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大串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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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范文】红卫兵大串联

范文一:红卫兵长征大串联【上】

文革岁月:红卫兵长征大串联【上】

1966年,北京农业大学、北京轻工业学院的两支长征队行进在山谷中,奔向革命圣地延安。

1966年,来北京串联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参观《收租院》泥塑展览。

1966年,来自外地的红卫兵小将向井冈山的革命老人学习打草鞋。

来自山西、河北和天津的红卫兵访问了张思德同志的家乡,决心向张思德同志学习。这是红卫兵小将们正和张妈妈一起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歌曲。

哈尔滨航空工业学校的九名女红卫兵组成的“女红军长征队”在长征途中,来到了毛主席的好战士刘英俊同志的家里拜访刘妈妈,这是刘英俊的母亲朱秀兰向革命小将介绍刘英俊同志的先进事迹。

1966年,辽宁省锦州黑山高中毛泽东思想长征宣传队与海运学院长征红卫队会师,图为两只宣传队举行交流座谈会。

1966年,辽宁省黑山高中毛泽东思想长征宣传队为贫下中农演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节目,农民们期望他们能够多到农村演出。

1966年,辽宁省黑山高中毛泽东思想长征宣传队的22位革命小将越过千山万水,长途跋涉来到北京进行革命串联。

1966年,在雄伟的天安门广场,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围着一个蒙古族小将,请他签名留念。

外地革命师生到北京进行革命串联。

1966年,这三位来自四川的革命小将见到毛主席后,立即拿出日记本记下这一生最幸福的时刻和激动的心情。

来自西安的红卫兵长征队在毛主席曾经住过的窑洞前朗读毛主席语录

红卫兵们在白求恩纪念碑前宣誓。

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小将高唱毛主席语录歌,进入韶山。

北京的红卫兵正在学习讨论《人民日报》社论,表示要把毛主席的指示当做一切行动的指针,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来自新疆的长征小将正在向六盘山挺进.

1966年11月5日蚌埠铁路中学毛泽东思想长征宣传队的革命小将和“毛泽东号”机车包车组的工人一起合影。

1966年山西农学院长征队员在访问瑞金时,在当年毛主席带领瑞金县沙洲坝人民挖的井旁,学习毛主席在这里写的光辉著作。

哈尔滨工业大学长征队的战士们,响应步行串联的号召,从上海前往井冈山,这是他们在出发前学习毛主席语录。

1966年,北京半工半读学校的红卫兵在去外地进行革命串联前,认真学习毛主席语录。

来自湖北的红卫兵决心从北京徒步走回去,这是他们出发前来到天安门前在毛主席像下宣誓。

1966年,太原工学院十三名革命小将徒步进京串联,他们从太原出发,经过十四天的行军,于11月8日到达天安门广场。

由大连海运学院“长征红卫队”点燃的步行串联的火把,已在全国各地燃烧起来了,各地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纷纷走出学校,步行到外地进行革命串联。

这是步行串联到广西南宁的云南大学长征队,在认真学习《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

1967年,来自毛主席的母校——湖南长沙第一师范长征队在大井毛主席旧居前集体学习毛主席语录。

1966年,蚌埠铁路中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革命小将在为来京进行革命串联的革命师生演出表演唱《我读主席四卷书》。

1966年,上海市南市区十所中学的二十名红卫兵小将,组成一支“跟随毛主席长征代表团”,出发到北京进行革命串联。这是他们在长征途中,在田间向公社社员宣传的情形。

这是小将们来到当年毛主席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讲话台前,学习《为人民服务》。

这是江苏常州的红卫兵在王杰烈士墓前合影

1966年,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进行革命大串联、这是他们在北京大学参观学习的情景。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前往外地进行徒步串联的“长征红卫兵”,在出发前听到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第七次接见革命师生的喜讯,个个欣喜若狂,进一步坚定了长征的决心。

红卫兵学习红军的革命传统,在毛主席率领的练兵场旧址演兵习武。

文革岁月:红卫兵长征大串联【上】

1966年,北京农业大学、北京轻工业学院的两支长征队行进在山谷中,奔向革命圣地延安。

1966年,来北京串联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参观《收租院》泥塑展览。

1966年,来自外地的红卫兵小将向井冈山的革命老人学习打草鞋。

来自山西、河北和天津的红卫兵访问了张思德同志的家乡,决心向张思德同志学习。这是红卫兵小将们正和张妈妈一起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歌曲。

哈尔滨航空工业学校的九名女红卫兵组成的“女红军长征队”在长征途中,来到了毛主席的好战士刘英俊同志的家里拜访刘妈妈,这是刘英俊的母亲朱秀兰向革命小将介绍刘英俊同志的先进事迹。

1966年,辽宁省锦州黑山高中毛泽东思想长征宣传队与海运学院长征红卫队会师,图为两只宣传队举行交流座谈会。

1966年,辽宁省黑山高中毛泽东思想长征宣传队为贫下中农演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节目,农民们期望他们能够多到农村演出。

1966年,辽宁省黑山高中毛泽东思想长征宣传队的22位革命小将越过千山万水,长途跋涉来到北京进行革命串联。

1966年,在雄伟的天安门广场,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围着一个蒙古族小将,请他签名留念。

外地革命师生到北京进行革命串联。

1966年,这三位来自四川的革命小将见到毛主席后,立即拿出日记本记下这一生最幸福的时刻和激动的心情。

来自西安的红卫兵长征队在毛主席曾经住过的窑洞前朗读毛主席语录

红卫兵们在白求恩纪念碑前宣誓。

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小将高唱毛主席语录歌,进入韶山。

北京的红卫兵正在学习讨论《人民日报》社论,表示要把毛主席的指示当做一切行动的指针,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来自新疆的长征小将正在向六盘山挺进.

1966年11月5日蚌埠铁路中学毛泽东思想长征宣传队的革命小将和“毛泽东号”机车包车组的工人一起合影。

1966年山西农学院长征队员在访问瑞金时,在当年毛主席带领瑞金县沙洲坝人民挖的井旁,学习毛主席在这里写的光辉著作。

哈尔滨工业大学长征队的战士们,响应步行串联的号召,从上海前往井冈山,这是他们在出发前学习毛主席语录。

1966年,北京半工半读学校的红卫兵在去外地进行革命串联前,认真学习毛主席语录。

来自湖北的红卫兵决心从北京徒步走回去,这是他们出发前来到天安门前在毛主席像下宣誓。

1966年,太原工学院十三名革命小将徒步进京串联,他们从太原出发,经过十四天的行军,于11月8日到达天安门广场。

由大连海运学院“长征红卫队”点燃的步行串联的火把,已在全国各地燃烧起来了,各地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纷纷走出学校,步行到外地进行革命串联。

这是步行串联到广西南宁的云南大学长征队,在认真学习《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

1967年,来自毛主席的母校——湖南长沙第一师范长征队在大井毛主席旧居前集体学习毛主席语录。

1966年,蚌埠铁路中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革命小将在为来京进行革命串联的革命师生演出表演唱《我读主席四卷书》。

1966年,上海市南市区十所中学的二十名红卫兵小将,组成一支“跟随毛主席长征代表团”,出发到北京进行革命串联。这是他们在长征途中,在田间向公社社员宣传的情形。

这是小将们来到当年毛主席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讲话台前,学习《为人民服务》。

这是江苏常州的红卫兵在王杰烈士墓前合影

1966年,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进行革命大串联、这是他们在北京大学参观学习的情景。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前往外地进行徒步串联的“长征红卫兵”,在出发前听到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第七次接见革命师生的喜讯,个个欣喜若狂,进一步坚定了长征的决心。

红卫兵学习红军的革命传统,在毛主席率领的练兵场旧址演兵习武。

范文二:红卫兵长征大串联【下】

文革岁月:红卫兵长征大串联【下】

呼和浩特交通学校,经过一个月的长途跋涉到达延安宝塔山下。

呼和浩特交通学校,经过一个月的长途跋涉到达延安,鞠一捧延河水洗去满身征尘。

红卫兵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延安。

河南省洛阳市半工半读技术学校的长征队经过龙源口桥。

红卫兵参观毛主席在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领导农民的史迹陈列品,图中湘潭农民用过的梭镖等武器和农民协会的旗帜。

长征队天安门留影

天津红岩一中红卫兵长征队。来自梅林的网易博客

天津红岩一中红卫兵长征队在延安的宝塔山下延河冰上合影留念.

1966年“韶山冲”红太阳升起的地方。这是楚雄一中的同学,几千里路程,学前辈老红军长征,要徒步走去,才算忠心。庆宁的凤凰博客.

1966年楚雄一中师生在“长征”途中。

镇海中学师生“大串联”前在镇海中学西部校门口留影。

济宁一中长征队

1966年底红卫兵傲霜雪战斗队大串联重走长征路

1966年文革初期,河北农大邢台分校一红卫兵串联长征队,在武汉长江大桥旁留影,这是一支典型的步行串联队,

队员们胸戴毛主席像章,臂佩红卫兵袖章,手举《毛主席语录》本,打着红卫兵的旗帜,从邢台步行到武汉。

北京机械学院长征队。1966年12月27日,泸定桥留影.

遵义会议会址合影

学习毛泽东著作

北京—井冈山、红色长征队、北京铁道学院

北京—井冈山、红色长征队、北京铁道学院

北京—井冈山、红色长征队、北京铁道学院

北京—井冈山、红色长征队、北京铁道学院

听老贫农忆苦

北京航空工业学校

北航大学生带领的红小兵长征队,这可能是最小的长征队了。

范文三:文革时期红卫兵的徒步大串联

文革时期红卫兵的徒步大串联

一、南下的火车

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红卫兵到北京及全国各地大串联,把“文化革命”的烈火烧向全国,所需食宿和交通费一律全免。于是,红卫兵迅速出动,神州大地到处都有红卫兵的身影。我也跃跃欲试,但当时南开大学的“卫东”和“八一八”红卫兵围绕是否打倒党委书记臧伯平,“交战”正酣,大都不愿外出,我也暂时打消了出去串联的念头。11月初,臧伯平基本被打倒,除了少数人无休止的派性争斗,多数人已索然无味。而且,中央已发文暂缓红卫兵串联,如果再不出去,恐怕会永远失去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11月13日下午,我和我们班的3位男同学及哲学系的1位好友,一行5人,来到天津西站,乘火车南下串联。

我们计划先往南京,再转武汉、长沙,直奔“红太阳”升起的韶山,然后上井冈山。我们是下午3点的火车,但到晚上12点才容许上车,人多拥挤,我们5个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挤上车,有3个同伴的鞋子都被踩掉了。车厢里人极多,走道、小桌、行李架、厕所里全挤满了人,连个站的地方都没有。凌晨3点多,火车总算开动了。本来是13个小时的车程,但走了两夜一天,才行至浦口,那时没有长江大桥,经轮渡,抵达南京。就这样,没有座位,我们被挤着、推着,由火车转轮船,再转汽车,千辛万苦,11月22日到达长沙。到达当天,我们突然从广播里听到,北京的红卫兵已经召开了誓师大会,决心发扬革命前辈的长征精神,徒步串联。因此,我们一行人也打起背包,开始徒步到韶山、井冈山串联。

二、“毛主席的客人”

徒步串联虽然非常劳累,但少了挤车船的烦恼与痛苦,倒也乐在其中。11月正是湖南收割稻谷的时间,在错落有致的大小不等的一块块稻田中,三五成群的人们边挥镰割稻,边用风车脱粒,然后挑起装满稻谷的箩筐,颤颤悠悠,一路山歌送回家中。更让人感动的是,我们这些戴红卫兵袖章的青年学生,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热情的招待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不管男女老少,都亲切地称呼我们是:“毛主席的客人。”

离开长沙的第三天,大约晚上7点左右,我们5个人正一瘸一拐向前赶路,但仍没有望见一个村庄的影子。又走了半个多钟头,仍然望不见一户人家。大家精疲力尽,饥肠辘辘,脚上磨的血泡钻心地疼,只好席地而坐,短暂休息。恰在这时,一辆马车迎面而来,马车上还挂着一幅标语:“欢迎您们,毛主席的客人!”我们一下子就明白过来,这是来接我们来了!赶车的大伯告诉我们,近两个月,每天晚上都会有一些红卫兵尤其是女生,因为劳累,行路困难,所以村支书就派他每天在这个时候来接人。“你们想得太周到了!谢谢你们。”我们5个人边说边鞠躬。“不谢,不谢,你们是毛主席的客人,应当的。”大伯说着就把我们扶上车,一路欢歌来到了文家冲,把我们领到了村党支部。支部门口悬挂着一幅醒目的标语:“毛主席的红卫兵,我们欢迎您!”我心中暗想,我们有这样的称呼,好荣耀啊。

稍作休息,村支书就把我们分成两组,安排在附近两个老乡家中。质朴的老乡极其热情,帮我们打洗脚水,还为我们包裹脚泡,随后和他们一起用餐。居然专为我们炒了一大盘鸡蛋,由于好几天没有吃过一顿像样的饭,所以吃起来格外香甜。那时的农村,贫困异常,老百姓养鸡是为了卖蛋,凑些零花钱,好买油盐

