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大串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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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一:红卫兵长征大串联【下】

文革岁月:红卫兵长征大串联【下】

呼和浩特交通学校,经过一个月的长途跋涉到达延安宝塔山下。

呼和浩特交通学校,经过一个月的长途跋涉到达延安,鞠一捧延河水洗去满身征尘。

红卫兵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延安。

河南省洛阳市半工半读技术学校的长征队经过龙源口桥。

红卫兵参观毛主席在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领导农民的史迹陈列品,图中湘潭农民用过的梭镖等武器和农民协会的旗帜。

长征队天安门留影

天津红岩一中红卫兵长征队。来自梅林的网易博客

天津红岩一中红卫兵长征队在延安的宝塔山下延河冰上合影留念.

1966年“韶山冲”红太阳升起的地方。这是楚雄一中的同学,几千里路程,学前辈老红军长征,要徒步走去,才算忠心。庆宁的凤凰博客.

1966年楚雄一中师生在“长征”途中。

镇海中学师生“大串联”前在镇海中学西部校门口留影。

济宁一中长征队

1966年底红卫兵傲霜雪战斗队大串联重走长征路

1966年文革初期,河北农大邢台分校一红卫兵串联长征队,在武汉长江大桥旁留影,这是一支典型的步行串联队,

队员们胸戴毛主席像章,臂佩红卫兵袖章,手举《毛主席语录》本,打着红卫兵的旗帜,从邢台步行到武汉。

北京机械学院长征队。1966年12月27日,泸定桥留影.

遵义会议会址合影

学习毛泽东著作

北京—井冈山、红色长征队、北京铁道学院

北京—井冈山、红色长征队、北京铁道学院

北京—井冈山、红色长征队、北京铁道学院

北京—井冈山、红色长征队、北京铁道学院

听老贫农忆苦

北京航空工业学校

北航大学生带领的红小兵长征队,这可能是最小的长征队了。

范文二:红卫兵长征大串联【上】

文革岁月:红卫兵长征大串联【上】

1966年,北京农业大学、北京轻工业学院的两支长征队行进在山谷中,奔向革命圣地延安。

1966年,来北京串联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参观《收租院》泥塑展览。

1966年,来自外地的红卫兵小将向井冈山的革命老人学习打草鞋。

来自山西、河北和天津的红卫兵访问了张思德同志的家乡,决心向张思德同志学习。这是红卫兵小将们正和张妈妈一起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歌曲。

哈尔滨航空工业学校的九名女红卫兵组成的“女红军长征队”在长征途中,来到了毛主席的好战士刘英俊同志的家里拜访刘妈妈,这是刘英俊的母亲朱秀兰向革命小将介绍刘英俊同志的先进事迹。

1966年,辽宁省锦州黑山高中毛泽东思想长征宣传队与海运学院长征红卫队会师,图为两只宣传队举行交流座谈会。

1966年,辽宁省黑山高中毛泽东思想长征宣传队为贫下中农演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节目,农民们期望他们能够多到农村演出。

1966年,辽宁省黑山高中毛泽东思想长征宣传队的22位革命小将越过千山万水,长途跋涉来到北京进行革命串联。

1966年,在雄伟的天安门广场,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围着一个蒙古族小将,请他签名留念。

外地革命师生到北京进行革命串联。

1966年,这三位来自四川的革命小将见到毛主席后,立即拿出日记本记下这一生最幸福的时刻和激动的心情。

来自西安的红卫兵长征队在毛主席曾经住过的窑洞前朗读毛主席语录

红卫兵们在白求恩纪念碑前宣誓。

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小将高唱毛主席语录歌,进入韶山。

北京的红卫兵正在学习讨论《人民日报》社论,表示要把毛主席的指示当做一切行动的指针,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来自新疆的长征小将正在向六盘山挺进.

1966年11月5日蚌埠铁路中学毛泽东思想长征宣传队的革命小将和“毛泽东号”机车包车组的工人一起合影。

1966年山西农学院长征队员在访问瑞金时,在当年毛主席带领瑞金县沙洲坝人民挖的井旁,学习毛主席在这里写的光辉著作。

哈尔滨工业大学长征队的战士们,响应步行串联的号召,从上海前往井冈山,这是他们在出发前学习毛主席语录。

1966年,北京半工半读学校的红卫兵在去外地进行革命串联前,认真学习毛主席语录。

来自湖北的红卫兵决心从北京徒步走回去,这是他们出发前来到天安门前在毛主席像下宣誓。

1966年,太原工学院十三名革命小将徒步进京串联,他们从太原出发,经过十四天的行军,于11月8日到达天安门广场。

由大连海运学院“长征红卫队”点燃的步行串联的火把,已在全国各地燃烧起来了,各地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纷纷走出学校,步行到外地进行革命串联。

这是步行串联到广西南宁的云南大学长征队,在认真学习《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

1967年,来自毛主席的母校——湖南长沙第一师范长征队在大井毛主席旧居前集体学习毛主席语录。

1966年,蚌埠铁路中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革命小将在为来京进行革命串联的革命师生演出表演唱《我读主席四卷书》。

1966年,上海市南市区十所中学的二十名红卫兵小将,组成一支“跟随毛主席长征代表团”,出发到北京进行革命串联。这是他们在长征途中,在田间向公社社员宣传的情形。

这是小将们来到当年毛主席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讲话台前,学习《为人民服务》。

这是江苏常州的红卫兵在王杰烈士墓前合影

1966年,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进行革命大串联、这是他们在北京大学参观学习的情景。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前往外地进行徒步串联的“长征红卫兵”,在出发前听到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第七次接见革命师生的喜讯,个个欣喜若狂,进一步坚定了长征的决心。

红卫兵学习红军的革命传统,在毛主席率领的练兵场旧址演兵习武。

范文三:红卫兵大串联北京接待记

1966年8月文革势头迅速升温,毛泽东等领导人号召革命师生进行“串联”,参观学习,交流经验,希望以此打开运动的僵局,通过外力迫使领导层分化并抉择。来京串联的决定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下发的,刹时间热情高涨的外省市高校师生纷纷涌向首都。据仓促成立的北京市委外地师生接待处粗略估计,从8月12日至16日留京人数高达13万人,8月29日达到30万人,而且来京人数越来越多,离京的人数反而见少。几十万人员突然来京,接待单位毫无准备,仓皇失措,在安排饮食、住宿方面均发生很大困难。

8月30日北京市服务管理局向上级报告说,外地革命师生来势很猛,短短半个月内已出现两次来京高潮,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吃饭解决不了。报告中称,8月27、28、29日三天,每天都有大批外地师生吃饭没有得到妥善安排,有的师生一天只吃了一顿饭,更多的人到饭馆排队买饭,给饮食业门市供应增加了很大压力,普遍发生食品脱销、等候时间长等现象。在北京大学和北京站、永定门车站等地区,吃饭要等候2-3小时,外地师生意见很大,急切要求立即解决。

与“三年困难时期”相比,1966年北京面向常住居民的副食品供应已经大大改善,趋于正常应对水平。但是要突然供应额外30万人的吃喝问题,确实给整座城市的食品生产供应带来严峻的挑战(市委报告语)。由于供应能力严重不足,饮食行业除了应付本身门市业务外,全市每天能够挤出食品10万-12万斤,只能解决12万人的吃饭问题,远远不能满足外地师生30万人的饮食要求。而且供应外地师生只能是馒头、火烧、面包、饼干等干食品,流质食品和蔬菜根本无法提供。(见1966年8月30日市服务管理局致市财办《关于外省市革命师生来京后吃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意见》)

报告中还表示,饮食业供应外地师生的食品大部分是职工们加班加点赶制的,大部分职工工时超过了12个小时,有的长达15至16个小时,对此不少职工向单位领导提出抗议。崇文大通小吃店、宣武南来顺等单位职工承受不了疲累,明确提出要求8小时工作。宣武国营清真食堂职工要求一礼拜休息一天,甚至在食堂门口贴出“星期日停业休息”的通知书。

1966年9月初,为应付全市性的接待难题,很快筹建“市委接待外地革命师生委员会”,其实还是以“市委接待处生活组”班子运作,由市副食品局、服务局、粮食局、供销社、卫生局五个局人员组成。原来指定在饮食业领导工作经验丰富的金映光挂帅,没想到文革运动一深入,金映光却按照群众组织的要求,被停职反省。接待部门一下子陷入无人领导的境地,这样繁杂的行政事务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办,新市委无奈之下只得焦急地从市级机关来回扒拉,欲找出一个或几个革命性强、具备超强解决能力的专人来主事。

新市委几次发文强调:“我们首都的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感情,努力完成党中央和国务院交给我们的这一个光荣而又艰巨的政治任务,千方百计地做好对外地革命师生的接待工作。”在那样风云激荡、管理逐渐失控的年月,解决全市性的吃喝拉撒的琐碎问题,非得有一批才干特殊、意志坚韧、善于协调的人物才能搞定,不是简单空喊几句革命口号就能解决。在文革前半期,北京经常举行超大规模的群众集会,譬如数百万红卫兵被接见、大型国庆游行、百万群众上街游行表态等,其壮观景象和组织规模都令世界目瞪口呆。在这些运动开展之中已经培育成一支干练、有效的幕后团队,他们是文革运动相伴而生、吃苦耐劳的行政奇才,堪称世界官员队伍中最善于筹划做事的人物。

在短时间内怎么解决几十万人的食宿问题严峻地摆在北京新市委及财贸部门面前。中央高层贸然地决定串联,却不会多考虑其间操作的困难程度。由于上级旨意,北京各级领导意识到此事必须做好,不能因处理不慎而酿成外地师生的民愤。所以市委多次谨慎地告诫:“解决好外地来京师生吃饭,是一个政治问题,弄不好,会造成严重的政治损失。”

