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之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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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析】治国之重器

【优秀范文】治国之重器

范文一:法律是治国之重器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的一个新颖且重要的论断,良法的概念也是首次在党的重要文件中被提出。

从根本上来说,“良法善治”是法治的本质,也是法治精神的基本特征和内在属性。从二者关系来说,“良法”是法治的价值标准和理性追求,“善治”是法治的运作模式和实现方式,“良法”与“善治”的有机结合,构成了现代法治、尤其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精神和精髓。依法治国必须是“良法”,亦即体现和反映人民利益和意志的法律;此外,良法还必须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法律,只有符合中国现实情况的法律,才能被人们从内心信仰。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法治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有力保障。法治和改革是当今发展的两大主题,是当前的时代潮流,改革必须在法治框架下进行,这样才能对改革形成保障。只有依靠良法善治,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目标才能得以完全实现。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浪潮中,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良法善治的价值追求与核心理念。通过良法善治的“顶层设计”,形成制度化、常态化的政府决策机制,实现科学决策、民主治理,推动中国社会实现公平正义,最终完全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良法善治,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前提。市场经济,其本质上就是法治经济,而成功的市场经济,更是一种法治经济;只有立良法以行善治,才能进一步实现制度松绑,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释放市场力量。让良法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充分发力,规范市场行为、维护市场秩序,让良法成为所有市场主体在经营活动中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通过法治规范市场竞争秩序,使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参与竞争。

良法善治,是推进公民创业创新与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力来源。良法善治的一个重要作用,在于开放资源,使得市场主体处于一个竞争均等的环境之中,对于我国创新能力不足、创业环境相对恶劣的现状将会产生较为明显的激励作用;更重要的在于,良法善治的推行,将使得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增强改革的执行力、普及性和权威性。

成就伟大事业,需要坚强的领导;实现宏伟目标,离不开正确的指引。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征程中,党是最坚强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是最根本的保证,党的作用是最大的法治优势。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决定,开宗明义地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列为首要原则,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体现了坚持党的领导和发挥党的政治保证作用的高度统一,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

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党的领导地位由宪法确立,这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反映了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取得的成果。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核心,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政治保证。从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从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到把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建设法治中国的历史经验充分证明,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治国、厉行法治,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充分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法治化才能有序推进。

执政兴国,关键在党;依法治国,核心在党。当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深水区,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更加繁重,风险挑战困难前所未有,法治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充分发挥法治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是我们党贯彻落实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具体体现,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需要,也是党在新形势下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有效途径。按照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决策部署,遵循“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原则,就能实现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有机统一,不断提高党依法治国的水平,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党对自身提出的更高要求,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寄托着亿万群众对执政党的殷殷期待。依法治国关键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适应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治国理政的需要不断提高依法执政水平。一方面,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需要提高认识、率先垂范,带动全社会尊法、守法、用法,把党的政治优势、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另一方面,健全和完善党领导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的要求落到实处。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这是执政党的自觉担当,也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党内法规既是管党治党的重要依据,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力保障。依法管党治党,离不开全体党员对党内法规制度的严格一体遵行,也需要加大党内法规备案和解释力度,注重其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提高党内法规执行力,建成一套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运行有效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同时,通过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干

部队伍、把法治建设成效纳入政绩考核、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依靠广大群众参与和监督等一系列“组合拳”,确保党的肌体纯洁健康,党和国家事业充满活力。

志之所趋,无远勿届;志之所向,无坚不入。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励精图治、团结奋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宏伟蓝图必将一步步变为现实,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有力保障。

范文二: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 良法是善治之前提

法政学院 法学155班 15123514 黄蓉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 良法是善治之前提。这句话有着很深刻的历史渊源,也对我国当今的法治社会发展和实践影响深远。

借鉴历史,有利于反思当下。早在古希腊时期,希腊的人民便十分尊崇法治。法律像酵母一样扩散到希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而对这种尚法风气形成重要作用的是立法者的立法及实践活动。可见,当时的执政者已经十分重视立法工作的进行。这点,对世界各国的立法,执法,司法有着开篇式的重大意义。然而,光有法律是不够的,还必须有良好的法。当时的执政者德拉古实行改革,但是并没有反映平民的愿望,而是对平民相当的苛刻,因此除了死刑,其他的法律条文已经没有人愿意执行了。这一点,对当代同样具有警醒意义。良法对于中国的稳定发展很重要,建立的良法十分迫切。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全会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这就是: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

全会更明确的提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 要使法律富有生命力,必须要严格落实。我们可以将之解读为,好的法律应该是从立法开始,坚定不移深入的保障和促进人权。要把公正、公平、公开原则贯穿立法全过程,完善立法体制机制,贯彻宪法的基本精神。好的法律,是体现人民意志的法律,以法的理性形式,又能体现法的人文关怀,才能得到人民的普遍遵守。同时,我们也需要一个有公信力的政府,就需要建立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既能监督公民的日常生活,又能为公民提供优质的服务,完善法律的实践过程。然而,这只是一部分,更多的需要落实的法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各个环节,曾面中去。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法律在一国的重要性。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内容,深刻的影响着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生活。

范文三:士者:国之重器

“科学春天”育人才

谈到留学30年,离不开“科学春天”的到来,30年前,即1978年的3月18日,党中央召开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全国科学大会,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等重要论述,澄清了长期束缚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理论是非问题,打开了“文革”以来禁锢知识分子的桎梏,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大会的召开吹响了向科学进军的号角,标志着我国科学技术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中国科技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时任中科院首任院长、86岁高龄的郭�若在大会闭幕式上发表了充满诗意的讲话――《科学的春天》,他满怀激情地说:“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

