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不该遗忘的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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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一:[优秀作文]本不该遗忘的石板路

江南,烟雨迷蒙的梦境一般,是隽永的诗。那墨黑墨黑的屋瓦,如诗的气息,覆盖如梦江南,那吱吱呀呀的橹声,如诗的语调,响彻幽幽水乡,平平仄仄的青石板,是诗的旋律,诗的本质。

梦中的江南,离不开那青黛的石板。那里有九曲的桥,玲珑的水;那里有粉墙黛瓦,流水人家。穿着淡粉柔白轻纱的女子走过青石板铺成的小路,玉钗银簪金步摇,清脆地响。若有若无的香气漫开,漫在繁华的小镇。青色石板来自遥远的大山,继承了大山的朴实无华。追随青石板,去小巷中寻那如痴如醉的童年的梦。要是你不慎被青苔滑倒,不必哀伤,你可以借此抒发思古幽情。如果在雨天,你可以静立于屋檐下,让那滴答檐水落在青石板上,让那轻灵的雨声洗去那蒙尘结垢的心;或撑一把青罗伞,踩在石板上,走进小弄堂,去领略水滴石穿的忠贞……

惊觉,从那深深石板上走来的,是不是那如丁香的结着愁怨的姑娘?那高高围墙里,等待跫音再响的,是不是那莲花般的容颜?滴滴雨丝跌入青苔的,还是不是那游子的清泪?

时代的巨轮撵着哭泣的石板路,偶见这承载着古典风月的青石板,已满目沧桑。它用斑驳的身姿,惨淡的容颜,诉说着它的悲怆命运,却依旧不减当年的风韵。

细听,月光下的石板路,喘息着,呜咽着,却依旧无法摆托“蜕变”为柏油路的命运。哦,那一去不复返的石板路,叫我如何凭吊?

春去了,秋来了;日落了,月挂了;夜黑了,风高了;星暗了,路淡了;人去了,情撒了……青石板上多少踯蹰徘徊,无数风情演驿,却随风诉说,又随散去。

石板路旁,我在栀子花下泣怨,在菩提树下哀悼。本不该遗忘的石板路,渐渐地,渐渐地,被人们所忘却;连那如画的江南,也被时间冲淡。尽管石板路渐渐被取代,我只祈望,多珍爱一块石板路,多一份历史被铭记。也许,连那梦里江南,也只会成为回忆吧。

泪光中,我看着石板路渐行渐远。

范文二:[优秀作文]本不该遗忘的青春

青春是一场远行,回不去了;青春是一场相逢,忘不掉了;青春是一场伤痛,来不及了。

躲在某一时间,想念一段时光的掌纹,躲在某一地点,想念一个站在来路也站在去路,让我牵挂的人。

青春,本不该遗忘,原来,在记忆里的青春也如此澘泪,而在青春期的我们,又该做哪些属于青春我们不后悔的事情。

看着入夜的校园和稀落的星星,谁会知道漂泊的人终于明白自己的柔弱,懂得了一直的生活节奏只不过是伤害自己的岸。

一阵嬉笑,一阵黯然,怀念是生长在石壁上的花无根无茎却异常茂盛。回忆是粗壮挺拔的大树。

范文三:本不该遗忘的细褶

我蹲在课桌下,颇为费力地抽出一沓沓满是灰尘的讲义,给初三日益增多的讲义腾出地方。灰尘呛得人鼻子痒痒的,揉着鼻子的同时眼角忽地瞥见那沓讲义,泛着细细的褶皱,略微膨松开来,抽出来一看,原是初二地生的复习讲义。原来它竟一直默默地呆在这个记忆的死角里。

手抚上那讲义,纸张已有些发脆,一愣神,空白的记忆瞬间又被填满。那是个不招人喜欢的雨天,一手打着伞,一手还抓着一摞讲义和书。头脑被这湿气熏得模糊开来,不小心地,一摞讲义就栽进一个污浊的水潭,张张讲义浮在水面作无谓的挣扎。连忙把伞扔到一边捞起所有的讲义纸,它们黏在一起,糊成块状,内心的恼怒随着被煽动起来。(:)

好容易挨到了家,一把将还是湿漉漉的讲义通通甩在了桌上,发出“嘭”的一声闷响,然后再也忍不住地大哭起来。也不知她何时来的,朦胧中只见一双手小心地将每张讲义分离开来。“干什么!”我大吼一声。她双手猛地一颤抖,没说话,只是自顾自地拿走了所有潮湿的讲义,然后又折返回来,擦干了桌上的水渍,“先做作业。”她说,我本想再发一通牢骚,终是忍住,铺上作业来写,但还是忍不住地去想那摞仍要相依为命的讲义,心中的苦水似乎要冒到脖颈。

去喊她来签字,只见她房门微掩,露出台灯柔和的光线,推开门,不由怔住,地板上白花花的一片讲义,她正蹲在其中,用面纸小心地擦拭着每一处潮湿,嘴角挂有似是满意的微笑。我轻轻唤她,她很是费劲地站起身,揉了揉僵硬的腿,如蜻蜓点水般跨过每张讲义,“别担心,已经干了。”她安慰我。我却愣愣的,只觉得眼眶中一阵酸涩。

第二天一早,她将讲义递给我,都是按顺序排好的,上面的笔记也是清晰可见,没有污渍,只是每张讲义都轻微地泛起细褶,如小波浪一般不平整。她抱歉地朝我笑:“我用了好几本书压在上面,还是平不了。”我有些慌乱地答:“不,谢谢你”。赶忙把讲义塞进书包,赶去上学。上课时再次拿出,只觉得那细褶显得格外特别与美好,提醒着我它的与众不同。 我凝望着讲义上的细褶,心中歉意与幸福交织着,都说人人都是近视眼,看不见眼前的幸福;然而人人也是健忘的,遗忘那些温暖的记忆。

以此来谨记我那本不该遗忘的细褶。

范文四:不该被遗忘的作家

作者:左怀建

文艺理论与批评 2003年04期

四十年代上海文坛,有三个女作家最引人注目:张爱玲、苏青、施济美。张爱玲与苏 青现在已大红大紫,独有施济美却依然不被人注意。关于这一点,十二年前,梁永先生 就曾经在《文艺报》发文表示感慨(注:梁永《东吴派与女作家施济美》,《文艺报· 文海钩沉》,1990年11月24日。),今天,笔者之所以再次为这一作家呼吁,实在是由 于为作家严肃的生活态度、高雅的人生追求,独特的艺术成就而折服。

广为四十年代上海文坛的当事人所知,施济美是当时“东吴派女作家群”中成就最大 的一个(注:胡山源《文坛管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版,第107—109页。),特别是 在四十年代中后期,“上海一家刊物向上海青年学生调查‘我最爱的一位作家’,施济 美的得票紧随巴金、郑振铎、茅盾之后,名列第四”(注:陈青生《年轮——四十年代 后半期的上海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页。)。当年发表施济美大量作 品的《幸福》、《春秋》杂志的主编沈寂先生在他最近出版的《风云人生》一书中撰文 《施济美魂归何处》,曰:“施济美是四十年代驰名上海文坛的女作家。”“她的小说 不是使人们随着世俗而沉落,而是经受磨难后的思想感情的升华,她发表的《爱的胜利 》、《嘉陵江上的秋天》、《寻梦人》等小说,每一篇都引起读者共鸣、喜爱和赞赏, 她成了拥有广大读者的女作家。所有杂志都因有施济美的文章而销路大增。”(注:沈 寂《风云人生》,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159—168页。)当时,有人为女作家的 作品所折服,竟公开声明自己是“施谜”(注:钱理群等《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史料 卷》,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00页。)。

施济美(1920——1968),小名梅子,曾用名薛采蘩,笔名方洋、梅寄诗等。祖籍浙江 绍兴,生于北京,长于扬州,在上海读完中学、大学,并在上海生活,终其一生。其父 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生,回国后在外交部工作,成为著名外交家顾维钧的得力助手 。其祖父晚年常常吟咏陆放翁临死前的遗作:“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 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表现出深沉的爱国情感,给童年时的施济美留下深 刻的印象。施济美有着与《红楼梦》中相差不多的兄弟姐妹。一家人又都有很高的文化 程度,其父、祖父不必说,其母作为名门闺秀,熟读诗词,擅长书法,又从小激发了她 的艺术天赋(注:沈寂《风云人生》,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159—168页。)。