酱醋。除非有特别尊贵的客人,绝不会给鸡蛋吃的。

饭后,略休息一会儿,村支书就喊我们到了他的办公室,和七八个老乡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这位村支书40岁左右,能说会道,据他讲初中毕业后,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回家务农。他先带领大家学习“老三篇”(毛主席的三篇文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中的《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然后大讲“文化革命”的意义和“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接着让我们几个介绍北京、天津等地的“文化革命”情况。正准备结束时,坐在墙角的一位相貌极其忠厚老实的老农突然讲道:“我听说工厂的工人都造反了,机关的干部也造反了,你们这些学生也当然不上课了,如果大家都这样下去,我们农民也造反不种地了,那国家不就垮了吗?革命也好,造反也罢,总得吃饭穿衣吧!„„”没等老农把话讲完,村支书就愤怒地站起来打断他的话,慷慨激昂地批判他反抗“文化大革命”,死心塌地地走资本主义,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在垂死挣扎。我们5个人也紧跟其后,讲“文化革命”如何必要、毛主席如何伟大、他的话如何不对。就这样七嘴八舌,把老农乱批了一顿,然后村支书宣布这位老农是不折不扣的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勒令其明天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接受劳动改造。后来一问,才知道这个所谓的学习班,就是村里的“劳改队”,包括走资派——— 前支书和村长;两位地主、一位富农;两个作风不好的妇女,村民叫他们“破鞋”;再加上这位厚道朴实的老农,共8人。

回家的路上,村支书告诉我们,这位老农虽然出身贫农,但爷爷那一辈是大地主,到他父亲这一辈还很有钱,所以他小时候念过书,有文化。可是他父亲不务正业,吃喝嫖赌,挥金如土,家道破落,土改时一贫如洗,无立锥之地,就被划成了贫农。快到我们居住的老乡门口时,村支书意味深长地讲:“看来阶级烙印可以残留好几代,阶级斗争很激烈啊!我们绝不可被表面现象所迷惑,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像这样活生生的阶级斗争,你们在学校是看不见的啊!”

三、在韶山

离开文家冲后3天,我们到达韶山。这块面积很小的小山村,挤满了全国各地来“朝圣”的人群,熙熙攘攘,一片嘈杂,找个住的地方极其困难。出于对红卫兵的特殊照顾,我们被安排在小学的一间破教室里,厚厚的稻草上铺着几张竹席,好几十人并排挤在一起,但我们却非常兴奋,毫无嫌脏嫌乱的感觉,反而一再高呼:“毛主席万岁!”躺下时已经很晚,差不多快12点了,加上劳累,大家倒头便睡,很快进入梦乡。

第二天醒来时,已红日高照。随便用餐后,便急忙去参观毛主席旧居。长长的队伍已排了有好几里,我们只好焦急地等待。约摸两个多小时后,我们走进毛主席出生的房间,依次参观卧室、厅堂、农具房等,讲解员激情四射,充满对伟大领袖的崇敬。

从毛主席旧居出来,我们就向旧居后面毛主席父母的坟地走去。这是一座走势相对平坦的小山,恰在两座大山中间,宛似大山环抱昂首挺胸的一条巨龙。再向上走5分钟,就到了毛主席父母的坟地。坟地没有任何修饰,和农村一般人家的普通坟地没有什么两样,就是两个小土堆儿,坟前立着两块不大的石碑,刻着两人的名字。让我吃惊的是,坟地前不大的空地和周围的山坡上,很多戴红卫兵袖章的青年学生都在那里跪着,有人还时不时地高喊:“向毛主席的父母致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此情此景,迫使我们几个也不得不随大流,双膝下跪,跟着喊口号。

30年后的1996年10月,我陪一位来自马克思故乡德国特里尔大学的华裔教授来韶山参观。我给他讲了我们这些坚信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红卫兵在毛家坟地下跪的故事,他微微一笑说:“真想不到,你们那时还会出现这样荒唐的事情。”

四、体验“朱德的扁担”

离开韶山,我们继续徒步直奔井冈山。经过去韶山的徒步锻炼,大家体力有所增强,走起路来轻松自如,脚也不再打泡。从湖南的澧陵到江西的萍乡、新余,一路谈笑风生,到达井冈山下的砻市。这是1928年毛泽东秋收起义后与朱德南昌起义后两支军队的会合地,因“朱毛会师”而闻名全国。

我们在砻市住下后,参观各处遗址,拜访老红军,听他们讲革命故事。这里也是遍地红卫兵,人山人海,吃饭时须排长队,参观时更要长时间地等候。有一天上午,我们闲来无事,就到“会师桥”溜达,碰见一群人在那里分发扁担,像当年朱德那样往井冈山的红军总部“挑粮”。此举引发我们极大兴趣,也强烈请求他们发给我们扁担,体验老一辈革命家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由于扁担少,只能两三个人合用一条,我们5人只能给两条。我和另外两位同学领到扁担后,又领来竹筐,然后在附近挑了几块石头,放在筐里,大约六七十斤,挑起来晃晃悠悠,一路小跑,回到住所,准备第二天上井冈山。

上小学时,我就学过一篇语文课叫“朱德的扁担”。通过背诵这篇课文,在我幼小的心里对朱德由衷地崇敬,对井冈山也十分仰望。如今,我们不仅来到了井冈山,还亲自体验一下“朱德的扁担”,兴奋与激动自不必说。第二天一早,我们三个人挑起扁担,哼着革命歌曲,沿着当年朱德挑粮的路线,直奔井冈山顶。由于三个人轮流挑,开始都不觉得太累,但两个小时之后,就吃不消了,尤其是同学小陈肩上红肿,无法再挑,就剩下我们两个来挑之后,就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向前爬一步都那么艰难。加上山路越来越陡,只能吃力地向上挪动。又过了大约一个小时,大家都饿了,挑起来重似千斤。我们只好停下来,躺在地上舒服一下,随后吃干粮。由于我们没经验,也没有带水。幸好后来的几位红卫兵有水壶,我们才不至于干渴难耐。吃完干粮,继续往山上爬。这时的两只脚已经不停使唤,东倒西歪,险些摔倒。恰在此时,望见前面的路旁用石头累起一个小平台,走近一看,写着“朱德挑粮休息处”。我们的陈同学灵机一动,建议我们已经体验了朱德的伟大和红军挑粮的艰难,不如把竹筐里的几块石头垒在这个地方,也是对朱总司令的最好纪念。我高声赞许,另一同学也说:“好!”于是恭恭敬敬把石头摆好,一人拿着扁担,余下两人各执一个竹筐,轻轻松松,健步如飞向山顶挺进。

晚饭时分,我们来到了目的地茨坪。这是被高耸入云的山峰环抱的一块盆地,肥沃的稻田纵横交错,晶莹剔透的溪水缓缓流淌,那个风格别致的挹翠湖,把周围雄伟的山峰摄入,相映成趣。但我们肚子很饿,无心去欣赏这迷人的美景,急忙找到住处,赶往专门为红卫兵用餐的食堂吃饭。饭后又仔细观察这里的地形,险要无比。如果在冷兵器时代,要想攻占此地,比登天还难,无怪乎古代的山大王都对这里垂涎三尺。红军在这块要地安营扎寨,实在是明智之选。

晚上,大家聚集在一起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井冈山的斗争》,显得格外亲切。第二天,参观革命遗址和综合展览,讲解员声情并茂的讲解,常使红卫兵高喊口号,“毛主席万岁”几乎接连不断。晚上躺在铺着稻草的床上,我思前想后,难以入睡,居然觉得自己生不逢时,如果我要生长在革命前辈的那个年代,也来井冈山投入革命,那是多么光辉灿烂的人生啊!“文革”时的红卫兵及绝大多数民

众,几乎都和我一样,把革命神圣化、绝对化、狂热化,革命是人生的最高追求,是理想、更是价值观,甚至是终生职业。这种不正确的认知,曲解了革命的真谛,但左右着“文革”的方方面面和整体面相。

本来我们准备再到茨坪附近的各处风景点和革命遗址走走,不料第三天晚上茨坪的所有红卫兵被集中起来开会,讲中央已决定停止红卫兵大串联,要求大家迅速回校,复课闹革命。随后,当地革委会就调来了几十辆大卡车,将这里的红卫兵运走。于是,我们也乘车到了吉安,住在一个工厂的招待所里,那天晚上竟然还吃到了肉末炒豆腐,让我终生难忘。说实在的,徒步行走这些天,我们基本没有吃过肉啊!接着,我们从吉安乘船,由赣江到樟树,转火车至株洲,再转车到北京,回到天津已是12月初了。(作者:李喜所)

范文四:中国第一代“驴友”大串连:红卫兵的自由行

国人旅行百年展于9月24日在北京开幕,蚂蜂窝旅行网策展人王家敏介绍说:“旅行与大时代相关,也与小个体相关。展览收集到的个人老照片、车船票、介绍信等,重现了鲜活的人物与丰富的场景。民国时期的旅行以精英为主体,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以‘革命青年’为主体,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平民旅行才开始真正萌芽。所谓‘早期驴友’也是我们从今天的角度看待那个时代,真实发现并定义的。”

那么谁是中国最早的“驴友”?在蚂蜂窝国人旅行百年展上,我们发现了中国最早的一批“驴友”――红卫兵。习惯思维使我们认为红卫兵就是一群一心一意闹革命的年轻人,不过,一旦贴近历史的微观层面,你就会发现完全不同的故事。

长江和他的小伙伴们就是一群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毫不热心的红卫兵小将,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形势下,抓紧游山玩水,以一种无厘头的玩闹心态,走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我睡着了

1965年,我考上了八中。同学们下学之后就喜欢一起去踢足球、打篮球。我这个大院子弟则是背上书包回家找小伙伴们去。部队大院的各种运动场地条件比学校好得多。城里的学校,设施陈旧,人也多。

1966年,从海淀区这边的学校开始,中学生开始闹事,我的不少朋友都参与其中,我这个人在政治上比较迟钝。由于在城里,我们八中还比较平静。我下学回家的主要活动还是找朋友们打篮球。这时候就有北大附中和人大附中的学生在圈子里吹嘘自己的“革命”成果,谈论写大字报之类的事情。我就奇怪地问:“我们学校怎么没革命啊?”当时北大附中一个革命积极分子就教我,你只要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一贴出来,你们学校就该闹起来了,你就能当头。我听了,只是附和了几句,也懒得弄这些玩意儿。因为那些“革命”积极分子,甚至一些头领人物,都是一帮一起玩大的孩子,谁是什么水平,有多大能力,我还不知道。所以在我的意识里他们“闹革命”不是多正经,多轰轰烈烈的事儿,就是玩闹。

总的来说,我是没有“造反”的动力,既没有意识到“旧的反动学术权威” 在教育文化界的危害,也没觉得教育制度有多大的问题。

不过,“文化大革命”是大势所趋。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下,我出身好,也顺理成章地当了红卫兵。我们八中最有名的当属陈毅的儿子陈小鲁,在他的领导下成立了“西纠”(红卫兵西城纠察队),我也就成了“西纠”的第一批成员。后来“西纠”被说得神乎其神,其实很简单,加入“西纠”也没有手续,就发了我一个“西纠”的臂章。“文革”初期,毛泽东几次接见红卫兵,我们八中的红卫兵被叫去维持秩序。检阅开始后,我们在金水桥前拉出警戒线,防止有人冲过金水桥。现在回想起来,我对毛泽东检阅红卫兵的印象就是一个字――困。由于头天夜里我们就被拉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待命,熬到第二天上午早已十分疲倦。在加上维持秩序很累,尽管耳边全是嘈杂的噪音,我们还是能坐在地上睡着了。

外地来的红卫兵就不一样,他们比较狂热。从各省来的红卫兵只要走到天安门前后,远远地看见了毛主席就都停住了,激动地哭啊、叫啊!队伍就停顿下来,我们这些人就跳起来,冲进人群,想尽一切办法叫他们向前走。开始时是推、撞,后来就是踢屁股,动作越来越粗野。当时,他们全都沉浸在狂热的情绪中,没有人因为被踢了屁股而生气,更不会有人抱怨北京的红卫兵粗野。当人群继续前行后,我们就回到原位休息,抓紧时间迷糊一会儿。

不花钱坐火车

“文革”初期,我们的生活就是抄家、打人、看大字报。这三件事情,我都提不起兴趣。我逐渐意识到,这就是“所有人相互抹黑、揭发”,对于这样乱哄哄的革命,我的感觉是“既不高尚,也不有趣”,逐渐的,便厌倦了,成了一个“逍遥派”。

1966年9月,大串连开始。我忽然发现这是个有趣的事儿。所谓“大串连”也不是多么“革命”,其实就是大家出去玩。崇拜江姐就去重庆,向往延安就去延安。只要到学校开一张介绍信,有了介绍信就可以免费从北京站上火车,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串连不像后来的插队,没有什么组织,一般就是几个要好的人组团出游。我叫上八中几个干部子弟和两个没考上高中,在西单附近的一所私立补习学校学习的朋友。那时候,串连要开介绍信,他俩在的私立补习学校不能开介绍信,我就带上他们一起。

