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爱乐乐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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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一:柏林爱乐乐团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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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二:柏林爱乐铜管乐团的全新理念

现场播报

前些日子听了一场柏林爱乐铜管乐团的音乐会,真正感觉到了我国的铜管演奏与世界先进水平之间的巨大差距,这种差距与其说是技术障碍,不如说是整体理念的各异。

柏林爱乐铜管乐团是一支具有古老传统的室内乐团,全团12名演奏家大部分来自享誉世界的柏林爱乐乐团,这支乐团由5支小号、5支长号、1支圆号和1支大号组成,编制看似奇特,合奏效果却很惊人。在音乐会上,他们演奏了巴洛克时期、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作品,人们从中领悟到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常规概念的效果。浦塞尔的《阿卜代拉泽组曲》,巴赫的《耶稣,我的朋友》《醒来吧》是3首非常古老的乐曲。柏林爱乐铜管乐团的演奏如同教堂中的唱诗班一样,音乐浑然一体,庄重恢宏,长音和弦颇有管风琴的味道;《苏格兰舞曲》和3首《帕凡舞曲》,吹得轻松自如驾驭如飞,虽是小品却很精致。

如果说以上作品仅是一个平凡的开场白的话,那接下来的巴赫《勃兰登堡协奏曲》就是一个精彩的“亮相”,他们吹得太棒了!12位演奏家个个都是独奏家,又个个都是合奏大师,彼此呈现着技术上的亮点和音乐上的默契,丰富的赋格乐段个性十足,5支小号吹出的流动旋律如同小提琴般轻巧,而5支长号的应答、插奏及圆号和大号的衔接,都给人留下活灵活现的印象。

下半场一开始,乐团首先演奏了经过改编的比才《卡门组曲》,这个作品对他们来说完全是一种技术与艺术上的“炫耀”,整部组曲从声音、技术到音乐,无不给人以竭尽满足之感,很难相信这是铜管乐团现场演奏。马根・安德森的《三个瑞典曲调》由长号四重奏演奏,这四位长号演奏家吹出的声音,若闭着眼听完全是弦乐四重奏的声音,彼此间声音的靠拢、气息的统一和音乐的协调,一般语言无法形容。最后演奏的《格伦・米勒的故事》,这是一首带有现代爵士风格的乐曲,演奏家显现出除古典以外的另一番功夫,小号充满野性的高亢音色,长号富有韵味的连续切分节奏等,使音乐栩栩如生而富有弹性,整个乐团的合奏犹如黑人歌手和舞者的相会,自由而不失严谨,各色而不失趣味,体现出鲜活的艺术风格。

听后激动中有以下几点深刻印象。1、这个乐团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铜管乐团,他们将铜管乐器当作歌唱性乐器来理解和使用,这与我们以往对铜管的“军乐”意识和铿锵效果大相径庭。他们的小号能够像小提琴一样地歌唱(picciolo小号更如此),圆号和长号能像中提琴与大提琴一样温情,大号也犹如一个男低音般不停地歌唱。因此,他们的合奏犹如合唱,独奏犹如独唱,其整体的效果协和圆润和包容。2、他们的技术似与我们有根本的代沟之差,气息的掌握,口型的标准和嘴唇的技巧都不在一个层次上,但听得出来,他们所应用的技术和我们现有的技术有着很大不同。3、他们是真正高水平的音乐家,12个演奏员(尤以第一小号、圆号和五个长号最突出)都表现出了极好的音乐修养,每个人对音乐的理解、感受和表现都很有说服力。相比我们的铜管演奏家,哪一位在音乐修养上能达到专家的水平?我们在演奏理念上是否还未脱离“傻卖力气”的阶段?若有朝一日,中国的铜管演奏家能够在音乐上“满腹经纶”而达到深厚的修养,那将真正是我们赶超世界的最佳时机。

范文三:亚洲乐迷追捧柏林爱乐

柏林爱乐如今的声望可谓如日中天。该乐团特别是在东京受追捧的程度,最为明显。前不久,柏林爱乐以其在东京三得利音乐厅的一场演出完成了亚洲之行。三得利音乐厅常年定期接待世界上著名管弦乐团的访问演出,尽管柏林爱乐曾多次访演东京,但300美元以上的高票价,仍然不能阻挡人们观看音乐会的热情。日本人是世界上古典音乐最热心的消费者群体,对他们来说,柏林爱乐的演奏在半个世纪以来始终保持着同样的黄金水准。

柏林爱乐在亚洲其他地方的访问演出也同样受到狂热的欢迎。中国台北是另外一个对西方古典音乐有着巨大消费潜力的亚洲都市。据悉,柏林爱乐在台北的第一场音乐会,有2万听众聚集在露天的黑夜中;第二晚的演出观众多达2万5千人。据一位乐团的发言人说,拉特尔和一些演奏家们在音乐会之后穿过拥挤的人群时,受到的热烈欢迎绝不亚于摇滚巨星。去年,柏林爱乐在韩国汉城的演出票价也超出300美元以上,高票价依然阻挡不了韩国乐迷的热情。

西蒙・拉特尔,这个年轻的指挥家正在悄悄地改变着这个世界一流的音乐团体,同时也在极大地改变着柏林的音乐生活。柏林爱乐的铜管乐器熠熠闪光、辉煌悦耳,弦乐部分依然是灿烂光辉,无与伦比。在拉特尔指导下的柏林爱乐,经过三个音乐季之后,确实已今非昔比。她的音乐风格更加多元,演奏曲目更加宽泛;她与社会建立起新的联系,也为自身的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

当然,一个乐团要想对一个传统进行变革并非易事。作为德国纯艺术的非凡象征,柏林爱乐一直立身于柏林高雅音乐的制高点。在卡拉扬时期,那意味着对贝多芬、勃拉姆斯、布鲁克纳、瓦格纳和施特劳斯等人里程碑式的演绎。卡拉扬辞世后的十年, 阿巴多努力使乐团在波澜不惊之中向更加现代的模式迈进。而到了拉特尔时代,他指挥乐团演奏全新的音乐,有时甚至标新立异。他还带领乐团的演员们走进学校,甚至到监狱中去演出,把扩大影响作为他的首要选择。拉特尔使柏林爱乐不仅一直保持着在国际一流地位,而且使柏林爱乐成为具有崭新活力的著名品牌。

在柏林,拉特尔还在继续激起波澜。除去演奏激进的新音乐之外,他还以特定时期的演奏手法,让人们感受到莫扎特和早期音乐的魅力。去年9月份,他为柏林音乐节献上一台雅那切克的歌剧《耶奴发》的音乐会演出;而在感恩节,他又安排带领乐团到邻国奥地利的萨尔茨堡,演出德彪西的歌剧《佩利亚斯与梅丽桑》。

06年夏季,拉特尔和柏林的艺术家们将前往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开始其由施特芬尼・布劳恩施威格执导的《指环》巡演。6月,柏林乐团将同当地一所监狱中的犯人合作,排演一场“瓦格纳《莱茵的黄金》的模拟版本”。这可能是迄今为止最令人震惊的柏林爱乐的瓦格纳版本。

柏林爱乐最近录制了很多新的CD录音,有德沃夏克、德彪西的专辑以及英国作曲家科林・马修斯配乐的钢琴序曲。此外还有德彪西同时代的作曲家安德烈・卡普列特为钢琴部分所做具有魔力的管弦配乐,都堪称珍品。

所有这些近期发行的唱片中,最精彩的要属由英国男高音伊恩・鲍斯特里奇演唱的布里顿的3首声乐套曲。柏林的演奏家们以其超人的技巧清晰地再现了音乐的奇妙。

当然,在东京许多音像店里,西蒙・拉特尔的巨幅照片,永远都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

