”的追求是诸子最本质的共同点,传有言:从道不从君。

孔子以其非暴力不合作主义抗争着昏君的暴政——危邦不入,乱邦不居;邦有道其言足以兴,邦无道其默足以容。

孟子以其浩然正气充塞天地间,以“诛独夫民贼”回应对武王伐纣的质疑。

老子言道,无为而无不为,天下神器,不可执也。

庄生最狂,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以此崇道德、诋昏暴。

荀子直书“从道不从君”,将这一士大夫的本质内涵从古籍深处明示于天下。

墨子说:万事莫贵于义,以其义贵而尚贤,兼爱。

以上节选的诸子语录,足见在他们的思想中绝无后世的愚忠,有的只有对“道”的岌岌以求。纵使是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与后世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有着本质的区别,其根本的出发点在于要求为君者要守君道,才能得臣的忠诚为用,所谓“君敬臣忠”。

2、人本。

孔子曰仁,棚倒不问马。孟子曰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老子无为,使民自然、自治而不受暴政的侵害。墨言兼爱,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而有一点最能反映诸子的人本意识的,是除纵横家外诸子鲜明的反战态度,即使是兵家也是如此。

3、责任。

孔子的天以夫子为木铎及知不可而为之,孟子的舍我其谁,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林则徐的“敬利国家生死矣,岂以祸福趋避之”。无不高扬着深厚的责任意识或说承担精神。老子虽言无为,但此无为绝不是饱食终日,无所作为,而是无为而无不为,其目的在于解苍生于暴政之倒悬。

这一深厚的责任意识不仅见于典籍,且为千百年来的仁人志士所秉继,所践行。正是这一承担精神才创造了中华文化千年一贯相传的文化奇迹。

崇道、人本、责任,三者所归依的是易中乾坤二卦的天地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正是因为具有自强不息的精神,我们的祖先才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正是这厚德载物的精神,我们才在经历了无数苦难后,宽容的将一切外来的民族融入自己宽厚的胸怀,并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这些民族的文明进程。

今天,我们所需要的不正是这一天地精神么?以自强不息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以厚德载物善待天地自然,善待天下苍生,构建

人与自然以及各阶层和谐相处的社会,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范文十: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几个问题的反思

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几个问题的反思

摘要:在今天匆忙的全球化,市场化的政治经济现代化进程中,我们有理由停下来思索一些关于文化的东西。新文化运动已经过去百年,然而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思想文化运动并没有安静地隐退于历史博物馆中。相反,它一直活跃于学术讨论课题之中。

关键词:新文化运动、传统文化、文化运动、反思、偏激

一、什么是新文化运动

20世纪伊始,在中国文化界中轰然迸发出一种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声音——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发起人之一陈独秀称之为“德先生与赛先生”——在今天,我们多数人都可以说出这“两位先生”的真实原本名字——Democracy and Science。

陈独秀解释新文化运动为:“是觉得旧的文化还有不足的地方,更加上新的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音乐等运动。”[1] 可见,陈独秀认为新文化运动并非是要于传统文化完全分道扬镳的。

袁伟时论述到:“什么是新文化运动?它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介绍现代文明的新成就,介绍自由、法治、民主、宪政这些基本理念,介绍现代社会运作机制,推动中国文化更新和社会变革的运动。”[2] 袁伟时将新文化运动的概念扩大化,他更广义地把新文化运动理解为近代中国甚至是当代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只要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它也不会止息。”[3]

张小红认为:“五四运动又叫五四新文化运动,它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个是爱国运动,一个是文化革命运动,一个是思想启蒙运动。”[4] 首先,这种提法看到了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之间的联系,然而笔者并不赞同这种说法。尽管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在时间顺序或者是时代背景上有一定的一致性,但从运动性质上看二者却是明显区别的(前者为文化运动,后者更侧重于政治运动)。 胡军在《新文化运动的反思》一文中指出:“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关于文化改造或一场思想革命运动,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一场以西方思想文化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运动。”[5] 胡军看到的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差异性。他对新文化运动定义的界定更加明确(文化思想运动)。

总结上述说法,我们可以搜寻到一些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定义共性的词汇:文化(思想)、运动。其实这两个词已经构成了这一运动的主体部分(就像它本来的名字就是“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是关于文化的运动,它试图以西方文化对传统中国文化进行抨击,我们当然没有理由否定这一努力,况且它也产生可观的效益。新文化运动对于当时的中国以及现今的中国都是有价值的,我们需要反