全国科技大会召开的时候,我还在中科院长春应化所工作,我们所派了代表参加大会,代表们回来传达了大会的盛况,我们的兴奋心情难以言表。我深切地感受到科学春天带给科技人员的欣喜,因为知识分子在“文革”期间一直被称作“臭老九”,科技不受重视,科学院的很多研究机构在“文革”期间被解散,人员被下放,科学研究基本停顿。所以这次大会也同时焕发了科技人员为国家科技发展作贡献的前所未有的积极性,是中国科技人员、知识分子的一次新的解放。

那一年我正准备报考研究生,那是研究生招生制度刚刚得以恢复后的第一届考试。这次考试更让我强烈地体会到一种热潮,那是整个社会对知识的渴望热潮,对科学的尊重热潮,对人才的尊重热潮。由于“文革”期间研究生停止招生,并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研究生”在当时还是很新鲜的一个概念,而且当时还没有建立学位制度,因此研究生没有硕博之分。初试过后,我到北京参加复试,之后在北京入学。读了3年拿了硕士学位后,我又接着读博士学位,那些年给我的整体感觉就是,知识分子又焕发了生机和活力,重新回归“人才”的行列,成为国家科技发展的主要角色。

1985年初博士毕业后,我又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和著名的美国喷气推进实验室做博士后和访问学者。1987年10月底我回到国内,在中科院化学所从事自己喜爱的科研工作,开拓自己的科研领域。刚回来时,周光召院长批给我25万元实验经费,所里又借款资助11万元,凭借这些资助,我的实验很快就与国外的研究衔接上了。从此开始了我在国内创建实验室,培养研究生的生涯。在当时我那个年龄段,我不但上大学、读研,还出国深造,算是被“文革”耽误的一代人中的幸运儿。可以说,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与祖国兴衰紧密相连。

谈到留学30年,不能不提到继科学大会之后当年的6月23日,小平同志在听取清华大学工作汇报时发表了具有战略意义的“关于扩大派遣留学生”的重要讲话。这一重要举措,不仅使我国的科技发展水平迅速在一些方面赶上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同时,通过大批派遣优秀人才出国留学,为我国改革开放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如今,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已经成为各个领域的中坚力量。

仅科学院,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百人计划”项目累计引进和支持了优秀人才1200多人:组建“创新团队国际合作伙伴计划”35个,共聘“海外知名学者”224人;实施知识创新工程以来的10年间,中科院向美英德法日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派出各类留学人员3491人,其中2887人学成回国。多年来,通过这些人才项目的实施,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研成果,促进了科技布局的调整和学科发展,提高了中科院人才队伍整体科技创新能力,培养造就了一批领衔的学科带头人和战略科学家。据统计,在中科院现任的院长和研究所的所长中,95%以上都是优秀留学回国人员。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我们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必须坚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必须坚持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思想,必须坚持把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方针,必须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为了更好地给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人才保证,中央决定进一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

人才,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留学人才更是党和国家极为重视的一部分。

曾经的“留学功勋”

初期,以钱学森(1955年回国),钱三强(1948年回国)、李四光(1950年回国)、华罗庚(1950年回国)、黄昆(1951年回国)、赵忠尧(1950年回国)等为代表的一批爱国学者,饱学之士,满怀献身于新中国科学事业的报国之志,克服重重阻挠,从海外回到国内,从零开始,搭建科研平台,组建科研队伍,全身心致力于国家急需的科技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他们作为真正的科技领军人物,在科研一线身先士卒,堪称新中国一代科学巨擘。

不能忘记的不仅是这些科学家的功勋成就,还有他们之所以能成为一代科学巨匠的原因。

首先,百废待兴的时代特征激发了领军人才的爱国情怀。旧中国山河破碎,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辱,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封建社会的闭关锁国,导致科技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落后就要挨打,强烈的民族自尊使得一批爱国志士选择了科技救国的道路,他们在获得赴发达国家学习的机会(如庚子赔款资助留学)后,时刻不忘学成后报效祖国,以科技帮助中华民族摆脱外来欺凌,这种带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爱国情怀能够激发无穷的力量和无畏的豪情。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动力的驱使,也使得这些学子摒弃了一些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利于科技创新的东西,他们追求科学的真谛,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精神,养成了求真务实的严谨学风,掌握了报国的本领。

其次,国家的迫切需求为领军人才的脱颖而出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建国初期,国家百废待兴,优秀留学人员刚回国就有成就事业的广阔舞台。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祖国的需求便是最高的职责。在这种信念的驱使下,在那个年代回国的青年学子,很快适应了国情,他们不顾艰苦的条件,纷纷投入科技强国的行列中,成为某一方面的领军人物。尤其是当时参加“两弹一星”研究的科技元勋们,更是急国家之所急,以一种非凡的自信,在国外封锁、国内知识技术欠缺、物质条件贫乏的困境下,攻克了许多科学技术难题,谱写出科技创新的壮丽篇章,也正是这些符合国家利益和战略需求的重大科技任务锤炼了他们,使他们成长为科学巨匠。

另外,正确的价值观和崇高的社会地位为领军人才提供了精神和物质保障。科学家首先是人,既有物质的追求,也有精神的追求,而往往后者要大于前者,在科学技术水平极端落后的当时,从中央到地方,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的民众,无不从心里充满对科学家的崇敬,