施济美是一个生活态度和艺术态度都极为严肃的作家,她并不认同张爱玲、苏青、予 且等人津津乐道的都市市民人生哲学。她不汲汲于世俗的物与欲,她反抗世俗,坚持理 想。她对世俗中的上海“都市漩流”始终充满一种厌憎感和陌生感。说:“上海似乎永 远只是上海而已,不知究属哪一个国度。”(注:施济美《郊芃两题》,《春秋》,第 1年8期,1944年5月号。)她把自己置身其中的地方称作“一个坏地方,比监狱都更坏的 地方。”(注:施济美(署名薛采蘩)《岸》,《幸福》,第2年10期,1948年10月5日。) 上海沦陷期间,张爱玲漠视民族大义,与文化汉奸胡兰成发生“乱世之恋”;苏青离婚 后,为了生活,格调放得更低,经常出入于大汉奸周佛海、陈公博等人的客厅,为时人 所垢病。施济美则始终坚持民族尊严、民族意识。她严格遵守胡山源指导下“愚社”成 员“提倡气节”,“彼此砥砺,不当汉奸”的做人原则(注:胡山源《文坛管窥》,上 海古籍出版社1997版,第107—109页。),从不在有敌伪嫌疑的刊物上发表作品(注:陈 青生《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4—209页和357—382页 。)。甚至为参加抗日活动,竟一度遭受日军追捕。以后的岁月里,主要靠做中学教师 为生。她的一生虽没有大的搏击,没有建立什么“功业”,但她对理想、爱情、信念始 终保持不懈的追求。直至“文革”中含冤自杀(注:沈寂《风云人生》,上海书店出版 社1998年版,第159—168页。)。

施济美中学时代即开始习作,1943年8月在《春秋》第1年第1期上发表的小说《别》( 谭正璧认为是“一篇散文”(注:谭正璧《当代女作家小说选叙言》,太平书局,1944 年版。))就是写她中学时代与同学相互激励、欣然写作的情景。作为其精神气质的表征 ,其小说一开始就表现出对世俗“都市漩流”的背离。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她在公开出 版的文学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1941年9月1日在《小说月报》第十二期上发表的《 晚霞的余韵》,写一个风尘中女子在民族危难之际,舍弃个人享受,奔赴抗日战场。以 后的小说《万里长城之月》借北国古长城展开师兄弟两人深刻的心灵对话:一个是当局 的警察,一个是当局要缉拿的“逃犯”。小说为社会公正丧失后人生存的悲绝处境而深 叹。《爱的胜利》把人物活动的背景安排在一片汪洋的大海边,在碧蓝色的大海和碧蓝 色的天空辉映下,一对少年好朋友凭相互的信任、相互的爱和牺牲把两家的宿怨一笔勾 消。《大地之春》简直就是一首农村田园生活的赞美曲。与此相对,其另一类小说则深 刻揭示人在世俗都市漩流中心灵的扭曲、人格的异化。《蓝天使》中的阮引芬开始向世 俗探视,《马莉玛》中的马莉玛变成一个俗气十足的女子。《十二金钗》(原名《群莺 乱飞》)中的傅安尼、李楠孙为了成为“上海的女人”,极力扭曲自己,推销自己,变 卖自己;特别是胡太太彻底被世俗都市漩流所击垮,人物心理和性格都发生180度的大 转弯,抨击“名誉、事业、志向、人格、学问、爱情、理想”等等,认为这一切“全是 假的,书呆子骗人的鬼话,一点儿用处都没有”——什么有用呢?“金钱”!欲望浸泡中 的金钱!“人活在这世上,只有钱才靠得住,尤其在这种年头儿。”她仇视一切比她有 钱的人,她又巴结一切比她有钱的人。胡太太人越来越瘦,而心却越来越疯狂了。胡太 太这一人物形象,对于当时的上海文学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来说,都是一个不容忽视 的存在。

最能传达施济美精神追求的小说有两类:一类写世俗“都市漩流”中现代知识女性对 于精神家园的“最后”守望。这类小说具有鲜明的女性意识、女性立场。《悲剧和喜剧 》(原名《春花秋月何时了》)写现代女性真爱的悬空,《紫色的罂粟花》写现代女性对 男性中心世界的绝望,《秦湘流》(原名《我不能忘记的一个人》)写现代女性在男性中 心世界逼迫下再次出走,《三年》(原名《圣琼娜的黄昏》)和《凤仪园》均写男性精神 同盟者之不可能。特别是风情万种的《凤仪园》,小说通过冯太太对康平的失望与怀疑 深刻传达了现代女性对男性中心世界的绝望,同时也写出人在非理性命运面前的根本困 境。施济美这类小说,其主人公大都具有大学文化程度,都受过很好的新式教育,都坚 持理想、信念、尊严、人格、自由、爱情等精神价值。她们坚持灵魂高于一切,坚持不 堕落,她们有意拉开一定距离,站在一个不入格、不入流的边缘地带,通过对理想、信 念、尊严、人格、自由、爱情等精神价值的执着追求与世俗的都市人生对抗。随着作家 对生活体认的深入,小说中现代女性命运的悲绝感也越来越强。这类小说深刻传达了现 代知识女性精神上的无着落感、寂寞感、孤独感。另一类写“都市漩流”之外古老乡镇 下层特别是下层女性对于悲绝而又卑微命运的默默担当。《鬼月》在精神上依然承继《 紫色的罂粟花》、《秦湘流》等小说,写古老乡镇下层女性对于自己置身其中的生存环 境的绝望;《莫愁巷》则达到了对于这种“绝望”的超越。《莫愁巷》中,下层人们特 别是下层女性所遭受的困厄和痛苦命运已不是一时一地的,而是长久的,无期限的,且 广大无边的。为此,作家设计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开头:“莫愁巷原是神仙的家乡,以日 为门,以月为窗,七彩长虹做成桥梁,星星在孔雀蓝的天幕上缀着凡夫俗子所不能识的 三个字——莫愁巷:青玉的高墙上,镶嵌了琥珀花,翡翠叶,玛瑙枝,珊瑚朵......水 晶砌成的街道,紫檀箫和黄金笛,合奏出缥缈的美而且乐的仙音,飘舞的花瓣似连绵不 息的雨点,长日,长夜,长年——这儿没有死亡和不幸,丑恶和肮脏成了没用的字,眼 泪和痛苦也变得无意义;只有绿水青山的美,历久弥新的辉煌,千古不灭的芬芳。但是 有一天,几百年——也许是几千年以前,莫愁巷的神仙们忽然异想天开,觉得他们的家 乡,极乐尽善,只是有一点美中不足,缺少人的气息。”于是他们就把莫愁巷“贬谪到 人间”,这里,“故有的馨香已经遥远,这儿只充满了贫穷,卑陋,丑恶,眼泪,和不 快,可憎而又可恶的肮脏气息;——红尘的味道,人的气息;因为人的故事就是肮脏的 ,人的故事就是这样可怜的,并且人的故事多半是用眼泪写起来的。”(注:施济美《 莫愁巷》,《幸福》,第2年5期,1948年5月5日。)小说就在这样一个漫长的时间河流 里和无边的生存空间里,通过典型生活细节的描写、多组人物形象的刻划,写出莫愁巷 这群小人物悲苦的命运。阅读作品,我们发现,面对一个大的不可战胜的悲剧命运,作 家笔下这群小人物不是分裂,而是团结,不是逃避,而是默默承受、担当。他(她)们的 生活中有阴暗,也有光亮,有哭声,也有笑声,他(她)们不仅敢于“向生而死”,而且 敢于“向死而生”。作家在彰显他(她)们身上原始、麻木、愚昧、落后等民族劣根性的 同时,也在挖掘他(她)们身上勤劳、质朴、善良等民族优良品质,对于他(她)们在千年 重压下、重重包围中敢于默默担当其悲苦命运的坚忍与耐性做无声的赞美和感叹。作家 显然通过她笔下人物的抒写,表达了自己的心声。