北京市一开始就确定一个属地管理原则,即外地革命师生住宿在哪个区,即由所在区负责供应伙食;临时搭棚住宿的,统建新住宅房住宿的,以及火车站、参观接待人数集中的地区,也都由所在区组织伙食供应工作。同时实行定点“五包”,指定人员聚集较多的居住点应负责的承包单位,譬如,东城区除继续负责供应东大桥居住点的主食和咸菜外,还要担负新中街居住点的全部接待责任;朝阳区,担负左家庄、农业展览馆两个居住点的全部接待责任;东大桥居住点的主食和咸菜除由东城区负责外,其余各项也由朝阳区负责;西城区负责地质学校、北京展览馆、建筑学校三个居住点的全部接待工作;海淀区,负责社会主义教育学院居住点的主食调剂,该居住点的其余各项,均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为协助各区的领导和管理,在以上各居住点工作的市接待处干部,仍留守原岗位,或由各区调配,市接待处不予抽回。(见1966年9月20日市委外地革命师生接待处《关于明确若干居住点“五包”责任的通知》)

仅仅依靠饮食、食品业无法解决30万外来人口的日常供应,市委接待处建议市委指示本市各机关、工厂、企业内部职工食堂和街道居民食堂,立即行动起来,接收一部分外地师生入伙或供应主食品。具体规定如下:各接待单位负责安排好住在本单位的外地革命师生的伙食供应,动员炊事力量,尽量吸收外地革命师生在本单位食堂入伙。没有食堂或食堂做不了的,应负责与附近单位的职工食堂、街道居民食堂或饭馆、食品店联系挂钩,就近供应伙食。同时,没有住宿外地革命师生的单位,要积极组织炊事力量,充分利用炊事设备,积极吸收外地师生入伙,或组织代加工饭菜食品。外地革命师生需要外出参观、参加集会时,应从原伙食供应单位自带干粮。(见 1966年9月8日市委接待外地革命师生委员会《关于对外地革命师生伙食供应工作的有关规定和要求》)这就意味着已动员中心城区所有的炊事力量为来京师生服务,虽然多是加工制作干食品和简单汤类,但日复一日,已是极为繁琐、不堪重压的任务。为了减少街面门市供应压力,满足外地师生吃饭需要,市各级组织还呼吁本市干部、工人、学生暂时不要到饭馆吃饭,以便集中力量解决急需。   1966年9月底,上级指示要组织外地师生参加天安门国庆游行,向世界展示红卫兵昂扬的精神风貌,为此在国庆期间对他们的生活要作适当的照顾,决定节日生活费每人增加四角,尽量做到吃饱吃好。此条指示定义为“体现党中央、毛主席对外地革命师生的关怀”,为了落实这一精神,北京市动员广泛人力,既要翻出仓库存货,又得在几天时间内从远郊区、相邻外省紧急调集大量蛋品和水果,以保证当日参加游行时每人可携带鸡蛋三个、水果一斤。如果有的接待单位供应不及,可用饼干补充,由就近食品店、副食店准备货源。

10月下旬外地来京师生继续猛增,已经大大超出全市现有接待能力,多处供应点出现瘫痪,已有不少外地师生在露天流落、无处吃饭。北京市只能决定,本市各影院、剧场、俱乐部暂时停演,一律接待外地师生住宿,供应标准为每人一顿半斤饼干,一天一斤半饼干,如条件允许,可由饮食业供应部分火烧、馒头。很快城内影剧院人满为患,杂乱一团,集体居住人员多拿饼干充饥,颇有几分狼狈。这是许多外地师生来之前所没有想象到的,他们原本以为红色首都应是供应富裕、吃喝满足、热情高涨的城市。

1966年8月头几批外地师生来京办理食宿时,尚有较正规的手续程序。考虑到来京参加革命的急迫性和正义性,接待者多采用软性、灵活的办法,不少因经济困难而没有带钱和粮票的师生,可以向市委接待处申请领取垫付伙食费的介绍信,然后由接待单位免费负责食宿。由于来京人数过于庞大,很多人嫌手续麻烦,申请垫付等候时间长,就干脆不办理市委接待处证明,直接到学校和饭馆要求供给吃饭。这样原先没有办理垫付伙食费的外地师生,见状深感不合理,要求退还自己已花用的伙食费。而北京本地师生看到外地师生免费吃住,也觉得不公,他们指责市委接待处没有阶级观点,审查工作不力,不分对象、出身,随意开给垫付伙食费证明。

到了9月初,鉴于手续复杂、执行前后不一造成师生的不满,在当时气势磅礴的运动高潮之时,中央高层毅然决定:“外地革命师生在京期间,吃饭自交粮票,伙食费由国家开支,在未报销前,暂由各供应单位垫付。”中央甚至还明确指定,此规定从9月6日起执行,之前自费部分可适当退费。由国家统一包干饭费,只收粮票,一劳永逸地改变了垫付伙食费的混乱状况。

北京市据此确定,外地师生在京供应标准每天折粮一斤二两,每人每天饭费不超过五角(早餐一角,午晚餐各二角)。报销的运行图如下:“各接待单位,按实际供应天数,给供货单位开收据,注明品名、数量、单价、金额和供应人数。各供货单位将收据转管理处,凭收据到市委接待处换信后,到区财政局报销。”(见1966年10月29日市委外地革命师生接待处《关于各公共娱乐场所接待外地师生供应结算办法的紧急通知》)免费就餐方式也有相应的政策规定:一律凭区委接待处就餐介绍信供应,就餐天数按介绍信所列期限严格掌握,没有就餐介绍信的饭费由本人自理。垫付饭费后,由就餐师生代表按实际用餐的人数、钱数开列清单,以便结算。对没有带粮票的,凭区委接待处证明,给予垫付,每人每天不超过一斤二两。垫付后由外地革命师生开具欠条,向所在区油粮管理处结算。垫付周转粮不足时,可向油粮管理处暂借。(见1966年9月8日市委接待外地革命师生委员会《关于对外地革命师生伙食供应工作的有关规定和要求》)

从报销渠道可以看出,各级事业、企业单位垫付的伙食费由所在单位列支,按隶属关系分级归口,凭据结算,市、区财政局,市、区各主管口均可审核拨付。能够主持报销的部门过多,审核批准的权限过宽,造成钱财大量流失。以国家、革命名义“资助”参与者,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中极为特殊的做法。市委规定,此项费用列支“其他支出”款,下设“外地革命师生伙食费”一项,市级各有关局及区财政局,对此项费用,按月向市财政局报表,以便拨款。垫付伙食费周转金不足时,按以上顺序,向主管口暂借。从现存开放的档案中,还无法查阅到“外地革命师生伙食费”实际发生的费用数目,但简单估算一下,30万人平均一天5角钱就得花费15万元,再加上粗放、随意的发放方式,日积月累,这种全市规模、不加限制的流水账数字应该是十分惊人的。但对于主政者来说,这种钱财的尽兴使用和挥霍,能够动员和保障青年群众投入运动的热情,符合文化大革命摧枯拉朽的走势,钱数大小是细枝末节问题。

外地革命师生是作为“毛主席的客人”予以热情接待的,北京市向中央的保证是“尽可能让他们吃好、睡好”。但由于完全公费供应饮食,管理松懈,随意性强,浪费现象随之大量呈现。粮食部门首先抱怨口粮浪费极为严重,社会影响不好。

由于高层确定每人每天一律供应一斤二两,不少接待单位就不分男女、年龄,一天早中晚三顿每顿都吃四两,甚至鼓励随便吃,平均每人每天吃到一斤六两。再加上制作食品质量差,北方工艺粗糙,南方来的学生大都不爱吃,随手扔掉毫不足惜。9月25日市粮食局报告说,东城区黄城根小学住有杭州、甘肃等地的学生1600多名,在六天当中就搜集霉坏变质的馒头、窝头200多斤,一〇一中学几天中扔掉的馒头窝头也有一大桶(约200斤)。入冬以后浪费现象愈加厉害,11月2日市粮食局报告称,光是朝阳区文革里大楼一处收集学生吃不了和扔掉的干馒头就达9600多斤。

由于此次接待作为政治任务布置,时间紧迫,管理手续不健全,存有大量的制度漏洞,每个经手单位几乎都有一大笔糊涂账。譬如西城区西四小吃店负责供应由北大、北师大及相近四五个小学接待的来京师生的熟食,由该店加工成品以后送到学校。但因为任务急,出库时没有清点数字,出售时也没有在意交没交粮票,究竟亏短多少粮食也没有数目。据主管人员估算,这家小吃店已累计亏损粮食8000多斤。(见1966年9月25日市粮食局致市人委财贸办公室《关于来京串联的外地革命师生粮食供应方面几个问题的解决意见》)当时京城食品店家出现亏空较为普遍,领导方面出于形势考虑,一般情况下也不予追究。   随着运动的深入,外地师生来京的规模不见缩小,只不过声势在不断压低。北京市的接待方式也在适当改变,日益简化和便利,譬如由接待单位凭外地师生的介绍信或证件办理登记手续,发给就餐证,凭登记表作为结算根据;接待单位每隔十日,将十日内接待人数按省、市分大学、中学、其他,由各系统报市委接待处;外地师生住定后,原则上不调换接待单位。在细节上也注意完善,力求避免原有粗心大意的毛病,如办完手续后在介绍信或学生证盖上“食宿已办(京)”的印章或字样,有意堵截其间明显的漏洞。再如,原来在办理食宿登记手续时,要同时发给外地师生免费乘车证,但不注意回收。此后规定外地师生离京时必须将市内乘车证收回,凭当日火车票乘坐市内电、汽车到达火车站。

北京市接待的细致和周到也是出了名的。本来外地师生返回原校时的途中伙食费应由自己负责,但又说因家庭生活困难、来京时带钱不足、同学间又无法调剂、不慎将生活费用丢失等多种原因,允许师生开借条领款,由北京市负责此笔开支,每人每天五角,超过六小时不足二十四小时者,以一天论。但特别注明北京至天津、唐山、济南等短途线路不予借款。不过,接待部门一直在争论,到底只供应到铁道车站,还是一直供应到原校(包括火车、汽车及步行)?两个意见纠结许久,各说各的理。从这个小细节可以看出北京主事者的心细和心善,愿意把好事成全到底。