处处体现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科学家不仅享受因成功实现自我价值而带来的喜悦和自豪,还直接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人民最敬重的和国家视之最宝贵的就是这些科学家,这不能不说是对他们的巨大鼓舞和激励。科学家把献身国家、献身科学作为自己的崇高责任,而不仅仅是当作“谋生”的职业。

当然,那时他们的工资待遇也是相对很优越的。上世纪50年代,在专业技术人员的工资标准序列中最高级别的工资(320元)是最低级别工资(28元)的近12倍。在大跃进引起的大饥荒之前,党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降低国家机关三级以上党员干部工资标准的决定》文件,规定在那次降低工资中,教育、科学工作者的工资标准一律不降。

还有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和当时集约化的管理体制促进了原创性和集成性创新成果的产生。随着西方科技思想与先进技术的引入,中国学术界借鉴其科学价值理念,逐渐形成严谨,平实,民主的学术风气。正是这样的学风保证了一种纯净的学术环境,使得科学家的最大价值得以实现。虽然当时没有足够的科研投入,但以有限的财力投入,开展意义重大、最符合国家利益的科研工作。国家领导人亲自组织专家对拟开展的重大科技项目进行反复论证,领导制定研究计划和路线,采取与实施重大科技攻坚相适应的科研管理体制,集中全国优势资源,确保重大科技创新目标的实现。在科技目标遴选、科技项目的研究和管理中,科学家既是科技规划的策划和制定者,又是实现科技创新具体目标的组织和实施者,国家领导人都要求自己努力当好科学家的“后勤部长”。

期待更多的“科学大师”

中国老一辈科学家为中国的科技事业发展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一提起他们的名字,国人无不肃然起敬。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后,经济发展迅速,科技投入不断增加,如何才能出现更多的科学大师领军人才?我认为:

第一,尽快改进和完善科技评估体制。对科研项目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和评估是完全必要的,但当前的一些评估由于其指标体系设计不合理,过多强调了成果的数量,忽视科研产出的质量和人才的培养,干扰了科研的秩序,其错误导向严重影响了重大科技成果的产出和杰出科学家的成长,所以一些专家甚至发出“与民休息三年,三年不评估,三年没有会,的呼声。要想成为大家,需要与不同学科的交流与合作。国内现在由于体制和评价方法的原因,真正促进多学科交叉合作的机制并未形成,科技资源在促进学科交叉方面的作用并没有真正显示出来。科技领军人才所起的作用不仅仅是攻克某个难关,获得某项创新成果,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智慧和方法对整个人类和科学发展的推动作用,目前,由于人事管理制度的制约,往往没有按照需求配置合理的科研团队,影响了科技目标的实现和杰出科学家的成长。

第二,建设有利于科学大师成长的宽松环境。重大创新成果造就科学大师,而大成果产出必须要有一个学术气氛浓厚,宽松的环境,有一个静心搞学问的氛围,而不是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科学大师的成才都有一个比较好的环境,他们经过长期潜心研究并获得重大成果的案例比比皆是。目前,我国学术界的浮躁风气虽然有所好转,但对那些具有创新潜质的科学家,仍难以提供宽松、相对自由的科研环境,而由于某些原因(如评院士,申请课题等)不敢挑战权威,在学术机构中也存在一言堂现象。

第三,研究并完善科技资源的分配机制。纵观近年来学术界科研经费争取情况,大体分为这么三类,一是直接参与经费竞争,真正围绕国家战略需求或国际科学前沿领域的科技目标开展科研工作:二是与他人合作或响应科研机构的部署,为学科发展和实现组织的科技发展目标争取项目经费;三是纯粹为了自己和同事们的生计,把争取经费作为一种生存的手段。第三种情况显然缺乏对申请项目所应承担的责任,也难以对开展的科研工作进行系统规划,其结果往往是以相同的科研成果向多个项目交帐,既浪费科技资源,也不利于科学家的成长。目前,在科教界,属于第三种情况的不占少数。当然,这里面有经费管理,人力成本分摊和绩效奖励政策等管理方面的问题。

第四,尽快解决科技队伍结构的失衡。人才队伍结构有待进一步提升,能够引领科技创新的领军人才尤为缺乏。何谓科技创新领军人才?首先在学术水平上必须是本领域公认的、成绩卓著的专家学者;其次必须具有良好的“学术眼力,管理能力,人格魅力、胆识魄力”等综合素质,能够带领一支创新团队,不断取得创新突破,推动和引领该领域的发展。后者正是领军人才与高级专业技术人才的差别之处,也是成为一个团队的核心和灵魂的必要条件。

在发达国家的科研队伍建设中,特别重视“帅才”的选拨,一个“名帅”就可以带领一批人员进行一个方向的研究,甚至建立一个研究所。比如,德国马普学会下属的研究所所长基本上是本学科领域的有较大影响的科学家担当。除了重视科学家的遴选外,也对技术支撑人员的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他们大部分均有很高的专业技能。另外,支撑队伍也占了一定的比例,即便是在基础性的研究所,支撑和服务人员占总人数的比例也可高达40%~60%。“支撑队伍”真正做到了为实现“少数具有从事创新性研究的科学家”的“想法”服务,即便这些服务性的工作可能也需要“创造”,但不在同样的层面上。研究机构的这种队伍结构,或许是提高原始性创新性效率的有效形式。

“领军人才”培养路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进一步营造鼓励创新的环境,努力造就世界一流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中国要实现可持续、跨越式发展,必须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坚持走科技创新的道路,加快科技领军人才的培养。