我总觉得,施济美不是对世俗都市人生缺乏认识和体验,而是拒绝这种世俗都市人生 的价值。她并不回避人世的“肮脏”,但她所写的“肮脏”更多的是环境的,非主体的 ,她更看重“人性”的纯洁,实则还是表达她对生活美好的愿望,坚强的信念,不俗的 追求。

为此,施济美的小说充满大量的对现实人生的悲情绝望和对“那永不再来的往昔”的 执着回忆。在那遍地狼烟、万方多难的战争岁月里,在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都市社会 里,回忆使施济美小说所表达的情感得以净化,得以升华。回忆是诗人的一次精神返乡 ,是对人们美好记忆和苦难记忆的开掘,也引起千千万万读者强烈的共鸣。

施济美小说在文体上也有别于一般海派小说,而具有强烈的抒情性,与其说是小说, 不如说是诗,散文诗(注:谢紫《施济美的作品》,上海《幸福》,第1年6期,1947年2 月25日。)。生存环境与创作环境的局限,使其没有主流文学那种明确的意识形态的统 摄,而显示出四十年代上海文坛多数非新文学作家创作所共有的民间性、个人性、通俗 性,但她同时又努力向“五四”以来的新文学靠拢。其作品在精神上更多地与“五四” 以来新文学特别是女性文学相通。早期受冰心影响,形成玲珑清俊、脱俗淡雅的风格。 随着离开家庭与成长,其小说文体向以鲁迅、丁玲为代表的以表现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 追求与这种追求实际不可能实现之间巨大差别的创作靠拢。这种创作,没有张爱玲笔下 那种世俗的琐琐碎碎的故事情节,而只是主人公追求,幻灭,燃烧的热情和扭曲的心灵 的展示。叙事上呈现出主人公“感受环境——更高意义上认识环境——经过痛苦的抉择 与环境分离——挣扎、反抗、出走或者死”的线索。最后,体验的深入,使作者对现实 取得了“炉火纯青的镇静”(注:施济美(署名薛采蘩)《岸》,《幸福》,第2年10期, 1948年10月5日。),在工笔细描的散文化图景中,通过多组人物形象的塑造,显示了下 层人的生存的基本根性。其作品明显受李商隐、李清照等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哀情诗词影 响,同时又从西洋浪漫悲情小说、戏剧那里吸取艺术的营养。这一点与“五四”以来女 性小说很不相同。在中西结合、新旧融汇这一点上,虽不如张爱玲小说成功,但仍有自 己的贡献,强化了中国现代小说诗化的功能。

施济美的创作,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一开始均具有明显的“新文艺腔”,而这正是 张爱玲们所极力反对的。但到写《柳妈》、《莫愁巷》的时候,作家的创作已趋向成熟 。在《柳妈》、《莫愁巷》中,作家力求隐藏自己的主观感情,贴近生活的本真状态, 手法上显示了无技巧的技巧,语言也力争去华藻而求朴素。

施济美主要的散文篇什有《星光》、《黄昏之忆》、《献祭》、《无题》、《生死梦 》、《花事匆匆》、《青山绿水》、《小雨点》、《柳妈》等。茫茫宇宙中,个人生存 的盲目与渺小,以及个人对于这种不可抗拒的悲剧性命运的勇敢承担,是其一贯主题。 前期以《黄昏之忆》为代表,后期以《柳妈》为代表。《黄昏之忆》写一个年仅十二岁 的少女对于人生“黄昏”岁月的特殊敏感。“我”特别“喜欢”“暮春的黄昏”“傍晚 的景色”,“我”爱听“古寺的钟响”,然而我的老师启发“我”:“记住我的话,并 且要永久地——不要留恋黄昏,黄昏不及晨光的可贵;光明在前面,而黑暗是黄昏的影 子,它会折磨你向前的勇气……”作者回忆道:“这些温和有力的话,响彻了无极的时 间,直到现在,没有离开过我。”为此,作者描绘了另一幅图景:一个初秋黄昏的“新 霁的雨后”,“一条修长的古道旁”,“一家茅舍的门”前,“我”看到一双农家儿女 香姐儿和小斗子热烈欢快、两小无猜的情景,这时,“那橙蓝的天空里正横着一弯彩色 的长虹,像天使的绣带,像仙境的桥梁——”作品用两种笔墨为我们描绘了两幅不同情 景、不同色调的图画:一幅是宁静淡远、稍带忧郁,一幅是青春明快、热烈欢愉;一幅 是向下的生命的沉思,一幅为向上的情感的升腾。人生不就这样两幅画的拼贴,两种颜 色的搭配,两种成份的调和吗?《柳妈》是作者解放前较晚的作品,以最诚挚的情感, 朴素的文字,无技巧的技巧,描写“我”的童年时代一个“有着金子一样好心肠”的老 妈子的沧桑人生。作品写出她的坚忍、勤劳、聪明、善良,特别是她有一种非常朴素的 人生观,她教育“我”们“做人应该做一个正派人。”她以实际行动给“我”们生的滋 润与营养。然而,她偏有不幸的人生——因是一个女孩子,她早年没有得到应有的文化 教育;她有一个不争气的丈夫,除了要钱,他不担负家庭任何负担。现在,苦难岁月里 ,她到哪里去了呢?作者似乎执意要穿过几十年的人世沧桑,而以一颗赤子之心去寻找 那“有着金子一样好心肠”的柳妈生命的遗响。

在四十年代上海文坛“雅俗互动”的文学语境中,施济美的创作与张爱玲的创作形成 鲜明对比:一个是“轻文学”、“软文学”(注:解志熙《美的偏至》,上海文艺出版 社1997年版,第451-453页。),一个则近乎“刚”(注:胡山源《文坛管窥》,上海古 籍出版社1997版,第107—109页。),一个偏于世俗,一个远离世俗。虽因才力有限, 施济美的创作尚没有达到张爱玲那种兼创文体的水平,但她不俗的追求,严肃认真的艺 术探索精神,敏锐的才思,细腻的观察,清新柔美的文字,对于“五四”以来女性文学 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在当时文坛均引起广泛的反响。只是后来由于另“一种大规模的交 响乐”的轰鸣而起,其声音终于被淹没。在今天多元化的文学写作年代,在商品经济的 冲击使文学在媚俗的路子上越走越远的时候,我想,对其创作进行一番探讨——哪怕是 粗浅的探讨,也自会有一种新的启示意义。

范文五:一个不该被遗忘的作家

他曾经被誉为京味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他曾经是“论语派”的三大台柱子,他跟老舍、老谈合称“三老”,与老舍一起提倡通俗文艺、民间文艺的创作;他怀有深沉的民族情感和爱国情怀,是五四运动的产儿,是北伐军的马前卒,是抗战文艺的主将,站在中国现代历史的潮头……他就是老向,即王向辰,现代著名作家。

从农村娃到北大才子

老向1898年出生在河北辛集市小辛庄宋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学名“焕斗”,字向辰,父名王吉星,字耕农。

老向6岁时县里兴办新式学堂。乡下人守旧,不让子弟上新学,仍入私塾读旧书。县里只好强派名额,他伯父家的堂兄被指派。伯父却不准儿子进新学堂,就出钱让侄子王向辰顶替。在一个庙宇村小学里,小老向开始了自己的读书生涯,他聪慧好学,很快在同龄的孩子们中崭露头角,也深得老师的垂爱。老向深受华北大平原地区民间文化的熏染,家乡的地方戏剧、大鼓书、传说故事等等,他都十分喜欢听喜欢看,时常还跟着跑到别的村子里看戏听书,这给他幼年的心灵上打上深深的烙印。据老向的自述,家乡当时由大户人家办的戏班子就有5家,有昆腔也有梆子腔,逢年过节常有民间艺人走街串巷,或者在打谷场上摆场子卖艺。这些不但给了他童年的娱乐欢笑,也为他的脑子里面暗暗地种下了文艺的种子。“大年三十还阴天,小丫的棉袄年前不能干?别人过年穿着新花袄,小丫穿着破布衫,咧着大嘴哭半天,哭半天,哭半天……”这是他少年时代自己编造的几句顺口溜。