宫海燕译自《时代周刊》

范文四:柏林爱乐的新首席

从柏林爱乐的换首席风波

看德奥音乐在民主时代的遭遇。

2013年1月,西蒙・拉特爵士(Sir Simon Rattle)突然宣布2018年开始不再担任柏林爱乐乐团首席指挥兼音乐总监。拉特在宣布自己的决定时还不过58岁,对于一名指挥来说正当盛年,然而十余年来的高负荷、高曝光率的工作状态简直已经将这位曾经的天才掏空,特别是他在柏林爱乐乐团赖以成名的核心德奥音乐(如贝多芬、勃拉姆斯、瓦格纳与布鲁克纳等)方面几乎毫无作为―这些音乐不仅在德国音乐会听众心目中地位崇高,对于全世界古典音乐爱好者来说都是最受欢迎的核心曲目。自从汉斯・冯・彪罗(Hans von Bülow)等传奇指挥家为乐团注入演奏德奥音乐基因,他们在此后一个多世纪以来还从未在这方面如此广受质疑。人们普遍认为,在拉特爵士任内,柏林爱乐乐团逐渐丧失了自己曾经的核心竞争力与独特的声音,沦为了一支演奏技巧卓越而音乐平庸乏味的乐团。

一个有趣的事实是,1989年,首席指挥赫伯特・冯・卡拉扬(Herbert von Karajan)逝世后,乐团开始以所有团员参与民主选举、一人一票的方式决定下届掌门人,在此之前,首席指挥的选择权一直只掌握在乐团管理层和相关文化主管部门手中。柏林爱乐的“民主化”与这个国家的变化同步,与柏林爱乐大厅仅一墙之隔的柏林墙倒塌也在1989年。

一起变化的还有首席指挥的话语权,此前,首席指挥对乐团的普遍管理方式是独裁式,卡拉扬则更变本加厉,在他35年的绝对统治力下,柏林爱乐乐团被打造成了一支几乎无懈可击的“梦之队”。也正是这种独裁式管理使卡拉扬晚年遭遇乐手们强烈反弹,最终导致了二者关系的破裂。在他死后,乐手们要求以更民主的方式来讨论音乐。

而在科学音乐培训方法下,乐手们演奏水平也在不断进步,这些都让现代乐手们无法再像贝多芬时期,完全隶属于宫廷,听命某一人。在这个乐团越发强势的时代,比起独裁者,改革后的首席指挥更类似于议会中的“议长”:权威依然独一无二,但在实际权力上却等同于普通“议员”。还记得2011年拉特率领柏林爱乐来北京演出,笔者在台下观看了排练,印象最深的就是每一名乐手都可以随时打断指挥,发表自己对音乐处理的见解。

“民主”可以产生伟大音乐吗?从柏林爱乐过去13年来看,似乎这种体制引发的是艺术上的倒退。优秀的音乐需要有明确取向,这个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指挥,指挥个人要什么效果,就要抛弃很多东西,如果靠民主方式讨论音乐,间接等于音乐没有统一思想,让它变得这地方像一个人,那个地方又像另一个人,使音乐平均化,也平庸化。尤其是德奥音乐,现代乐团的表现明显不如从前。从贝多芬到勃拉姆斯,再到安东・布鲁克纳,德奥音乐有一种明显的张力,这也是其在演奏时格外强调的东西,它有时不会照顾到每个细节是不是都很完美,而是强调张力中那种一以贯之、不妥协的精神,这需要灌入指挥者清晰强大的意志。因此,乐团在选新总监时,一部分人希望选出一位更具有音乐才能的年轻指挥家,继续维持在音乐上的“民主”;另一部分人则寄希望于在一位更强势的指挥家带领下,重回卡拉扬的“独裁”时代。

2015年5月11日,柏林爱乐乐团全体音乐家集合在柏林市郊的耶稣基督教堂,在这里选出乐团未来掌门人。这个教堂对柏林爱乐来说有特殊意义:柏林爱乐大厅尚未建成时,这里是乐团的排练与录音场地,许多在今天依然广为流传的唱片都在这儿录制。乐团在这里进行投票,明显希望曾经发生在这座教堂里的历史能激励乐手们投下负责任的一票。

教堂外数十名记者焦急等候,忍受着意志力与膀胱的双重考验,据说教堂周围根本找不到卫生间。这也是柏林爱乐乐团在社交网络时代第一次大型人事变动,上一次发生在1999年6月。从Twitter到Facebook,从微博到微信朋友圈,这次换届选举简直成了全世界音乐家、音乐从业者、媒体人及音乐爱好者的狂欢。有好事者PS了一张乐团某圆号演奏员向主要候选人之一安德烈斯・尼尔森斯(Andris Nelsons)表示祝贺的推文截图,这张图令众多人士纷纷中招,接连向尼尔森斯发去“贺电”,包括《BBC音乐杂志》、大提琴家阿尔班・格哈特(Alban Gerhardt)与钢琴家郎朗。

长达11小时的讨论与投票后,闹剧般选举却以“没有产生结果”告终,令各界哗然。在柏林爱乐过去换届中,虽然也发生过卡洛斯・克莱伯(Carlos Kleiber)这样的“隐士”拒绝提名,但还不至于出现全团因为总监问题达不成一致而推迟选举。这已经深刻说明了乐团在未来前景方面产生巨大分歧,矛盾中心点集中在了两位当今最火热的指挥家―安德烈斯・尼尔森斯与克里斯蒂安・蒂勒曼身上。

拉脱维亚指挥家尼尔森斯在不到40岁年龄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已经高过前辈,没有人会怀疑在未来的音乐史上他与任何一位指挥大师相比都毫不逊色。不过,尼尔森斯最大的问题也同样在于过分年轻,指挥家本人似乎也不太愿意在这样的年龄草率入主柏林,害怕成为下一个拉特恐怕是他的主要考量。

而现年56岁的蒂勒曼和尼尔森斯不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他们在柏林爱乐如今最缺失的德奥核心曲目上同样优秀,都兼具出众的指挥技巧与丰富乐感,也都是瓦格纳歌剧方面的权威,这些都是乐团看重的特质。

不过二人的差别也同样巨大:相比尼尔森斯广泛的曲目,蒂勒曼几乎与任何乐团都只演出自己擅长但数量有限的曲目,在现代音乐方面也十分谨慎。但蒂勒曼是位血统更纯正的德国指挥家,他在艺术上的强势作风令人联想起老派德国指挥大师们,这恰恰是在卡拉扬逝世20多年后,柏林爱乐乐团的老乐手们发现自己最怀念的东西。代表乐团内部“保守势力”的弦乐声部鼎力支持蒂勒曼,他们很多在卡拉扬时期就一直在柏林爱乐,但年轻人居多的管乐声部更青睐尼尔森斯,两派人马的矛盾最终导致选举流产。   但谁也没想到,柏林爱乐在6月22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了46岁的俄罗斯指挥家基里尔・佩特连科(Kirill Petrenko)当选。一夜之间,柏林爱乐就圈定了他们的下一任首席指挥兼艺术总监,要知道在一个多月以前的那场闹剧里,佩特连科这个名字只是被当作配角捎带提起。

虽然在中文世界里佩特连科的名字并不响亮,但他在德国音乐界,特别是歌剧领域里的声望已经丝毫不逊色于蒂勒曼等指挥家。基里尔出生于俄国城市鄂木斯克,18岁移居奥地利。25岁时他成了维也纳人民歌剧院的音乐总监。2001年,他在迈宁根剧院上演瓦格纳的《尼伯龙根的指环》被评论界惊为天人。在柏林喜歌剧院任职期间,他除了演出大量歌剧外,还率领这支并不擅长演奏音乐会的乐团奏响了令人印象十分深刻的贝多芬交响曲。

佩特连科2006年2月第一次作为客座指挥与柏林爱乐合作。正如6月22日新闻发布会上一位乐手所提到的,通常当一支乐团迎来一位首次与他们合作的指挥家后,乐手们都会讨论“我们今后还要不要请他再来”,但当乐团第一次与佩特连科合作后,讨论的话题变成了“我们何时才能请他再来?”佩特连科与柏林爱乐合作次数不多,但每次都获得了极高评价,特别是2012年他们携手演绎了《狂喜之诗》,简直成为了这部作品有史以来最令人感到振奋的版本之一。2014年,佩特连科原本计划指挥柏林爱乐演奏马勒的第六交响曲,但指挥家却令人匪夷所思地以“私人原因”取消了音乐会。要知道,在柏林爱乐乐团换届之年作出这样的举动,无异于宣告自己从候选人名单里除名。