2005年,胡锦涛在视察中科院时就作出重要指示:中科院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仅要创造一流的成果、一流的效益,一流的管理,更要造就一流的人才。他在对中科院发展的要求中,把造就一流人才摆在了十分重要和突出的位置。多年来,中科院始终把出成果、出人才作为核心任务,持之以恒地适应不同时期发展的需要,积极采取多种途径和措施为国家引进和培养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通过知识创新工程试点的实施,中科院又进一步加大了对科技创新人才的引进与培养力度。

30年来,中科院发展的实践证明了在人才资源中领军人才极其重要的作用。历史上的萧何月下追韩信、刘备三顾茅庐请孔明,都是为了求得领军人才。纵观当今科学技术发展进程,一个杰出的领军人才,往往能够带动一项重大技术的突破,乃至一个学科,一个产业的兴起。

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往往是在实践中产生的。政府要进一步发挥引导作用,完善各类项目招标和评审制度,加快构建和完善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为更多创新人才提供公平的事业发展机会,为具有优秀潜质的科学家成长提供舞台和资源保障,使领军人才在竞争中脱颖而出。要提倡科学家追求科技创新的本来价值,探索未知,造福社会,加强他们的学术道德修养,逐步建立科研人员信用体系,营造一种有利于产生领军人才的道德风尚和学术环境。

另外,中国的自然科学研究需要吸收西方文化有益的东西,所以扩大开放、鼓励留学、加强与国外的合作和支持人才的国际化培养,无疑有利于帮助我们克服民族文化中那些不适应的东西,提高我们的创新意识,使我们的民族智慧在发明创造中得到更好的发挥,整个社会也要进一步认识科技发展的规律,改变急功近利的心态,为科技创新领军人才营造更加宽松的环境,给予他们持续的支持。

古人云:“士者,国之重器;得士则重,失士则轻。”今天的人才即是古代所称的“士”,只不过其内涵已更为丰富,外延也更为宽泛。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领军人才是最为稀缺的资源之一,当前领军人才的短缺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瓶颈。而当今时代,各国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国家对人才特别是领军人才的需求更为紧迫,人才特别是领军人才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作用日益重要。爱护人才,就是爱国;保护人才,就是护国:培养人才,就是养育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白春礼,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1985~1987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作博士后和访问学者。

范文四:国之重器毛公鼎

我国古代青铜器上的铭文,大钧在商代前期就已出现。但我们看到的是只有一个动物象形,代表某位王公大臣的“族徽”和此器主人的署记。后来出现了一个字的“族徽和两个字的人名署记,渐至三个字以上。到殷代晚期就有了四十个字以上简单记事的铭文。西周时期,是铜器铭文光辉灿烂的时期。从西周成王开始有了一百多字的铭文,到晚期宣王时,便出现了近五百字铭文的铜器。铭文盛行的原因,大多是公卿大臣热衷于记述受王或上司封赐的光荣事迹。

我国古代青铜器中铭文最长的是西周时期的毛公鼎。它于清代道光年间出土后,在民间流传了95年,历经沧桑,于1946年8月回归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即南京博物院)收藏。1948年随一批珍贵文物迁到台湾,现收藏于台北的故宫博物院。此鼎通高53.8厘米,腹深27.8厘米,口径47.9厘米,腹围l_45厘米。重量为34.54公斤。鼎腹部内壁铸有长篇铭文,计32行,分两幅左右各16行,中间空三行,计497个字。长篇铭文字迹规整,笔力遒劲。仔细观察,每字间都有方格相隔。这是先在鼎上刻画出格子,再书写文字的。

鼎上的铭文记载,周宣王即位之初,册封他的叔父毛公为宰相要职。始记周宣王追述周文王、武王创业的成绩,后讲当时周朝遇到祸患,局面混乱。于是周宣王对毛公委以重任,命他辅佐王室管理重大事务。最后详细记载了周宣王对毛公的各项赏赐。毛公铸了此鼎表示世世代代永远不忘。

今有古兵先生释毛公鼎铭文为:首先追述周初文、武王开国时,君臣相得的清平盛世;接着,以感怀时艰的语言,指出国家的形势并不宁靖,进而宣布册命毛公以治理周内外,及周天子家室内外的重任,并授予毛公以宣示王命的专权。特别申明未经毛公同意的王命,毛公可预告臣不予招待;继而告诫,勉励毛公不要怠惰,不要壅塞民意,不要鱼肉鳏寡,要忠心辅佐王室;最后为确立毛公的权威,重赏毛公以仪仗、车马、兵器等器物。毛公对此感恩戴德,铸鼎以纪,还要子子孙孙永远宝之。

毛公鼎铸造精良,鼎内壁的铭文长且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铭文气势宏伟、结体庄重、笔法端庄、字体清秀圆润、笔道丰腴、线条圆厚,乃西周时代遗留下的书法楷模。

毛毛公鼎的形制,口沿上有两立耳,腹深,三个鼎足作牛腿形。鼎的腹部为半球形,腹部口下沿饰以一道带状的重环,下加一道弦纹。它朴素无华,是西周晚期的风格,与晚商至周初的繁缛作风不同。

毛公鼎出土后,由陕西古玩商于清代咸丰三年运至北平的琉璃厂,经秘密交易,由金石学家陈介祺以重金收购后运回老家山东收藏。

陈介祺,山东潍县人,字寿卿,号簋斋。道光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好收藏古文物,对青铜器、陶器、印玺造像等收藏甚富。以毛公鼎为最有名,还有《十钟山房印举》、《吉金文释》等书。