袁世凯称帝那年,老向小学毕业后无钱升学,只得回家务农。学校一位姓丁的老师爱才,为其辍学而深感惋惜,送路费资助他先是投考保定,投考师范学校不中,后以第一名成绩考入北京师范学校。当时,北京正值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之时,各种新思想、新思潮都深刻地影响着这位大平原农村走出来的少年,他广泛地吸纳着知识的养料,也逐步形成了新的进步的人生观。1917年,华北闹水灾,老向的家乡当然未能幸免,他的父亲偏又在这个时候去世了,一些乡邻就嘲笑他读不成书又做不了庄稼活儿,这对老向的内心产生了强烈刺激,更加激活了他的求学梦想。他强忍着丧父之痛,发誓要活出个人样子来。待大水消退,他就带着急切而又热忱的心情,匆匆忙忙上路了。赶回学校,已经开学两周。

1919年老向参加五四运动,同年加入国民党。因为示威游行火烧赵家楼,被军阀通缉,逃离北京,在家乡躲避了一些日子,事态平息后返回北京继续读书。毕业后老向到一小学任校长,因为课余做化学实验引起火灾而被免职。1923年老向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在这里他有机会接触到新文学的风云人物,像蔡元培、胡适、鲁迅、李大钊等,聆听他们的教诲,对于社会的认识视野更加开阔,也确定了他的人生和文艺创作方向。他在学校里开始尝试着写作并陆续发表了一些作品,展露出不俗的文艺才华。1926年春,受大革命的影响,作为时代的青年,早已按捺不住激情澎湃的内心,老向随即决定休学去投奔南方的革命军。他与同乡何容一起参加了北伐,到武汉人张发奎的第十一军第十师政治部为指导员,参加了对北洋军阀的不少战斗。战争的血雨腥风和出生入死,历练了老向坚强、刚正的人生品格,使他在日后的抗战中能够和敢于挺身而出。当时在行军打仗之余拟写作“前方工作通讯”,断断续续地记录了北伐战争的见闻逸事,1936年整理成《北伐文献拾遗》书稿,1937年2月发表在《宇宙风》第34期上,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1929年他重返北京大学学习,完成了人生的大转折。

从教书匠到文艺抗战的主将

老向先是定居北平,以教书著述为业。1934年前,老向在束鹿同乡任校长的福绥镜小学任办事员,其夫人在此校任教员。他以这段生活为蓝本,创作了长篇小说《庶务日记》。1934年到1936年,抱有民族悲愤和培育英才的愿望的老向在河北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所属景慧学校任校长,同时,发挥自己写作通俗文艺的才华,创作民谣、故事。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又占热河,冀东也在“自治”,华北特殊化,中国危在旦夕。为唤起民众去愚、脱穷、起弱、除私、救中国的思想,景慧学校每天清晨都要举行肃穆的升旗礼,直到学校被迫解散。当时华北特殊化,除了日本旗,中国旗帜已不见踪迹。学校升旗竟遭日本人的仇视,后来日军的坦克竟然开到平教会示威。作为校长,老向一直不为日军的恐吓所动摇。他总是谆谆告诫学生升旗的艰难和维护升旗的意义。最后一次升旗,他和全体师生肃立操场,每个人都是热泪盈眶。

抗日战争爆发后,老向追随爱国将领冯玉祥去南京,1938年到武汉,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请进了自己的官邸居住,商量如何宣传抗战。他在老舍的支持下,创办了全国性通俗文艺半月刊《抗到底》。当时国民党中,有人投降,有人求和,有人骑墙,有人主张抗日到底。老向把自己主编的刊物命名为《抗到底》,旗帜鲜明地表示坚持国共合作,抗日到底的决心。他在发刊词中写道:“倡言妥协的假抵抗者是汉奸,真正抗日者必要抗到底。”。《抗到底》文字浅显易懂,明白如话,初识文字的看得懂,不识文字的听得懂,深受大后方老百姓的喜爱。

《抗日三字经》在《抗到底》发表后,随即由成都商务印书馆、西安大东书局等出版发行,加上军政机关和各地民众团体的印行,多达十几个版本。西安大东书局版本封面为红白两色套印,书籍的版本为大32开,正文字数在3000左右,计13页25面,书名则由当时著名的抗日将领冯玉祥将军题写。打开书本,映入眼帘的首先是出版的目的:“人之初,性忠坚;爱国家,出自然;国不保,家不安;卫国家,务当先。”接着述说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倭寇祸,起明朝;沿海岸,乱杀烧;戚继光,发兵剿;丑倭冠,鼠窜逃……”诗句既朗朗上口,通俗易懂,又言简意赅,发人深省,此书一出竟是洛阳纸贵。《抗战三字经》(王向辰)初版15000册,三天内销售一空,再版又印15000册,五天内又脱销了,一个月竟销售了5万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在西安、汉口等地连印7版,成为华夏大地广大军民争相传诵的理想教材。随后,他用时一个月写作了《抗日干字文》,易稿不下百次,于右任、邵力子、陈立夫、老舍等都帮助他推敲文字。被作为当时教育部的非常时期民众丛书之一,《抗到底》杂志原预告刊登,结果因为武汉沦陷,直到第二年转到重庆才刊行出版。

有趣的是,因为对作者的生疏,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某地发现了西安大东书局出版的《抗日三字经》时,竟被认为是集体创作的,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1939年3月,他与阳翰笙、郭沫若、茅盾、老舍等共同发起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当时,老舍主持全国文协的日常工作,老向任出版部主任,编辑出版了大量抗战文艺作品。为开展通俗文艺运动,成立了通俗文艺工作委员会,老舍和老向都是主要成员之

,他们二人都身体力行创作了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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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通俗文艺作品。老向与老舍在多年的交往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当时在重庆他与老舍、萧伯青两家一起住,经常对文字交谊晤谈,尤其是在通俗文艺上有着许多相似的观点。

抗战期间,文化界人士云集陪都,著名作家茅盾曾采用六位文化界人士名字戏集成一副对联。联曰:“老舍老向凤子,胡风胡考龙生。”上下联一三字相叠,意思却不同。凤子,著名演员。因老舍常夸奖凤子,故有上联之言。老向,这里转意为老是偏向的意思。龙生即画家高龙生,山东人,性直率。胡风喜高龙生之画,常当众评论其优劣得失。高龙生对胡风的意见很看重,胡风满意的,高立即发表;胡风不满意的,高则重绘。高龙生常受此种“考试”,故有下联。

从京派文学到通俗文学

老向是文艺创作的多面手,小说、散文、故事、歌谣、各种民间说唱形式的作品都写,又能够兼具京派文学、幽默派文学、通俗文学的各种套路为己所用,是异常勤奋高产的作家,经常在《论语》《抗战文艺》《文艺半月刊》《抗到底》《弹花》《民众文章》上发表作品。

老向真诚地为“文艺下乡”实干苦干,为民众“雪里送炭”,不计个人名利,在纸醉金迷的旧社会,这种爱国为民的精神实在难能可贵。老向、老舍、老谈是当时有名的“三老”,他们文章的共同特点是“幽默、通俗、有乡土味儿”。他们的文笔通俗严谨,符合文法和漂亮的白话文,使文字和语言相得益彰。但三个人又各有各的性格,几十杯黄酒下肚,老舍哭,老谈骂人,而独老向笑。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吐露着北方汉子的肝胆相照和嫉恶如仇。

上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中期,京派文学是活跃于北方文坛的一个重要流派。老向和一部分对社会现实不满的知识分子,潜心于文学天地,去追寻理想的境界和个性的发展。老向的小说与沈从文、林徽因、废名、萧乾等作家的作品是其代表。京派作家既继承了乡土小说的乡村题材,又善用创造社身边小说的抒情笔法。但在自身的发展演变中,他们逐渐淡化了乡土小说的现实性而向梦幻乡土延伸,淡化了身边小说的浪漫性而专注于悲悯人生的描绘,淡化了创造社小说的主观言说而专注于情境氛围的诗意抒写。

老向也像沈从文一样强调自己是“天生的乡下人”,“仿佛连灵魂都包一层黄土泥”,他的创作表达了对乡土的依恋。《黄土泥》《篱下集》等作品所向往的是20年代乡村小说的文化意蕴构建的主要方式。