但柏林人决定“不计前嫌”,6月21日再度集结投票(这次没有对外披露集结地点)。乐团在尼尔森斯与蒂勒曼身上出现的巨大分歧已尽人皆知,因此,两人都相继宣布在这种情况下退出选举,局面反倒明朗开来。

当接到乐团正式邀约时,佩特连科当即表示同意―这位患有轻微自闭症、惧怕坐飞机的指挥家,决定要勇敢挑战音乐界压力最大的职位,驾驭最难以征服的乐团。

尤为令人感动的是过去一个多月,柏林爱乐所展示出的在艺术上的坚持原则与毫不妥协。

当尼尔森斯与蒂勒曼两位同样优秀的候选人进行角逐时,音乐家们会因为对乐团前景看法不统一各持己见,既没为早日解决争端投出违心的一票,也不会“以大局为重”,甚至不惜在外人前暴露内部分裂;第二轮投票中,乐团又没有为拖延问题选择过渡性质的巴伦勃伊姆,或为票房与赞助邀请杜达梅尔之类在艺术上尚缺打磨的年轻指挥家。

选择佩特连科,可以看出是一个抛弃了除艺术之外所有因素、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体现了乐团在面临前途命运这样重大决断时的成熟、理性与骄傲。

虽然很难判断佩特连科上任后究竟会交出什么样的答卷,但一支有着这样风骨的乐团,即便作出错误决定,也一定不会永远沉沦。

范文五:浪漫柏林,爱乐的天空下

柏林是两德统一后的德国首都,它位于欧洲的心脏,是东西方的交汇点。一座城市,就像一个女子,不一定年轻就有风情,也不一定雍容华贵就光彩夺目,一座城市的魅力,在于它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世界上,你再也无法找出第二个像柏林这样的城市,它将20世纪最沧桑斑驳的历史包容纳进,它经历过最炫目的繁华、最纷飞的战事和最冷漠的敌对,这些都毫不保留一一展现在柏林的肌理脉络中。

由于柏林是座背负了太多历史和伤痛的城市,出发前我们特意了解了历史:柏林始建于1237年,1871年俾斯麦统一德国后定都柏林。曾经,这座城市是德国纳粹希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大本营。战败后,随着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的成立,柏林被著名的“柏林墙”分成了东、西两个城市。1990年10月,两个德国统一,东、西柏林也再次合并为一个城市,隔开了希望和欢乐的“柏林墙”也随之被拆除。如今的柏林,又岂只是三言两语就可一语道尽,又岂是匆匆几天就可以看尽看透,你需要做的是放慢脚步,用心去聆听这座城市的呼吸,以及这颗“心脏”的每一次跳动。

博物馆岛,历史的回响

想要最快了解一个城市的历史和文化,最便捷的途径就是去博物馆。任何一座城市的博物馆都几乎是浓缩了这座城市的回忆、现在甚至是未来。而且,对于德国人来说,逛博物馆就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自然的教育方式——其不仅仅是公式化的展览陈列,更是犹如街心公园、咖啡馆似的生活场所。享受博物馆,是德国人的生活乐趣之一。

一直都有“艺术爱好者天堂”美誉的柏林,有着180余座博物馆。在柏林市中心有一个博物馆岛,岛上有五个博物馆,分别是老博物馆、老国家艺术画廊、博德博物馆、新博物馆和佩加蒙博物馆。因位于施普雷河的两条河道的汇合处,故被称为“柏林博物馆岛”,其建筑群是一组独特的文化遗产。岛上的五座博物馆形态各异,却又和谐统一,施普雷河从两侧流过,使它们的气势更加宏伟磅礴。当我们来到小岛上,还没有进入博物馆时,就已经被这里的景致所吸引——整洁的街道,绿树成阴,空气清新,此时连行走都是一种享受。

五个博物馆始建于1820年,并在其后的近200年间陆续修建完成,可谓凝聚了近三千年文明史的精华,同时又创造性地通过建筑组合的方式,让文明之间在交流和碰撞中形成一股新的冲击力。其中,最受欢迎的是佩加蒙博物馆和新博物馆,前者收藏的佩加蒙祭坛和巴比伦城门被印在了几乎全世界小学生的世界历史课本上,而后者珍藏的纸莎草藏品、尼安德特人颅骨也是闻名遐迩。

老博物馆建于1830年,内部的圆形大厅带有高大的圆顶,将馆内的古代艺术雕塑藏品笼罩在迷人的氛围新博物馆建于1843年至1859年;新博物馆则是为分担老博物馆的藏品太多的压力而建,整个建筑也依展览内容,同历史发展的各阶段相呼应。信步博物馆岛上的几个博物馆,发现它们有个共通点就是:越是辉煌的展品,展示空间越大,会特意留出大量的停留空间,仿佛在善意地提醒游客:与其去追赶转瞬即逝的时间,不如停下脚步慢慢欣赏下这人类和大自然的艺术杰作……

TIPS:

可以购买“博物馆联票”(Museum Pass Berlin),持有此票可以在连续的三天之内任意出入柏林的近60家博物馆了。

价格:成人19欧元,学生票9.50欧元

铭记历史,故地重游

在薄雾中的清晨醒来,享用一顿由各种面包和肉肠组成的德国式酒店早餐,精力充沛后开始今天的行程吧,如果你是一个二战历史迷,那么你不可以错过那些承载着回忆和真实记录的景点,在旅行中重温历史,让时光倒流。

威廉皇帝纪念教堂是柏林著名的历史景点之一,离柏林的动物园交通枢纽和商业街不远,所以它几乎是来到柏林的游客的必经之处。教堂建于1891年,1906全部建成。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的轰炸对教堂造成了严重破坏,虽然塔尖已被炸毁,但教堂依然没有彻底倒塌,而是坚挺地经受着风雨的考验。二战结束后,立志于反思历史的柏林人并没有特意对教堂进行修缮,而是期望以其真实的历史面貌来让国人深刻铭记这场战争给人类、给世界带来的巨大伤痛。直到1989年,才在老教堂的两侧建立了一个新教堂。此时此刻,从历历在目的战争痕迹中多少可以让人感受到当年那份惨痛的历史,连气氛都变得凝重起来。

去柏林,不能不去勃兰登堡门,正如凯旋门是巴黎的象征一样,勃兰登堡门是柏林的象征。它见证了两德的分裂,如今它又是德国统一的象征。勃兰登堡门上是著名的胜利女神四马战车,它曾出现在无数张德国的明信片上。勃兰登堡门是普鲁士国王下令建造的,这座象征着和平的大门于1791年建成。二战期间,勃兰登堡门也受到了重创,成为二战后柏林仅存的几栋建筑之一。

从勃兰登堡门出来,可以继续游览其周围的地标性建筑,比如纪念犹太人屠杀纪念碑群、总理府、总统府、凯旋柱等。大屠杀纪念碑群离勃兰登堡门不远,这是座纪念纳粹灭绝犹太人历史的最具影响力的建筑物,铭记了每一位曾被德国纳粹屠杀的犹太人。纪念碑群由2711根长短不一的灰色碑柱组成,远远望去,黑灰色的石碑如同一片波涛起伏的石林。

二战历史重游之旅的最后一站是柏林墙,去柏林墙遗迹是需要勇气的,因为那里承载了太多分离与血泪史。柏林墙经历了冷战时期风刀霜剑的洗礼,更见证了德国的分裂与统一,它的遗迹无声地诉说着当年东西德国分隔的记忆。曾经,有人为了翻越柏林墙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989年,柏林墙终于倒了,如今在东部留有长达千米的柏林墙,上面的涂鸦作品寄托了人们对自由与和平的渴望,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著名“涂鸦墙”。