出发时,我们确实没有想过上哪发动革命,就是想借机免费上各地玩玩。我最想去新疆,向往骑马、还想吃正宗的烤羊肉串。离京前,我曾问父亲:“我在新疆遇到困难,找谁?”父亲说:“找丁盛”。当时丁盛是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抗战时曾与父亲在一个团。

坐火车不要钱,吃饭住宿有人管,全中国游山玩水,谁不去啊!在我接触的同学朋友中,没有一个是去地方上发动革命的,因为报纸电台里已经是铺天盖地的宣传,全国各地都已经开始“文革”了,根本不用红卫兵再去发动。充其量是在各地玩的过程中,地方上看我们是北京来的红卫兵,邀请我们去指导,我们就顺便去“革命”一下,随便讲几句。

我们先去了重庆,参观《红岩》中提到的渣滓洞、白公馆,又去看了刘文彩的收租院。在重庆我第一次吃到了带肉汤儿的炸酱面,觉得很好吃,价格很便宜,也就一毛多。不过,我们也没钱大吃大喝,大概有点像今天去茶餐厅,一人一份套餐。

虽然坐火车不要钱,但是能不能有座位,能不能抢上卧铺,就看个人的本事了。我很会混火车,并在这方面爱琢磨,很快我就发现其中的规律和漏洞。大多数人都在站台等着自己要坐的那趟火车,车一到站旅客和红卫兵一起往上挤,这时想抢个座就难了。我很快发现只要知道你要坐的那趟车在哪个站台,就可以在之前一趟车进站时先进入站台,不上车,等着你需要的火车到站,当乘务人员还在清理车厢,你就可以趁机先进去,抢占一个好的位置。

去新疆时,我就组织大家利用这个漏洞,抢占了一个卧铺车厢。一上车,我们迅速控制一节卧铺车厢的两个门,三四个人凶神恶煞地把住一个门,坚决不让人靠近,去新疆四天三夜的旅程十分舒服。不过,我们心眼儿很好,有一个带小孩的女同志,从内地回新疆工作,我们商量后决定让给她一个铺位。   在乌鲁木齐最大的事儿就是吃羊肉串,三分钱一串,那羊肉新鲜,作料就是孜然、胡椒和盐,烤出来真好吃,一人来十串,真过瘾!哈密瓜,两毛钱一公斤,吃哈密瓜甜得受不了,接着就吃西瓜解腻。新疆招待所最好吃的就是葡萄干发糕,也是我们的最爱,几乎每天都去吃。到乌鲁木齐后不久,新疆军区安排大卡车,把我们这些“革命小将”送到石河子参观。在新疆我们没有进行任何可以被称为“革命”的事情。

重庆、新疆这一路玩下来,我们这帮孩子都想家了,也需要回去休整一番,就这样回了北京。

上海坐飞机,广州偷汽车

我们再次出发时就直奔上海。

到了上海,我就去找东海舰队副司令梅嘉生,梅副司令和我父亲关系好,对我们挺热情。据说,梅副司令正在开党委会,立即抽时间见了我们。现在我分析,他肯定怕我们是来“造反”的,一看都是海军子弟就放心了,派了一辆很高级的汽车,把我们安排去大厂的基地玩。在大厂我们似乎吃的是空勤灶,顿顿有鱼有肉,富强粉馒头蒸得特别香。最后还没收钱。

在上海我们不仅逛了南京路、淮海路,还看到了长江的入海口。在入海口,根本看不到长江两岸,海天之间,一望无际。不久,父亲从北京打来电话叫我们搭乘军用飞机回北京。我们一帮孩子几乎都没坐过飞机,自然非常高兴,没想到那架苏制的里-2运输机实在很不给力,没起飞时热得像蒸笼,起飞之后冷得像冰窖。

我们还制订了顺京广线南下的计划,第一站武汉、第二站长沙、第三站广州。这一路我们登上岳麓山、到毛主席的老家韶山转了一圈。我还在长沙喝过一种带冰碴的咖啡,特别好喝。在广州,我们去的最美的地方是从化温泉,巨大的温泉里几乎没有人,我们就在竹林、瀑布的陪伴下美美地泡温泉,美中不足就是被小虫子咬得挺惨。

离开广州时,我们偷了一辆解放大卡车玩,开车的是个二把刀,一起步就熄火,最后才发现没放手刹,出广州往韶关进发,一路都是盘山路,没摔死真是命大。到了韶关车就没油了,正准备上火车回北京被扣住了。

广州来找车的人见我们是红卫兵小将,不但没生气,还很感谢我们没把车撞个稀巴烂,能让他把车开回去交差。临走时还说欢迎我们再到广州玩。

“暴走族”观察社会

“大串连”很快就导致了铁路系统的巨大压力,于是,中央就号召大家学习红军长征,也就是不坐火车,徒步到各地革命。

很多人都把目的地定为延安,我和几个小伙伴商量:“延安太远了,哪走得到?”后来我提议:“咱们去河北的狼牙山吧!我爸在那里打过鬼子。”又说,“咱们遇到别的队伍,可别说去狼牙山,太丢人!我们对外宣传还说是去延安。”我们这支目标狼牙山的队伍就出发了。

这种徒步旅行,用今天时髦的话说,叫“暴走”,我们就是“暴走族”吧!不过,我们这伙“暴走族”挺丢人,从北京市区到狼牙山仅197公里的路程,我们连坐车带走路一共用了11天。最后登上狼牙山顶,看了狼牙山五壮士的纪念碑。

为什么走了11天呢?早上睡到太阳老高才起床,起床后就拿着气枪到村里打麻雀,最多一次打了一脸盆的麻雀。路过清西陵还逛了一圈。

正如今天的年轻人在旅行中观察生活、感悟社会,我们也在“长征”中开始了解中国农村。记得走到一个村子,村革委会就会安排我们住在队部,晚上村民在外屋开会,我们就在里屋听。这时已经是冬天,队里开分配大会。我们惊讶地发现,绝大多数家庭年终都欠队里的账,只有一两户人家能有少量分红。我们这些北京的学生都十分惊讶,为什么解放这么多年,农村还这样穷。

在村里吃饭是“派饭”,就是队里安排你到一户人家吃饭,我们吃一顿饭会给村民半斤全国粮票和两毛钱,因此“派饭”是个好差事, 只有村里有地位的人才能轮上“派饭”。有件事我一直记忆犹新,第二天早上我们吃过早饭要走,还剩了一点面糊糊,那家的女主人就趁着锅里的余热,加点儿盐和葱花,把面糊糊烙成不成形的面饼,最后都给我们带上,她说:“你们给粮票了,就要给足分量。”

农民有朴实的一面,也有狡猾的一面。我们为了好玩,带了三支气枪,其中一支捷克生产的进口气枪很厉害,能把乌鸦打死。我们队伍里有一个人,玩气枪打了村民怀孕的母猪。母猪的主人就追出村子,说子弹打进猪肚皮了,会伤到里面的小猪。气枪打在猪皮上会有一个红点,但是绝对不会很严重。我就当着他的面用枪打了我们一个人的胳膊,连棉衣的皮都没伤到。那村民还是不放心,说了许多好话,非要叫我们回去说清楚。我们一回去他就变卦了,非要我们留到母猪生下小猪,平安无事才放我们,还给县公安局打电话,公安局听说是气枪,根本不搭理他。最后我们用一张红卫兵证忽悠了他才勉强脱身。

“私人定制”上黄山

1969年,父亲已经倒霉了,我成了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更是无拘无束。大院里像我这种情况的孩子不少,我们就一起扒火车,继续到各地玩。因为有个兄弟分到南京工作,我们就组团去找他玩。当时也没有钱住宾馆,只好住在他们家。用今天的眼光看,我们这叫“沙发客”。

在南京逛了夫子庙、玄武湖,玩得很愉快。之后就准备以南京为基地,经芜湖到黄山游览。我们先扒火车到了芜湖,再坐长途汽车到黄山。

那时候的黄山,根本就没人去玩,我们先住在黄山脚下的宾馆,宾馆游泳池就像自己家一样,食堂也是“私人专享”。第二天上黄山,路上就遇到两个游客。偌大的黄山就我们四个人,走在山路上真是心旷神怡。由于没有游客,服务可好了,你刚离开黄山脚下的宾馆,他们就打电话到迎客松的服务站,告知今天有几个游客,到了迎客松就有饭吃。今天的私人定制也不过如此吧?

登上黄山之巅,人一下子觉得心胸开阔,觉得斤斤计较几块钱真是没意义。不过,这种不切实际的思绪并没有阻碍我们下山后,先精心算好长途汽车发车时间和距离宾馆的路程。然后,用床板堵住宾馆房间的门,跳窗逃走。当我们跑到长途汽车站时正好发车,完美逃掉了住宿费。

在芜湖扒火车回南京,我们在火车站蹲了一夜,混上了火车后,我们遭遇了一个较真的乘务员,他还谎称把我们一个兄弟轰下车了,我就下车坐公交到之前一站寻觅,才知道受骗了。我只好再混火车回南京,站上已经认识我了,不得已只好上了开往南京的货车,一上货车,看见几个江苏的年轻人趴在货车车厢里躲着,看见我上了,赶紧叫我趴下。 我还充了一回老大,我摆摆手叫他们起来,说:“我们从来都不坐货车,是坐客车的,他们敢怎样!”顺手掏出一把菜刀,这下把这帮江苏人吓晕了,尊我为大哥。

从南京回北京之后,大家陆续都去插队,我也去了干校。这种美好的“驴友”生活戛然而止。

今天回想起来,革命的轮廓是很模糊的,就像一股洪流,很多人随着潮流前行,我们也一样。红卫兵里有很大一部分并没有日日夜夜去“革命”,他们仍在继续自己的生活,而“革命”只是我们这帮半大孩子生活的一部分。对于我和我的小伙伴而言,不花钱玩遍了大江南北是我们在“文革”中最大的收获。

范文五:红卫兵五大领袖的+结局

打倒“四人帮”之后,全国许多造反派头头作为“四人帮”的“余党、爪牙”也被抓了起来,作为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当然也在劫难逃。

与“四人帮”不同的是,“五大学生领袖”早在1970年抓“5。16”时即被隔离审查失去了人身自由(折算刑期),而下令关押他们并把他们打成“5。16”反革命分子的正是毛泽东和“四人帮”们。1978年4月19日,他们被正式逮捕,1983年3月10日,同时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刑。

聂元梓,女,1921年生,河南滑县人,1938年1月入党。文革前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因反革命罪判刑17年,剥夺政治权力4年。

蒯大富,男,1945年生,江苏滨海人,清华大学学生。因反革命罪判刑17年,剥夺政治权力4年。

谭厚兰,女,1940年生,湖南人望城县人,1958年入党,北京师范大学调干生,“因犯罪情节较轻,认罪态度较好,免于起诉。”

韩爱晶,男,1946年生,江苏涟水人,北京航空学院学生,因反革命伤人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刑15年,剥夺政治权力3年。

王大宾,男,1946年生,四川凉山人,1965年入党,北京地质学院学生。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由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刑9年,剥夺政治权力2年。

“五大学生领袖”被宣判后,北京市在首都体育馆召开了万人批斗大会。在会上,北京市的警察们把韩爱晶等人分别押上主席台批斗。事先,有关人士可能是为了改进割张志新喉管的经验,事先给蒯大富和韩爱晶的脖子上套了一根细尼龙绳(据韩爱晶说可能是麻绳)。在批斗会上,聂元梓和蒯大

富表现较好,绳子没起作用。而韩爱晶对大会发言者指控的许多罪名持“不同政见”,趁警察们不注意,突然用带着手铐的双手拉住绳子,不断地喊:“不对!”“不是那么回事!”“没有这回事!”“不是我干的!”态度极不老实,气得警察们赶紧勒紧了他的脖子。对付不老实的反革命分子,不能客气。“勒脖子”比“割喉管”要人道的多!是那个年代的中国“人权”。

(注:关于文革中张志新被杀害之前先被割断喉管一事,近年来许多人提出了质疑,认为没有这回事。笔者无法考证,只好按照别人的调子“鹦鹉学舌”吧。)

想当年,也是在这个地方,三军造反派们批斗“彭罗陆杨”。已经被逼跳楼摔断了腿的罗瑞卿大将被装在一只筐里,军队造反派们把他摔来摔去,差点折腾死。不知这些迫害罗瑞卿的“解放军造反派们”怎么处理了?