后来有不少人反映,途中购买食品实在困难,北京市又临时起意不借给现金,供应同等价值的熟食品、饼干上车携带,以保证路途食用。

1966年10月下旬北京气温急剧下降,10月26日刮起七级西北风,气温降至零摄氏度,27日夜有冰冻,气温继续降至零下3摄氏度。许多外地师生并没有穿戴棉衣来京,不少人受冻生病。当时在京的外地师生约有百万人之多,御寒能力甚弱。10月27日深夜,市委接待处连夜赶写《关于去北京串联要带好御寒衣被的紧急通知》,请全国铁路沿线各站代为广播,并抄成大字报张贴。通知强调,希望来京串联的革命师生,一定要穿好棉衣,带上棉被。如果我们不准备好御寒棉衣、棉被,就急忙动身,将会冻坏身体,影响健康,这对完成革命串联任务是很不利的。现在,可以来北京串联的期限已经延长。没有准备好棉衣棉被的同志,希望大家准备好了以后再动身来北京。

但是,这依然没有阻挡住各地来京者的脚步,提前到来的寒冷令北京接待方措手不及。各接待单位只得动员内部职工大量支援旧衣服、被褥,借给衣着单薄的外地师生临时穿用。市里又通过租赁公司,租用数量不菲的棉被分发使用。这里很快出现一个难题,很多外地师生穿着借用的衣服出走,事后不能归还。后来市领导只能决定,按其新旧程度赔偿职工,布票、棉花票由单位开证明信,到商业部门解决,价款可以实报实销。因为涉及职工家庭冬季使用,这项补尾工作较为紧迫,费时较长,波及面大,大家都被来回折腾数次。

有趣的是,外地师生打了借条,穿着在京领到的棉衣或绒衣裤回家。1966年12月15日,北京市委外地革命师生接待委员会专门致函各省市、自治区、各专区、县(旗)人委会,称这些衣服是国家的一项重要统配物资,为了严格借还手续,曾规定凡借用衣服的同学,返校后必须把衣服送交当地人委。现在由北京借出单位把“借条存根(第一联)”直接寄给各省市,请各地尽量将这些衣服收回,收回后由各地统一处理。(见《关于联系革命师生归还棉、绒衣问题的函》)在当时生活条件普遍不良的情况下,化公为私成为普遍的现象,让衣物交公实为难事,而且让当地部门去回收处理纯属敷衍之举,这种大面积散发的官家函件只能是官僚系统的例行公事而已。

最为麻烦的是,各单位为接待外地师生,购置不少棉被、棉毯、棉绒衣及各种器具、设备,使用之后原以为可以上交上级,报销所垫付的设备购置费。但是中央又发来通知,革命大串联明春将继续进行。因此这些物资仍需备用,由各主要单位负责保管。为了防止棉被霉坏,市里要求各单位组织人力,将大批量的棉被拆洗后入库保管,拆洗费可以报销。这种额外负担已让各业务单位苦不堪言,光是保管棉被一项就得在场地、拆洗等方面花费不少精力。

1966年国庆过后,大量外地师生滞留北京不归,大都穿梭在国家重要机关参与文革事务。北京市无法在现有房屋中解决几十万人的住宿问题,只得仓促决定在市区街道、空地搭建临时席棚。由于任务大,要求急,多是限期完成,各施工单位进行突击,并主动垫出急需的钢材、木材和水泥。

据市土产经营处10月11日报告称,这次供应各学校、机关、企业搭席棚用的席子共61万多片,竹尖67万根,毛竹6万根,草帘、厚草垫、蒲草褥子、草袋子、草片122万片,总值400多万元,共计一千多节火车的物资。(见《关于接待外地来京革命师生所用土产品的结算和收回处理意见》)市委接待处估计全市搭建席棚约28万平方米,几乎把中心城区空地覆盖,嘈杂零乱,整个市容为之一变。到了12月天气寒冷,席棚已不适于住人。由于是临时短期项目,在防漏、地面排水方面没有采取妥善的措施,从安全上看不能长期保留。如果再经过冬季风雪的侵蚀,修建的各种物资将受很大损失。市委决定,除了陶然亭游泳池和天坛西门内马路两侧席棚作为临时候车室,暂缓拆除外,其余各处,要求在12月25日以前,陆续拆完。

考虑到转年接待串联的任务仍将繁重,势必还要搭建一定数量的席棚,作为接待用房。因此,决定席棚拆下来的物资,除席子、油毡、铅丝可酌情处理一部分外,其余物资全部保存,以便明年继续使用。但是绝大部分草帘、草垫、蒲褥子、苇箔、麻绳和竹子席子,都已经残损无用,即以报废处理。还有相当多的厚草垫、蒲褥子,市里已无仓库储存,只能责成各单位行政或革命委员会负责,就地处理给群众或本单位留用。

损失最大的是用于安装锅炉、做烟筒和水管接头的钢材,还有杉槁、立柱等建筑木材,都是国家紧缺的物资,被强迫征用盖席棚后影响了许多单位的生产计划。搭盖席棚时,安装了大量的自来水、电灯、锅炉、炊事用具等设备,一旦拆除就会严重积压浪费,市里也不知该如何统一处理。无奈之下,市委接待处只能含糊地恳求,为了做到物尽其用,希望分别由原供应单位合理折价回收,折价损失及消耗部分由国家予以报销。

随着文革运动的升级,接待外地师生的高潮频频到来,不容人喘息。接待事务中的诸多财务问题接踵而来,市委接待处相关报销文件频繁出台,数日就有一件,有的请示报告直接报给周总理处的周荣鑫(国务院秘书长)。

10月14日市委接待处请示报告中说,接待外地革命师生所用的伙食费、医疗费、水电费、饮水、取暖用煤、报纸、大字报纸墨等零星宣传费用,中央机关、大专院校、市级机关临时雇用的炊事员、临时工工资,由接待费报销。外地支援首都接待工作的汽车队人员、炊事员、医务人员及协助工作的本市大专院校、中学生、红卫兵生活有困难的,每人每天补助伙食费1.5角至2角。

10月24日市委接待处再次报告称,张贴毛主席像、毛主席语录及零星宣传用品等,可以报销;给外地革命师生订阅报纸,可在50人一份的范围内酌情订阅;外地学生抄写材料用纸,写大字报用的纸、笔、墨等可以报销;外地革命师生的医疗费、住院伙食费,按实际用量报销;外地学生死亡火葬费,死者的直系亲属来京往返车费,可以报销等等。

这些报告事无巨细,几乎涵盖在京生活所有的方方面面,能够想到的大小事最终都可以由国家出面报销。在文字政策层面上已经出现一个样式:照例会说费用应由学生自付或催还,但充分考虑到来京学生的实际生活困难,还是由接待部门报销。实际上入账报销门槛很低,师生只要一呈述困难,所有生活开支都可由国家埋单。仅举其中一例,就可说明报销尺度之宽大:“学生用的长途电话应由学生付费,所欠费用接待单位催还,最后还不回来的拟给报销。”(见1966年10月24日市委接待外地革命师生委员会行政组《关于内部掌握的几项开支问题》)

1966年下半年毛泽东数次接见来京串联的几十万红卫兵,由于运送人数过于庞大,国务院从相近省市临时抽调1500辆客车和6000名司机、乘务人员,来京承担运输任务。到了11月下旬暂停乘车船串联以后,仍有六个省市的450辆客车继续留京服务。

为了方便外地师生市内乘车,从9月26日起,每日上午7时至10时、下午3时至7时两个时段,北京市特意开办七条公共汽车免费专线,由市内前门、北海、西单、东单、和平里等处直达北大、清华、人民大学、石油学院,便于外地师生早晚进出城。

原来发放的市内公交乘车证都填写有效日期,以防止师生长时间使用。但是,9月中旬高层指示北京各接待单位要切实做好对外地革命师生的“五保”(保住、保吃、保交通、保医疗、保宣传解释)之后,北京市又急忙决定,自9月17日零时起,乘车证一律不填写有效日期,原已填写的,效用与未填写的相同。这就意味着,持有一张乘车证,就可以无限期地满城游逛。

时间一长,几十万人在首都游荡也给高层带来莫名的压力。9月23日,铁道部和市委联合发出“乘坐火车”通知,其中就提到,“还必须有计划、有组织、有秩序地做好欢送工作,落实组织安排,减少革命师生在车站等候的时间”。当年年底,经过几个月磨合,逐渐形成这样一个发放车票的模式:经接待单位审查同意后,将人数、所到站于乘车前三天向区、口发票点提出,区、口发票点汇总后,到东单发票处领取免费火车票。各接待单位应在学生证件上加盖或注明已发车票戳记字样。(见1966年12月23日市委接待委员会《关于十二月二十一日后离京乘车暂行办法的通知》)

为了让来京串联的师生迅速返回原地,后来又更改办理返程火车票的办法,变得更加简便,就是各接待单位负责填写借款三联单,由借款人持三联单直接到北京站、永定门站换取火车票上车。铁路售票点火车票发出后,凭三联单的二三联定期统一向市委接待处结算。此套方式演练成熟后,又蜕化成“凭证换票、定期结算、统一付款”的一套全新办法。付款则采取了“托收无承付”方式,由铁路售票处在人民银行设专户,各单位事先将换票凭证使用的印鉴和账号一式二份交给车票联络站,其中一份转交售票处,以资识别。各付款银行凭铁路售票处的无承付凭证,由购票单位账号内付款。

正是靠着这种三联单出票方式,简易解决了前后几十万人离京的手续问题。在那个特殊年代的车票上,除了时间、车次、到站地,还会加盖“不准转卖、退款”戳记。这样的车票凝聚了那个年代特定的癫狂和荒诞,也蕴含难以估计的国家损失。