因为老向经常在《论语》上发表作品,老向还被称作论语派的三大作家之一。老舍、老向、何容等文章老手,成为《论语》重要台柱。老向名声不隆亦不佳,但他在抗战爆发后一直坚持在北平城向内地刊物写通讯、写纪实,勇敢尽职,表现出一个作家在国家兴亡之际的匹夫之责。20世纪30年代中期,《论语》杂志拟出版“鬼故事专号”,从征文启事发出到专号正式发排才15天时间,来稿居然足够编两期,可见文人对鬼的兴趣之大。除周作人此前此后均曾著文论鬼外,老向与老舍、丰子恺、梁实秋、李金发、施蛰存、曹聚仁、林庚等,都不是研究鬼的专家,却也都披挂上阵。

老向的演唱作品题材广泛,内容丰富。老向的代表作是《割爱锄奸》《忍辱报仇》和《奇巧会》。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语言通俗,便于说唱,内容充满了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强烈憎恨和对人民大众的热爱,洋溢着爱国主义乐观精神,对抗战必胜怀有坚定的信念。老向的作品做到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大后方一些民间艺人采用他的作品到处演唱。老向不计个人得失,只要老百姓喜欢的他都写。

新中国成立前夕,老向不愿去台湾,避开特务的监视,辗转到四川,入“革大”学习,毕业后分配到重庆市文化局搞戏曲改进工作。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调重庆市川剧院整理剧目。“文革”中遭到批斗,1968年9月2日病逝于重庆。1978年后平反。1989年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分系》“通俗文学”卷中,收录了老向的5篇作品。1995年由中国现代文学馆编辑,舒乙编选,华夏出版社出版了《老向文集》,收录了他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

(责编:孙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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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六:不该被遗忘的“文学史”

作者:陈平原

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5年05期

谈论现代中国的文学史书写,一般都会提及两个教育机构——北京大学和东吴大学。这自然是因为,两部国人所撰最早的《中国文学史》,是由这两所大学的教员——福建闽侯人林传甲(字归云,号奎腾,1877-1922)和江苏常熟人黄人(原名振元,中年改名人,字慕韩,号摩西,1866-1913)——所完成的。关于这一点,学界多有评说。(注:参见黄霖:《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九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夏晓虹:《作为教科书的文学史——读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文学史》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王永健:《“苏州奇人”黄摩西评传》(苏州大学出版社,2000)、戴燕:《文学史的权力》附录一、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和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第二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等。)其实,还有另外一位与这两所大学都有瓜葛的著名学者,同样对早期的文学史书写作出过很大贡献,那就是江苏吴县人吴梅(1884-1939)。

1917-1922年出任北大教授,确实使得吴梅大展身手(注:王卫民:《吴梅评传》(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称:“总而言之,这五年时间是他一生中最愉快向上的五年。在学术界和戏曲界知名度越来越高,影响也越来越大。”(第26页));可此前之执教东吴,作为学者的成长历程,同样值得关注。1905年,年仅22岁的吴梅,因好友黄摩西的举荐,得以进入东吴大学任教习。虽然任教东吴那几年(中间曾赴开封游幕),吴梅收入低微,生活及情绪均很不稳定,但结识了诸多诗文词曲名家,对其日后在北京大学、中央大学等良好的发展,有着直接关联。其中最有意义的,是与小说批评家兼文学史家黄人的深入交往。

此前,愤于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被杀,吴梅撰《血花飞》传奇,黄摩西为之作序。传奇因惧祸被烧,黄序则幸而保存下来。照吴梅自己的说法,他之专攻词曲,“又得黄君摩西相指示,而所学益进”(注:参见《奢摩他室曲话·自序》,《吴梅全集·理论卷》第1139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另,金天羽:《天放楼续文言》卷四《苏州五奇人传》中谈及黄人:“传奇倚声,与吴梅伯仲,二子友好无间。慕韩于律度不能沉细,若丰文逸态往往驾吴梅而上。”)。在连载于《小说月报》第四卷9-12号的长篇笔记《蠡言》中,吴梅也曾专门谈及“余主教东吴时老友”黄慕韩(摩西):

为人奇特,丁内艰后,即蓄发,莲蓬然招摇过市,人皆匿笑之。其于学也,无所不窥,凡经史、诗文、方技、音律、遁甲之属,辄能晓其大概。故其为文,操笔立就,不屑屑于绳尺,而光焰万丈,自不可遇。

……大抵慕韩词境,舛于律而妙于语,故长调往往有疏误处,盖才大而心粗,可定其为人矣。闻近发癫疾,未始非好奇之害中之也。[1](P1466-1470)

欣赏老友之于学“无所不窥”、为文“操笔立就”,但对其“才大而心粗”,则又不无微词。这段人物品鉴,相当精到;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明白吴梅的诗文及学术趣味——追求专精而不是广博,讲究细密而不是粗疏。

这与现代学术之专业化趋向,可谓不谋而合。后世的研究者,大都对吴梅在词曲创作及研究方面的贡献赞不绝口。这当然没错,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我们确实只能谈论吴梅所专擅的词曲研究。可现实生活中的大学教授吴梅,除了词曲,还教诗文,还讲文学史。抹去了这些边边角角,只谈其主要功业,既非“全人”,也非“全文”。

就以讲学北大五年为例,被记忆的,都是吴梅最为擅长的词曲之学。及门弟子任中敏在《回忆瞿庵夫子》中,谈及蔡元培长校时北大文科之兴盛:“当时中国文学之教授,有刘申叔师教文;黄晦闻师教诗;瞿庵夫子教词曲。”[2](P102)这与吴梅本人在《仲秋人都别海上同人》诗注所说的若合符节:“时洪宪已罢,废国学,征余授古乐曲。”这一讲授,因有《词馀讲义》传世,广为人知。此书日后改订为《曲学通论》,由商务印书馆刊行,与《顾曲麈谈》、《南北词简谱》鼎足而三,成就吴梅“曲学大师”的盛名。(注:浦江清《悼吴瞿安先生》(《戏曲》一卷三辑,1942年3月)一文,如此称颂吴梅:“热心教学者前后二十余年,为海内一致推崇之曲学大师”;“治曲之书则有《顾曲麈谈》、《曲学通论》、《南北词简谱》等,而以《南北词简谱》尤为重要。”)而1919年北京大学出版部刊行的《词馀讲义》,前有吴梅本人自序,交代此书的写作经过:

丁巳之秋,余承乏国学,与诸生讲习斯艺,深惜元明时作者辈出,而明示条例,成一家之言,为学子导先路者,卒不多见。又自逊清咸同以来,歌者不知律,文人不知音,作家不知谱,正始日远,牙旷难期,亟欲荟萃众说,别写一书。[3](P161)

自序所说的丁巳之秋(1917)讲学,己未仲冬(1919)成书,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此书与当年北大的课程建设有直接关联。

可一查北大当年的课程表及教员名录,马上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吴梅在北大讲授的课程,不仅仅是其最为擅长的“词曲”。《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中《现任职员录》称,时年三十九(实为三十五)、原籍江苏吴县的吴梅,住地安门内二道桥本校职教员宿舍,乃“文本科教授兼国文门研究所教员”[4](P348)。至于吴梅在“文本科”讲授的是什么课程,在“国文门研究所”指导的又是何等科目,有两份档案,可以帮助我们“解密”。

北京大学档案馆所藏《北京大学文科一览》(1918),提及国文系教员吴梅讲授的课程包括:“词曲”,每周十节课;“近代文学史”,每周两节课。而据《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中的《各研究所研究科目及担任教员一览表》,文科研究所国文门共开列十个专门科目,吴梅担任指导教授的是“文学史”、“曲”两门。[4](P359)换句话说,吴梅当年在北大,不管是课程讲授,还是研究指导,都是兼及“文学史”和“词曲”。

北大讲学期间,吴梅除了撰写《词馀讲义》,还校勘或编选了《词源》、《古今名剧选》、《词选》(《诗馀选》)等,可谓硕果累累。至于文学史,则似乎没有任何著述。其实,按照当时北大校方的规定,教授讲课,必须发放讲义,像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以及吴梅的《词馀讲义》等一代名著,最初都是发放给听课学生的讲义。念及此,偶尔也会遥想以词曲名家的吴梅,其讲授中国文学史,究竟是何等模样。