TIPS:二战历史景点

? 查理检查站

地址:Friedrichstra?e 43-45, 10969 Berlin KREUZBERG

到达方式:地铁:U6,Kochstra?e?站

曾是东西柏林间三个边境检查站之一,发生过历史上著名的美苏坦克对峙事件。检查站旁边是柏林墙博物馆。

? 犹太博物馆

地址:Lindenstrasse 9-14, Berlin-Kreuzberg   到达方式:地铁:U1/U6,Hallesches Tor?站

开放时间:周一 10:00-22:00,周二至周日 10:00-20:00

现代柏林,阳光下的文艺

柏林就是这样一座有趣的城市,有历史的凝重,也有艺术和音乐的浸润,更有浓浓的悠闲田园般的生活气息。来到哈克庭院,是在一个阳光和煦的日子,作为柏林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这里没有我预想中游人如织的景象,一切都显得那样安静、平和。

哈克庭院是德国最大的院落群,一共由8个彼此相连的院子组成,建于20世纪初,位于柏林市的中心区。从哈克庭院落成的那一天起,这里就已经成为一个集住宅、办公、餐饮、生产与文化活动为一体的区域,这种功能上的组合在一百年前可谓绝无仅有。你可以静静地穿过一个个院落,沿街的橱窗里装点着个性的时装、鞋帽、珠宝等,仿佛在向游客彰显出柏林创意和艺术的一面。街角停放的自行车、安静的咖啡馆和书店,无时无刻不给人一种安静的小清新情调。深吸一口空气里弥漫着的咖啡香,让人不由自主地坐下来,久久不愿离去。

在享受过柏林的文艺气息之后,你应该去感受一下原汁原味的柏林居民区。尼克莱街区被称为是柏林最有“柏林味儿”的地方,它是柏林现存最早的街区,至今已有770多年历史,这里保存着具有中世纪风格的建筑,宛若一个宁静安详的小城。街区以尼克莱教堂为中心,四周环绕着咖啡馆、酒吧、创意小店等。傍晚时分,和爱人手牵手漫步在石子铺成的小路上,感觉一下远离了周围嘈杂的都市生活,犹如回到了宁静的欧洲小镇之中。

由尼克莱街区出来后,正好可以顺道去一下著名的东西艺术画廊,这段墙体背靠斯普雷河,曾是柏林墙的一部分,1990年东西柏林开放后,来自21个国家的118名艺术家在这道1.3公里长的围墙向着东柏林的一侧作画和涂鸦,其主题便是两德的分裂和统一。最著名的画作莫过于极富戏剧性的“兄弟之吻”,极具视觉冲击力。当沿着这里行走到靠近火车东站一端的河边时,你会发现一处沙滩,有各种贩卖啤酒和小食品的小店,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买瓶啤酒,在河边享受阳光和柏林清新的空气,很是惬意。

如果你是个音乐爱好者,无论如何都要去感受一下柏林爱乐乐团音乐厅。柏林一向被誉为“古典音乐之都”,柏林爱乐乐团的主场音乐厅,坐落在波茨坦广场附近,主体建筑是一个不对称帐篷形的建筑,内部音响效果极佳,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音乐厅之一。著名指挥家卡拉扬曾长期在此担任柏林爱乐乐团的指挥和团长。如果恰逢举办柏林爱乐音乐会的日子,你一定要去饱一饱耳福和眼福,入场券只需几欧元。

TIPS:

? 尼克莱街区

地址:Poststra?e, 10178 Berlin

到达方式:地铁:U2线,Klosterstra?e站

? 东区艺术画廊

地址:Mühlenstrasse, Berlin-Friedrichshain

到达方式:地铁:U1, Warschauer Brücke站

轻轨:S3/S5/S7/S9/S75,Ostbahnhof站

门票:免费

? 柏林爱乐乐团音乐厅

地址:Herbert-von-Karajan-Strasse 1

到达方式:轻轨/地铁:S1/S2/S25/U2线,Potsdamer Platz?站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 15:00-18:00,周末 11:00-14:00

购物,古老街道上的异国情调

无论你是正统时尚的忠实拥趸、打折购物达人还是追逐最新时尚的弄潮儿,柏林一定会满足你所有的需要。但是,柏林的购物攻略可要记得做仔细了,因为除了两个已知的最著名的购物区——选帝侯大街和弗里德里希大街,这座城市里还分布着其他众多购物区,原因其实很简单——柏林曾被划分为东柏林和西柏林,而每一个区域都有其独特的商店分布模式和不同的商品。

选帝侯大街位于曾经的西柏林,其附近的陶恩沁恩大街是著名的购物区和步行街。你可以从维腾贝格广场开始你的购物之旅,先逛下被誉为欧洲大陆最大的购物中心的卡迪威百货,这座8层高的购物中心有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名牌,一定会让你一次血拼个够。爱好文化和阅读的,可以去位于城铁沿线弗里德里希站和菩提树下大街站之间的文化中心杜斯曼书店,上下5层的空间为图书和音乐爱好者提供了丰富的选择,这座德国最负盛名的文化媒体商店每周一至周五营业至深夜。

【柏林特别推荐】

美食诱惑

典型的柏林饭菜丰盛而充满乡土气息,其中最负盛名的是柏林煎肉饼和咖喱香肠。德国猪肘子和柏林白啤酒也是柏林的特色美食。

城中绿色

除了大城市的繁忙与喧嚣,柏林也有宁静的绿洲。宽阔的绿化和水域面积、森林、公园、田园诗式的湖泊,都为消除疲劳和紧张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柏林最大的公园蒂尔加滕公园是柏林人最喜欢去的地方。

范文六:在德国听柏林爱乐排练

旅途随笔

在中国交响乐发展基金会的组织下,日前我们赴德国去听柏林爱乐的排练。

培养和提高公众审美意识,特别是青少年的审美意识是关系到民族、国家未来发展的大事。柏林爱乐乐团所实施的“青少年教育计划”正是对此的有力举措。柏林爱乐乐团行政总监罗丝伯格女士介绍,“青少年教育计划”是一系列的活动,其中最让人感动的是“深入心灵”的活动内容:面对“死亡”的命题,孩子们拿出自己创作的“死亡主题”,由乐团演奏,最后,奏出勃拉姆斯《安魂曲》。面对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少年,乐团用“6+1”的方式来了解、沟通他们的心灵,并用他们写出的关于故乡、家园、朋友等内容的歌词进行谱曲,在音乐会开始前进行演奏演唱。还有,让孩子们写出20个版本的“魔笛”等等。柏林爱乐乐团的音乐家们没有急功近利地去讨好孩子们,而是从心灵帮助开始,在与柏林爱乐乐团有了这么丰富与实际的“互动”之后,那些孩子们当中一定有大量的交响乐拥戴者,也一定会有杰出的音乐家!

虽说乐团已经125年了,但仍然年轻。来自17个国家的音乐家组成的柏林爱乐乐团,在现任音乐总监西蒙・拉特的率领下,以其精湛的演奏、严谨的管理、充足的经费等雄居世界交响乐团之首,成为世界交响乐领域的第一品牌。

6月17日晚,我们听了柏林爱乐乐团的2007瓦尔德尼森林音乐会“狂想曲之夜”。前一天上午,我们在柏林爱乐音乐大厅观看了这场音乐会的排练,曲目有法国作曲家拉威尔的《西班牙狂想曲》、英国作曲家戴留斯的《英国狂想曲“布里格集市”》、俄罗斯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的《第一斯洛伐克狂想曲》、法国作曲家德彪西的《单簧管与乐队第一狂想曲》,罗马尼亚作曲家埃奈斯库的《罗马尼亚第一狂想曲》。

作为同行,我们更看重这次排练。在西蒙・拉特挥洒自如的带领下,乐团轻车熟路地将6首狂想曲“拿下”。排练中并不是经常停顿,只是几处连接部分重复了几次,音乐厅的自然声响,乐团的声音平衡、钢琴独奏斯泰芬・休和单簧管独奏温泽尔・费赫斯的精湛技艺,都使得排练流畅、完美。这种工作中的“音乐会”很让我们受用。当乐队首席改动乐谱中的一个记号后,后面的小提琴们如同多米诺骨牌,依次起身改正,这种工作作风国内乐团是很少见的。