关于“五大学生领袖”被判刑后的有关情况和近况,可说充满了故事和传奇,笔者略知一二,大部分是独家新闻,介绍如下,供读者品位和文革史研究者参考。

关于王大宾

笔者同王大宾不熟,文革中几次与他失之交臂。

1969年1月,王大宾毕业分配到成都探矿机器厂。1971年抓“5。16”运动时被押回北京地质学院隔离审查,并被开除了党籍。1978年4月19日被正式逮捕,1983年3月被判刑后,一直关押在武汉第一看守所。不知为什么,王大宾的刑期是从1974年算起,抓“5。16”时的几年隔离审查没有折算刑期,这点同蒯大富、韩爱晶等人不同。1983年12月26日刑满释放后,王大宾回到了四川省成都市,原单位回不去了,他先在一个街道小商店当临时出纳员,后来被一个军队办的贸易公司聘为副经理。

王大宾的婚姻充满了悲喜剧。1973年,王大宾在审查期间患了严重胃病,他的女朋友从成都赶到武汉,精心照料他,并同他结了婚,第二年生了一个女儿。1983年,王大宾的妻子调回了原籍深圳,“月下老人”不准王大宾调往深圳,加上多种原因,两人只好忍痛割爱,协议离婚。后两人各自建立了家庭,但两人仍是朋友,因有共同女儿,两家常有往来。

政治上和婚姻上的双重打击使王大宾陷入痛苦之中。1987年,经人介绍,都江堰市妇幼保健站的医生、比王大宾小八岁的共产党员刘素芬女士走到了王大宾的面前。初次见面时,王大宾首先向刘素芬献上了一份特殊的礼物--自己被关押受审查的有关材料。刘素芬经过慎重地考虑,决定与王大宾交友。她认为,历史已经过去,关键是“重在表现”。1988年,二人终于喜结良缘。当时穷困潦倒的王大宾为结婚准备的全部家当是两只饭碗和两床旧被褥。

1985年在有关部门的关照下,王大宾才返回了原单位成都探矿机器厂从事技术工作。

1989年10月,在中国地质大学张教授(王大宾的老师)的推荐下,具有改革开放精神的都江堰市领导借调王大宾帮助筹建了钎具厂。由于王大宾在工作中成绩突出,现在已担任都江堰市“都信凿岩钎具有限公司”总经理,同时兼任中国钢协钎具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岩石破碎学会常务理事。他公司的拳头产品已经畅销到香港、东南亚和澳大利亚等地,很受欢迎。

历史证明,被判刑9年的“反革命分子”王大宾已经走出了历史的阴影。

关于谭厚兰

作为“五大学生领袖”之一,谭厚兰与其他四人本是“一丘之貉”,可是却因“态度较

好,罪行轻微,免于起诉。”为什么如此“优惠”?令人好生奇怪!真的是因为态度较好,罪行轻微吗?还是谭厚兰托人走了后门买通了法院?

非也!原来,在宣判的时候,谭厚兰“请假”走了,一年多以前,她就到“天堂”报到去了。

1982年11月的一天,我的一位在北京妇产医院当护士的亲戚从病房里推出一具尸体往太平间里送,死者床头上的牌子上写着:谭厚兰,子宫癌……

原来,谭厚兰从1970年隔离审查,后被捕关押,患了子宫癌,住进了公安医院,死在了附近的妇产医院。监护她的警察们得到了解脱。

对死去的人没法再判刑,这就是谭厚兰“占便宜”的原因。实话实说就完了,还来点文字游戏,仿佛谭厚兰占什么便宜似的。

什么罪行轻微,态度较好,免于起诉,全是骗小孩的。

谭厚兰这个可恨、可悲、可怜的“女强人”,文革中带头反击“二月逆流”,“打倒谭震林”,后来又带人去山东砸过“孔家店”,在北师大对反对派实行法西斯专政,如此而已。她死时40多岁了,始终未来得及结婚。

不过,谭厚兰也曾风光过。1967年春天,她曾和姚文元率领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问过阿尔巴尼亚,担任副团长,出了一阵风头,一辈子总算没有白活。

关于聂元梓

聂元梓1921年生于河南省滑县一个富裕家庭,1934年小学毕业,升入开封市北仓女子中学。聂的亲友中有数人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少年时代的聂元梓受革命思潮影响,思想激进,向往革命。1937年7月,聂元梓到太原市的国民师范学校参加了“牺盟会”

主办的军训,从此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1938年1月,到山西晋城华北军政干校学习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到达延安学习和工作。1946年2月被派往哈儿滨市,先后担任区委宣传部长和市委理论部长,其间曾赴中央马列学院(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前身)学习。1963年,聂元梓调往北京大学,任经济系副主任,1964年调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行政级别12级。文革开始时,45岁的聂元梓因在被毛泽东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上签了名而名扬全国、全世界,从此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

聂元梓在毛泽东1968年“7.28”大召见两个月后,即被毛泽东派来的以迟群(八三四一部队宣传科长)和谢静宜(八三四一部队机要员)为首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军宣队)隔离审查并被接二连三地批斗。当时给聂元梓的定的罪状主要是反对康生和谢富治,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期间,聂曾两次逃跑外出上访告状,但无人管她的事,只好又返回了学校。聂被

隔离关押后,其子女也被株连,儿子被派出所抓去关了一个多月。1968年冬天,聂被押送到江西省鲤鱼洲北大“五7干校”监督劳动,因在冰水里挑河泥摔断了腰椎和肋骨,落下了残疾。

粉碎“四人帮”后,迟群、谢静宜作为“四人帮”的死党也被抓了起来,而聂元梓仍被北大新领导人关押达十年之久。迟群后来死在了监狱里,而谢静宜由于是个“小丫头”,被从宽处理,没有判刑。

在被关押审查的日子里,聂元梓整天喊冤。她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身上,幻想着毛泽东能救她。可是,有关人士正式告诉聂元梓,对她(包括其他几个学生领袖)的监禁和审查是伟大领袖毛泽东批准和同意的。这当头一棒,把聂元梓等人的幻梦打碎了。

戏剧性的历史往往充满了笑话。有一次北大批斗迟群、谢静宜时,把曾被迟群、

谢静宜关押了十年的死对头聂元梓和蒯大富拉来一起陪斗。

在批斗会上,毛泽东留下的几条“狗”们被一根根绳子栓住脖子,由警察们“牵”着,不准喊叫,一叫就勒紧脖子。

1978年4月19日,北京大学又召开全校批斗大会,在会上,宣布开除聂元梓和“校文革”二把手孙蓬一的党籍和公职,由司法机关正式逮捕法办。(注:这是北京市的统一行动,这天,北京“五大学生领袖”同时被宣布逮捕。)批斗会给聂元梓罗列了诸多罪状。聂元梓承认文革中有错误,但对有关指控皆不承认。批斗会后,聂被关到市公安局7处看守所,一关又是五年,既不提审,也不宣判。

1983年3月16 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等罪判处聂元梓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力4年。(注:同时判处蒯大富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力4年;

韩爱晶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力3年。)聂元梓对判决不服,认为判决书指控的罪名严重不实,坚持认为自己有错无罪,但上诉被驳回。之后,聂元梓等人被从公安局7处的看守所押送到延庆监狱服刑。

聂元梓的刑期按照法院计算应当到1991年1月12日,而聂本人计算应当到1986年4月29日。差别在于被迟群、谢静宜隔离审查期间有的时间不算。在这一点上,“老佛爷”可谓斤斤计较,不太大方。多关几年就多关几年,在监狱里还省饭钱呢!

可是,出乎聂元梓预料的是,她在延庆监狱刚刚被关了一年半多一点,1984年12月21日,监狱方面突然通知她保外就医,并说她已经被假释,人身有自由了,不用再回来了。原来,已经63岁的“老佛爷”聂元梓在监狱里百病交加,腰椎旧伤复发,心脏病严重,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反正她也被关了十几年了,千万别让她死在监狱里,那样太麻烦,还要给她处理尸体。”这大概

就是把聂元梓从监狱里扫地出门的原因吧?

聂元梓对提前释放感激涕零,但她担心自己出狱后的吃、住、看病问题。狱方告诉她,这不是他们的职责,要她去找北京市劳改局和北京大学。

聂元梓出狱后,一边治病,一边找有关当局。北京市劳改局说,让她找北大。北大说,你已经开除公职,不是北大的人了,我们不管!

由于受她的牵连,儿子的处境和家中生活十分困难,住房狭小,住不下,聂元梓不愿再连累儿子,到姐姐聂元素家借住了些日子,后被姐姐的孩子轰出了门。于是,64岁百病缠身的聂元梓开始在北京市到处流浪,今天在这个朋友家住几天,明天在那个朋友家住几天。这期间,她不停地给中央和有关部门写信申诉自己的问题,皆无人过问。唯有一次,靠走延安时期的老战友、习

仲勋的夫人之后门,时任中纪委副书记的习仲勋批了一个条子,由街道居委会发了她几个月的生活费,但很快就停发了,原因不详。

为了生存,聂元梓想尽了一切办法。她在凄凉的晚年挣扎着、屈辱地话着。她说,“我是38年入党的共产党员,我热爱共产党,坚持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我不是反革命,更不是什么„乱世狂女‟,我是犯了路线错误的好人。我文革中无罪,我干的事情都是奉命行事,都是按照组织原则执行的,按照党章和法律我是无罪的。我要活下去,顽强地活下去。我从来没有想到要自杀,我希望盼到自己能够平反的那一天。”

看来,老革命出身的聂元梓十分顽强,如果落到国民党手里,不太可能成为叛徒。

感谢伟大的邓小平!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聂元梓看到了希望,得到了生存的机会。这个一无技术、二无资金、三无经验的老太太开始下海经商。一开始,她什么都不懂,

好在她认识的人和认识她的人多,人家见她可怜,叫她帮着办点事,打打电话,写写信,问问那里有彩电,那里有汽油,那里有钢材。苍天不绝人,这样,竟然帮别人办成了几桩买卖,从中得到了一点服务费,解决了吃饭问题。不久,有人给她提供了西苑饭店的公司办公室,她有了住的地方,业务越来越多,买卖越做越大,竟然赚了一些钱。不久,她自己办起了公司,当起了老板,买了两辆汽车,一辆丰田,一辆吉普,又托人买房子,一下子就先给了人家五万元定金,连个收条也没有。

然而好景不长,上帝又一次捉弄了这个“智商不高”的老太太。她的汽车很快被人偷走,她买房的钱被人骗去,后来骗她钱的人也死了,死无对证了。

在她小小发财的日子里,发生了许多可笑的插曲。许多不三不四的人都来揩她的油,把她当成了“土八路”、“雷锋老太太”。有人借她的钱不还,有人骗她的钱,有人赖

着不走,专门吃她、喝她。这样没有多久,她的买卖越来越难做,原来赚的钱也陆续赔进去了。最后,聂元梓又成了两手空空的“无产阶级”,不过吃饭的钱恐怕还是有的。

目前(本书定稿时的2004年初),已经83岁高龄的聂元梓仍然顽强地活着,身体还算健康。近几年,为了生计,她一面继续做点买卖,一面口述整理了自己的长篇回忆录。在回忆录中,她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对于自己的问题,她承认“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但无罪。”她说,她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写的大字报;她做的许多事情有些是毛泽东主席直接(或通过女儿李纳)指示的,有些是周恩来、康生、江青直接指示的。而他们当时都合法地代表党中央和上级,我聂元梓是奉命行事,犯的是路线错误。对于因为这些错误而受到伤害的同志,是我的责任的我诚恳赔礼道歉,不是我的责任的谁干的谁负责。判我十7年刑是不对的,我是无罪的,历史最后会还我的清白。”

笔者认为,聂元梓文革中深深地陷入了中共中央最高层的权利斗争旋涡,情况很复杂,几句话说不清楚。但许多事情表明,“文革”把聂元梓这样一个威信和智商皆不很高的“半老徐娘”变成了北京大学的“老佛爷”,推上了中国的最高政治舞台,纯粹是历史的误会。后来又把许多真真假假似是而非的罪名统统推倒她身上,判处17年重刑,同样是历史的无奈。可怜的是,如今已经83岁的“老佛爷”仍然水平“不高”,对许多事情想不开,看不透,至今不懂政治,不懂得胜者王侯败者贼的道理,实在有些幼稚可笑。

摘自戴维堤《逝者如斯》

范文六:黑字红卫兵和黄字红卫兵

黑字红卫兵和黄字红卫兵

博主:大国宏民

黑字红卫兵的下场

现在的年轻人,甚至经历过文革的老年人,可能都不清楚红卫兵分黑字红卫兵和黄字红卫兵。

所谓黑字红卫兵,是指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的那一批红卫兵,他们戴的袖章是红底黑字,(如果你注意的话,毛泽东有一张穿绿军服戴红卫兵袖章的照片,他戴的就是黑字红卫兵的袖章。)黑字红卫兵的成分,主要是清华附中.101中学.师大附中等中学的干部子女组成,很多还是高干子女。比如毛泽东接见的那个宋彬彬,就是当时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文革运动起来以后再成立的红卫兵,他们戴的袖章都是红底黄字的。

黑字红卫兵的主要“功绩”是破四旧,打砸抢烧,尤其令人发指的是对中学校长老师的迫害,我亲眼看到一群穿军服扎皮带的黑字红卫兵,把一位女校长剃成阴阳头,在地上拖来拖去,我看到时那位校长已经奄奄一息了。黑字红卫兵们狂妄的很,他们自认为是“红五类”,无法无天,无人敢管。

但是他们的好景不长,1966年10月以后,文革的烈火烧到了他们的父母,绝大多数黑字红卫兵的父母被打成黑帮或黑线人物。于是

他们要反抗了,他们成立了“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即“联动”)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中央文革,后来被中央文革打成反动组织,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清查,对他们进行了残酷的打击。

我不知道当年的黑字红卫兵们是否进行过反思,他们父母受到的残酷迫害和他们残酷迫害自己的老师校长,有什么不同吗?