一个偶然的机遇,使我得以梦想成真。2004年春天,在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的图书馆里,我居然“邂逅”了吴梅当年在北大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时的讲义。说“邂逅”,是因为虽有预感,但不敢确认天底下真有此书。北大档案馆、图书馆里没有收藏,各种传记及书目里也未见提及,我只是凭常理推测。没想到,这一猜真猜对了。

做过大学史研究(注:参见拙著《老北大的故事》(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北大精神及其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和《中国大学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对早年北大的文学课程建设颇多了解,再加上读过关于鲁迅油印本《小说史大略》的介绍,在一大堆杂书里,我一眼就盯上了吴梅的《中国文学史》。这是当年老北大讲义的统一格式,即用毛笔蘸硝镪水抄写在透明纸上,油墨印刷,黄色的毛边纸,双面折叠,每面十行,每行二十至二十四字,骑缝上写“中国文学史文科国文门三年级吴梅”字样,表示讲授的课程、学生的级别、著述及教授者。中间部分标有页码,偶尔也会露出不同誊写者的姓氏,那是为了学校与抄工结算方便。

这套《中国文学史》,共三册,封面署名“吴”;内文则是“中国文学史——自唐迄清”,署“吴梅辑”。这里的“中国文学史——自唐迄清”,正是《北京大学文科一览》标明的吴梅负责讲授的“近代文学史”。早年模仿日本人著作而编撰的文学史,颇有分上古、中古、近古,而且以唐代作为近古的起点的。(注:参见上海泰东图书局1915年刊行的曾毅著《中国文学史》和上海中华书局1918年刊行的谢无量著《中国大文学史》。)查1917年北京大学的课程表,中国文学门共讲授三个学年的“中国文学史”,每周三学时,其中第一学年讲“上古迄魏”,第二学年讲“魏晋迄唐”,第三学年讲的正是“唐宋迄今”。[5](P99)

这套为中国文学门三年级学生编撰的《中国文学史》,其实只讲到了明代;而且,三册之中,有一册半是作品选。其中文学史论述分三部分:(一)唐代文学总论,共68页;(二)宋元文学总论,共35页;(三)明文学总论,共45页。其中(一)、(二)合为第一册,(三)和“中国文学史附录”的唐代篇(共81页)合为第二册,“中国文学史宋元篇附录”加上“附录的附录”——“明人传奇目”和“明人杂剧目”,共95页,独立成为第三册。

单是章节安排,也能约略看出吴撰《中国文学史》的基本构架。“唐代文学总论”分为:(甲)文、(乙)诗、(丙)词、(丁)史、(戊)小说、(己)缁徒文学,共六节;“宋元文学总论”分为:(甲)文、(乙)诗、(丙)词、(丁)曲、(戊)史、(己)语录、(庚)小说、(辛)时文,共八节;“明文学总论”分为:(甲)文、(乙)诗、(丙)词曲、(丁)道学、(戊)制艺、(己)小说,共六节。今天的读者可能感到诧异的是,吴梅将史著、语录、道学、制艺等放到文学史中来加以论述。但如果熟悉早年的文学史书写,比如林传甲、黄人、曾毅、谢无量、胡怀琛等人的著作,你就能坦然面对这种“体例的混乱”,甚至反过来思考:近百年来以西方“纯文学”观念为尺度,剪裁而成的“中国文学史”,或许是一种削足适履?具体论述可以商榷,但谈中国古代文学,不能完全脱离史著、语录、道学、制艺等“杂文学”(借用五四新文化人的术语),这点我同意。

30年代,吴梅为郑振铎编《清人杂剧》二集作序,其中有云:“摩西谓明人之制艺传奇,清之试帖诗,皆空前之作。余深韪其言。”[6](P1019)实际上,黄、吴各自所撰《中国文学史》讲义,在关注八股这点上(注:黄人:《中国文学史》第二编“略论”中称明代文坛最值得关注的有二:一是无韵之八股,一是有韵之传奇。前者之所以重要,原因是“三百年来十八行省之儒冠儒服者,毕生精力集此一点,取精多而用物宏,自当化臭腐为神奇,于文学界上别树一帜”。见黄人著、江庆柏等整理《黄人集》第343页,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多有相通处。不过,与其探讨吴梅之“时文”、“制艺”观,还不如关注其关于小说戏曲的意见,那更是其本色当行。

这里选两段关于唐传奇以及元杂剧的评述,希望能大致显示吴梅《中国文学史》讲义的写作风格及学术品味:

唐人小说,多成于下第之士,及失职襜傺者,以仙侠神怪闺襜姚冶,寄其无聊不平之感,盖属写情派,而非如前代小说之仅事叙述者可比,故小说升(?)至唐而始广。惟作者多无根据,仍胚胎于诗赋,词藻虽可动人,而考订竟成凿空。其弊则绮靡繁冗,绝少蕴藉,此固根于风会之升降。而其旨趣尤多轻薄逸荡,其简删之多,门类之繁,比诸前世实不可同年而语矣。惟其间有一大别者:唐以前之小说,为《虞初周说》之遗,《艺文》所录,实资考证者也;唐以后之小说,则变为俗语,而以子虚乌有之词,以肆其抑塞不偶之旨,如金元诸作是也。(“唐代文学总论”第65页)

元小说戏曲家,大都穷处民间,不屑干禄胡人之朝。而以游戏笔墨描写社会状,以发其郁勃不平之气,兼资劝惩,斯亦其人之高志。而自《西厢》《琵琶》而后,学者各从其性之所近而从事摹效。其学《西厢》者,如《幽闺》《拜月》直至临川四梦、粲花五种是也;其学《琵琶》者,如《荆钗》《杀狗》《白兔》是也。愿就余鄙见论之:学《琵琶》者易失俚俗,学《西厢》者易涉纤浮。二者皆有偏弊,而学《西厢》则不失正音。盖纤浮可改,而俚俗则深入骨髓,不可洗伐焉。(“宋元文学总论”第18页)

小说非吴梅所长,涉及唐人传奇时,不免多有借鉴;而谈论戏曲,对于吴梅来说,无疑更为得心应手。若学《西厢》与学《琵琶》之差异,便非常人所能道。在北大讲坛上纵论南曲北曲、杂剧传奇,吴梅可谓如鱼得水。因为,当年他正是凭借这本《顾曲麈谈》(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年),作为“古乐曲教授”,昂然走进这最高学府的。(注:陈舜年回忆吴梅自述云:“一九一七年,吴梅三十四岁,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旧书肆中,购得《顾曲麈谈》一书,阅览之后,颇为赞赏。时值陈独秀主持北大文科,特出面礼聘至北大任古乐曲教授。”参见《吴梅全集·日记卷》第936页。)不过,《中国文学史》之谈论词曲,与《顾曲麈谈》重叠的地方很少;反过来,倒是讲课时的不少奇思妙想,影响其日后的相关著述。比如以下这段评论汤显祖《玉茗堂四梦》的文字,日后几乎原封不动地进入《中国戏曲概论》(上海:大东书局,1926),成为“卷中”第三节“明人传奇”中的“《四梦》总论”[7](P286):