6月16日晚在柏林爱乐音乐大厅,由另一支优秀的交响乐团──德意志柏林交响乐团(原柏林广播交响乐团)演奏的音乐会也同样感人。1927年出生的指挥赫伯特・布隆斯达特老人完全背谱,8位低音提琴演奏家超热情的表现,好象乐团的沸腾是由低音提琴声部掀起的。幸运的布鲁克纳,他的第四“浪漫”交响曲有这样的演奏风范。幸运的8位低音提琴手,他们“沸腾”的理由是布鲁克纳提供的。

范文七:柏林爱乐的“民主管理学”

柏林爱乐乐团成立于1882年,采用合伙制,有124名成员,是世界上最民主的音乐公司之一。乐手们虽然在演奏时跟着指挥棒走,但在台下,人人都有权发表意见。柏林爱乐的合伙关系可谓登峰造极,之所以能够有效运转,原因有三个:

第一,它不大。对一支乐团来说,柏林爱乐的规模其实不算小,乐团首席(即首席小提琴手)就有四位,但它没有继续扩大的必要。这意味着,它不会像金融机构那样,结束合伙制,以方便进入资本市场和扩大规模。将规模保持在较小的水平还为参与式民主创造了条件。在个别情况下,比如投票选举新指挥,所有乐手都有资格参与。

第二,它是开放的。柏林爱乐以其强烈的“德国声音”著称,但它现在并不是特别“德国”。在该乐团23位小提琴乐手中,只有七人生于德国,其他外国乐手来自13个国家。闭关自守是可以保住现有成员的工作和利益,却会让团队失去竞争优势。柏林爱乐抵挡住了这一诱惑。

第三,它积极进取。光是争取到一个试用岗位就相当困难,而且两年试用期结束后还要争取到2/3的其他乐手的支持,才能成为该乐团的终身成员。而真正的竞争才刚开始:不仅要在乐团内争取高级席位,还要与世界其他城市的乐团争夺世界十大交响乐团的席位。

有些乐手之所以爱提意见,往往是因为想提高演出水平,不想躺在以往的成绩上睡大觉。而合同制乐团中的自由乐手,是不会关心乐团长远发展的。这不仅关乎荣誉,也关系到金钱。乐手们希望不断登上世界舞台,既是为了乐团的发展,又是为了提升自己的事业。

自治并不容易。然而,尽管存在种种分歧、尽管指挥棒在一位位大师手中传递,但柏林爱乐的演出仍在继续,乐声一如既往的动听。这是和谐的声音。

范文八:柏林爱乐音乐厅:50年非凡历程

柏林爱乐音乐厅:50年非凡历程

柏林人喜欢将50年前建成的柏林爱乐乐团新音乐厅昵称为“卡拉扬的马戏团”,这座建筑大师夏隆的设计作品具有独特的外形和构造,为人们提供了不一样的音乐享受。

柏林爱乐音乐厅——“卡拉扬的马戏团”

在50年前柏林爱乐乐团新音乐厅开幕的首场演出中,首席指挥卡拉扬(Herbert von Karajan)选择贝多芬《莱奥诺拉》第三序曲这首象征自由的音乐作品并非偶然。因为这一极富戏剧性的交响乐章让他可以更好地在公众面前展示自己,而这种展示不仅仅是通过音乐--许多现场的观众可以看到卡拉扬的脸庞,仔细观察他的面部表情变化。这是前所未有的体验。 与传统决裂

自从19世纪市民阶层的音乐文化兴盛以来,所有重要音乐厅都依照同样的规格建造:四四方方,大厅前端是乐团表演的平台,下面的观众席是平地式的。其中维也纳金色大厅就是这样一个典范,那里每年都会举行新年音乐会,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在二战期间被炸毁的老柏林爱乐音乐厅也是这个风格。1956年,建筑师夏隆(Hans Scharoun)提交的新柏林爱乐音乐厅设计方案采取了全新的概念,它选址在柏林蒂尔加滕区

(Tiergarten),风格和过去的传统截然不同:他抛弃了过去的长条形大厅,设计出一个非对称的帐篷风格建筑,而且还把原本与观众隔离开来的乐团表演区放到了观众席的正中央--就好像一个体育场,中间是比赛场地,一圈是逐级高起来的观众座席。

一代传奇指挥家卡拉扬

新建筑引起的争吵

设计者夏隆是1893年生人,在上世纪20年代是"新建筑"运动(Neues Bauen)的最著名代表人物。他曾与包豪斯风格建筑师范·德·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合作,主要设计住宅。柏林爱乐音乐厅是他的第一个文化设施设计作品。这位建筑师如此解释其独特的建筑外形:"从古至今,人们在听

到某处响起即兴演奏的音乐时,都会自动地围成一个圈,这并非偶然。这种自然而然的行为,从心理学和音乐的角度看都很容易理解,我们应该把它应用到音乐厅的设计中去。在这里,不管在空间上还是视觉上,音乐都应该处于中心地位。"

柏林爱乐乐团首席指挥卡拉扬对夏隆的这一理念非常赞赏,但其他音乐界人士,比如作曲家欣德米特(Paul Hindemith)就充满怀疑。当时西柏林的乐评人维尔纳·奥尔曼(Werner Oehlmann)就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对加强听觉效果的辅助手段表示反感:"不是每个去听音乐会的人都希望通过一种'显而易见的内部构造'发现,他所获得的奇妙听觉感受其实是一种以科学手段控制的物理性过程。这就好像没有几个观赏戏剧的人愿意坐在聚光灯下面一样。"

强化听觉效果

柏林爱乐音乐厅的内部结构独

这种被奥尔曼所批评的"显而易见的内部构造"就是一个巨大的声波反射器,是夏隆的工作人员、声效师克莱默尔(Lothar Cremer)制作的,它像一张巨大的遮阳篷笼罩在乐团演奏区上空。侧面安装的小型反射器可以将演奏的音乐平均地分配到音乐厅的每块空间上。这一装置带来的效果令观众和

批评者都感到惊叹,但并不完全令人折服。克莱默尔后来又和卡拉扬一起对音乐厅的声音效果进行了改善。在70年代初之前,卡拉扬一直带着他的乐团在柏林达勒姆城区的耶稣基督教堂(Jesus-Christus-Kirche)录制音乐唱片,直到后来这座音乐厅的声音效果和技术水平符合了这位大师的苛刻要求为止。不过,那时候夏隆的建筑设计已经被公认为大师级的杰作,并且为不少规划者提供了灵感。

国际巨星的最爱

夏隆去世后建造的室内音乐厅

直到今天,还有无数知名的独奏音乐家或是交响乐团特别喜欢选择具有独特风格的"卡拉扬马戏团"的这座"竞技场"作为自己的演出地点:除了出众的音乐效果之外,他们非常享受在观众环绕的氛围下的演出。此外,新柏林爱乐音乐厅也早已不是夏隆在肯珀广场(Kemperplatz)设计建造的唯一一座建筑:1967年,他开始建设柏林国家图书馆(Staatsbibliothek der Stiftung Preußischer Kulturbesitz)。在夏隆去世15年之后,维斯尼沃斯基(Edgar Wisniewski)于1987年实现了这位建筑大师计划已久却未能实现的蓝图,即在柏林爱乐音乐厅旁边建造一座室内音乐厅。两座建筑都是夏隆"机能性建筑"理念的最佳诠释,而柏林爱乐音乐厅则在这位大师的设计之下,成为受到全世界瞩目的建筑作品。

范文九:夏隆和他的柏林爱乐音乐厅

位于柏林蒂尔加藤区的音乐厅是柏林爱乐乐团的家园,它由德国建筑大师汉斯・夏隆于1956设计建成,是表现主义运动与有机建筑相结合的典型产物。在结构上,拒绝矩形和对称,整个建筑物的内外形都极不规则,周围墙体曲折多变,而大弧度的屋顶则易让人想起游牧民族的帐篷。它的前厅安置在观众厅的正下方,由于观众厅的底面如同一个大锅底,其下的前厅空间高矮不一,其中还布置着许多柱子、阶梯和进口,因此这个音乐厅的前厅空间形状显得极其复杂,路线曲折。初次来此的人会产生扑朔迷离、摸不清门路而丰富诱人的印象。进入观众厅内,看到的又是如同山口袋中葡萄园似的景象。听众席化整为零,分为一小块一小块的“哇田”似的小区,它们用矮墙分开,高低错落,方向不一,但都朝向位于大厅中间的演奏区。由于化整为零,一般大观众厅中常有的大尺度被化解了,呈现出亲切、随和、轻松、潇洒的气氛。全新的舞台设计将表演者置于大厅中心,四周是自由伸展的不对称的观众席。