老三届回应:2010.7.4

1、 我就是818的;你说的不对,联动反的是四旧,保的是刘邓,

和818以后的三司本质不同

2、老三届曾被人们称是垮了的一代,但和今天的大学生相比最起码自立的能力是有目共睹的,至于红卫兵一群盲动的孩子干了不少坏事但和今天的贪官相比,谁更坏。不知你是否有兴趣寻访一下,当年的黑字红卫兵中有几个贪官。再想一下,今天的贪官如此光明正大的贪,满怀豪情的贪,无限荣光的贪,除了红卫兵他们还怕谁。红卫兵想念毛主席,怀念818

博主回复:2010.7.10

1、如果你是老三届,我应该比你年长几岁。我曾经是三司的。1966年你应该是上中学,你说你就是818的,我不知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818以前你已经参加了红卫兵,如果是,那么824的疯狂应该有你一份。

2、我从不认为老三届是垮掉的一代,事实已经证明,现在大量的省部级领导都曾经是老三届。至于贪腐现象很复杂,也不是红卫兵能解决的问题。黑子红卫兵成为贪官并在80年代末落马的,我知道的只有一个。黑字红卫兵和黄字红卫兵

博主:大国宏民

黑字红卫兵的下场

现在的年轻人,甚至经历过文革的老年人,可能都不清楚红卫兵分黑字红卫兵和黄字红卫兵。

所谓黑字红卫兵,是指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的那一批红卫兵,他们戴的袖章是红底黑字,(如果你注意的话,毛泽东有一张穿绿军服戴红卫兵袖章的照片,他戴的就是黑字红卫兵的袖章。)黑字红卫兵的成分,主要是清华附中.101中学.师大附中等中学的干部子女组成,很多还是高干子女。比如毛泽东接见的那个宋彬彬,就是当时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文革运动起来以后再成立的红卫兵,他们戴的袖章都是红底黄字的。

黑字红卫兵的主要“功绩”是破四旧,打砸抢烧,尤其令人发指的是对中学校长老师的迫害,我亲眼看到一群穿军服扎皮带的黑字红卫兵,把一位女校长剃成阴阳头,在地上拖来拖去,我看到时那位校长已经奄奄一息了。黑字红卫兵们狂妄的很,他们自认为是“红五类”,无法无天,无人敢管。

但是他们的好景不长,1966年10月以后,文革的烈火烧到了他们的父母,绝大多数黑字红卫兵的父母被打成黑帮或黑线人物。于是

他们要反抗了,他们成立了“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即“联动”)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中央文革,后来被中央文革打成反动组织,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清查,对他们进行了残酷的打击。

我不知道当年的黑字红卫兵们是否进行过反思,他们父母受到的残酷迫害和他们残酷迫害自己的老师校长,有什么不同吗?

老三届回应:2010.7.4

1、 我就是818的;你说的不对,联动反的是四旧,保的是刘邓,

和818以后的三司本质不同

2、老三届曾被人们称是垮了的一代,但和今天的大学生相比最起码自立的能力是有目共睹的,至于红卫兵一群盲动的孩子干了不少坏事但和今天的贪官相比,谁更坏。不知你是否有兴趣寻访一下,当年的黑字红卫兵中有几个贪官。再想一下,今天的贪官如此光明正大的贪,满怀豪情的贪,无限荣光的贪,除了红卫兵他们还怕谁。红卫兵想念毛主席,怀念818

博主回复:2010.7.10

1、如果你是老三届,我应该比你年长几岁。我曾经是三司的。1966年你应该是上中学,你说你就是818的,我不知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818以前你已经参加了红卫兵,如果是,那么824的疯狂应该有你一份。

2、我从不认为老三届是垮掉的一代,事实已经证明,现在大量的省部级领导都曾经是老三届。至于贪腐现象很复杂,也不是红卫兵能解决的问题。黑子红卫兵成为贪官并在80年代末落马的,我知道的只有一个。

范文七:一个红卫兵的反思

一场红卫兵武斗中, 16岁的他挥舞大棒打死了19岁的他。43年,他常在暗夜中醒来,问自己:“我打死人这事儿该怎么算呢?” 今天,62岁的王冀豫选择站出来向世人说出自己的罪。“忏悔太虚了,我不求原谅,我认账,活该受折磨,遭报应。说出来,是为历史留下证据”

口述 | 整理 | 纪彭

王冀豫

生于1951年,曾是北京中学文革中“老红卫兵”一派的成员。

16岁时,他在一场武斗中打死了人。

他当过兵、务过农、干过工人,改革开放后最早的一批“玩马”者,自称“牧马人”。

1985年参与创办中国最早一家马场——北京稻香湖马场。

2013

年6月,《炎黄春秋》杂志刊登了一则特殊的“道歉广告”,61岁的退休干部刘伯勤利用广告向“文革”中受到自己批斗、抄家和骚扰的众多师生、邻里道歉。在道歉广告中刘伯勤说:“垂老之年沉痛反思,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这则特殊的广告迅速引发了媒体的关注,更促使人们反思个体在集体行动中的责任。

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革命小将”多数已经退休。那一代人,经历了疾风暴雨的革命,又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大潮,沧海桑田,际遇或许大相径庭,但那段“革命”的共同记忆一定深深地刻在每个“红卫兵”的心里。红卫兵们究竟如何看待?似乎是一个谜。公开反思自己曾经犯下的“罪”的人少之又少,触目可及的是沉默的大多数。

早在2010年5月,《炎黄春秋》杂志就曾刊登过一篇名为《背负杀人的自责》的文章,文章的作者就是当年的“红小将”王冀豫。时隔三年,记者再一次找到王冀豫,当问到“沉默的大多数”时,他说:“很多人不说也确实是因为这是一种集体犯罪。共犯时代,谁也不能说谁。当然,个人的罪恶是不能掩盖的。比如像我打死了一个人,这是不能掩盖的。”

红卫兵组织很像“义和团”

我是“大院”长大的孩子,“文革”爆发时在铁三中读书,后来又在翠微中学混。翠微中学并不是一个好学校,但由于地理位置的缘故,这里集中了大批的“大院”孩子。所谓“大院”,就是干部子弟聚居区。当时,公主坟以西有包括空军、海军、通信兵、总后勤部、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解放军军事政治学院在内的众多军队大院,也聚集着众多的“大院”孩子,“大院”孩子大多经过保育院和小学寄宿制教育,相互之间感情好、抱团。

1966年,我才十五岁,上初二。“文革”初期,开始组建红卫兵的主力是高中生,以部队干部子弟为核心。我们初中生基本就是跟着高中生跑,跟着起哄,没脑子的那种。高中生则有思想、讲策略。运动初期,红卫兵组织也想搞“正规”,还有点假正经,恨不得拿入党的标准来衡量自己。虽然红卫兵组织企图正规化,但红卫兵组织从来就不是一个正规的组织,它其实就是一个群众的乌合之众。各种红卫兵组织只有看似相近的意识形态,却没有统一的组织形态,更像是白莲教、义和团。

1966年8月,被人称作是“红八月”,是红卫兵打人最厉害的时候。很幸运,当时我不在北京,不然我肯定参与打人。今天的人们都在说“红八月”,吞吞吐吐的,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血腥的行为。

“文革”刚一开始,工作组就进入了我所在的铁三中,由于受高中生的影响,我感觉工作组的行为是压制群众,企图用一种正规的方式来把群众运动捆绑在笼子里。我就开始写大字报,给学校提意见,批评工作组“束缚群众”,这下就有反革命的嫌疑了。工作组找到我爸谈话,听说我有反革命嫌疑,我爸马上就慌了,本来就是一野孩子,又有了反革命嫌疑还了得,“你干脆当兵去吧!”就这样1966年6月份,我离开北京,到内蒙古当兵了。我当兵的时间并不长,10月我父亲便出了问题,“兵”就当不成了。到11月份,我的津贴被停了,也未能随部队南下参加抗美援越,只好留在驻地继续放牛。1967年初,大概是春节前,我回到北京。

“却道天凉好个秋”

那时的北京红卫兵运动早已是另一番景象,“老兵”、“联动”已经被打压下去,各个学校的红卫兵你争我夺,各个群众组织风起云涌。派别斗争愈发严重,革命小将继续捣乱。面对当时的混乱局面,我非常轻蔑,“他们算什么革命组织,简直就是牛鬼蛇神犯贱”。

对于我这样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不上学了,整天就是贴大字报、辩论,要么就是以破“四旧”的名义抢鸽子。在这期间,我们不断地积蓄力量,许多“老兵”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大家抱团与其他派别的人对抗,最后演变成武斗。

不仅在北京,我们还到外地去参加武斗。我记得内蒙古武斗就提出叫“北京联动”去支援,内蒙古的红卫兵把车停在公主坟附近,请大家上车,拉到内蒙古去支援“革命”,其实就是去帮人打架。各地的红卫兵组织都分成对立派,总体上说,我们是“保守派”也就是保地方政府组织的,跟造反派对着干。这也好理解,我们这帮人的父母都是国家干部,造反派是要打倒我们的父母,我们自然要保卫我们的父母。

虽说表面上“老兵”不存在了,但实际上我们还很有力量。1967年5月19日,是红卫兵成立一周年的日子,在北京我们开了纪念大会,老兵乐队、老兵合唱团也成立起来。我们只是没有像造反派那样得到中央文革的首肯和支持。

武斗、抄家、打人,在当时是普遍现象,人人参与。时过境迁,很多人不愿意再说,并不是不反思,他们是懒得说。换言之,就是“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他们中多数人没有做过大恶,多数人就是跟着抄家起哄。

今天我们书写“文革”初期的那段历史,似乎仅仅局限于“迫害者和被迫害者”的问题,事实并不那么简单。95%是迫害者,5%是被迫害者。但是每个5%的人也都想变成95%,而每个95%的人都可能沦为5%,这是一个循环的状态。

“文革”初期,遇罗克写了一篇《出身论》,作为平民子弟,他们从心理上是希望融入体制的,《出身论》的核心就是说,“人人都有革命的权力”。实际上,并非如此。郑义是“文革”前特别优秀的一个学生,被当成家庭出身不好的孩子接受改造的典型,到了“文革”为了不被大家抛弃,他能把毛主席像章别在肉上,为什么?就是为了说明自己不是那5%。可他出身不好,大家仍然不允许他走出那5%。那他对毛主席的忠诚是不是真的?肯定是真的。所有人,无论5%还是95%的人都在忠于毛主席的感情里斗来斗去。这绝不是个人问题,而是社会的问题。很多人不愿再提起往昔,也确实因为那是一种集体犯罪。当然,个人的罪恶是不能掩盖的,比如像我打死了一个人,这是不能掩盖的。这种道歉只能针对个人情况,如果说每个人都能站出来,那太好了,但是不可能,做不到。   从打人中找到乐趣

我刚从内蒙古回北京的时候,还不敢下狠手,后来就越打越凶。至今我还记得那个转折点,“那是人性底线的堤坝溃败的开始”。

1967年初,四三派在工人体育馆筹备 “红卫兵代表大会”,我们 “老兵”就杀过去捣乱。具体讲,就是去打他们。当时,我们学校也得到消息,“造反派在工人体育馆开会”,老兵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在工人体育馆的不同角落聚集。一群群穿着军大衣的孩子,一看就是部队大院出来的,一脸的桀骜不驯、不可一世。大院子弟从小吃得好、营养好,身体特好,从小过集体生活,组织性强,并且因为家庭的原因,几乎都受过初级的军事训练,打起架来很凶。我混在其中跟着打,一般都是三四个人围住一个打,被围住后撒腿就跑的好点儿,挨了两下打还想反抗的就惨了,那就纯粹是被殴打,我发现大家打得都特利落,特痛快,管你会不会武术,噼里啪啦地拳打脚踢就把人打翻了。

空军大院的孩子都有那种硬头的军用飞行靴,他们把人打倒后,还用飞行靴踹。我看到被踹的人脑袋嘣嘣地与水泥地撞击,鲜血直流。当时我有点受不了,我就扑上去抱着那个人头,大叫“别打了,太残忍了,要把他打死了”。就在我大喊时,一个不知来自哪个部队大院的高中生,将我一把拽起来,一通训斥:“你是什么阶级感情,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他是流氓,他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渣子,他是人民的敌人!” 听了这番话,我的第一反应是惭愧,我简直就觉得自己的阶级感情出了问题,我怎么就不能站在无产阶级一边呢?结果我一咬牙,就投身在打人的行列中了。

五分钟后,我比那些同伴打得更凶。而且我居然从打人的过程中尝到了一种乐趣,我发现罪恶是有乐趣的。就这样我一步一步走下来,直到最后在武斗中打死人。其实,自从我感觉到“打人是乐趣”的那一刻开始,命运就注定了。

我想说“我不是故意的”

1967年夏,各地红卫兵已经形成了独立的系统。在北京,中学生的红卫兵组织一般分为三个派系——“老兵派”、“四三派”和“四四派”。因为各派观点不同,派系之间“斗争”不断。一般大院孩子认为,“老红卫兵”是好的,“四三派”是坏的。

8月5日中午,那天天空混沌。与我同住空军大院的师院附中(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同学常某急冲冲跑到我家:“粮校(北京粮食学校),‘四三派’的狗崽子们搞阶级报复。现在正召集各大院‘老兵’找他们算账。”我积极响应,并招了五六个本院的同学骑车赶往翠微中学,与28个在校门口的同学汇合后,一群人骑着车向师院附中进发。这就是“粮校武斗”的主力。

当我们赶到师院附中,几个高中生还争论,并一再叫初中生冷静。大约一小时后,空军大院同学张某跑来对我们说:“真是阶级报复。李红星在粮校门口被截,因为有育英中学的‘四三派’同学在,李红星没当回事。抓进粮校后,几个穿工作服的人押他去地下室,在楼梯上用刀刺他。李红星狂踢狂打,冲出校门,蹿过围墙,游过运河。因为中了三刀,流血过多,游到岸边就昏过去了。要不是大伙绕道沿运河来师院附中,半道儿上发现李红星,赶紧就送空军总医院,李红星就完了!”