陈氏以毕生精力收集金石文物,研究金石学。他搜集的汉代铜印最多,达六千余方。自号称万印,并筑起了“万印楼”。自得到宝鼎后,便亲自护送毛公鼎到山东潍县收藏,而不告之外人,要家人永远珍藏。为此他因收藏毛公鼎,研究金石文字而著称于世。从1852年至1905年,陈氏收藏毛公鼎达53年。陈介祺于1905年去世后,毛公鼎又转入他人之手,被端方从陈氏后人那里强行买走。

端方,研究金石学,搜集青铜器。清光绪三十一年出国考察宪政回国后,端方出任两江总督。因为他手里只有毛公鼎的铭文拓本,而未见过实物,便设计了强买毛公鼎的方案。他派人对陈氏后人讲,嘉庆十三年,两江总督阿林保为祝贺嘉庆皇帝五十大寿,献上散氏盘。今年是皇上三十五岁寿辰,两江总督要向皇帝献上毛公鼎。端方出资二万两银子强行买毛公鼎献给皇上。陈氏后人在强人逼迫下,万不得已将毛公鼎卖给了端方。但他得到宝鼎后,并没有献给皇上,而是自己收藏了起来。

他收藏至第六年,于1911年被起义新军处死后,毛公鼎又由其子女收藏到1926年,端方的后人将宝鼎抵押在天津由俄国人开的道胜银行。后来,曾有日本、英国、美国等国人士想从银行中赎出宝鼎。因俄国人不同意按抵押款数加利息的钱款赎出,再加上端氏后人也不同意,赎事方作罢。

颜惠庆内阁交通总长叶恭绰在得知了毛公鼎的事后,出钱赎回了宝鼎。当时抵押金为两万元,可俄国人却要三万元。叶东凑西借赎回了毛公鼎后,受到了当时文化界、古玩界人士的称赞。从1926年至1937年,毛公鼎由叶恭绰收藏。

后来,毛公鼎是怎样收归国有的,说法不一。抗战胜利后,宝鼎在上海有了消息,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当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徐伯璞主管文博事业,得知了毛公鼎的消息后,又见有不少人士都想得到宝鼎归私所有。当即以教育部的名义,要求将其宝鼎拨交国家博物馆收藏。他与教育部政务次长杭立武前往行政院找到秘书长翁文灏,说明毛公鼎乃国家重器,必须立即拨交国家收藏,以防不测。最后终获行政院“准予拨给”的批文。

徐伯璞怀揣批文,到上海与“敌伪物资管理委员会”的主任郭泰祺交涉,著名学者、上海市图书馆馆长徐宝先生也从中周旋,经多方努力,收到宝鼎后返回南京。为防再出意外,便将宝鼎秘密藏在办公桌下20多天。后来,通知了中央博物院移交给了派来的专门委员曾昭,使国宝回归了国家。后来中央博物院送给了徐伯璞一份毛公鼎的铭文拓本,以示纪念,并表彰了他索回国宝之功。

选自《人民政协报》

范文五:为国之重器正名

2011年3月,焕然一新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在规模宏大的中国青铜器艺术展展厅内,各种精美的青铜器交相辉映,其中的一只大方鼎格外令人瞩目,它庄严持重、傲视群雄,给人一种无言的强大震撼力,让人不由自主肃然起敬。这个庞然大物让人们感到既陌生又熟悉,说其熟悉是因为我们从小就在课本中对它有过了解,说其陌生是因为它的名字已不再是我们记忆中的“司母戊鼎”,而成为现在的“后母戊鼎”。

鼎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它既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又是中华文明发展变迁的重要见证。考古证明,在距今8000多年前的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也称前仰韶文化)中已经有用黏土烧制而成的陶鼎,鼎是当时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炊器。

时间追溯到夏商周时期,随着冶金术的不断成熟,人们学会了冶铜铸器,以鼎为代表的祭祀用器的制作和盛行,将鼎的发展推向了高峰。同时,鼎实现了由炊器到祭祀礼器再到王者重器的历史性蜕变。鼎的外形也由原来便于烹饪的圆形,向更具威严的方形演变。鼎身也增加了许多像饕餮、夔龙、虬等神兽简练舒朗的纹饰。《史记・封禅书》记载:“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亨觞上帝鬼神”,从此时起,九鼎便成为王权的象征,传国的宝器。人们常说的“―言九鼎”便是由此而来。

纷繁乱世的惊天发现

1939年是个动荡的年代,日本入侵中国,国家岌岌可危。当时的河南安阳由于在小屯村发现了大量甲骨文而声名鹊起。但时值国难当头、兵荒马乱,政府缺乏监管,民间的私自探宝活动盛行。在与小屯村隔洹河相望的武官村村民的一次探宝中,村民在12米的地下发现了一个大如马槽的巨型青铜方鼎,一时间,人们也不知道应该怎么称呼它,就叫它马槽鼎或大方鼎。

据亲历者讲述,大方鼎刚挖掘出土时头朝东北,脚踩西南,斜侧着躺在泥土之中。震惊之余,人们惊奇地发现,大方鼎只有一只鼎耳,人们在周围的泥土中找了许久也没有找到想像中的另一只,也只得作罢。大方鼎太大太重,一般的麻绳根本负载不了它的重量,怎么才能把它运上地面?经过几番议论,人们决定采取回填土的方法。用麻绳拴住露出的鼎耳,地面上的人用辘轳用力向上绞,坑内五六个人借力把大鼎的一边向上抬,其他人向鼎身下填土,等把土填满后,再由人把鼎的另一边高高抬起,继续填土。这样循环反复,经过三个晚上,才把这个大家伙运到了地面。