音乐、声学与建筑三者的密切协作是柏林爱乐交响乐厅成功的关键。它在建筑上突破了传统音乐厅的“鞋盒”式形体、巴洛克式的内装修,适应现代音乐厅大容量和舒适的实际需要,建立一种崭新的自然景观的模式:管弦乐队并不处于观众厅的几何中心,而是类似露天剧场般由观众围绕。灵活的非对称的空间组织使得这一2200座的音乐厅中近90%的坐席位于乐队前侧,其中近500个座位像葡萄园台地般安排在乐坛两侧。所有的坐席离乐坛的距离均在35m之内,从而最大限度地使观众能够较好地欣赏乐队和指挥的演奏。它使演员更贴近观众,增加了亲切感。在声学上,则是根据不规则的形体,可以获得良好声音扩散的理论,建立了一个完全“随意”的不规则室形,同时借助于周围逐渐升起的听众席栏板和悬吊的巨大反射板,使听众获得足够强的早期反射声,这种形式与功能的统一,把建筑创意与声学理论的有机结合,达到了天衣无缝的程度。著名指挥家卡拉扬高度评价柏林爱乐音乐厅,他说:“在我熟悉的音乐厅中没有一个像该设计这样把观众席安排得如此理想。”

设计者夏隆是上世纪20年代“新建筑”运动的最著名代表人物,他对于战后德国有相当大的影响,并且它的精神持续不断的延伸到世界各地。他曾与包豪斯风格建筑师范・德・罗合作,主要设计住宅。柏林爱乐音乐厅是他的第一个文化设施设计作品。这位建筑师如此解释其独特的建筑外形:“从古至今,人们在听到某处响起即兴演奏的音乐时,都会自动地围成一个圈,这并非偶然。这种自然而然的行为,从心理学和音乐的角度看都很容易理解,我们应该把它应用到音乐厅的设计中去。在这里,不管在空间上还是视觉上,音乐都应该处于中心地位。”

在将柏林分割成东西两半的大墙一带,现在依然是荒凉的,特别是西侧的梯阿加登附近,即便是白天也寂寥得可怕,就在这旷野中南北对峙地建起了两座建筑物,他们都由著名建筑大师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所设计,如果说它们的形象彰示了现代建筑的两极,大概是毫不过分的。北面的一座以特异的外貌呈现于我们面前的就是汉斯・夏隆设计的西柏林爱乐音乐厅,南边则是密斯・凡・德・罗设计的柏林新国家美术馆。

由于现代建筑设计现状的多样化趋势,渐渐变得难以简单地对之作出评价了。其最显著的例证,就是这在柏林梯阿加登所呈现的了。夏隆和密斯虽然相差七岁,但都属于十九世纪末诞生的同时代的德国建筑师,在20世纪20年代他们是主张革新的建筑家小集团“环之会”中的伙伴,1927年维森霍夫住宅展览会上一起展出过作品,后来由于纳粹上台的政治变动,一位被迫沉默了,一位则不得不流亡国外。他们两位对有朝一日还会有作品碰在一起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尽管音乐厅和美术馆在用途上全然不同,不过这两幢建在一起的建筑对比的强烈,实在是比所谓不调和还要厉害得多。

这―方面象征着现代建筑的多样性,同时也可以说是德国人流露于造型感中的二元性表现的明显例证。借用尼采式的语言,简直可以说是狄奥尼修斯(酒神)和阿波罗(太阳神)那样,完全是两个极端。根据这样的推论,固然可以对夏隆和密斯的作品作兴味十足的解释,不过如果扩大到整个现代建筑领域,则是不完全适用的。

就密斯的设计来说,在20世纪的建筑发展进程中,是容易找到它的轨迹的,而形成其个性的种种情况也比较容易理解。可是对于夏隆的设计就未必那么容易了。对于战后夏隆的复出,一般有一种认为是表现派遗风的议论,但这只是浅表的印象之论,因为表现派的设计是正面地反映其明确的造型意图的,而在战后夏隆的设计中,并无此类感觉。

柏林爱乐乐团,是柏林市民的一个精神堡垒,是在全世界引以自傲的组织,所以这座交响乐团专用音乐厅的建造,必须成为柏林的伟大的纪念碑。夏隆本人在设计中应该说也是从未须臾离开过这一宗旨的。但是,完成后的音乐厅,却是与过去的所谓“纪念性”的概念相去甚远。这一点与爱岗・爱尔曼的教堂比较一下就明白了,直接就设计在残留的废墟上的威廉二世纪念教堂,酣畅地发挥了新的手法,是一座表达了新的纪念性造型意图的建筑,与其相比,夏隆的音乐厅在视觉上的纪念性完全是淡薄的,外观看去只是觉得奇怪,并无别的感觉。可是,如果有那么一个夜晚,你上音乐厅去听一次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奏,就会感到这座建筑的充实的意蕴了。因为在众多的音乐厅或歌剧院中,从未见到有如柏林爱乐音乐厅那么使音乐和建筑联系得那么紧密的。在这儿就算我们可以否认其为“建筑”,但却无法否认它是“音乐厅”。“……物质的形态,不是由外部决定的,应该从其本质中发现……”这是雨果・海林在其有关有机建筑的论述中阐明的。汉斯・夏隆对自己的设计方法说得很少,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他继承了亲密的前辈,曾一起留在德国罢笔隐退的海林的哲学和理论,从而形成自己的方法论。在空间构成时,比起造型效果来,海林更重视追溯创造的过程,从中探明人性的根源,这一立场也许可以说是反历史主义的。这样的方法远离了古典定义和形式主义,是一种从自古以来强烈支配着建筑空间构成的几何学形态向着完全的自由而转变的方法。即使是独具慧眼执着于有机建筑的F・L・赖特,除了他那出色的造型效果外,也没有真正逃脱设计方法中抽象的几何学形态的魔法控制。就夏隆来说,历史性的样式,就是在几何空间支配下所形成的各时代的形式原理的表现。从这一认识出发,海林和夏隆不能不对国际式进行否定,他们确信只有从空间和造型的自由度中引导出来的东西,才是现代的新的美学发展。    夏隆的设计虽然是以超越全部历史成果的高度为发端的,但是在其中却流动着强烈的历史意识,例如建筑空间构成中的规则形和不规则形的问题,海林认为在自然界中真正几何形的东西极少,由此而引伸出有机的建筑决不该受几何形态所支配的理论。夏隆则在一切建筑中都不抱有形态上的先入为主的观点。与这种做法相反的是塞尚的完全对立的见解:自然界就是由几何学形态复合而成的。塞尚的见解,作为20世纪前半叶强有力的造型观念是众所周知的,勒・柯布西埃等人可以说就是受其最大影响的人。

促成CIAM(现代建筑国际协会)成立的拉・沙拉会议上,柯布西埃和海林有理论上的对立,赞成柯布者较多,从而决定了后来世界建筑设计的方向。而海林的理论仅局限在德国少数以他为中心的学者中,应该称之为有机的功能主义的海林的理论,直到最近还鲜为国外所知,在德国国内也是好不容易才流传下来的。CIAM秘书长吉迪翁在《空间・时间・建筑》一书中,连功能主义这个词也不用,继续无视海林及其伙伴们的存在,二次大战后CIAM崩溃而开始探索新方法时海林的理论和夏隆的设计作品才急转弯似地被刮目相看。这当然不是表现派亡灵的再现,实际上只是20世纪20年代成果的一部分被重新发现而已。

建筑最根本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如果不是妄断,不存偏见的探问,是能逐渐理解夏隆所追求的方法的。在夏隆的建筑中,没有结构,没有组织,没有材料也没有技术,有的只是物质要素和空间,就连作为现代象征的工业技术的成果,也决不暴露出来,整个不过是一个被用来满足人的需要的空间罢了。钢铁、玻璃、混凝土层屡作为现代建筑的特征被例举,但这只是以科学技术或工业发展来象征“现代性”的一种形式主义。夏隆则完全排除了这样一些象征主义的考虑。