及至茗四梦出,奇情壮采,卓立词家之上,后有作者,不能过也。明之中叶,士大夫好谈性理,而多矫饰,科第利禄之见深入骨髓。若士一切鄙夷,故假曼倩诙谐、东坡笑骂,为色庄中热者下一针砭。其自言曰:他人言性,吾言情。又曰: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又曰:人间何处说相思,吾辈钟情知(似)此。盖为至情可以超生死,通真幻,忘物我,而永无消灭。否则形骸尚虚,何论勋业;仙佛皆妄,况在富贵?世之持买椟之见者,徒赏其节目之奇,词藻之丽;而鼠目寸目(光)者,则诃为绮语,诅以泥犁,尤为可笑。夫寻常传奇,必尊生角。而《离(还)魂》柳生,则秋风一棍,黑夜发邱,而俨然状头也;《邯郸》卢生,则奁具夤缘,徼功纵敌,而俨然功臣也。若十郎慕势负心,襟裾牛马,废卉贪酒纵欲,匹偶虫蚁,一何深恶痛绝之至于此手!故就表面言之,则四梦中之主人,为杜女也,霍郡主也,卢生也,淳于棼也;即在深知文义者言之,亦不过曰,《还魂》鬼也,《紫钗》侠也,《邯郸》仙也,《南柯》佛也。此说固善。而在作者之意,则以冥判、黄衫客、吕翁、契立(玄)为主。人所谓鬼侠仙佛,竟是曲中主意,而非寄托。盖前四人为场中之傀儡,而后四人则提掇线索者也;前四人为梦中之人,后四人为梦外之人也。既以鬼侠仙佛为主,则主观的主人即属于冥判等,而杜女诸人仅为客观的主人而已。玉茗天才,所以超出寻常传奇家百倍者,即在此处,非“词藻胜人”四字可以尽之也。宁庵守律,兢兢寸黍,以较海若,不特婢子之与夫人,直是小巫之见大巫(注略)。而世以汤沈并称,可谓拟非其伦矣。(“明文学总论”第23页)

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论述日后进入《中国戏曲概论》时,“宁庵守律”这几句被删去。在《顾曲麈谈》中,吴梅对“于音律一道,独有神悟”的沈瓂(字伯英,号宁庵,世称词隐先生)评价很高,并将其与汤显祖相提并论:

余谓二公譬如狂狷,天壤间应有两项人物,倘能守词隐先生之矩攫,而运以清远道人之才情,岂非合之两美乎?[8](P148)

以吴梅对于曲律的重视,欣赏沈璟,本在意料之中。反而是北大讲学时之刻意贬抑,颇为出人意外。这大概只能解释为当年北大重自然、尊个性、反格律的风气使然。

毕竟是讲义,此书还是明显带有急就章的成分。比如,明明知道“有唐一代,文学极盛之时也,而其垂范后世者,尤莫若韵文”(第49页),可论及唐诗,作者仅用了10页的篇幅,这与讨论唐文的整整47页,实在太不成比例了。如果作者“重文轻诗”,故意要这么做,那也是一种说法;可如果是这样,怎么解释唐文47页,宋文5页半?关于唐文的论述,占去整部文学史将近三分之一。如此比例失调,并非代表吴梅本人的艺术趣味,更大的可能性是:一开始,作者备课十分认真,讲稿写得很细;可很快地,发现时间紧迫,根本无法仔细斟酌从容撰述,于是只好匆促上阵。

其实,不完全是时间问题;在我看来,更大的危机在于吴梅的学术路数,与那个时候在北大占主流地位的“文学史”想像,有很大的缝隙。1918年5月2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曾刊出是年四月三十日国文教授会议议决的“文学教授案”:

文科国文门设有文学史及文学两科,其目的本截然不同,故教授方法不能不有所区别。兹分述其不同与当注意之点如下:

习文学史在使学者知各代文学之变迁及其派别;习文学则使学者研寻作文之妙用,有以窥见作者之用心,俾增进其文学之技术。

教授文学史所注重者,在述明文章各体之起源及各家之流别,至其变迁。递演因于时地才性政教风俗诸端者,尤当推迹周尽使源委明了。

教授文学所注重者,则在各体技术之研究,只须就各代文学家著作中取其技能最高,足以代表一时或虽不足代表一时而有一二特长者,选择研究之。[4](P1709)

依此标准,吴梅在北大所承担的两门课程,一属“文学史”(“近代文学史”),一属“文学”(“词曲”)。若《词馀讲义》之“明示条例,成一家之言,为学子导先路”,以及“大抵作词规范,粗具本末”,那是吴梅的拿手好戏;至于像《中国文学史》那样,辨析什么“文章之运与世运递迁,一代体制,有因有创,道在自然,初非矫异”,确实非吴梅所长。(注:参见吴梅《词馀讲义·自序》以及《中国文学史》讲义第1页。)

如果真像吴梅所概括的,黄人文章的特点是“不屑屑于绳尺”,那么,吴梅本人著述的特点,则是“不屑屑于考据”。我相信浦江清、钱基博以及唐圭璋的说法,近代研究戏曲贡献最大的,当推王国维和吴梅二人——前者重历史考证,后者重戏曲本身。能作、能谱、能唱、能演的吴梅先生,其对于戏曲艺术本身的领会与体悟,明显在王国维之上(注:参阅浦江清《悼吴瞿安先生》,见《吴梅和他的世界》61-63页;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313页,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唐圭璋《回忆吴瞿安先生》,见《吴梅和他的世界》83-88页。);但若谈及现代中国学术之建立,则王国维的贡献更为人称道。

相对而言,吴梅更像是艺术修养很高的传统文人,一旦进入专业著述(比如撰写文学史或戏曲史),其治学的随意和考证的疏忽,这方面的缺失便暴露无遗。叶德均称作为戏曲史专家的吴梅,只关注曲文是否合谱合律,没有更广阔的学术视野;凭感觉随意下断语,有时甚至是漫不经心一挥而就。[9](P484-494)这样的批评,并非毫无道理。(注:邓乔彬《吴梅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大致赞同叶德均的意见,引录叶文后称:吴梅“于批评不乏卓见,于考证则失于随意,粗疏”(109页);任中敏则对叶德均的批评非常反感,在《回忆瞿庵夫子》(《吴梅和他的世界》102-105页)一文中,骂叶为“妄人”,还在注释中揭发其“于1957年自杀”(据赵景深《〈戏曲小说丛考〉序》,叶于1956年7月6日去世),顺带讥讽代编遗著的赵景深“对外隐瞒其自杀”。所谓“‘有识之士’又何以终于自杀?真正费解之至”——如此反批评,实在过于刻毒。)长于“研寻作文之妙用”的吴梅,其实不太适合于“述明文章各体之起源及各家之流别,至其变迁”。明白这一点,对刚刚发现的《中国文学史》讲义,不必抱过高的企望——此书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吴梅的学术思路,但不至于“重塑”吴梅学术形象。

接下来的问题是:吴梅本人以及当年的众多学生,为何有意无意地遗漏其“中国文学史”课程与撰述?(注:王卫民编《吴梅和他的世界》一书,收录五十多篇师友追忆及研究文章,多提及吴梅的北大讲学,但又都遗忘其“文学史”课程。)先说吴梅本人。文学史乃学校规定的必修课程,作为教员,不管你喜欢或不喜欢,你都必须认真准备,并按时走上讲台。或许,“文学史”更适合于“才大而心粗”的黄摩西,而不是性格沉潜、风流蕴藉、更喜欢专精之学的吴梅。因此,不管是早年任教北大、中大,还是抗战中流徙广西、云南,吴梅都不曾提及其北大时期的文学史著述。去世前几个月,吴梅给弟子卢前写信,作身后之托:

计生平撰述,约告吾弟,身后之托,如是而已。《霜厓文录》二卷未誊清,《霜厓诗录》四卷已成清本,《霜厓词录》一卷已成清本,《霜厓曲录》二卷已刻,《霜厓三剧》三种附谱已刻。此外如《顾曲麈谈》、《中国戏曲史》、《辽金元文学史》,则皆坊间出版,听其自生自灭可也。惟《南北词简谱》十卷,已成清本,为治曲者必需之书,此则必待付刻,与前五种同此行世。[10](P1135)

回首平生,清点自家著述,居然只字未及《中国文学史》,可见这三册讲义,在吴梅心目中没有什么地位。

无论是及门弟子,还是后世的研究者,都称吴梅为词曲研究大家。其实,这一当之无愧的“赞誉”,还可以进一步细化。在我看来,同是词曲研究,《顾曲麈谈》、《曲学通论》、《词学通论》等“创作论”,明显优于《中国戏曲概论》、《元剧研究》、《辽金元文学史》等“文学史”。换句话说,需要广博学识以及专精考辨的文学史著述,非吴梅所擅长。当年任教北大,因课程设置的缘故,曾经勉为其难,编撰了日后遗失在海外、而又被我捡回的这三册《中国文学史》。