思,也需要借鉴。而且文化的动荡会波及到整个民族、社会的各个层面,政治、制度、价值观、合法性甚至经济。我们必须承认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地位以及它的进步作用。然而,我们当对反思本身进行再反思时,我们不难发现新文化运动的偏激之处。从历史影响的角度分析,新文化运动在产生的一定的积极影响的同时也滋养了一些消极的后果。

二、新文化运动的必要性

自鸦片战争,中国便踏上了卑躬屈膝、满目疮痍的近代史。到北洋军阀统治前期,中国的上空布满阴云,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都混乱不堪。加之西方列强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致使西方文化以一种不客观的方式进入到中国人的视野(许多来华传教士刻意污蔑中国文化,而夸大西方文化的先进性)。许多相对激进的知识分子将矛头指向中国传统文化,批判儒家文化熏陶下的中国国民僵化、守旧、愚昧。他们试图借助来自西方的“民主”与“科学”来唤醒低级的中国国民。而事实证明,他们的确掀起了一股巨浪。

袁伟时在论述为什么会出现新文化运动的时候讲到了三点:第一,“中国社会没有办法自行转型。”[6]关于这一点,袁伟时讲到,中国没有像西方那种保障自由的宪章制度,以至于中国想要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是不现实的,因为社会变革是需要有法律体系等一系列制度保障的。另外,中国传统社会是宗法专制社会,不存在彻底的社会变革的内在力量。第二,“文化的差距。”[7]袁伟时不同意“所有的文化都应该是平等的”的说法,他以教育为例,说明传统中国的文化与西方文化是存在客观差距的。第三,“思想变革是社会变革的先导。”[8]袁伟时没有赘述思想变革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思想变革可以推动社会变革)。他认为这一论点是不证自明的。

对于第一点和第二点我持赞同意见。一方面,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与中国的封建等级制度相比确实有其先进之处,而且由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也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传统中国缺少宪章制度保障,从而使合法过渡成为幻想。另一方面社会变革以思想启蒙为向导同样是可行的,前文已经论述过,文化领域的变革会对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产生影响。但是关于第二点,笔者认为需要审慎地看待。评价一种文化价值观念,并不应该将评判标准禁锢于政治的或者历史的或者其他的任何圈子。文化就是文化,如果我们解读一种文化,那么就纯粹地解读这一文化,将它看做一个个体解读(尽管文化是伴随着一定的时代背景和政治经济制度而生的)。所以,我并不认为这样的作为个体的文化是有差距的,传统中国文化同西方文化是同一平行线上的平等个体文化。袁伟时对新文化运动必要性的探讨之所以会得出文化差距的结论,是缘于他对新文化运动定义的界定。也许他更侧重于新文化运动的政治含义(中国传统的政治体系是落后于西方民主政治体系的),前文我们已经探讨过,新文化运动更应该被定义为文化(思想)运动,这一文化(思想)运动会触及政治经济制度,但它的本原仍然只是文化(思想)运动。

三、新文化运动自身的复杂性

首先,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有其阶段性。在初期,中国传统文化并未遭到全面否定。比如,陈独秀便认为新文化运动应该在修正中国传统文化而非全盘替换。余英时也以胡适为例,指出:“胡适自始至终对于中国传统都保持着相当的尊重。他受到《国粹学报》的影响,认为中国传统中也有“理性”、“自由”、“对人的尊重”等等合理的成份。他强调中国接受现代新文化同时也是使原有的古老文化重获新生,而不应该是完全代替它。“整理国故”之所以必要,在他看来,正是由于“国故”中也存在着现代价值的内核。这是他一直坚持用“文艺复兴”来称呼“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原因。”[9] 而在新文化运动后期,以鲁迅、闻一多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提倡彻底一西方文化体系替换中国传统文化,鲁迅说过:“中国书越少读越好,最好是完全不读;要读便读外国书”,闻一多也称自己读遍中国古书,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他们把新文化运动看做是“启蒙”而非“复兴”。这一区别是非常巨大的,正如余英时所说:“‘复兴’还表示中国古典中仍有值得重新发掘的东西;‘启蒙’则是把中国史看成一片黑暗和愚昧。”[10]这一转变说明了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认识的转变,即:从需要局部修正到需要全盘否定。值得注意的是,在新文化运动之时以及之后,国民很少思考中国的现代化是否就代表着必须消灭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或者说人们可能已经得出了一种并不一定正确的结论:必须枪毙传统文化。“自‘五四’以后,中国人(至少是知识分子)逐渐建立了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即以为中国文化传统是现代化的主要障碍;现代化即是西化,而必须以彻底摧毁中国文化传统为其前提。”[11]