夏隆从所谓“物质”和“空间”这一最根本的原理出发,发现了形成有机的功能主义的方法。所谓有机,从海林的Organ Werk出发是一个概念,与他的“自然的”这一点应明确予以识别。常常有称模拟自然为有机的场合,这恐怕是最值得警惕的见解。

在他的建筑空间,物质与空间呈现一种相当紧张的关系,不过那是作为彻底的人的生活与行动的场所来构成的,所以不是作为仅供观赏的对象,内部空间的功能影响到外部形体,外部的形态是通过与内部密切相关的构成来决定的。虽然依据功能上的形态来考虑,但又不是由单纯的功能要求所形成,夏隆的这种把握功能的方法,是非常独特的。

据夏隆所说:“对于物质及其用途的关系,如果有意识地使之适应,这一意志所赋予的有目的性的想象力就发生作用。被选择的解决方式的多样性和即便一时性的略带预言性的样态,就会赋予这些作品以运动的引起兴奋的力。”因此,设计前的考察应有相当的分析,而设计则是总括性的。

海林在建筑构成中分为“功能工作”和“外形工作”两个阶段,主张在“功能工作”阶段,不怎么表现个人特征,可是在夏隆的柏林爱乐音乐厅设计所见,却是非常独特的功能满足,因此海林使之模式化的两个阶段的工作,对夏隆则是不可分割的。夏隆在使功能满足方面属意于形成一种,也可称之谓“环境空间”的东西,而且在追求这一点时抛弃了一切形而上学的诡辩,非常实际,这是一个很大的特点。这大概也可以说是最好地表现了视觉上的不连续性,只有这种排斥了常识上的形象联想的视觉不连续性,才是空间、时间合一的造型。抛弃支撑着整个古典型空间概念的规则形的技法,导入了动态空间要求的不规则的非连续性,由此不停地给人们以紧张和刺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吉迪翁的宗旨“时间――空间”的最巧妙的实例,正好出现在夏隆的建筑中,吉迪翁无视这一事实,也许正是与海林论争的余波吧?在表达柏林爱乐音乐厅的最初构想的夏隆的草图中,正中画着一个圈,这既非柱子也非孔穴,在夏隆设计交响音乐厅时,只有音乐占据着空间的中心,他本人对该音乐厅的设计意图作过如下叙述:“……在城市中心对于所谓音乐问题的解决,历史上曾有过若干先例(例如希腊的剧场或者阿姆斯特丹海波音乐厅等)。在音乐即兴创造出来的场合里,人们是否会一致集合成一个圈儿?这样的设计,今天在空间上和技术上正在实现,是有赖于声学的发展的。乐队并不处于空间的正中心,但指挥台却被成阶梯上升的一排排座位所包围……”

听众围着指挥台和乐队的形式,决非新的东西,也许是来自人群围着街头音乐家这样一种朴素的原形,现在在欧洲还留存着几个古代音乐厅的遗构,可是它们都是马蹄形楼厢,并末考虑充份的音响效果,从声学上来说,将天棚和台口做成反射板是有效的,因此音乐厅与剧场一样,将舞台和观众席分为二个区域的形式已成主流。夏隆却向这类现代倾向进行挑战,其主要理由是“为了给音乐厅以某种亲密感”,他认为“只有这种亲密感,才可能使每个人在参加音乐会时直接起着共同的创造作用。”

这样处理所形成的演奏厅,与历来所见完全不同,台阶式观众席正如有人所说是从莱茵河畔的葡萄园受到的启示,我们看到的独特的构成,其各部分不仅在视觉方面,而且也是考虑了音响才决定的。乐队和指挥被听众团团围住的音乐厅,在开音乐会时更有生气,而且人们对设计者的意图有了更清楚的理解。该建筑与其说是为了看毋宁说是为了听。参加音乐会,所谓听,就是“对乐队和指挥的行为,从本质上和动作上用各种观点来观赏”,所以,“音乐厅内的气氛是至关重要的。”

在柏林爱乐音乐厅这一引人注目的独特的空间中,演出的照明效果具有极大的独创性,巧妙配置的灯光,“可以随着音乐会的变化而变化的大厅设计的整体综合性,乐队的反射板设计成具有适当的照度,照明光源将光线从墙和天棚上部倾泻下来。”照度的明暗变化可以创造出各种韵律和调子,构成一块块观众席的各个墙面,将听从划分成多个组群,所以从演奏的角度来看,就减少了由于听众集中所造成的压力,这一点显然和古典的圆形剧场有很大不同,由于这些墙面,观众席那可怕的黑暗也没有了,光的这种微妙的表现,并非仅靠照明灯具及其布置就能办到的,这里天棚、墙面不仅对音质有用,同时它们也是作为光的反射面来考虑的。    不管怎么说,这样的建筑形式,是由于夏隆对音乐和听众的深刻理解和热爱,而得以实现的,正如夏隆自己说过的,是近年来声学的进步。该音乐厅的音响设计由罗塔尔・克莱迈尔教授担任。从这一建筑独特的平面中,很容易想象,声音的分布并非均质化的,譬如乐队后方的座席,虽然可以看清指挥的表情是颇受欢迎的席位,但这儿却看不到独唱演员的脸,声音方面也很不利。不过尽管具有这样那样的矛盾,仍断然采取了如此独特的设计,是因为想试一试历来从未出现过的生动的空间构成。由于声学上的要求,乐队两侧的墙,一部分接近于垂直,但这儿已是平面上的收头,尽管接近乐队仍设有高处的座席。给外形以巨大影响的天棚的形式,是出于使后部座席音响均匀而决定的。为了更好的音质效果,多块锥形反射板被安置在乐队正上方直到靠两侧的地方。作为音响设计的基本构想,高频和中频混响时间宜控制在2秒,柏林爱乐音乐厅所取的正是这个值,低频通常显示出较长的混响时间,不过这对音质的正确的平衡没有多大影响,墙和天棚的设计,主要是考虑高频和中频的混响而决定的。

音响设计在今日的音乐厅中是当然的课题,过去设计巴黎歌剧院的夏洛洛・加尼埃,虽然倾自己的全力进行设计,可是传说他曾无可奈何的说过,要知道声音的效果,只能在开起音乐会来以后。在现代,这种事是多半不会发生了。可是无论如何提高音响效果,最后,作为一个音乐厅,仍然还有能不能得到大家共鸣的问题。

夏隆对这么大量人群集中的建筑的功能和性格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他从对这些问题的历史考察中得到了结论。例如,夏隆曾举维洛伊特的剧场为例,它反映了当时社会上人群的阶段构成,所以夏隆指出那是基于双重意义的功能的设计。就是说,池座是为平民百姓而设的,根据情况也可以成为演技的场所,观众由于自己参加到民间舞蹈中去,在演出中起着积极的作用。占据楼座的阶级,则可以开心地观赏下面生动的表演。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夏隆设计新的柏林爱乐音乐厅的部分设计意图。爱乐乐团以前由富尔特凡格拉率领,现在由于迎来了名扬全球的卡拉扬担任常任指挥,柏林市民和音乐厅结下了更深的不解之缘。柏林市民戏称音乐厅是“卡拉扬的小马戏场”。卡拉扬自己也特别关注这个夏隆的音乐厅,从建设开始据说就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听说要买到这音乐厅面对指挥的座席是最困难的。

观众休息厅和衣帽间的设计也处处显示着夏隆处理辅助空间的逻辑。盛装的人群休息时在休息厅广泛的社交来往,对于外国人来说是一幕生动的活剧,而像是专供观看这一幕而设的廊子和通道,设计得很巧妙,与观众厅的紧张相反,这里的设计旋律是松驰的。即便处于无人状况下的休息厅,尽管各部分都引人入胜,但总觉得是不那么容易亲近的空间。