(作者为《北京青年报》编辑)

(责任编辑黄钟)

范文四:红卫兵大串联北京接待记

1966年8月文革势头迅速升温,毛泽东等领导人号召革命师生进行“串联”,参观学习,交流经验,希望以此打开运动的僵局,通过外力迫使领导层分化并抉择。来京串连的决定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下发的,刹时间热情高涨的外省市高校师生纷纷涌向首都。据仓促成立的北京市委外地师生接待处粗略估计,从8月12日至16日留京人数高达13万人,8月29日达到30万人,而且来京人数越来越多,离京的人数反而见少。几十万人员突然来京,接待单位毫无准备,仓皇失措,在安排饮食、住宿方面均发生很大困难。

8月30日北京市服务管理局向上级报告说,外地革命师生来势很猛,短短半个月内已出现两次来京高潮,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吃饭解决不了。报告中称,8月27、28、29日三天,每天都有大批外地师生吃饭没有得到妥善安排,有的师生一天只吃了一顿饭,更多的人到饭馆排队买饭,给饮食业门市供应增加了很大压力,普遍发生食品脱销、等候时间长等现象。在北京大学和北京站、永定门车站等地区,吃饭要等候2—3小时,外地师生意见很大,急切要求立即解决。

与三年困难时期相比,1966年北京面向常住居民的副食品供应已经大大改善,趋于正常应对水平。但是要突然供应额外30万人的吃喝问题,确实给整座城市的食品生产供应带来严峻的挑战(市委报告语)。由于供应能力严重不足,饮食行业除了应付本身门市业务外,全市每天能够挤出食品10至12万斤,只能解决12万人的吃饭问题,远远不能满足外地师生30万人的饮食要求。而且供应外地师生只能是馒头、火烧、面包、饼干等干食品,流质食品和蔬菜根本无法提供。(见1966年8月30日市服务管理局致市财办《关于外省市革命师生来京后吃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意见》)

报告中还表示,饮食业供应外地师生的食品大部分是职工们加班加点赶制的,大部分职工工时超过了12个小时,有的长达15至16个小时,对此不少职工向单位领导提出抗议。崇文大通小吃店、宣武南来顺等户职工承受不了疲累,明确提出要求8小时工作。宣武国营清真食堂职工要求一礼拜休息一天,甚至在食堂门口贴出“星期日停业休息”的通知书。

1966年9月初,为应付全市性的接待难题,很快筹建“市委接待外地革命师生委员会”,其实还是以“市委接待处生活组”班子运作,由市副食品局、服务局、粮食局、供销社、卫生局五个局人员组成。原来指定在饮食业领导工作经验丰富的金映光挂帅,没想到文革运动一深入,金映光却按照群众组织的要求,被停职反省。接待部门一下子陷入无人领导的境地,这样繁杂的行政事务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办,新市委无奈之下只得焦急地从市级机关来回扒拉,欲找出一个或几个革命性强、具备超强解决能力的专人来主事。

新市委几次发文强调:“我们首都的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感情,努力完成党中央和国务院交给我们的这一个光荣而又艰巨的政治任务,千方百计地做好对外地革命师生的接待工作。”在那样风云激荡、管理逐渐失控的年月,解决全市性的吃喝拉撒的琐碎问题,非得有一批才干特殊、意志坚韧、高度协调的人物才能搞定,不是简单空喊几句革命口号就能解决。在文革前半期,北京经常举行超大规模的群众集会,譬如数百万红卫兵被接见、大型国庆游行、百万群众上街游行表态等,其壮观景象和组织规模都令世界目瞪口呆。在这些运动开展之中已经培育成一支干练、有效的幕后团队,他们是文革运动相伴而生、吃苦耐劳的行政奇才,堪称世界官员队伍中最善于筹划做事的奇葩型人物。

在短时间内怎么解决几十万人的食宿问题?这个问题严峻地摆在北京新市委及财贸部门面前。中央高层贸然地决定串连,却不会多考虑其间操作的困难程度。由于上接旨意,北京各级领导就意识到此事必须做好,不能因处理不慎而酿成外地师生的民愤。所以市委多次谨慎地告诫:“解决好外地来京师生吃饭,是一个政治问题,弄不好,会造成严重的政治损失。”

北京市一开始就确定一个属地管理原则,即外地革命师生住宿在哪个区,即由所在区负责供应伙食;临时搭棚住宿的,统建新住宅房住宿的,以及火车站、参观接待人数集中的地区,也都由所在区组织伙食供应工作。同时实行定点“五包”,指定人员聚集较多的居住点所负责的承包单位,譬如,东城区除继续负责供应东大桥居住点的主食和咸菜外,还要担负新中街居住点的全部接待责任;朝阳区,担负左家庄、农业展览馆两个居住点的全部接待责任;东大桥居住点的主食和咸菜除由东城区负责外,其余各项也由朝阳区负责;西城区负责地质学校、北京展览馆、建筑学校三个居住点的全部接待工作;海淀区,负责社会主义教育学院居住点的主食调剂,该居住点的其余各项,均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为协助各区的领导和管理,在以上各居住点工作的市接待处干部,仍留守原岗位,或由各区调配,市接待处不予抽回。(见1966年9月20日市委外地革命师生接待处《关于明确若干居住点“五包”责任的通知》)

仅仅依靠饮食、食品业是无法解决30万大军的日常供应的,市委接待处建议市委指示本市各机关、工厂、企业内部职工食堂和街道居民食堂,立即行动起来,接收一部分外地师生入伙或供应主食品。具体规定如下:各接待单位负责安排好住在本单位的外地革命师生的伙食供应,动员炊事力量,尽量吸收外地革命师生在本单位食堂入伙。没有食堂或食堂做不了的,应负责与附近单位的职工食堂、街道居民食堂或饭馆、食品店联系挂钩,就近供应伙食。同时,没有住宿外地革命师生的单位,要积极组织炊事力量,充分利用炊事设备,积极吸收外地师生入伙,或组织代加工饭菜食品。外地革命师生需要外出参观、参加集会时,应从原伙食供应单位自带干粮。(见1966年9月8日市委接待外地革命师生委员会《关于对外地革命师生伙食供应工作的有关规定和要求》)这就意味着已动员中心城区所有的炊事力量为来京师生服务,虽然多是加工制作干食品和简单汤类,但日复一日,已是极为繁琐、不堪重压的任务。为了减少街面门市供应压力,满足外地师生吃饭需要,市各级组织还呼吁本市干部、工人、学生暂时不要到饭馆吃饭,以便集中力量解决急需。   1966年9月底,上级指示要组织外地师生参加天安门国庆游行,向世界展示红卫兵昂扬的精神风貌,为此在国庆期间对他们的生活要作适当的照顾,决定节日生活费每人增加四角,尽量做到吃饱吃好。此条指示定义为“体现党中央、毛主席对外地革命师生的关怀”,为了落实这一精神,北京市动员广泛人力,既要翻出仓库存货,又得在几天时间内从远郊区、相邻外省紧急调集大量蛋品和水果,以保证当日参加游行时每人可携带鸡蛋三个、水果一斤。如果有的接待单位供应不及,可用饼干补充,由就近食品店、副食店准备货源。

10月下旬外地来京师生继续猛增,已经大大超出全市现有接待能力,多处供应点出现瘫痪,已有不少外地师生在露天流落、无处吃饭。北京市只能决定,本市各影院、剧场、俱乐部暂时停演,一律接待外地师生住宿,供应标准为每人一顿半斤饼干,一天一斤半饼干,如条件允许,可由饮食业供应部分火烧、馒头。很快城内影剧院人满为患,杂乱一团,集体居住人员多拿饼干充饥,颇有几分狼狈。这是许多外地师生来之前所没有想像到的,他们原本以为红色首都应是供应富裕、吃喝满足、热情高涨的城市。

1966年8月头几批外地师生来京办理食宿时,尚有较正规的手续程序。考虑到来京参加革命的急迫性和正义性,接待者多采用软性、灵活的办法,不少因经济困难而没有带钱和粮票的师生,可以向市委接待处申请领取垫付伙食费的介绍信,然后由接待单位免费负责食宿。由于来京人数过于庞大,很多人嫌手续麻烦,申请垫付等候时间长,就干脆不办理市委接待处证明,直接到学校和饭馆要求供给吃饭。这样原先没有办理垫付伙食费的外地师生,见状深感不合理,要求退还自己已花用的伙食费。而北京本地师生看到外地师生免费吃住,也觉得不公,他们指责市委接待处没有阶级观点,审查工作不力,不分对象、出身,随意开给垫付伙食费证明。

到了9月初,鉴于手续复杂、执行前后不一造成师生的不满,在当时气势磅礴的运动高潮之时,中央高层毅然决定:“外地革命师生在京期间,吃饭自交粮票,伙食费由国家开支,在未报销前,暂由各供应单位垫付。”中央甚至还明确指定,此规定从9月6日起执行,之前自费部分可适当退费。由国家统一包干饭费,只收粮票,一劳永逸地改变了垫付伙食费的混乱状况。此举既显示党和国家关怀备至的经济实力,也表明领导者不惜财力、大手大脚的办事魄力。这是文革期间领导层时常表露的阔绰作派和随意率性,上下挥霍国家财物的疯狂行为比比皆是。

北京市据此确定,外地师生在京供应标准每天折粮一斤二两,每人每天饭费不超过五角(早餐一角,午晚餐各二角)。报销的运行图如下:“各接待单位,按实际供应天数,给供货单位开收据,注明品名、数量、单价、金额和供应人数。各供货单位将收据转管理处,凭收据到市委接待处换信后,到区财政局报销。”(见1966年10月29日市委外地革命师生接待处《关于各公共娱乐场所接待外地师生供应结算办法的紧急通知》)免费就餐方式也有相应的政策规定:一律凭区委接待处就餐介绍信供应,就餐天数按介绍信所列期限严格掌握,没有就餐介绍信的饭费由本人自理。垫付饭费后,由就餐师生代表按实际用餐的人数、钱数开列清单,以便结算。对没有带粮票的,凭区委接待处证明,给予垫付,每人每天不超过一斤二两。垫付后由外地革命师生开具欠条,向所在区油粮管理处结算。垫付周转粮不足时,可向油粮管理处暂借。(见1966年9月8日市委接待外地革命师生委员会《关于对外地革命师生伙食供应工作的有关规定和要求》)