武官村挖出宝贝的消息传得很快,不仅引来了愿意出价高达20万银元的古董商人,更是惊动了心怀叵测的日本宪兵队。日本人三番五次到五官街窥视打探,妄图掠夺国宝,最多时竟然出动300余人进行大规模收缴。机智的武官村人在被逼无奈之下,急中生智用一只不值钱的小鼎和几件陶罐充数,才算蒙混过关,躲过了这场劫难。

为安全起见,人们只得把大方鼎重新深深掩埋人地,等待重新出世的时机。

1946年4月,抗战胜利,大方鼎终于有了重见天日的机会。人们小心翼翼地把大方鼎从地下挖出来,它的神秘面纱也随之被慢慢撩起。同年10月,大方鼎被作为寿礼,秘密押运到了南京,送给当时国民党主席蒋介石。蒋介石一番感慨之后,指示把这个庞然大物送到当时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和修复。当时中央博物院的专家们比照现有的一只鼎耳,为大方鼎精心复制了另外一只,安装在大方鼎上,让发掘时只有单耳的大方鼎恢复了全貌。1948年5月,大方鼎在南京展出,首次在华夏儿女面前正式亮相,产生了热烈反响。1949年春,国民党政府由中国大陆撤退台湾,大方鼎被列为重中之重的文物与其他绝世国宝一起准备运往台湾,但由于战事紧急,慌乱之际又没有大型的起重设备,加之大方鼎太重太大,只能被遗弃在了当时的南京机场。也许是当时的国民党有眼不识泰山,也许是因为大方鼎本身太眷恋这方铸造并埋藏它3200余年的故土,也许是冥冥之中注定它要与这方热土长相厮守,不管什么原因,大方鼎最终被幸运地留了下来。

1959年,大方鼎从南京运到北京,被珍藏在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作为镇馆之宝,它的形象也一度成为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徽图案。这个人们俗称的大方鼎便是现在人们熟知的“后母戊鼎”。

青铜器之冠――后母戊鼎

作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最重的青铜器――后母戊鼎,有着青铜器之冠的美誉。它是中国古代青铜器的杰出代表,铸造工艺精湛,造型凝重结实,纹饰繁丽绚极,堪称青铜器铸造的顶峰之作。

后母戊鼎鼎身呈长方形,有两个立耳,腹下连接四个中空的柱足。整体通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宽78厘米,足高46厘米,壁厚4厘米,重达832.84千克。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余各处皆有纹饰。鼎身四面在方形素面周围以饕餮作为主要纹饰,四面交接处则饰以扉棱,扉棱之上为牛首,下为饕餮。两耳装饰一对虎噬人头纹,耳侧以鱼纹为饰。四只鼎足的纹饰也匠心独具,在三道弦纹之上各施以兽面。鼎腹内壁铸有“后母戊”字样。

铸造这么大的青铜器需要的金属原料至少在1000千克以上,在距今3200余年前的商代是怎么铸造的呢?后母戊鼎是由青铜铸造的,青铜是铜、锡、铅的合金。据《周礼・考工记》中记载:金有六剂,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剂。根据分析,制造大方鼎的合金成分,与古书记载完全相符。古代铸造青铜器用陶范,陶范就是模具,现代人所说的模范的原始含义也是由此而来。大方鼎的鼎身每面用两块外范,鼎身用四块内范,底用四块外范,每只鼎足用三块外范拼成,整个鼎共用28块陶范。令人吃惊是,结构复杂的大方鼎除两耳是先铸成后再嵌入鼎范之外,其他部分均是一次浇铸而成,这种铸工艺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它标志着商代青铜铸造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后母戊鼎之所以珍贵,不仅仅因为体积大重量大,其精美纹饰更是让它的价值倍增。饕餮纹也称兽面纹,它是以虎、牛、羊等动物为原型,经过综合、夸张等艺术手法而创造出的一种神秘的形象。这些精美的花纹图案代表了自然神的形象,表现了古代人对自然物的崇拜。虎噬人头纹装饰在后母戊鼎的两耳外侧,让人看后不寒而栗。两个凶猛的老虎,虎口大张,共衔一个人头。但若仔细观察,被老虎衔在口中的人头,并没有恐惧的神态,好像猛虎并不是要真正的吃人,而是在保护他,面部显露出一种平静的表情。此图案经过千百年来的演化,成为现在寓意吉祥的“二龙戏珠”。

国之重器的名称之辨

后母戊鼎的名字来源于鼎壁内的三个字。在大方鼎还未正式获名之前,人们对甲骨文研究还不成熟,加之甲骨文中的“母”是个象形字,字形弯弯曲曲,就像一个妇人一般,人们就将其错认作为“线”,把其内壁上的铭文解读为“司线戊”。上世纪60年代左右,著名学者郭沫若经过大量的研究,提出鼎壁内的三个字应为“司母戊”,解释为“祭祀母亲戊”,随之该鼎便有了它第一个名字“司母戊鼎”。另一种把“司”解释为“专职”、“专事”的意思,合在一起的意思就是“专供母亲戊(使用)”。到了70年代,随着对甲骨文研究的逐步深入,许多学者提出了“后母戊”的说法。据考证,在商代,字体书写比较自由,上下不分,左右不分,可以正写也可以反写,司、后本为一字。《说文解字》中把左向的读为司,右向的读为后,古文字没有左右的区别,或读为“后”,或读为“司”。但专家认为,从文字语义上讲,“后”更为贴切,此处的“后”与“皇天后土”中的“后”同解,即有威望的、崇高的意思。“后母戊”此处可解释为“我伟大的、有威望的、崇高的母亲戊啊”或“(将此鼎献给)敬爱的母亲戊”。