站在指挥台上环视四周,那是一种从图画和照片上无法想象的景象,观众席是巧妙而统一的,秩序井然,完全没有那种看平面图后想象的不规则感,在座席上瞧见对面时的那种不平衡感也消失了,真是不可思议,令人惊叹。即使不是卡拉扬,对于任何指挥家来说,都是他们憧憬着的舞台。直到今天,还有无数知名的独奏音乐家或是交响乐团特别喜欢选择具有独特风格的这座“竞技场”作为自己的演出地点,除了出众的音乐效果之外,他们非常享受在观众环绕的氛围下的演出。

一般来说,统治着今天的建筑的是垂直和水平的线或面,但在这个音乐厅几乎看不到。可是水平和垂直在线和面中不作为一般的而作为特殊的手法仍在运用,依仗这样的手法,形成了样的统一感,应该说是功夫非浅。另外,在大厅内部地面几乎都是斜面,观众席的地面也并非水平的,而是稍许向中央倾斜,这种微妙的变化,在整体上看不出来,只看到全局的统一,这也许就是解释这音乐厅秘密的关键吧。不从造型的异样出发,只根据空间构成的基本事实重新研究,我想应该是可以发现和新的功能相称的空间理论的。

范文十:悲壮哀婉的爱国乐章——《柏林之围》

悲壮哀婉的爱国乐章——《柏林之围》

杨昆朋 2012级文院3班 2012014534

以普法战争为题材的《柏林之围》是十九世纪法国小说家都德的短篇小说代表作,小说

以1870年爆发的普法战争为背景,作者应征入伍,目睹了法国战败的惨状,受人民的爱国

主义精神所感染,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于是创作了不少爱国主义的短篇小说。《柏林之

围》就是载誉世界的一篇高昂悲壮哀婉动人的短篇小说。

小说的构思颇为新颖,将宏大的历史题材和深刻的思想感情建构其中,通过一个老军人

儒弗上校晕死复活、猝亡的故事,把巴黎被普鲁士人围困、攻陷的残酷现实与儒弗上校想象

中的法国大胜、围困柏林的胜利情景对照起来,表现了主人公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又使文

章具有哀婉动人的悲剧色彩,使人在对照之中产生强烈的爱国之情。

小说的悲剧性就在于它的崇高与悲壮,胜利的想象和残酷的现实形成的强烈对比酝酿出

激昂的情感。小说的主人公既不是笔者“我”,也不是韦医生,而是我从韦医生的口述中听

来的故事的中心人物老军人儒弗上校,儒弗上校是一个悲剧的英雄,“拿破仑帝国时代的军

人,在荣誉和爱国观念上是个老顽固”,这样的一个老人却怀着一颗爱国的赤子之心。此时

的儒弗上校是一个80多岁的中风病人,小说就是通过病人儒弗上校在巴黎被围的残酷现实

中,以想象中的法军攻克柏林的胜支撑生命,而在真想大白时即身亡的悲剧性的讲述,来表

现主人公的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怀。小说以小见大,将人物的命运和国家的兴亡联系在一起,

在故事的悲剧发展中,在巴黎的危机不断加深中,儒弗的爱国主义不断高涨,他的形象也就

愈加高大。上校儒弗的病情加重、好转以及最后的死亡都是随着普法战争的不断推进而发展

变化的,他的身心全系与对国家的忧患,小人物的言行变化建构于国家的宏大战争中,使得

故事既高昂激进又哀婉动人,小说的悲剧性艺术也就更加突出。

小说首先交代了主人公儒弗上校的身份、志向和突然中风昏死的原因,作者和韦医生沿

着“被炮弹打得千疮百孔的墙壁、被机枪扫射得坑洼不平的人行道,探究巴黎被围的历史”

时,医生指着“阳台上关着的四扇窗子”,向作者介绍了他曾在这里诊治一个突然中风的病

人的情况。这一简要的战争残迹的介绍,点出了故事发生的背景的同时,为巴黎被普鲁士围

困攻陷的悲剧气氛做了很好的铺陈,也为作品的结尾埋下了伏笔。儒弗上校在爱国观念上是

一个“老顽固”,他时刻渴望着祖国的胜利、强大,所以在战争一开始片搬住在阳台的房间

里,想着参观自己军队凯旋而归的仪式。这一细节的描写勾勒了上校仇敌爱国的纯真感情,

也是结尾上校抱恨而死的悲壮气氛的伏笔之一。威桑堡战败的消息,如闷雷滚心,使上校的

期望完全破灭而昏死过去,使文章突生波澜,进一步增加了悲剧气氛。小说开头的描叙给读

者造成了许多疑问,因而设置的悬念一开始就紧紧扣住了读者的心弦。

接着,小说别开生面地写了上校的孙女在法军节节败退和巴黎被围期间,与韦医生一起

编造法军不断取胜直至围困柏林的战报,使上校病情日益好转的情况。误传的雷舍芬战况使

儒弗上校复活,当举国欢腾的声浪钻进了他的幻觉里时,却像一支强心针射进了他瘫痪的躯

体,医生认为“根本无法治好的”“地地道道的严重的半身不遂”,却奇迹般地有了转机,竟

然“两眼有神,舌头也不那么僵直了”。上校在沉重的失望之后又看到了希望,进而说明他

的病情好坏的变化,完全取决于战争胜败的消息,他与祖国是同呼吸共命运的。而他的孙女

为了让祖父保持着这个使他复活的幻想,决心撒谎,她强咽下眼泪,压抑着深沉的忧虑和难

言的苦衷,向爷爷编造着法军“向柏林进军”“挥戈直向波罗的海海滨地区”等捷报。这位

曾经驰骋疆场的儒弗上校,在幻觉中渐愈而且欢喜熟练地预见战事的发展,然而在现实中普

鲁士军队却日益逼近巴黎,直至巴黎临近沦陷,严寒袭地,大炮击城的苦困的境遇中,小孙

女在在医生的帮助下对爷爷静心照顾,更充分表现了她刻苦自励的精神和祖父真挚的爱。作

者对祖父和孙女的心理活动交替描写,重写巴黎被围之苦,次写上校的言行,进一步烘托了

悲剧气氛,孙女与祖父的形象再次映照,使小说的悲剧色彩更为鲜明强烈,逐步达到故事的

高潮。

然而在巴黎陷落的日子,儒弗上校仍处在幻觉中,在他的幻想里洋溢着法兰西民族的荣誉感和爱国主义的激情。由此,一种突如其来的生命力,不仅使他站了起来,并且穿戴齐全,走到阳台上。他似乎完全康复了,但正是这个时候,他的生命也走向了重点。现实展现在他面前的不是法兰西的凯旋,而是普鲁士的进军,这一晴天霹雳击毁了他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他在猝亡的刹那,情不自禁地高喊:“快拿武器„„快拿武器„„”,他挥着手臂,踉踉跄跄,像在疆场上一样倒在阳台上,悲愤地死去了。故事由此到了顶峰,与小说的开头遥相呼应,高昂悲壮的结局催人泪下,那“快拿武器”的呐喊更是给千千万万的亡国奴增添了无尽的力量。

《柏林之围》的构思相当新颖,作者把个人悲剧与祖国悲剧统一起来写,而祖国悲剧是个人悲剧的成因,个人悲剧则以祖国悲剧为转移。主人公与祖国休戚与共,个人悲剧与只不过是祖国悲剧的具体和缩影。精妙的构思产生了强大的艺术效果。同时,作者巧妙地安排“柏林之围”这一主人公虚构的假象和“巴黎之围”作为并行的线索去写,主人公的病情变化则紧紧连接着两条线索,“柏林之围”是明线,而“巴黎之围”是暗线,整个故事显得交错复杂而又有条不紊,由此突出了浓厚的悲剧气氛,形成了哀婉的故事情节,更加凸显了主人公对祖国之爱的赤子之心。这对当时那些委曲求全、无所作为的所谓的大人物莫不是一种巨大的讽刺,汇成了一部高昂悲壮而又哀婉动人的爱国乐章。

《柏林之围》是一部爱国主义的杰作,在世界的短篇小说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小说洋溢着爱国主义的情怀,演奏了悲壮哀婉的爱国乐章,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儒弗上校以及像他那样的法国人民的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