听到这些,我气愤极了,大喊“跟他们拼!”不顾高中生劝阻,二十几个“疯家伙”砸了校体育器材库、工具库,将体操棒和大镐把等能打人的东西翻出来,人手一件,冲出校门。

我们是外校来增援的,在不冷静中反成了主角。最初双方没有实际意义的交手,都在试探。对方冲出校门虚晃了几下,以满天的飞石和用螺帽为弹子的弹弓伺候我们。我们只能依仗树木为掩体,捡石头还击。

一个小时后,一辆满载人员的卡车出现在我们的背后。一个低沉的吼声:“打倒联动……”有人轻声说:“我们被包围了!”随着卡车停下,车上人员跳下车,与校内冲出的对立派同学组成一股强大的冲击力,有两三百人向我方涌来。

由于道路不宽,刚好是个“冷兵器”耍得开的战斗面。二十几个人,前后两排,可交叉换位、相互作用。后撤就是溃败。无奈中我不知动了哪根筋,大喊:“别退了,叫他们追到什么时候!后面的人截住他们,我们往回打呀!”

在这种莫名仇恨的驱使下,我们打红了眼,这时一块砖头击中了我的手臂,我紧握木棍呆了一下,眼余光扫见那个身穿蓝工作服的用砖头砸我的人。我疯狂地蹿起来大叫:“打死他们!”事后据别的同学说我跳的高度超过众人半个身子。我盯住砸我石头的同学狂追过去。他好像不敏感,跑得挺稳健。在路的东侧,我在他毫无防范的状况下,一棍击中了他后脑部。他好像飞出去的袋子,倒在路旁的坡上滚下来,又动作迟缓地爬起。当时,我疯狂兴奋地大吼:“你跑不了了!”又一棍击中他的前额,血溅到棍子上。其实我已虚脱,直到腹部挨了一砖头疼得蹲在地上才停止追打。

“我方”同学陈某从后面跑来,说:“咱们打死了一个,就是你打倒的那个。”我惊呆了,第一反应是“不是我干的吧!”

在校医务室,那人平躺着,已被包扎了一下,但是他的颈动脉仍喷着血泡,双眼微睁,只有出气,没有进气,面色惨白。这景象我终生不忘,惨极了。此时,我得知他叫“王雁鸿”。我问校医情况,被告知没救了,如五雷轰顶,我想说“我不是故意的”,事实却永不能更改——我杀人了!

在监狱里开始思考

自从打死人后,我就一直在家等待警察。我报过警,可警察不管这事儿。为了洗刷自己,我打算参加抗美援越,去越南“革命”。我花了近半个月的时间,从北京颠沛到海南,企图说服躲避在海南岛秀英港的越南海军带自己上战场。当时,越南海军公开挂着中国军旗、国旗,穿着中国人的军装在海南岛休整。可惜人家越南人看不上我,根本不理睬。我只好留在了海南。

在海南岛,又赶上武斗。我本不想参与武斗,可碰巧赶上。海南的武斗比北京学生们之间的“打群架”级别高多了。造反派,拿着机关枪向我们射击。我们也不示弱,自制“手榴弹”也很厉害。所谓“手榴弹”就是拿一个罐头盒子,用火药和铁渣子混在一起,有个捻儿,用火点的,点着以后扔到水里都能引爆,那威力真是很厉害,有效杀伤范围能有20多米,把人炸得哭爹喊娘。   当时“造反派”拿着冲锋枪扫射我们占据的大楼,高呼“你们投降吧”,好猖狂。我们没有枪,只有手榴弹。其实,他们也不敢上来,我们在扔“手榴弹”之前也喊“你们上来吧,给你们吃吃我们的‘铁西瓜’,味道还不错吧!”他们听到这么流利的普通话,就知道是“北京联动”的,就知道这个楼不好攻。随后我们就扔了几个“铁西瓜”,他们就撤了。

在海南呆了两三个月,1967年的12月4日,我被北京警方以政治犯的名义逮捕。罪名是政治武斗。武斗中杀人不是刑事犯,第一,不是图财害命,第二也不是蓄意杀人,第三也不是阶级报复。在“文革”的武斗中杀人,都算政治犯。

1968年1月,我被关进了半步桥监狱,当时监狱很拥挤,定员12个人的一个房间都关了20个人,我们那个房间更多,总共关了22个人。可我在监狱里高兴着呢!孩子嘛,没有什么愁滋味,狱友也基本上都是政治犯。在监狱里什么也不想,脑子空空的。不过,我在监狱里接触了一些人。一些老政治犯,思想都挺睿智的,在这种思想氛围里我得到一种精神灌输,我发现自己读的书太少了,言之无物,所以就想读书。

1968年9月27日,我从监狱出来,开始读书思考,进了中央学习班第三期。到1969年2月,我被宣布“教育释放”:不戴帽子、不记档案、不剥夺政治权力、组织上负责保密。

我们那一代人的反思

我之后的人生和很多人一样,下乡、当兵、当工人。我们这代人经历差不多,很多人都有反思,只是很少人公开谈。我的反思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可以说突然一下子就有了。我自己归结为生理原因,就是到了一定岁数的自然流露。

活到50多岁,我就觉得自己特别倒霉,很不顺,觉得奇怪。有一次,我碰到一个养马人。他说我肯定做过大恶,还不止一次。还有一次,我去看我姨妈,她那大楼里住着一位老头会算命。我让他给我算命,他张口就问“你打死过人没有?”我强说没有。我下乡在内蒙古时,也有一个算命的老瞎子说“你命大,你经历过很多大事,最后都不了了之。”我说“我杀死人呢?”他说“那也不了了之”。还有更绝的。我在杭州跟人打架把人给捅了,我去自首,结果一个小时之后反倒变成英雄。因为那个被我捅的人正好是个通缉犯。

人年轻的时候,有些事儿根本就不在乎,或者能给自己找各种各样的托词,只有到了50多岁以后,发现这事儿是个事儿,晚上会睡不着觉。倒不是会做噩梦,就是觉得良心上对不起人家,难受。

我刚才说,我们这一代人有很多共同的经历,其实每一代人都有某种共同经历,或者说共同记忆。我们都到岁数了,到了这个岁数好多人也就浑浑噩噩地活着。只有在同龄人之间才会有真正的碰撞,才能反思。你说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其实不对,四十多年过去了,大家的际遇是天壤之别,有人大富大贵,有人默默无闻,新仇旧恨交织在一起,说不清,所以也就不想说。

范文八:老外红卫兵

柯马凯(Michael Crook),英国人。其父戴维·柯鲁克和其母伊莎白·柯鲁克,均为英国共产党党员,抗战中来华,终身在中国工作。柯马凯1951年出生于北京,文革中,参加了红卫兵组织。以下节录自柯马凯口述。

其实文化大革命,在1964年就有点迹象了,到处都在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我的父母都是共产党员,特别关心社会主义建设等政治问题。我回家以后,我父母,尤其是我爸,总是爱讲些政治方面的东西。他们当时对毛泽东这一套都接受,而且很积极。由于他们很左,后来在北京的外国人,给我父母这个圈子或者说这一派人起了一个外号,叫“百分之三百”。意思是说,百分之三百的布尔什维克,就是中共号召什么,他们就三倍地拥护。

我记得六年级写作文的时候,可能是受我父母政治上敏感的影响,我的一篇作文还引用了毛主席语录。那篇政治化的作文得到了表扬。

中国那个时候处在被围困的国际环境中,什么“美帝国主义的包围圈”,我觉得人们普遍有一种抵触外国的情绪。这种警惕性,其实我也挺高的。

我第一次离开中国是1958年吧,我父母带我们哥儿仨回了一趟英国。那是我第一次所谓的“回国”,实际上对我来说是“出国”。我们先到香港,再到英国。我记得我走在街上,还指着一些人跟我爸说:这人是特务吧?那是帝国主义的吧?我那时就很有这方面的防范意识,一出国就觉得,眼前这些人里恐怕有好多是坏人。

1964年我考中学时,报考的第一志愿是101中学。由于考分不够高,人家没要我。我第二志愿报考的是北大附中,被录取了。我先到英国上了一年学,再回中国就推迟了一年报到,等于说我比同龄的人晚了一年。

所以,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是68届老初一。

美国“窝头”

那时候,北大附中也有一些外国人的孩子。我们班三十几个学生,就有三个外国人。除我之外,还有一个混血的法国人,是程砚秋的大孙子。还有一个米马克,他爸可能是美国码头工会的,1965年才从美国来到北京。

米马克哥哥的中文名字叫米克里,长得挺壮,穿着个棉猴。这人特革命,跟中国同学一块开忆苦会时,他也忆苦,可他是忆美国人的苦。他说:资本主义就是苦,美国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整天净吃窝头。我们问他:美国的窝头什么样啊?他说:就是Muffin(注:松饼),那就是窝头。我们当时都被唬住了,还信以为真。多年以后我才发现,那个美国“窝头”多好吃啊。

由于我们这个家庭对中国政治的热衷,所以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发起,我很快就接受了,并且高高兴兴地投入进去,有时还骑自行车到处去看大字报,特关心国家大事,特投入。

北大附中是一个寄宿制的学校,全北京也没几所。首先住校本身,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就反映了社会地位。北大附中是一个干部子弟比较集中的地方,我的同班同学里头就不少。这帮人在政治问题上很敏感,而且特牛。我觉得文革中这是个关键。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由谁挑起来的?都是那些特牛的、初三的和高中的干部子弟,号称“牛宫彭”,即牛皖平、宫小吉、彭小蒙。所以我说,红卫兵一个是政治敏感,一个是有背景。

那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出来后,我们班上一些同学议论这个事,就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可不嘛,我们是打天下的,他们被打下来了,那这些人家里肯定是怀恨在心,是要择机反攻倒算的,这是人之常情嘛。我得老实地说,我当时觉得好像是有这么个道理。

北大附中“红旗”组织起来的时候,同学们就比家庭出身,还论资排辈。一说谁的父母是共产党员,还得问是什么时候入的党。好,那我爹是1935年入的共产党,也就是说我们弟兄几个的“家庭出身”没问题。

我觉得红卫兵的政治因素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朋友的私交关系。孩子们平时玩都是抱团的,那些爱折腾的往往就凑在一起了。我从小就淘气,属于爱折腾的,我要好的几个同学都是这样的,文革开始后,我们就都积极参加了。那些文绉绉、爱学习的同学,可能对这个不那么感兴趣。 1948年,柯马凯的父母作为来华协助抗战的英国共产党员,在晋冀鲁豫解放区工作。 1967年,在北大附中上学的柯马凯(右一)下乡参加农村劳动。当时受家庭热衷政治听气氛影响,柯马凯加入了北大附中的“红旗战斗小组”。 70年代初,柯马凯(后排左三)被调动到北京首汽汽修一厂工作。 文划期间,柯马凯(左二)和另一些父母被抓起来的“红星战头队”成员一起抽烟喝酒。

文革中的青春

那时候,学生们、特别是红卫兵们都喜欢穿军装。我也经常穿军装,觉得特别方便,那么多兜儿,放什么都行。还有武装带,大家都说,这皮带可以用来抽人、抡人,可是我一直没用上,没抽过人。

有一回,我们红旗的队部被砸了。后来听说是体育学院干的,打不过人家,就说得了,算了吧。我们就开始想,要有点防御措施。   我记得我们的宿舍楼是个五层的筒子楼,好像二、四层是女生,一、三、五层是男生。二、四楼把西头给堵了,一、三、五楼把东头给堵了,反正就是男女生是串不了的,不走一个楼梯。正好我们是在五层,上边有个口能爬上楼顶去,就像做工事似的,搬一些砖头瓦块摆在楼沿边上。有人还把暖气都给拆了,把那暖气片、铁棍分拆开,也放在楼沿边上。可是后来也没人来攻打我们。