后母戊鼎虽然历尽沧桑岁月,但它的厚重典雅、冷峻凝重、气势磅礴,时刻彰显中华民族五千年生生不息的文化精粹。从发现、出土以及收归国有后的完整修复,几经辗转波折,历经磨难坎坷,现在终于以国之重器的崭新面貌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里。无论是称它为“后母戊鼎”还是“司母戊鼎”,它都将作为中华文化的结晶,永久地被载入中华文明灿烂辉煌的史册。

范文六:国之重器安危

今晚看完《悬崖》已凌晨快两点,知道是艺术构思的情节,可还是苦的泪流满面。

最后两集使我最伤感的,是那个年代的爱和真诚、勇敢,尤其,是男人的品质,为了自己心爱的女人和孩子,赴汤蹈火,为了国家的、民族的、人们的利益,为了信仰和希望,有大爱有小爱。

我的朋友的儿子军校毕业正逢2009年的“7.5”,想离开某部野战师离家近点,上了新疆军区的民族语言班3年毕业,学习况且不谈,经常是手机游戏不离手,好好学3年是有获得,再且还有语言环境。我还找来《常用维语句》《维吾尔语实用会话》,连社区的汉维宣传册子都给他找来,学习不是优秀的,所以留在兰州军区和情报处的机会不太大,南疆也不想去,所以,还是回到了原来的团队。大的不谈爱国,没有敬业精神怎样做好情报工作。自己的路自己选着,作为男人光靠关系后门怎么能行。

男人应该有一种责任,一种决心,一种磨练,一种荣光。

现在的男人在官场上是腐败,在生意场上是不择手段,在情场上是朝秦暮楚。

周乙虽然是银幕上的形象,可在现实生活中一定有他的影子,做事严谨、周密、责任、勇敢。是完美也是给予人激励的力量。

我们的贪官是什么,携款外逃,享受的是荣华富贵,但没有得到片刻的安宁和平静,有什么比坦荡更可贵的了。

眼前是路,身后是几尺黄土,几万天100年后能带走什么,只有灵魂!!!

范文七:2016两会思想报告—法治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

2016两会思想报告

——法治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

姓名:***

观察今年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法”无疑是一个关键词。新环保法长出了“牙齿”,被称为“史上最严环保法”,对污染“零容忍”;食品安全法修订案伸长了“双手”,将适用范围从线下延伸到线上,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再也不能逍遥法外。正如新闻发言人傅莹所言,“法律应该说是一个最热门的词了”。

在全面依法治国之年召开的全国人大,舆论探照灯纷纷关注立法,本属情理之常。但是摘取舆论关注桂冠的,还应该是立法法修正案。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用法治引领改革、促进改革,前提就是要有高质量的立法。立法质量不高,或是陷入部门利益的泥淖,或是步入闭门造车的歧途,如何能够适应依法治国和深化改革的要求?立法法是规范所有立法行为的法,是管法的法,可以说是法律的源头,有高质量的立法法,才可能产生高质量的立法。

这也是为什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在履任伊始就指出,越是强调法治,越是要提高立法质量。依法治国发展到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正在逐步形成,但是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有的机关越位立法,有的地方和部门搞保护主义,有的法律法规反映人民意愿不够,解决实际问题有效性不足,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争权诿责现象较

为突出等。为维护法制统一、防止“立法之乱”,修正立法法可谓势在必行。

法治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立法法是法律再生产的“把关人”,看上去离公众很远,其实与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对有些问题,如一些地方的限行、限购等限制性行政手段,今后还能不能再“任性”?“红头文件”如何遏制?税收法定如何完善?在立法法的规范之下,地方政府的权力不再任性,不能再动辄以法律之名、行权力之私,公民权利将得到更多保障。

改革追求其命维新的“变”,法治需要安邦定国的“稳”,以特点是“稳”的法律去适应特点是“变”的改革,就要求立法能够跟上时代发展的节奏、踩准社会变化的鼓点。越是强调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用法治引领改革,就越是需要有规范的立法法作为保障。“只要没有上位法律、法规依据的,不能减损公民权利”,立法法修正案已经释放出融融暖意,我们有理由期待全国人大会继续为法律生产的源头正本清源。

范文八:大国重器之赶超之路

《大国重器》之赶超之路观后感

时间在2013年12月10日下午,有幸在公司的安排下观看了央视财经频道大型纪录片《大国重器》之赶超之路,这是一部优秀的纪录片,影片从一个普通中国人的视角来看待,中国这个占全球人口四分之一的国家,在现代化装配的路上渐行渐远,过去取得的成绩只能代表着昨天,世界每天都在进步,我们追赶世界的步伐出来没有停止。

中国北车唐山客车厂的员工孜孜追求的精神令我辈深受感染,中国动车组装备业从无到有,从开始的模仿到后来的创新,见证了中国工人的智慧和刻苦学习的精神。档案管储存着唐山客车厂的技术人员带回来的学习日记,还有那些高端的产业工人逐步的走向国际化,为唐山客车带来的是人才的储备,我们深知,现在是人才的世纪,谁拥有了高技术、高素质的人才,谁就拥有了市场。军事化的管理看着让人热血沸腾,也许是我没有从伍的经历,使人心生向往。那些年轻的女工在工作中发明创造,令我深受鼓舞,立足本职的岗位,每天勤思考,优化工作流程,关注质量安全,产品制造负责制,在增加员工责任感的同时也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安全。