从报销渠道可以看出,各级事业、企业单位垫付的伙食费由所在单位列支,按隶属关系分级归口,凭据结算,市、区财政局、市、区各主管口均可审核拨付。能够主持报销的部门过多,审核批准的权限过宽,造成钱财大量流失。以国家、革命名义“资助”参与者,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中极为特殊的做法。市委规定,此项费用列支“其他支出”款,下设“外地革命师生伙食费”一项,市级各有关局及区财政局,对此项费用,按月向市财政局报表,以便拨款。垫付伙食费周转金不足时,按以上顺序,向主管口暂借。从现存开放的档案中,还无法查阅到“外地革命师生伙食费”实际发生的费用数目,但简单估算一下,30万人平均一天就得花费一、二十万元,再加上粗放、随意的发放方式,日积月累,这种全市规模、不加限制的流水账数字应该是十分惊人的。但对于主政者来说,这种钱财的尽兴使用和挥霍,能够动员和保障青年群众投入运动的热情,符合文化大革命摧枯拉朽的走势,钱数大小大可忽略不计。

外地革命师生是作为“毛主席的客人”予以热情接待的,北京市向中央的保证是“尽可能让他们吃好、睡好”。但由于完全公费供应饮食,管理松懈,随意性强,浪费现象随之大量呈现。粮食部门首先抱怨口粮浪费极为严重,社会影响不好。

由于高层确定每人每天一律供应一斤二两,不少接待单位就不分男女、年龄,一天早中晚三顿每顿都吃四两,甚至鼓励随便吃,平均每人每天吃到一斤六两。再加上制作食品质量差,北方工艺粗糙,南方来的同学大都不爱吃,随手扔掉毫不足惜。9月25日市粮食局报告说,东城区黄城根小学住有杭州、甘肃等地的学生1600多名,在六天当中就搜集霉坏变质的馒头、窝头200多斤,一零一中几天中扔掉的馒头窝头也有一大桶(约200斤)。入冬以后浪费现象愈加厉害,11月2日市粮食局报告称,光是朝阳区文革里大楼一处收集学生吃不了和扔掉的干馒头就达九千六百多斤。

由于此次接待作为政治任务布置,时间紧迫,管理手续不健全,存有大量的制度漏洞,每个经手单位几乎都有一大笔糊涂账。譬如西城区西四小吃店负责供应北大、北师大及相近四五个小学来京师生的熟食,由该店加工成品以后送到学校。但因为任务急,出库时没有清点数字,出售时也没有在意交否粮票,究竟亏短多少粮食也没有数目。据主管人员估算,这家小吃店已累计亏损粮食8000多斤。(见1966年9月25日市粮食局致市人委财贸办公室《关于来京串连的外地革命师生粮食供应方面几个问题的解决意见》)当时京城食品店家出现亏空较为普遍,领导方面出于形势考虑,一般情况下也不予追究。   随着运动的深入,外地师生来京的规模不见缩小,只不过声势在不断压低。北京市的接待方式也在适当改变,日益简化和便利,譬如由接待单位凭外地师生的介绍信或证件办理登记手续,发给就餐证,凭登记表作为结算根据;接待单位每隔十日,将十日内接待人数按省、市分大学、中学、其他,由各系统报市委接待处;外地师生住定后,原则上不调换接待单位。在细节上也注意完善,力求避免原有粗心大意的毛病,如办完手续后在介绍信或学生证盖上“食宿已办(京)”的印章或字样,有意堵截其间明显的漏洞。再如,原来在办理食宿登记手续时,要同时发给外地师生免费乘车证,但不注意回收。此后规定外地师生离京时必须将市内乘车证收回,凭当日火车票乘坐市内电、汽车到达火车站。

北京市接待的细致和周到也是出了名的。本来外地师生返回原校时的途中伙食费应由自己负责,但又说因家庭生活困难、来京时带钱不足、同学间又无法调剂、不慎将生活用费丢失等多种原因,允许师生开借条领款,由北京市负责此笔开支,每人每天五角,超过六小时不足二十四小时者,以一天论。但特别注明北京至天津、唐山、济南等短途线路不予借款。不过,接待部门一直在争论,到底只供应到铁道车站,还是一直供应到原校(包括火车、汽车及步行)?两个意见纠结许久,各说各的理。从这个小细节可以看出北京主事者的心细和心善,愿意把好事成全到底。

后来有不少人反映,途中购买食品实在困难,北京市又临时起意不借给现金,供应同等价值的熟食品、饼干上车携带,以保证路途食用。

1966年10月下旬北京气温急剧下降,10月26日刮起七级西北风,气温降至零度,27日夜有冰冻,气温继续降至零下三度。许多外地师生并没有穿戴棉衣来京,不少人受冻生病。当时在京的外地师生约有百万人之多,御寒能力甚弱。10月27日深夜,市委接待处连夜赶写《关于去北京串连要带好御寒衣被的紧急通知》,请全国铁路沿线各站代为广播,并抄成大字报张贴。通知强调,希望来京串连的革命师生,一定要穿好棉衣,带上棉被。如果我们不准备好御寒棉衣、棉被,就急忙动身,将会冻坏身体,影响健康,这对完成革命串连任务是很不利的。现在,可以来北京串连的期限已经延长。没有准备好棉衣棉被的同志,希望大家准备好了以后再动身来北京。

但是,这依然没有阻挡住各地来京者的脚步,提前到来的寒冷令北京接待方措手不及。各接待单位只得动员内部职工大量支援旧衣服、被褥,借给衣着单薄的外地师生临时穿用。市里又通过租贷公司,租用数量不菲的棉被分发使用。这里很快出现一个难题,很多外地师生穿着借用的衣服出走,事后不能归还。后来市领导只能决定,按其新旧程度赔偿职工,布票、棉花由单位开证明信,到商业部门解决,价款可以实报实销。因为涉及职工家庭冬季使用,这项补尾工作较为紧迫,费时较长,波及面大,大家都被来回折腾数次。

有趣的是,外地师生打了借条,穿着在京领到的棉衣或绒衣裤回家。1966年12月15日,北京市委外地革命师生接待委员会专门致函各省市、自治区、各专区、县(旗)人委会,称这些衣服是国家的一项重要统配物资,为了严格借还手续,曾规定凡借用衣服的同学,返校后必须把衣服送交当地人委。现在由北京借出单位把“借条存根(第一联)”直接寄给各省市,请各地尽量将这些衣服收回,收回后由各地统一处理。(见《关于联系革命师生归还棉、绒衣问题的函》)在当时生活条件普遍不良的情况下,化公为私成为普遍的现象,让衣物交公实为难事,而且让当地部门去回收处理纯属敷衍之举,这种大面积散发的官家函件只能是大革命时代官僚系统的例行公事而已。

最为麻烦的是,各单位为接待外地师生,购置不少棉被、棉毯、棉绒衣及各种器具、设备,使用之后原以为可以上交上级,报销所垫付的设备购置费。但是中央又发来通知,革命大串连明春将继续进行。因此这些物资仍需备用,由各主要单位负责保管。为了防止棉被霉坏,市里要求各单位组织人力,将大批量的棉被拆洗后入库保管,拆洗费可以报销。这种额外负担已让各业务单位苦不堪言,光是保管棉被一项就得在场地、拆洗等方面花费不少精力。

1966年国庆过后,大量外地师生滞留北京不归,大都穿梭在国家重要机关参与文革事务。北京市无法在现有房屋中解决几十万人的住宿问题,只得仓促决定在市区街道、空地搭建临时席棚。由于任务大,要求急,多是限期完成,各施工单位进行突击,并主动垫出急需的钢材、木材和水泥。

据市土产经营处10月11日报告称,这次供应各学校、机关、企业搭席棚用的席子共61万多片,竹尖67万根,毛竹6万根,草帘、厚草垫、蒲草褥子、草袋子、草片122万片,总值四百多万元,共计一千多节火车的物资。(见《关于接待外地来京革命师生所用土产品的结算和收回处理意见》)市委接待处估计全市搭建席棚约28万平方米,几乎把中心城区空地覆盖,嘈杂零乱,整个市容为之一变。到了12月,天气寒冷,席棚已不适于住人。由于是临时短期项目,在防漏、地面排水方面没有采取妥善的措施,从安全上看不能长期保留。如果再经过冬季风雪的侵蚀,修建的各种物资将受很大损失。市委决定,除了陶然亭游泳池和天坛西门内马路两侧席棚作为临时候车室,暂缓拆除外,其余各处,要求在12月25日以前,陆续拆完。

考虑到转年接待串连的任务仍将繁重,势必还要搭建一定数量的席棚,作为接待用房。因此,决定席棚拆下来的物资,除席子、油毡、铅丝可酌情处理一部分外,其余物资全部保存,以便明年继续使用。但是绝大部分草帘、草垫、蒲褥子、苇箔、麻绳和竹子席子,都已经残损无用,即以报废处理。还有相当多的厚草垫、蒲褥子,市里已无仓库储存,只能责成各单位行政或革命委员会负责,就地处理给群众或本单位留用。