记得钱穆《师友杂忆》最后一章,有这么一句妙语:“能追忆者,此始是吾生命之真。其在记忆之外者,足证其非吾生命之真。”[11](P320)不只讲学南京时不追忆,流徙西南时也不提及,北大版《中国文学史》,看来没有能够成为吴梅先生“生命之真”。行文至此,平添几分懊丧:焉知我兴奋不已的发掘,不是吴梅所要刻意抹去的?即便不是刻意抹去,如此无意的遗忘,也都值得细细体味。

不想刻意拔高这失落在海外的《中国文学史》,我只把它作为一代戏曲研究大家曾经有过的“飞鸿踏雪泥”。而这依稀的印记,对于我们理解早年的文学史教学与著述,自信还有一定的意义。

作者介绍: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 100871)

范文七:[优秀作文]不该被遗忘的英雄

是谁在任何岗位上都勤勤恳恳地工作,不管是风吹日晒,还是暴雪纷飞,从不缺席;是谁一直默默无闻地为人民做好事,不管是多苦多累,也不留名。

是他,是雷锋。

他说:“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他把毕生的精力都花在了为人民,为党和国家做好事,他处处精打细算,从节约一粒粮食,一颗螺丝钉,一度电做起,从不乱花一分钱,尽量减少国家开支。人民又是找他,他从不说一个“不”字,也从不犹豫。

但他,英年早逝,在一次意外事故中不幸因公殉职,年仅22岁。

有的人活着,但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但他还活着。

有的人,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有的人,他活着是为了别人更好的活着。

就是这样一位民族英雄,这样一位解放军战士,怎能被人遗忘?!

人们常说:“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或许,你会觉得这是夸大其词,但雷锋,就是这样的英雄。

沿着长长的小溪,顺着弯弯的林径,我们是四处寻觅,雷锋叔叔,你在哪里?

小溪说:“昨天,他抱着迷路的孩子,冒着蒙蒙细雨。看,那泥泞路上的脚窝,就是他的足迹。”

林径说:“昨天,他背着病重的大娘,穿过路上的荆棘,瞧,那花瓣上晶莹的露珠,就是他洒下的汗滴。”

随着温暖的春风,雷锋叔叔已经远去,但,哪里需要献出爱心,他就在哪里。

雷锋,他死了,但他还活着,活在每个中国公民的心中;他活着,是问了别人更好的活着。

他情愿做野草,等着地下火烧,但,只要春风吹过的地方,到处是青青野草。

三月芳草迷人,春天来了。

雷锋,永垂不朽。

范文八:高考作文素材:不该被遗忘的“千年老二”

史冬鹏   国内短跨项目总被刘翔压制,30岁“高龄”带着一身伤病站上了伦敦的赛场,坚持造就英雄。   成绩:亚运会、亚锦赛、全运会、钻石联赛田径110米栏银牌   拉格斯·切赫   匈牙利游泳名将从小有哮喘病,肺活量小于常人,但靠不屑努力曾创造过五项短池游泳纪录。世界大赛上多次惜败菲尔普斯。   成绩:北京奥运会200米蝶泳、200米混合泳、400米混合泳银牌   谭宗亮   这位41岁的射击名将今年在伦敦奥运10米气手枪资格赛中早早出局。自1993年进入国家队后,多次在该项目上获银牌,   成绩:七运会银牌、北京奥运会银牌   黄珊汕   中国女子蹦床队领军人物,雅典奥运会上为中国队夺得“零的突破”,却始终与金牌失之交臂。   成绩:雅典奥运会铜牌、世锦赛银牌、伦敦奥运会银牌   中国女子射箭队   由于韩国在射箭项目几乎垄断的地位,中国女子射箭几乎每次世界大赛都抱憾而归。   成绩:连续五届奥运会射箭女团银牌

范文九:不该遗忘的胡先

不该遗忘的胡先骕读后感

中国现代生物学的奠基人胡先骕,被誉为“植物分类学之父”。早在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听说他还不是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曾说过这样的话:“恐怕还是要给,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尽管毛泽东连他的年龄都弄错了(毛说他“七八十了”,其实他才六十多岁),但读了《不该遗忘的胡先骕》(胡宗

刚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5月版),还是觉得“老祖宗”之说是有道理的。 为什么“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居然不是中科院的学部委员呢?

这首先与他的学术观点有关。1949年以后,新中国选择了亲苏反美的内外政策。于是,“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就成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在这种情况下,“不识时务”的胡先骕却在他编写的教科书中,点名批判了苏联生物学权威李森科。李森科是列宁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他提出“一个物种可以飞跃为另一个物种”的遗传理论,在学术界引起很大争议。胡先骕基于科学家的良知,在书中介绍这种情况,目的是为了让“我国的生物学工作者„„不至于被引入迷途”。但是他的做法却被视为“有严重政治性错误”,是“对苏联政治的诬蔑”(见该书第165页)。从此,胡先骕就失去应有的学术地位,直到1983年,中国植物学会在太原召开成立50周年大会,会长在回顾本会历史时,也没有提到他的名字。

其次,还与他的留学背景和政治态度有关。胡先骕两次留学美国,最终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因此被视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文革”中又增加“反动”二字)。另外,早在上世纪40年代末,他还积极组建社会党,参与起草了《中国的出路》。这个文件是该党政纲,其中说道:“如果我们不参与政治,别人将

要把与我们的意志和良心相反的制度,强加到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孙身上。”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头衔,再加上这样的观点,怎能当学部委员呢?

其实,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还有许多与胡先骕类似的人物,比如中国科学社的创始人任鸿隽和他的妻子、文史学家陈衡哲,中国政治学的开拓者张慰慈、张奚若,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陶孟和„„这些人大多是在辛亥革命前后赴欧美留学的。他们在人格上具有独立性,在学术上具有开创性,在政治、思想、文化上具有建设性,因此我认为这是中国近现代留学史上根基打得最好的一个群体。相比之下,包括留美幼童在内的被洋务派送到欧美留学的那批人,对专制统治集团有很大的依附性;而在戊戌变法以后去日本的那些留学生,则往往多有破坏性而缺乏建设性。遗憾的是,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这个群体便很快被人遗忘。这就形成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他们生活的时代离我们很近,但是他们的精神世界和思想遗产却离我们很远。于是,他们的政治选择、学术理想、精神追求和人格风范,便成了绝唱。

读罢《不该遗忘的胡先骕》,我又找来《胡先骕文存》(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出版),没想到其中有一篇《留学问题与吾国高等教育之方针》,也谈到这个问题。文章说,由洋务派送出去的留学生,最大的缺陷是不通中文,因此学成后大多从事外交或工商方面的工作;后来的留日学生,不仅品性各异,且失之于滥,能在日本高等学校毕业的很少,结果是大多数人没有高深的学问,只能进入军政界工作。看到这里,又想起五四运动以后,还有勤工俭学的留法学生以及后来的留苏学生,他们都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我认为,重新梳理并认真研究中国近现代留学史,或许可以为中国的命运和出路提供更好的解释。

范文十:我们不该遗忘的

我们不该遗忘的

2012年2日下午,我们全体学员由南京下官区领导和领队,辅导员的领队下去参观渡江胜利馆。我们在宿舍门口两班学员分开坐两辆车,走不一会儿就到了渡江胜利馆。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渡江时间为1949年4月20日晚,22日渡江胜利,4月23日南京正式解放。主要参战的“京电号”船,现在它展览在纪念馆的外面。我们在门口两个班合影后进入展馆。我在里面看到了一颗颗子弹,一把把手枪,它们告诉着我们那时的辉煌和伟大,一个个奖状,一张张证书,诉说着我们对胜利的喜悦。别忘了!当年,有多少解放军牺牲了自己,牺牲换来了胜利。当年浩浩荡荡的船支早已消失,但五星红旗仍在飘扬。它是解放军的血肉,是中国的骄傲,它也让我们知道了今天生活来之不易,让我们珍惜自己的幸福生活。

参观完渡江胜利馆后,我的心里十分沉重。我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用无数战士们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一定完牢牢记住这一段历史,记住我们英勇的解放军战士们。因为没有你们,就没有我们的新中国。

二班:玛依热·亚库甫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