当我看到北京第一机床厂的技术人员,在收购了国外先进公司的同时也获得了技术上的提升,机床核心部件从开始到国外修理到后来自己修理,让中国的工人跻身世界先进员工的行列,这些都是平时工作上的积累加上自身的相关专业知识,一个看似简单地东西内在包含的东西很多,就像老百姓所说的厚积而薄发,越是简单越不简单。就是凭着这样努力钻研的精神,使北京第一机床成为制造铣床的高端企

业,未来相关技术肯定会用在军事上,再也不怕国外的技术封锁了。

在制造领域,造船企业也不甘示弱,沪东某造船厂没有随大流去做那些利润高风险低的普通船舶,而是把目标锁定在了造船界的明珠——LNG船,技术人员先后去韩国造船厂学习,但是遭遇的却是韩国人的冷言冷语,在困难面前造船厂没有退缩,抱着不成功就成仁的决心自己研发,一个企业不管是研发还是制造都离不开高技术的人才,正是因为该公司对人才的培养,才为后来的成功打下了基础,十里挑一的选拔焊接人才,保证了人才的质量。通过两年不间断的研发终于摘取了这可造船界皇冠上的明珠。

回首想想我们BCP,为什么我们会在这里看《大国重器》,那是因为我们的领导层从意识和行动方面走在了多数企业的前端,正是这种意识促使着BCP不断的前进,未来我们不仅占领国内的高铁、地铁市场,我们还要把我们的制造推向世界,为国家创造更多的荣誉,我们相关的部门也要加紧研发,以后我们就不用到国外去采购那些电子版了,不要再成为像日本这样的二流国家电子垃圾的处理厂,如果所有的设备国产化,对未来维修方面的成本将大幅减少,我们也会有更好的发展前景,作为BCP普通的一员,要在利益上和公司站在一起,只有公司好了自己才会好。习总说的中国梦,我要说的是我在BCP也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公司越来越好!为了这个目标值得我们每个人为之奋斗!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范文九:关于“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的发言稿

关于“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的发言稿 以下文字摘自厦门大学法学院宋方青教授完善立法体制,提高立法质量》。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法治中国”理念和“法治建设”的目标,同时还提出了良法和善治的概念,指出以良法促善治,“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

对于我国立法的质量问题,我国学界已有诸多研究成果。但就现有研究成果来看,从总体上说,对于我国立法体制机制的构建与完善,并没有提供应有的智识贡献。《决定》直面中国立法存在的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回应人民群众的呼声和社会关切,提出了完善立法体制、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战略部署,并将完善立法体制、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作为提高立法质量的根本途径。《决定》还对此提出了相应的基本要求和具体措施,其中许多的新提法、新的制度设计需要学术界做出解读:如,(1)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2)对部门间争议较大的重要立法事项引入第三方评估;(3)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4)建立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推动立法精细化;(5)探索委托第三方起草法律法规草案;(6)立法中涉及的重大利益调整论证咨询机制;(7)建立立法意见的反馈机制;(8)立法广泛凝聚社会共识等。

以下文字摘自谢天武《以良法保善治,常怀赤子之心——评王利明教授新著《法治:良法与善治》

“法治即依法治理,是一种与人治相对立的治国方略或良好法律秩序,法治本身不是法条之治,而是良法之治。”

“良法不是道德层面的善良,而是价值、功能层面的优良。”在良法和善治之间,“良法不等于善治,仅有良法也无法实现善治。要达到善治,既需要良法的有效实施和运行,也需要其他社会治理手段的综合运用。善治的依据是良法,而不是管理者的个人意志;良法不是目的,而是要促善治、保善治。”

良法和善治的有机结合是法治建设的目标和方向。良法之治也是善治要追求的目标。法治所蕴含的良法价值追求与善治相得益彰。

“良法和善治有机结合的状态的具体体现就是政治清明、社会公正、国泰民安、长治久安。”

范文十:国之重器保国利民

国之重器保国利民

——————保利国防兵器展参观记

10月2日,是常州保利国防兵器展开放的第一天,可让我这个小军迷非常期待。今天连早餐都只拨了几口,就匆匆上了车,赶往现场。

到了地点后,我发现那里虽然人山人海,但大家都很有秩序地在排队。大越10分钟后,我随着人流进入了展厅,庭前有两位身穿制服的叔叔,他们站姿挺拔。我由衷产生了一种肃穆之感。内展厅主要介绍了人民军队的历史和一些船只、潜艇的模型。外展厅的各种真实的装甲车看的我眼花缭乱。到最后,我终于看到了今天的主角,它就是大名鼎鼎的“歼-10”战斗机。要知道“歼—10”可是我的最爱啊!见到它,我非常激动,心想:哇,现在“歼—10”就摆在我的眼前,真是不可思议!飞机的挂架上分别托着制导吊舱、制导炸弹、中距空空拦截导弹和迫距格斗导弹,真是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想象着它在空中的飒爽英姿,华丽的动作,真是令人神往。我对它爱不释手,左看看,右看看,就是看不够。机身用金属制成,上面涂了银灰的油漆,非常耀眼。如果长大以后,我也能驾驶着这样的飞机,巡逻在祖国的万里长空,那该有多好呀!

国防连着千万家,兵器又是国防的基础,很难想象没有兵器的国防会是什么样子。今天参观了众多的国防兵器,我感到很自豪,希望长大成人后可以为国家的国防贡献出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