北大附中早先有种死气沉沉的劲儿,文化大革命搞起来以后,倒是热闹了。原来男女生的界限分得可清楚了,这一文革,男女生之间就开始来往了。特别是军训以后,学校开始组织一些集体活动,男女生都在一块。

那时我住校,我们几个男生和几个女生,负责守卫北大附中的南门。我们都盼着黄昏时候那段自由活动的时间,因为那段时间,可以和女生们交流。我那时心情特别好,心里有一种暗暗的、朦胧的兴奋。因为其中有一个女生,非常漂亮,我特别喜欢她,但是不敢说出来。不过,这时能够跟她一块说说话,我就觉得很得意了。我记得后来有一回中午去运河游泳,就在空军指挥学院那边,我看见她了。哎呦,好美啊。那种朦胧的感觉,挺兴奋的。这是文革前没有的。

外国人中的造反派

文化大革命中,在北京的外国人主要是些专家,对文革的态度当时也分好几派,一派是反对,一派是旁观,还有一派是积极参与。

像马海德啊,路易·艾黎这些人,一开始就不支持文化大革命。他们好像就觉得,我们是老革命,文革受冲击了。还有一种是以爱德乐(编者注: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外籍专家)为代表的,对此也不感冒,认为咱们是外国人,文革是中国人的革命,咱们靠边,不要去掺和。还有一派是像我父母这样的,原来人家就说他们是“百分之三百”,像阳早(美国人,时任中国电影发行公司译校)、寒春(阳早之妻,时任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图片特稿社译校)、李敦白(中央广播事业局的美籍专家)、史克(北京外国语学院的美籍专家)等,又写大字报,又要参与造反,今天参加这个大会,明天去批判那个走资派,就把文化大革命当成是自己的事了。 柯马凯是环保志愿者。

当时,阳早、寒春等4名美国专家写了大字报,要求对外国同志不搞特殊化,要求和中国民众一样参加文化大革命。

这张大字报的背景,是文革开始时,外事管理部门有“内外有别”的政策。这些人感到自己是全心全意来参加中国革命的,被排斥在外,特别不高兴。大字报转上去,毛主席看了以后,做了个批示。这个“9.8批示”的大意是:他们及其子女如果愿意,应该欢迎他们参加运动,让他们跟中国同志一样。

之后,一批外国人就成立了一个老外的群众造反组织,叫“白求恩-延安”,我父母都是这个组织的。当时在京的外国专家大都住在友谊宾馆,有了主席的批示,外专局就得提供方便啊,就把南配楼的一个会议室拿出来免费使用,作为“白求恩-延安”定期开会的场所。

大人们成立了革命造反组织,我们这些孩子们也不甘示弱,成立了一个“红星”战斗队,算是外国人的红卫兵组织吧。这些外国孩子大多不是在中国出生的,是1950年代、1960年代跟随父母到中国的。我们柯家弟兄三个,都是在中国长大的,但我父母觉得不能把西方文化都丢掉,对我们的教育兼有西化的内容,所以我们基本上是横跨中外,跟这些外国孩子也能打成一片。

“红星”其实充其量也就十几个人,组织也不严密,而且缺乏“牛宫彭”那样善于组织和煽动的领袖,所以大家都有点不冷不热的。不过,对孩子们来说,反正是个挺好玩的事。外专局在南配楼给我们也安排了一间房。

我们有时候要学习,有时候要讨论,还要做些宣传。我还曾经一度被选为宣传委员。有一个巴西专家,是“白求恩-延安”的,特别支持我们青年人,给我们弄了一套油印机。我就在友谊宾馆那个红星队部里整天刻蜡版,还油印出一些宣传刊物。有一个哥伦比亚姑娘,挺热情,她用西班牙语写了一个大字报。我能看懂个大意,是批评友谊宾馆,认为他们把社会主义的宾馆办得跟资本主义的星级酒店没什么两样了。

后来,这种状态逐渐就变了,特别是有些人的爹妈被“无产阶级专政”抓起来之后,我们没人管,开始进入颓废时期。我们的队部成了俱乐部,大家买些酒,在那过夜。这时候我们的精神状态,已经不是当初的“豪情万丈”了。

“国际间谍”

1967年,北大附中就开始分配了。我要好的几个同学陆续走了,有的参军了,有的下乡了。

我觉得待在家里没意思,就通过“红星”联系了北京第二机床厂去劳动锻炼。那回,外国孩子去了一批,可能有十几个。我们不是分配工作,是去“与工农相结合”。当时挺苦的,尤其是上大夜班。

在那待了有一两个月,我独自一人又找到光华木材厂,到那里去锻炼了。我爸爸出事的时候,我正在那里干活呢。

当时,我父母所在的北京外国语学院派性闹得挺厉害,一派是北外红旗,另一派是北外造反团。他们之间的争端主要是对文革前十七年学校领导的评价。红旗这派认为其中两个领导是坏人,保其他三个;而造反团相反,保那两个,要打倒这三个。我父母都属于红旗那一派的。当时,这两派还发生了武斗。北外武斗不像清华北大那么激烈,不过也打死了一个老师。

1967年10月17日,我爹到北外东院去办事,被北外造反团抓了起来,说是“国际间谍”。他在那儿待了三五个月,后来被送进了秦城监狱。

过了十来天,这个消息就传到工厂里了,工厂通知我说:柯马凯,你在这儿学习锻炼得差不多了,我们给你开个欢送会,你可以走了。

回到家后,我跟我妈就开始去闹。尤其是我爸工资停发以后,我妈觉得,这不符合法律程序啊,就质问他们:你们凭什么停发他的工资呀,谁证实他是特务了?又没审又没判的。后来,我父亲的工资就接着发了。   1968年12月,北外造反团把我妈也给抓起来了。我们哥几个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对 “黑五类”等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的泛称),被发配到海淀农机厂去了,上面还跟厂里的军宣队打招呼说:这几个是外国特务的孩子,要看管好了。我在那儿干了两年,当钳工。后来给我们另外安排工作,换到北京首汽汽修一厂,不再说我们是“特务子女”了。

我妈被抓起来以后,我还是继续上访。当时我哪儿都找,什么公安部、外交部、北京市委市政府、北京卫戍区,我都去了,而且跑了好多次。按现在的说法,我都成“上访专业户”了。

我去得最多的是北京市外办,他们经常给我吃闭门羹。还有北京市公安局五处、公安局外事科,我也常去。大喊大叫的,闹得很厉害,但不管用。

周恩来赔礼道歉

我觉得我对中国已经失望了,到后来都不想在工厂继续干了。我已经20出头了,想上大学。那时候我就想走,离开中国。

当时中国的出入境制度,需要办一种出国签证,就是外国人入境要办签证,出境你还得办签证。他们不让我走,不给我办出国签证。

那时候外国人在中国,还有一个居留许可制度。大概是1972年,外管处通知我们,居留许可证到期了,去公安局办延期手续。我说:延什么期啊,我才不延呢!你们最好把我驱逐出境。结果他们主动替我把居留证给办好了。

我妈是1972年出来的,我爸是1973年1月27日出来的。我爸被关了五年零三个月。

当时秦城大概关了10多个老外吧,包括夏庇诺(新华社外籍专家)、戴乃迭(中国文学出版社的英籍老专家)、爱泼斯坦(加入了中国籍的犹太人、对外英文刊物《中国建设》编辑)、我爸等,都是同一批释放的。李敦白是唯一的例外,那次没放他,好像是晚一年多才出来的。

1973年3月8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我们,把这些释放出来的外国人,包括家属,都请去了。“四人帮”里头也去了几个人,江青也去了,可是他们都没说话。

那天是周总理宴请,他首先代表中国政府赔礼道歉。他说:冤枉你们了,你们是好人。可是总理当时还有一句话说:不过也有坏人,像李敦白。

周总理讲完话,然后就轮桌敬酒。到我们这一桌,先对我妈说了几句话,然后敬叶文茜(北大西语系的美国教师),最后走到我们哥几个面前说:我知道,你们想出国上大学。好啊,你们回去上大学,学完了还要回来嘛,这是你们第二故乡嘛。

我是又感动,又矛盾。嘿!我们要出去的要求,他其实早就知道啊!我确实挺气的,真想恨谁。可是,另一方面我还是挺崇敬周总理的,给了那么大的面子,我都不知道该恨谁了,觉得总不能恨总理吧。

英伦的左派

出国签证立刻就批了,国家还答应给我们出路费。我们觉得这是个见世面的机会,就跟他们说:你们别给我们买机票了,把机票钱给我们,我们自己想办法。后来,他们答应了。我印象中,给了我跟我哥每人一千美金。

于是,我们坐火车去了香港,再从香港坐船到新加坡,从新加坡陆路到马来西亚的槟城,再坐船去印度的马德拉斯,一路坐车到了英国。这一路走了大概有五个月吧。在印度,我们呆了三个月,就跟当年红卫兵大串联一样,睡在车站的站台上,把贵重东西包起来当枕头这么一枕。

因为文化大革命的耽误,我中学就等于没上,到伦敦以后,首先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把中学的课程基本补下来了。1975年我考上了伦敦大学,学的是物理专业。

1973年临行的时候,我妈嘱咐我们说:你们这次回英国以后,要扎根在无产阶级中间。我到了伦敦以后,很快就找到工作,进入工厂。除了解决生计,也有我妈嘱咐的这个阶级立场的原因。我加入了工会,只要是工会组织的工人斗争什么的,我都积极参加。

当时我也参加过几个极左组织。我父母原来都是英共的,中苏决裂以后,我们就算它是修正主义党了,我就对它没有兴趣了。当时还有两个组织,一个叫英共(马列),即英国共产党马列派(CPBMC);还有一个叫做英联,英国共产主义联盟(CFBMC)。我参加过两次他们的组织活动,但实际上我还没有被正式接受就被淘汰出局了。因为跟他们比,可能我思想太右。

后来我又加入了一个小政党,可是那个小政党更左得出奇,他们的偶像好像还包括江青,把中国说得好像人间天堂。他们曾激烈地争论,中国当今社会有没有剥削?这成了一个理论焦点。当时我就说,毛主席说中国仍然是阶级社会,就凭这个说法,中国还是有剥削的。结果他们认为我有思想问题,就把我开除了。

我在英国学完本科后,1978年回到了中国。

1973年我走的时候心里有气,曾经发过誓,这一走我就再也不回来了。可是家人在这边,而且这里也是我的故乡啊。

1978年,要改革开放了,大家都琢磨着出国,这外语就成为最要紧的事了。他们说:嗨,中国的物理人才有的是,不缺你,你就教英语吧。我想也是这个理儿,所以就开始教外语了。到今天,一直从事教育。

范文九:一个红卫兵的葬礼

(引言)1967年7月,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战”犹酣。我当时是个中学生,在郑州八中。我参加的一个全市性中学红卫兵组织,风头正健。一天,听说邻校发生了一次武斗,本组织一位同学身亡。后又传说要追认那位身亡的同学为“革命烈士”,还要为他开追悼会,又传省军区和驻军首长要参加追悼会,等等,说什么的都有……

一天,我在学校闹革命。学校一位头头找到我,叫我和他一块去总部,说有大头头要召见我。

我和学校头头到了总部见到大头头。他原是我们学校初中毕业,和我早认识。看见我们来,大头头很高兴,指着我说,好吧,就他了。说着叫我俩吃饭,我吃着包子,大头头向我交代任务。

原来,总部准备明天为那位在武斗中身亡的同学送葬,要开追悼会,会后还要组织游行。我的任务就是下午跑一趟火葬场,取回那位同学的骨灰盒。

本市的火葬场远在郊区黄岗寺,来回路程有30多里。选中我去取骨灰盒的原因很简单:遗体火化时我去了,认识火葬场的人,也知道路。我同意跑一趟。大头头很高兴,拍着我的肩膀说,取回骨灰盒,直接送到这里来,我今晚在这里等你。

大头头叫人给我找了辆自行车,铃闸齐全,又交给我一张盖着组织公章的便签,他在那上面签了字,交代我,到火葬场找某某,将便签交给他,领骨灰盒。

学校头头告诉我,去火葬场不只是一趟辛苦差事,其实还有危险,路上要从商业学校后门经过,商校是对立面组织的武装基地,听说他们有时设路卡盘查行人,到这一老虎口,你就装作没事人,想办法混过去。他又说,火葬场分两派,你一定找自己人,千万别叫错了名字。

我一路骑车,不敢做赶路状。过商业学校后门时,瞥见后门距公路还有三二十米距离。传达室前坐着几个男生,有说有笑的,脚下扔着几顶柳条帽,靠窗户倚着诸般兵器。我看在眼里,继续骑车。这时,我拿眼角扫过,眼看着一个人站起来,伸出一把弹弓,拉得满满的,对着我就射过来。我还没有来得及吃惊,“嗖”——风声响处,一颗螺丝帽打在自行车前轮,打断了两根辐条。真准!我虽吃惊,却没有慌,按照一路想好的主意,不敢逃,马上下车,站在那里,装作查看断条。只见门口几个男生站起来,哈哈笑,射弹弓的男生对我挥手喊,走吧走吧。我也不敢有任何表示,慢慢偏腿上车,继续向前赶路。

剩下的路倒也无事。赶到火葬场,我找到联系人,悄悄拿到骨灰盒,装在书包里背着。本想休息一下,联系人说,怕有人看见你来,密告出去,半路截你,还是早走。我听了心惊,水也没喝,转身回城。

等我回到总部,已经很晚了。大头头还在会议室等我。看到骨灰盒,他很满意,连连说,没错没错,是这个盒子,我亲自挑选的。

大头头马上召集开会,敲定明天的追悼会和游行的计划,我在一旁听他们说。

原来,那个在武斗中身亡的同学,不是被对立面组织打死,而是自家人争吵,被自己人失手刺成重伤,不治身亡。但是,总部还是决定照“牺牲”处理,举行一次隆重的葬礼,号召全体红卫兵团结起来,化悲痛为力量,继承烈士的遗志,誓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开会的地点、议程、发言都布置好了,唯独一件事有争论。原来,总部决定,开完追悼会游行时,要攻下对立面组织的一座楼,拉个“陪葬”。事先的侦察提出3个攻楼的选择,都是中学,地形、楼的位置、防守,各有利弊。大家争论起来,最后选了所中学,大头头也同意了。

总部的作战部长很有经验,宣布了担任突击队的学校,又规定几个学校在街口包围、打援,还布置了一支预备队。

开完会,我与学校头头回校。路上我问,既然不是武斗死的,挖坑埋了吧,干吗这么干?要是被人知道了怎么办?