损失最大的是用于安装锅炉、做烟筒和水管接头的钢材,还有杉槁、立柱等建筑木材,都是国家紧缺的物资,被强迫征用盖席棚后影响了许多单位的生产计划。搭盖席棚时,安装了大量的自来水、电灯、锅炉、炊事用具等设备,一旦拆除就会严重积压浪费,市里也不知该如何统一处理。无奈之下,市委接待处只能含糊地恳求,为了作到物尽其用,希望分别由原供应单位合理折价回收,折价损失及消耗部分由国家予以报销。   随着文革运动的升级,接待外地师生的高潮频频到来,不容人喘息。接待事务中的诸多财务问题接踵而来,市委接待处相关报销文件频繁出台,数日就有一件,有的请示报告直接报给周总理处的周荣鑫。

10月14日市委接待处请示报告中说,接待外地革命师生所用的伙食费、医疗费、水电费、饮水、取暖用煤、报纸、大字报字墨等零星宣传费用、中央机关、大专院校、市级机关临时雇用的炊事员、临时工工资,由接待费报销。外地支援首都接待工作的汽车队人员、炊事员、医务人员及协助工作的本市大专院校、中学生、红卫兵生活有困难的,每人每天补助伙食费1.5角至2角。

10月24日市委接待处现再次报告称,张贴毛主席像、毛主席语录及零星宣传用品等,可以报销;给外地革命师生订阅报纸,可在50人一份的范围内酌情订阅;外地学生抄写材料用纸,写大字报用的纸、笔、墨等可以报销;外地革命师生的医疗费、住院伙食费,按实际用量报销;外地学生死亡火葬费,死者的直系亲属来京往返车费,可以报销等等。

这些报告事无巨细,几乎涵盖在京生活所有的方方面面,能够想到的大小事最终都可以由国家出面报销。在文字政策层面上已经出现一个样式:照例会说费用应由学生自付或催还,但充分考虑到来京学生的实际生活困难,还是由接待部门报销。实际上入账报销门槛很低,师生只要一呈述困难,所有生活开支都可由国家买单。仅举其中一条例,就可说明报销尺度如此之宽大:“学生用的长途电话应由学生付费,所欠费用接待单位催还,最后还不回来的拟给报销。”(见1966年10月24日市委接待外地革命师生委员会行政组《关于内部掌握的几项开支问题》)

1966年下半年毛泽东数次接见来京串连的几十万红卫兵,由于运送人数过于庞大,国务院从相近省市临时抽调一千五百辆客车和六千名司机、乘务人员,来京承担运输任务,在城区形成壮观、罕见的车龙队伍。到了11月下旬暂停乘车船串连以后,仍留有六个省市的四百五十辆客车继续留京服务。

为了方便外地师生市内乘车,从9月26日起,每日上午七时至十时、下午三时至七时两个时段,北京市特意开办七条公共汽车免费专线,由市内前门、北海、西单、东单、和平里等处直达北大、清华、人民大学、石油学院,便于外地师生早晚进出城。

原来发放的市内公交乘车证都填写有效日期,以防止师生长时间使用。但是,9月中旬高层指示北京各接待单位要切实做好对外地革命师生的“五保”(保住、保吃、保交通、保医疗、保宣传解释)之后,北京市又急忙决定,自9月17日零时起,乘车证一律不填写有效日期,原已填写的,效用与未填写的相同。这就意味着,持有一张乘车证,就可以无限期地满城游逛。

时间一长,几十万人群在首都游荡也给高层带来莫名的压力。9月23日,铁道部和市委联合发出“乘坐火车”通知,其中就提到,“还必须有计划、有组织、有秩序地做好欢送工作,落实组织安排,减少革命师生在车站等候的时间。”当年年底,经过几个月磨合,逐渐形成这样一个发放车票的模式:经接待单位审查同意后,将人数、所到站于乘车前三天向区、口发票点提出,区、口发票点汇总后,到东单发票处领取免费火车票。各接待单位应在学生证件上加盖或注明已发车票戳记字样。(见1966年12月23日市委接待委员会《关于十二月二十一日后离京乘车暂行办法的通知》)

为了让来京串连的师生迅速返回原地,后来又更改办理返程火车票的办法,变得更加简便,就是各接待单位负责填写借款三联单,由借款人持三联单直接到北京站、永定门站换取火车票上车。铁路售票点火车票发出后,凭三联单的二三联定期统一向市委接待处结算。此套方式演练成熟后,又蜕化成“凭证换票、定期结算、统一付款”的一套全新办法。付款则采取了“托收无承付”方式,由铁路售票处在人民银行设专户,各单位事先将换票凭证使用的印鉴和账号一式二份交给车票联络站,其中一份转交售票处,以资识别。各付款银行凭铁路售票处的无承付凭证,由购票单位账户内付款。

正是靠着这种三联单出票方式,简易解决了前后几十万人离京的手续问题。在那个特殊年代的车票上,除了时间、车次、到站地,还会加盖“不准转卖、退款”戳记。这样的车票凝聚了那个年代特定的癫狂和荒诞,也蕴含难以估计、痛心入骨的国家损失。

(选自《炎黄春秋》2013年第12期)

范文五:文革时期红卫兵的徒步大串联

文革时期红卫兵的徒步大串联

一、南下的火车

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红卫兵到北京及全国各地大串联,把“文化革命”的烈火烧向全国,所需食宿和交通费一律全免。于是,红卫兵迅速出动,神州大地到处都有红卫兵的身影。我也跃跃欲试,但当时南开大学的“卫东”和“八一八”红卫兵围绕是否打倒党委书记臧伯平,“交战”正酣,大都不愿外出,我也暂时打消了出去串联的念头。11月初,臧伯平基本被打倒,除了少数人无休止的派性争斗,多数人已索然无味。而且,中央已发文暂缓红卫兵串联,如果再不出去,恐怕会永远失去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11月13日下午,我和我们班的3位男同学及哲学系的1位好友,一行5人,来到天津西站,乘火车南下串联。

我们计划先往南京,再转武汉、长沙,直奔“红太阳”升起的韶山,然后上井冈山。我们是下午3点的火车,但到晚上12点才容许上车,人多拥挤,我们5个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挤上车,有3个同伴的鞋子都被踩掉了。车厢里人极多,走道、小桌、行李架、厕所里全挤满了人,连个站的地方都没有。凌晨3点多,火车总算开动了。本来是13个小时的车程,但走了两夜一天,才行至浦口,那时没有长江大桥,经轮渡,抵达南京。就这样,没有座位,我们被挤着、推着,由火车转轮船,再转汽车,千辛万苦,11月22日到达长沙。到达当天,我们突然从广播里听到,北京的红卫兵已经召开了誓师大会,决心发扬革命前辈的长征精神,徒步串联。因此,我们一行人也打起背包,开始徒步到韶山、井冈山串联。

二、“毛主席的客人”

徒步串联虽然非常劳累,但少了挤车船的烦恼与痛苦,倒也乐在其中。11月正是湖南收割稻谷的时间,在错落有致的大小不等的一块块稻田中,三五成群的人们边挥镰割稻,边用风车脱粒,然后挑起装满稻谷的箩筐,颤颤悠悠,一路山歌送回家中。更让人感动的是,我们这些戴红卫兵袖章的青年学生,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热情的招待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不管男女老少,都亲切地称呼我们是:“毛主席的客人。”

离开长沙的第三天,大约晚上7点左右,我们5个人正一瘸一拐向前赶路,但仍没有望见一个村庄的影子。又走了半个多钟头,仍然望不见一户人家。大家精疲力尽,饥肠辘辘,脚上磨的血泡钻心地疼,只好席地而坐,短暂休息。恰在这时,一辆马车迎面而来,马车上还挂着一幅标语:“欢迎您们,毛主席的客人!”我们一下子就明白过来,这是来接我们来了!赶车的大伯告诉我们,近两个月,每天晚上都会有一些红卫兵尤其是女生,因为劳累,行路困难,所以村支书就派他每天在这个时候来接人。“你们想得太周到了!谢谢你们。”我们5个人边说边鞠躬。“不谢,不谢,你们是毛主席的客人,应当的。”大伯说着就把我们扶上车,一路欢歌来到了文家冲,把我们领到了村党支部。支部门口悬挂着一幅醒目的标语:“毛主席的红卫兵,我们欢迎您!”我心中暗想,我们有这样的称呼,好荣耀啊。

稍作休息,村支书就把我们分成两组,安排在附近两个老乡家中。质朴的老乡极其热情,帮我们打洗脚水,还为我们包裹脚泡,随后和他们一起用餐。居然专为我们炒了一大盘鸡蛋,由于好几天没有吃过一顿像样的饭,所以吃起来格外香甜。那时的农村,贫困异常,老百姓养鸡是为了卖蛋,凑些零花钱,好买油盐

酱醋。除非有特别尊贵的客人,绝不会给鸡蛋吃的。

饭后,略休息一会儿,村支书就喊我们到了他的办公室,和七八个老乡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这位村支书40岁左右,能说会道,据他讲初中毕业后,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回家务农。他先带领大家学习“老三篇”(毛主席的三篇文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中的《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然后大讲“文化革命”的意义和“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接着让我们几个介绍北京、天津等地的“文化革命”情况。正准备结束时,坐在墙角的一位相貌极其忠厚老实的老农突然讲道:“我听说工厂的工人都造反了,机关的干部也造反了,你们这些学生也当然不上课了,如果大家都这样下去,我们农民也造反不种地了,那国家不就垮了吗?革命也好,造反也罢,总得吃饭穿衣吧!„„”没等老农把话讲完,村支书就愤怒地站起来打断他的话,慷慨激昂地批判他反抗“文化大革命”,死心塌地地走资本主义,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在垂死挣扎。我们5个人也紧跟其后,讲“文化革命”如何必要、毛主席如何伟大、他的话如何不对。就这样七嘴八舌,把老农乱批了一顿,然后村支书宣布这位老农是不折不扣的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勒令其明天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接受劳动改造。后来一问,才知道这个所谓的学习班,就是村里的“劳改队”,包括走资派——— 前支书和村长;两位地主、一位富农;两个作风不好的妇女,村民叫他们“破鞋”;再加上这位厚道朴实的老农,共8人。

回家的路上,村支书告诉我们,这位老农虽然出身贫农,但爷爷那一辈是大地主,到他父亲这一辈还很有钱,所以他小时候念过书,有文化。可是他父亲不务正业,吃喝嫖赌,挥金如土,家道破落,土改时一贫如洗,无立锥之地,就被划成了贫农。快到我们居住的老乡门口时,村支书意味深长地讲:“看来阶级烙印可以残留好几代,阶级斗争很激烈啊!我们绝不可被表面现象所迷惑,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像这样活生生的阶级斗争,你们在学校是看不见的啊!”