其次,新文化运动有其内在矛盾。张灏在《重访五四——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一文中对新文化运动自身的内部矛盾关系作了深刻的分析,他颇有见地地指出了新文化运动发展过程中的四对自身矛盾(两歧性)。第一,“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12] 首先,以“科学”作为运动口号的新文化运动是倡导理性主义的,这是不证自明的;其次,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在西方思想文化的冲击和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的堕落的双重作用下,在审视自己民族文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不理性的情绪,他们“很容易变得情感激越、心潮汹涌,造成浪漫主义擎生的温床。”[13] 第二,“怀疑精神与‘新宗教’” [14] 怀疑精神是与理性主义相伴而生的,理性要求具有怀疑精神。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的陈独秀和胡适都大力提倡怀疑精神,他们要求破坏偶像崇拜,要学会问为什么。然而,他们两个并不是彻底的怀疑主义者。陈独秀在《偶像破坏论》一文中讲到:“此等虚伪的偶像,倘不破坏,宇宙间实在的真理和吾人心坎儿里彻底的信仰永远不能合

一。”[15] 我们可以看到,陈独秀仍然是倡导“信仰”的,或许他所怀疑的只是传统中国文化里的“偶像”。第三,“个人主义与群体意识”[16] 新文化运动本来就是倡导人们从传统藩篱中解放出来,另外,民主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反映个人主义的。但是无论在新文化运动早期还是后期,都反映出了群体意识。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早期的一些文章中明显地流露出他的群体意识。例如他在《自杀论》中写道:“真生命是个人在社会上的永远生命,这种不朽的生命,乃是个人一生

底大问题。”[17] 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后期开始转向倡导社会主义,这其中的群体意识更为明显。第四,“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18] 我们难以理解这样一群对自己国家文化恨之入骨的知识分子是民族主义者,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他们在出发点上,在原则上都是爱国的。陈独秀和周作人在一部分著作中都表露了新文化运动的世界主义,比如:“爱的宗教”、“人的文学”等。张灏对新文化运动的两歧性分析是非常全面、客观的。五四思想的两歧性促进了其自身的发展,也对后续的历史影响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另外,新文化运动的复杂性远远不止以上两点,新文化运动与政治经济变革的互动关系,新文化与传统中国文化的错综关系等等都使新文化运动变得及其复杂,这种复杂性或者说这种庞大奠定了新文化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不可替代的地位。然而笔者认为,新文化运动自身的复杂性同样是今天人们对新文化运动历史影响褒贬不一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新文化运动偏激与否?

有人将新文化运动定义为旧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首先对于这一定义的准确性本人持保留意见。(前文论述过新文化运动的定义问题)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撼动了中国封建家长制的合法性,动摇了传统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劣质的一部分)在中国人心中的神圣地位,也为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现代化做出了突出贡献。

对于新文化运动偏激之说,朱文华持反对意见,他认为新文化运动的进步性先进性毋庸置疑,传统中国文化(旧文化)在性质上是落后的,在时代作用上是反动的。新文化运动提倡的“民主”与“科学”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完全体现在进步意义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偏激”说驳议》一文中他从三个方面反驳新文化运动偏激之说。

第一,朱文华将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性质解释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在由积贫积弱的封建主义的老大帝国转变为自觉追随世界文化潮流而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的一次最重要、最伟大,也是不可或缺的思想解放运动。”[19] 在这一点中,朱文华认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所反对的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腐朽、落后的一部分(旨在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的封建地主阶级主流意识形态、伦理道德文化),而对于儒家经典文化的精华部分,他们是怀有崇敬之意的。第二,新文化运动在思想方法和运动方向上是符合历史背景的,总体上是科学的。朱文华认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在当时的历史文化环境条件下,采用相对激进的论辩方法是可以理解的。当时的旧文化完全处于统治地位,尽管政治经济制度飘摇不定,但在文化层面上依旧是大一统的局面,传统文化已深深植根于中国人心中。因此,即便“偏激”,也可原谅。第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进行了自觉的“自我纠偏”[20] 朱文华提到,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尽管多数主要媒体报刊为新文化倡导者所创办和掌握,但他们并未只单方面的表述“新文化”而完全封杀“旧文化”。另外,新文化运动的一些主要领导人包括陈独秀和胡适都有过“自我纠偏”之举,胡适的“整理国故”的理论主张最具示范意义。