学校头头也感慨,说,不行啊,形势逼着你,不这么干,不这么说,这么大的一个组织,向几万人怎么交代?

第二天,追悼大会开得很隆重。“烈士”的妹妹上台发言,慷慨激昂,声泪俱下。满场的红卫兵都激动了,大家纷纷涌向主席台,争着与“烈士”的妹妹握手,握过手的人又转回头来与其他人握手,分享幸福。

游行开始了。因为我知道了“攻楼”计划,所以从会场出来后,就悄悄跟着“突击队”,想看看场面。只见队伍里十几个精壮小伙子,全部穿黑背心,工装裤,球鞋,全是短兵器,有人背着大刀片,有人只在腰间挂一把匕首。他们与众不同,一路走不喊口号,只在他们之间低声说话。

到了那所“陪葬”学校,是一座三层楼。楼的顶层平台有一圈低矮的围墙,竖着一个木架子,挂着几只喇叭。这是毛泽东思想宣传站。守楼的人看见游行队伍通过,围墙后探出两个人,双手做喇叭状,大喊他们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红卫兵”,我们是“刘少奇邓小平的保皇党”,要我们“反戈一击,杀走资派一个回马枪”等口号。突然一声呐喊,只见一片砖头块从围墙后面腾起,雨点一般,朝着游行队伍飞来,有几块砸到队里。有几个同学被砸得头破血流。一个女生被砸倒在马路上,眼看着倒抽气;还有几个人被砖头砸在身上,呲牙咧嘴喊叫起来。游行队伍“哗”一下散乱了,愤怒的口号震天响。

守楼者哈哈大笑,又扔出一阵砖头块,把游行队伍砸得东躲西藏,抱头鼠窜。

这时,只见游行队伍前后冲出两支队伍,向大楼两侧扑去。进攻者高举着长矛、大刀、棍棒,呐喊着向前冲,后面跟着一群女生,挥舞着红旗,齐声呼喊“缴枪不杀!”

游行队伍停下来,同学们看见开始攻楼了,想起刚才自己被几块砖头砸到鸡飞狗跳墙,这时便齐心为自己组织鼓劲,口号声、惊叫声响成一片。

进攻大楼的这两支队伍显然有准备,他们头戴安全帽,顶着语录板、毛主席像画板当盾牌,慢慢向大楼脚下推进。

楼上的守卫者不扔砖头了,打开广播,大声念《敦促杜聿明投降书》。似乎进攻者将要遭灭顶之灾。守楼者才念了几句,看看不顶用,就又往楼下扔砖头块,广播也不劝进攻者投降了,大声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跟着游行队伍的几辆毛泽东思想宣传车,此时陆续开到楼下,摆成夹击之势,高音喇叭也念《敦促杜聿明投降书》。有一辆车在放“林副统帅语录歌”。   此时,楼上的砖头扔得密集了,有几块砖头砸在毛主席画像的头上,引起游行队伍里一阵怒骂;又有燃着的草捆抛下,跟着就是汽油顺流而下,在楼下呼呼烧成一片;又扔下两个灭火器,掉在楼脚下,喷着白雾(若灭火器喷头焊死,扔到楼下后,灭火器的钢罐会因灭火剂膨胀而爆炸,犹如一颗小炸弹)。进攻者看见楼上战备如此轻心,更加卖力气进攻。战斗气氛愈炽,场面更热烈。

我看着却奇怪,怎么会这样呢?不是说有一支突击队专门负责攻楼吗?怎么换成大群人围攻了?这么喊叫着,轰轰隆隆的,能攻上去吗?

我正想着,只见眼前这十几个穿黑背心人,一声不响排成单列,随着一声短促的口令,迅速向大楼正面冲去。

大楼的守卫者已经被两侧的佯攻吸引,根本就没有发现突击队。只见突击队冲到大楼正面的露天平台下,利用窗户登攀,几个人赤手空拳翻上平台,眨眼便钻进二楼窗户,后面登上平台的人鱼贯而入,也有几个人径直顺着窗户向大楼顶层攀爬,像壁虎一样。

大楼两侧的游行队伍被组织起来,使劲呐喊、为佯攻者助威,吸引守楼者的注意力。

守楼的人到底没有经验,也可能人手少,也可能慌神,根本没有注意正面的进攻,全部防守力量都集中在两大楼两侧,砖头水泥块雨点般打下。

很快,楼顶出现几个穿黑背心的突击队员,半天空一片叫喊,是那种纷乱、绝望的惊叫。下面游行队伍眼看自己人得手,山呼般叫喊起来。大楼两侧佯攻的队伍也很快收拢,从大楼正门冲进去。

顶层平台乱了套,守楼者被撵得到处跑,一会儿被撵到这边,一会儿被撵到那边。一片喊杀声,有大刀翻飞,有棍棒挥舞,钢铁撞击的乒乓响声,人的惨叫声,在楼 下清晰可闻。突然,有人从楼顶翻身掉下,一个白色人形,伸着胳膊,沉闷的一声“砰”,摔在楼下的水泥地上,抽了几下腿就不动了。是个男生,制服短裤白汗衫,和游行队伍里的男生一模一样。

只见大楼顶层,一个突击队员开始挥舞我们组织的大旗,表示大楼已经被攻陷。楼下的游行队伍欢呼起来,女生都尖声高叫,热烈鼓掌,又蹦又跳。

过了一会,被俘的守楼者被押解出来,几十个男女中学生,他们表情各异,有的仇恨,有的阴沉,大部分人却是恐惧,还有几个女生,面色苍白,浑身哆嗦着,她们互相搀扶,慢慢挪着步子……

此时同类相残、相侮的情景,我实在没有勇气写出。之所以还要点到这些,也是看到近来有人欢呼“文革”,这些人大概不知道“文革”还有这么丑恶、血腥的一幕。

攻下大楼后,游行队伍继续前进。在城里转了几圈,来到市郊烈士陵园。陵园残破不全,一派萧条景色。游行队伍转来转去,最后在一片空场停下,总部几个大头头简短讲话,“烈士”的父亲也讲话,大致是感谢同学们的意思。游行就解散了。

范文十:红卫兵是如何诞生的

1966年5月29日傍晚,在圆明园遗址上,卜大华、骆小海、邝桃生等十来个学生在一起开了一个会。他们认为,为了迎接阶级斗争暴风雨的来临,为了更加有力地与校方进行斗争,有必要成立自己的组织,并一致同意将组织命名为“红卫兵”。这就是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

“红卫兵”是通称,每个学校里都有几支或十几支分别取不同名称的红卫兵组织。如“全无敌”战斗队、“丛中笑”战斗队等,名称多来自毛泽东诗词或当时发生重大事件的日期。红卫兵的宗旨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其手段有大字报、大批斗、“破四旧”、“抄家”等。红卫兵的典型着装是头戴绿军帽、身着绿军装、左臂佩红袖标,手握“红宝书”。

早在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后,全国范围内的群众性批判运动就不断升温,一大批学者、专家受到批判。

在这种形势下,清华附中的一些学生开始把与部分教师、学校领导之间的一些意见分歧,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来认识。

1966年5月10日,清华附中学生骆小海写了一篇题为《从我校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看我校是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的》的文章,指责学校领导不把毛泽东的著作作为最高指示。这篇文章在学生中引起了一些讨论。在争论中,卜大华、邝桃生和骆小海几人逐渐形成批判旧教育制度的共识。这篇大字报就是后来引起毛泽东回信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一文的前身。

同日,清华附中的校长万邦儒在全校大会上作《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激进的学生认为校领导在报告中没有强调这场运动的深远意义,没有强调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

随着形势的发展,反对学校领导的学生不但没有被压下去,反而逐步发展、扩大,同情和支持他们的人也越来越多。

6月2日,在清华附中的校园里正式贴出了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一百多个学生在上面签了名。接着,卜大华等几个学生又贴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而后又写了《二论》、《三论》。7月28日,他们把大字报和前《两论》交给了江青,要她转给毛泽东。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除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等文件外,还肯定红卫兵组织的作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第二个文件,就是《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信后还附着他们的《两论》。毛泽东的这封信,把红卫兵推上了政治舞台。

8月10日下午,毛泽东亲自来到中共中央接待站,对前来庆祝《十六条》的群众(包括红卫兵)代表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毛泽东的讲话立即传遍全国,学生们把“红卫兵”看成是“最光彩”的名称,各种红卫兵组织纷纷建立起来,红卫兵运动立即风靡全国。

8月17日,毛泽东为鼓励北大造反的学生,给北大校刊题写了《新北大》的刊名。毛泽东的题词极大地鼓舞了热潮中的革命师生。接着,毛泽东主动提出接见红卫兵。

8月18日上午,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百万红卫兵。

在天安门城楼上,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宋彬彬(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之女),把红卫兵袖标戴在满面红光的毛泽东的左臂上。她兴奋而紧张,以至有些慌张。戴好以后,正当她转身要走时,却被毛泽东叫住了,问她:“叫什么名字啊?”她回答说:“宋彬彬。”

“文质彬彬的彬吗?”毛泽东问道。

宋彬彬点点头:“是的。”

毛泽东笑着对她说:“要武嘛!”

于是,宋彬彬当天改名“宋要武”。

从1966年8月18日至11月26日,毛泽东曾连续八次接见红卫兵,参加接见的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达一千多万人。然而,毛泽东在八次接见过程中,逐渐发现了红卫兵存在的问题,对红卫兵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外地来北京串联的红卫兵越来越多,他们坚持要见毛主席。

考虑到这一情况,毛泽东决定把庆祝建国17周年大会和接见红卫兵合并进行。因此这次被接见的红卫兵比以往要多,有150多万人。许多红卫兵半夜就守候在天安门广场等待毛泽东的接见。他们不断地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歌曲,呼喊着“毛主席万岁”等口号。

因为是国庆日,晚上要在广场上举行焰火晚会,毛泽东与其他中央领导人上午接见完红卫兵后,就到人民大会堂去休息。下午4时,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按照预先的安排,他们晚间将与红卫兵一同观看焰火。但广场上的红卫兵却不愿意离去,一直等待着要再见毛主席。

晚上7时许,毛泽东与其他中央领导人的车刚刚到南长安街南口,就被红卫兵和群众拦住了。红卫兵叫着要见毛主席。没办法,毛泽东的车只好停下来。后边的车也都被堵住了,整个车队被包围在万人之中。

这时,林彪下了车,走到毛泽东的车前边,高声喊道:“我是国防部长,请让一让,让我们的车去天安门参加晚会。”可是,红卫兵一个劲儿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不听林彪的话,可能也听不见。林彪只好命令中央警卫团和机动部队前来解围。毛泽东一行的车队解围后,只好折回人民大会堂,没有能够参加天安门焰火晚会。

拦车事件后不久,中央就强调,以后毛主席再接见红卫兵,一定要有组织有秩序。

1967年进入夺权阶段后,围绕权力分配,红卫兵组织分裂为不同的派别,以致发展到大规模武斗。据此,毛泽东认为“现在是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于是,工宣队、军宣队相继进入学校,红卫兵逐渐失势,退出了“文革”舞台的中心。

清华大学附中首批红卫兵发起人卜大华,上山下乡时到了陕北农村,经过几年锻炼,认识了社会。后来,他在反思这段历史时说:我当初参加红卫兵,真诚地相信,戴上红袖标,喊几声“反修防修”的口号,在社会上冲几冲,就能破坏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当初,我是从“天上”看世界。到了陕北的山沟沟,我第一次发现,中国还有这么落后、贫穷的地方!那些曾为革命洒过热血的老红军、老贫农,仍在吃糠咽菜,看到这些,我流下眼泪!还搞什么“文化大革命”?这时,我是在地上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