三、在韶山

离开文家冲后3天,我们到达韶山。这块面积很小的小山村,挤满了全国各地来“朝圣”的人群,熙熙攘攘,一片嘈杂,找个住的地方极其困难。出于对红卫兵的特殊照顾,我们被安排在小学的一间破教室里,厚厚的稻草上铺着几张竹席,好几十人并排挤在一起,但我们却非常兴奋,毫无嫌脏嫌乱的感觉,反而一再高呼:“毛主席万岁!”躺下时已经很晚,差不多快12点了,加上劳累,大家倒头便睡,很快进入梦乡。

第二天醒来时,已红日高照。随便用餐后,便急忙去参观毛主席旧居。长长的队伍已排了有好几里,我们只好焦急地等待。约摸两个多小时后,我们走进毛主席出生的房间,依次参观卧室、厅堂、农具房等,讲解员激情四射,充满对伟大领袖的崇敬。

从毛主席旧居出来,我们就向旧居后面毛主席父母的坟地走去。这是一座走势相对平坦的小山,恰在两座大山中间,宛似大山环抱昂首挺胸的一条巨龙。再向上走5分钟,就到了毛主席父母的坟地。坟地没有任何修饰,和农村一般人家的普通坟地没有什么两样,就是两个小土堆儿,坟前立着两块不大的石碑,刻着两人的名字。让我吃惊的是,坟地前不大的空地和周围的山坡上,很多戴红卫兵袖章的青年学生都在那里跪着,有人还时不时地高喊:“向毛主席的父母致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此情此景,迫使我们几个也不得不随大流,双膝下跪,跟着喊口号。

30年后的1996年10月,我陪一位来自马克思故乡德国特里尔大学的华裔教授来韶山参观。我给他讲了我们这些坚信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红卫兵在毛家坟地下跪的故事,他微微一笑说:“真想不到,你们那时还会出现这样荒唐的事情。”

四、体验“朱德的扁担”

离开韶山,我们继续徒步直奔井冈山。经过去韶山的徒步锻炼,大家体力有所增强,走起路来轻松自如,脚也不再打泡。从湖南的澧陵到江西的萍乡、新余,一路谈笑风生,到达井冈山下的砻市。这是1928年毛泽东秋收起义后与朱德南昌起义后两支军队的会合地,因“朱毛会师”而闻名全国。

我们在砻市住下后,参观各处遗址,拜访老红军,听他们讲革命故事。这里也是遍地红卫兵,人山人海,吃饭时须排长队,参观时更要长时间地等候。有一天上午,我们闲来无事,就到“会师桥”溜达,碰见一群人在那里分发扁担,像当年朱德那样往井冈山的红军总部“挑粮”。此举引发我们极大兴趣,也强烈请求他们发给我们扁担,体验老一辈革命家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由于扁担少,只能两三个人合用一条,我们5人只能给两条。我和另外两位同学领到扁担后,又领来竹筐,然后在附近挑了几块石头,放在筐里,大约六七十斤,挑起来晃晃悠悠,一路小跑,回到住所,准备第二天上井冈山。

上小学时,我就学过一篇语文课叫“朱德的扁担”。通过背诵这篇课文,在我幼小的心里对朱德由衷地崇敬,对井冈山也十分仰望。如今,我们不仅来到了井冈山,还亲自体验一下“朱德的扁担”,兴奋与激动自不必说。第二天一早,我们三个人挑起扁担,哼着革命歌曲,沿着当年朱德挑粮的路线,直奔井冈山顶。由于三个人轮流挑,开始都不觉得太累,但两个小时之后,就吃不消了,尤其是同学小陈肩上红肿,无法再挑,就剩下我们两个来挑之后,就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向前爬一步都那么艰难。加上山路越来越陡,只能吃力地向上挪动。又过了大约一个小时,大家都饿了,挑起来重似千斤。我们只好停下来,躺在地上舒服一下,随后吃干粮。由于我们没经验,也没有带水。幸好后来的几位红卫兵有水壶,我们才不至于干渴难耐。吃完干粮,继续往山上爬。这时的两只脚已经不停使唤,东倒西歪,险些摔倒。恰在此时,望见前面的路旁用石头累起一个小平台,走近一看,写着“朱德挑粮休息处”。我们的陈同学灵机一动,建议我们已经体验了朱德的伟大和红军挑粮的艰难,不如把竹筐里的几块石头垒在这个地方,也是对朱总司令的最好纪念。我高声赞许,另一同学也说:“好!”于是恭恭敬敬把石头摆好,一人拿着扁担,余下两人各执一个竹筐,轻轻松松,健步如飞向山顶挺进。

晚饭时分,我们来到了目的地茨坪。这是被高耸入云的山峰环抱的一块盆地,肥沃的稻田纵横交错,晶莹剔透的溪水缓缓流淌,那个风格别致的挹翠湖,把周围雄伟的山峰摄入,相映成趣。但我们肚子很饿,无心去欣赏这迷人的美景,急忙找到住处,赶往专门为红卫兵用餐的食堂吃饭。饭后又仔细观察这里的地形,险要无比。如果在冷兵器时代,要想攻占此地,比登天还难,无怪乎古代的山大王都对这里垂涎三尺。红军在这块要地安营扎寨,实在是明智之选。

晚上,大家聚集在一起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井冈山的斗争》,显得格外亲切。第二天,参观革命遗址和综合展览,讲解员声情并茂的讲解,常使红卫兵高喊口号,“毛主席万岁”几乎接连不断。晚上躺在铺着稻草的床上,我思前想后,难以入睡,居然觉得自己生不逢时,如果我要生长在革命前辈的那个年代,也来井冈山投入革命,那是多么光辉灿烂的人生啊!“文革”时的红卫兵及绝大多数民

众,几乎都和我一样,把革命神圣化、绝对化、狂热化,革命是人生的最高追求,是理想、更是价值观,甚至是终生职业。这种不正确的认知,曲解了革命的真谛,但左右着“文革”的方方面面和整体面相。

本来我们准备再到茨坪附近的各处风景点和革命遗址走走,不料第三天晚上茨坪的所有红卫兵被集中起来开会,讲中央已决定停止红卫兵大串联,要求大家迅速回校,复课闹革命。随后,当地革委会就调来了几十辆大卡车,将这里的红卫兵运走。于是,我们也乘车到了吉安,住在一个工厂的招待所里,那天晚上竟然还吃到了肉末炒豆腐,让我终生难忘。说实在的,徒步行走这些天,我们基本没有吃过肉啊!接着,我们从吉安乘船,由赣江到樟树,转火车至株洲,再转车到北京,回到天津已是12月初了。(作者:李喜所)

范文六:百万红卫兵井冈山大串连

20世纪60年代中期,浩浩荡荡逾百万的红卫兵如潮水般涌上革命圣地井冈山,情景蔚为壮观,也是井冈山有史以来在特定时间段里上山人数最多的时刻,演绎了那个年代特有的一幕……

红旗、红歌、红宝书、红袖章……1966年的秋冬,百万红卫兵串连至革命摇篮井冈山,把井冈山变成了一片红色海洋。

入夜,群山叠嶂的井冈山,天高云淡,皓月当空。白天忙于走红军路、当红色传人的红卫兵,正仰望天空,泪流满面地一遍又一遍地唱着《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迷路时想您有方向,黑夜里想您照路程。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困难时想您有力量,胜利时想您心里明……”歌声响彻宁静的夜空。

毛泽东提出:“全国各地学生要上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大串连逐渐风靡全国,井冈山则成为大串连的重点地区之一

红卫兵是指“文化大革命”期间大中学校学生的群众组织,也指加入该组织的成员。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几名学生聚集在一起分析、讨论形势时认为:应趁全国掀起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成立“保卫毛主席”“保卫红色政权”的学生组织,于是便成立了名为“红卫兵”的组织。6月初,北京地质学院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大学附中、北京矿业学院附中以及北京市第二十五中学的学生也相继成立了红卫兵组织。

红卫兵组织成立之时,中共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决定向北京市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许多省、市、自治区也陆续向大专院校和部分中学派出了工作组。工作组认为红卫兵的活动是“地下活动”“非法的反革命活动”,应予以取缔。北京地质学院附中和北京市第二十五中学的红卫兵组织还被定为“反革命集团”,强行解散。

面对工作组的压力,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先后于6月24日、7月4日贴出了《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两张大字报,并抄寄毛泽东。这两张大字报认为:“造反就是革命,造反就是毛泽东思想。”“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我们就是要抡大棒,显神通,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

8月18日,毛泽东亲自带上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上百万的红卫兵,表示他对红卫兵的支持。此后,红卫兵组织在全国各地普遍成立。接着,毛泽东又于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1日、11月25日连续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总数达1100万的红卫兵。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红卫兵组织迅速发展,形成了席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

红卫兵首先以其敢冲敢闯的造反精神掀起了破“四旧”(即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狂潮。一夜之间,人民群众千姿百态的发式和服装款式多被改为男为平头、女为齐耳短发和灰色、蓝色、军绿色的干部装、中山装、军装;含有传统意义的商店、街道、工厂、学校的名称被改为具有革命色彩的“反帝”“反修”“东风”“东方红”“工农兵”等等名称;无以数计的文物古迹被毁,书籍被烧;许多“地”“富”“反”“坏”“右”“黑帮”被揪斗乃至被抄家;等等。