朱文华在文章的末尾甚至更近一步地指出:新文化运动的遗憾之处在于“它的结束似乎过早了一点”[21] 的确,他的论点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的确有些问题处理的不当,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关乎文化价值观念的。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几千年传统文化沉淀的精华所在,市场化的潮流中很多人丧失了一些更为重要的观念意识,价值判断能力。因此,笔者坚持认为:新文化运动难免偏激。

刘运豹在《简评新文化运动》一文中提到新文化运动的不足时对新文化运动的偏激之处作了以下论述:第一,“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过激,范围过广。没有用辩证的观点来审视并继承它。”[22] 中国传统文化中难免有其糟粕部分,但也不乏精华。对传统文化彻底地否定不免有过激之嫌。第二,“有与新文化运动期间对传统文化的打击过激,过广,致使其间请进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找不到良好的生存环境而没能较好地为中国服务。”[23] 近代西方尤其是欧洲在其现代化的过程中,很好地利用了本国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相融合这一工具,从而使他们的现代化过程看上去比中国顺利得多。这其中的缘由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在文化层面上,欧洲人一定意义上是选择“复兴”,而中国人选择了“启蒙”(也许并不是真正的启蒙),这肯定是众多缘由之一。第三,“新文化运动中的急躁情绪和功利主义倾向也是它的一种不足。”[24] 刘运豹以欧洲的文化启蒙改革与中国之新文化运动相比,指出了新文化运动的急躁、偏激之处。

新文化运动偏激与否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涉及到多个方面,包括新文化运动的性质,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影响,新文化运动与传统文化的错综关系等等。这些问题至今仍是学术界讨论的焦点之一,我们绝不能简单地断定新文化运动是局限的或者进步的,也不能简单地将今天传统中国文化的流失完全归咎于新文化运动,更不能否定新文化运动的重大的历史地位。即便是在批判新文化运动是偏激的,也不应该对其彻底否定(那样的话,这种对偏激的批判也就同样偏激了。)我们应该持一种辩证的观点评判新文化运动,在这种辩证的过程中了解历史,解读历史。

注释:

[1] 《新文化运动是什么》 陈独秀 1920年4月1日《新青年》第七卷第五号

[2]、[3]、[6]、[7]、[8] 《新文化运动几个争议问题》 袁伟时2010年1月20日

[4] 《五四新文化与传统文化思辨》 张小红 2009.No5 重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5] 《新文化运动的反思》 胡军 民主2009·5

[9]、[10]、[11] 《论士衡史》 余英时 1999年1月 上海文艺出版社

[12]、[13]、[14]、[16]、[18] 《重访五四——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 张灏 《开放时代》杂志1999年三、四月号,总第127期

[15] 《偶像破坏论》 陈独秀 1918年8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2号

[17] 《自杀论》 陈独秀

[19]、[20]、[21] 《“五四”新文化运动“偏激”说驳议》 朱文华 安徽大学学报2010

年第34期

[22]、[23]、[24] 《简评新文化运动》 刘运豹 四川大学学报 2004年增刊

参考文献:

【1】 《新文化运动几个争议问题》 袁伟时 2010年1月20日

【2】 《论士衡史》 余英时 1999年1月 上海文艺出版社

【3】 《重访五四——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 张灏 《开放时代》杂志1999年三、四

月号,总第127期

【4】 《“五四”以来的两个精神病灶》 朱学勤 《社会科学论坛》2000年01期

【5】 《偶像破坏论》 陈独秀 1918年8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2号

【6】 《五四新文化与传统文化思辨》 张小红 2009.No5 重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7】 《近二十年国内“新文化运动”研究综述》 杨士泰 廊坊师专学报 2000年

第3期

【8】 《新文化运动的反思》 胡军 民主2009·5

【9】 《“五四”新文化运动“偏激”说驳议》 朱文华 安徽大学学报2010年第34

【10】 《简评新文化运动》 刘运豹 四川大学学报 2004年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