1966年6月初,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一张大字报受到肯定并通过电台、报纸传播到各地后,北京大学顿时成了全国“文化大革命”的中心。随即便出现了少数外地红卫兵为了解首都形势、学习北京大学经验而来北京。毛泽东提出:“全国各地学生要上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于是,外地来京的师生逐渐多了起来。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出关于组织外地师生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各地红卫兵纷纷涌入北京取经,北京红卫兵也分赴各地“点火”。在这样的背景下,红卫兵以“撒播‘文化大革命’火种,交流‘文化大革命’经验”的名义,由自发的、地方性的串连发展成为有组织的、风靡全国的大串连。以北京为中心,红卫兵串连开始了北上、南下、东进、西征,革命圣地井冈山成了串连的重点地区之一。

在高峰期,每天上井冈山的红卫兵不少于10万人。他们的口号是参观学习和造反破四旧

1966年9月,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开始上井冈山大串连。

上山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乘坐火车从湖南株洲、茶陵进入江西永新、宁冈上井冈山;二是乘坐火车到江西樟树、新余、南昌再经吉安上井冈山。大量红卫兵凭借红卫兵组织的介绍信或学生证免费乘坐火车,造成火车处于严重超负荷的运行状态,定员118人一节的火车车厢,经常涌入二三百人,车厢内人满为患、空气污浊。红卫兵下车后,绝大部分人只能徒步上山,因为当时上井冈山的客运汽车非常少。在1966年9月至1967年1月这一段时间是红卫兵上山的高峰期,每天在山上的红卫兵不少于10万人。在上井冈山的路上,每天可见红旗后面穿着草绿色的军装,肩背水壶和背包,戴着红袖章,手拿红语录的长长的红卫兵队伍。

9月,上井冈山串连的红卫兵主要有:东北农学院红卫兵、九江红卫兵、桂林红卫兵、上海交大红卫兵、哈尔滨工学院红卫兵、上饶共大红卫兵、北京农业大学红卫兵、北京四十三中红卫兵、人民大学附中红卫兵、北京大学附中红卫兵、湖南水利学院红卫兵、北京红卫兵战校、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等等。到10月以后,上山的红卫兵越来越多,已无法详细记载,原始记录上只能粗略地加以记载,只记录了5743人,实际人数远不止这么多。

红卫兵在井冈山上串连的口号:一是参观学习,走红军走过的路,学井冈山传统,增强革命性;一是造反破四旧,反修正主义,反资本主义,斗倒牛鬼蛇神。所以,井冈山革命博物馆,茨坪、大井毛泽东旧居,黄洋界、朱砂冲、桐木岭、八面山、双马石五大哨口,龙市的龙江书院,红军当年走过的山径,伤员住过的山洞……都是红卫兵寻访的地方。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门庭若市。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介绍井冈山斗争史的综合性纪念馆,馆藏丰富,内容全面,这是红卫兵首先要去的地方。博物馆天一亮就得开门,红卫兵踏着第一缕晨光走进博物馆。由于人数众多,红卫兵一来,馆内展厅挤得满满的,远远超过每次讲解不得超过50人的规定。于是乎,讲解的时候,只有前面坐一批,中间蹲一批,后面再站着一批,才能勉强满足红卫兵参观的需要。博物馆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讲解员声音太小,则购置手提电喇叭;讲解员数量不够,则从江西省博物馆专门借来五六个专业讲解员,广州暨南大学有几个红卫兵也主动留在馆里帮了几十天忙。到了1966年11月后,每个展厅的人数都超过了200人,根本无法讲解,只好每个展厅留一个工作人员值班,让红卫兵自己看。红卫兵都怀着虔诚的心情,看得十分认真,不错过每一段有历史意义和革命价值的资料,很多红卫兵还用笔记本摘抄博物馆内展出当年的《入党誓词》《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和红色歌谣《红米饭、南瓜汤》等等。到了晚上,博物馆里灯火通明,仍有许多红卫兵在参观。从1966年11月至12月,博物馆每天闭馆时间都在23点30分以后。红卫兵离开后,工作人员还要抓紧时间清理卫生。每逢雨天,红卫兵带进来的泥土厚积两三寸!

――茨坪毛泽东旧居变成了红色。

旧居的墙上钉满了长征队、战斗队、先锋队、革命队……的旗帜,一面紧挨一面,一面墙转一面墙地钉,几天光景,四面墙就全满了,工作人员收起来,没几天又满了。到大串连结束时,把收到的旗帜叠在一起,放在博物馆贮藏室里,整整塞满了一房间。

――大井毛泽东旧居后面的两棵树,还有黄洋界上毛泽东、朱德挑粮休息的一棵槲树,也变成了红色。

开始,红卫兵纷纷采摘树上的叶子,夹进自己的长征日记本里或毛主席语录本中,带回去做纪念,不久这些树就变成光秃秃的。于是有红卫兵贴出布告,并轮流在树下执勤劝阻。后来,又有红卫兵有新的发明,即将红袖章挂在树上,表达自己的崇敬心情。结果,矮处挂满了,就用竹竿挑上去,最后连树顶上也挂满上,远看这些树如同一团团火红的烈焰,蔚为壮观。

――去五大哨口参观的人络绎不绝。

井冈山著名的五大哨口――黄洋界哨口、八面山哨口、双马石哨口、朱砂冲哨口、桐木岭哨口,至今还保留着红军当年的工事、营房和战壕,是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生涯的历史见证,自然也是红卫兵神往的地方。从茨坪到各大哨口,来回都有几十里的山路,人烟稀少。井冈山管理局专门安排了几十名向导,负责把红卫兵带到各大哨口。每天清晨开始,向导们手持“到黄洋界”“到朱砂冲”“到桐木岭”“到八面山”“到双马石”的标牌,分别到各接待站,把要去的人员集中到一起,然后徒步奔赴目的地。红卫兵沐风雨,过山涧,在各大哨口遥想当年红军战士浴血奋战的斗争场景,领会他们不畏艰苦、不怕流血、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满怀敬慕,群情激昂。

――井冈山光荣敬老院,也成了红卫兵寻访的热点。

当年大井工农兵政府主席余振坤、新遂特别区工农兵政府秘书罗冬祥,还有当年参加过、支援过、见证过井冈山斗争的老人马夏姬、刘立发等都在光荣敬老院。红卫兵趋之若鹜,纷纷要求这些革命老人作传统报告,讲革命斗争故事,召开回忆座谈会,进行忆苦思甜,请老人们签名题词……面对川流不息的红卫兵,这些老人虽然有专门的人员准备资料和讲稿,但终因年纪不饶人,都相继病倒在床。

――井冈山纪念章是最珍贵的纪念品。

每位上山的红卫兵都可凭红卫兵证领到一枚纪念章。纪念章呈扁方形,底色为玛瑙红,上面图案为在一颗金星照耀下的一座峰峦,并有毛泽东手书的“井冈山”三个字,都为金色。纪念章由远在2000多里外的上海一家工厂制造,日产2万枚,每天由火车运抵南昌,再由井冈山管理局派车到南昌火车站提货,及时供应山上发放,尽管如此,还是供不应求。

红卫兵在参观考察学习之余一刻也没忘记自己的造反使命。东北农学院的红卫兵为井冈山带来了造反的第一颗火种。

1966年9月的一天,在井冈山大厦前,东北农学院的十几个红卫兵趾高气扬地与当地干部群众展开了一场争论。一方的观点:“炮打司令部,火烧井冈山管理局党委!”另一方的观点:“井冈山人不做阿斗,井冈山的运动不需要外界插手!”在“造反理论”上处于劣势的当地干部群众自然辩不过农学院的大学生,但当地群众非常团结,不一会儿,就聚集了几十倍于东北农学院红卫兵的本地人,靠人数上的气势压倒对方。双方唇枪舌剑,谁也说服不了谁,争急了,双方动起手来,推推搡搡,你拉我扯,拳来脚往,结果自然是东北农学院的红卫兵寡不敌众,败下阵来,当晚便在不受欢迎的气氛中匆匆下山。

11月,东北农学院红卫兵再度上山,杀回马枪,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其时,井冈山各种名称的造反派组织、学生组织纷纷成立,并在罗浮首次揪斗了井冈山的一批领导干部。井冈山陷于“造反有理”“文攻武卫”的氛围之中,茨坪甚至刷出了触目惊心的大标语“打倒刘邓陶!打倒袁孙段!”(“袁”是井冈山管理局党委书记袁林,“孙”是井冈山管理局局长孙景玉,“段”是井冈山管理局党委副书记段其奎,这些都是参加过长征和南下的老干部。)于是,井冈山管理局的主要领导干部轮流到毛泽东旧居前低头认罪。红卫兵认为旧居前没有张挂毛主席像,就给他们戴上了“心中没有红太阳”的罪名。他们还被赶到博物馆里揪斗,理由是博物馆里宣扬红五军,还在为彭德怀歌功颂德。井冈山斗争时期,彭德怀是红五军的军长。

在博物馆的展厅里,贴满了红卫兵写的标语。如“朱德是大军阀”“贺龙是大土匪”“陈毅是老机老右”“不准为大野心家、阴谋家彭德怀歌功颂德”等。红卫兵还认为博物馆没有突出毛主席的丰功伟绩,突出的是一条又粗又黑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又将博物馆大门口悬挂的朱德题书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换成了“批判馆”三个大字。   井冈山管理局专门成立了红卫兵接待办公室。曾电请周总理解决吃、住、行、医等方面的困难

源源不断的红卫兵涌向井冈山,使茨坪这个只有3平方公里的山区小镇,承受着前所未有的沉重负荷。运动之初,红卫兵的数量不是很多时,还可以安排到学校、机关、饭店,甚至干部、贫下中农家里去住。但不久,能住的地方,能歇脚的地方都安排满了。而且,上山的红卫兵还在成倍地增加。

井冈山管理局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每天数万的红卫兵吃的问题怎么办?住的问题怎么办?卫生问题怎么办?安全问题怎么办?为此,局党委经请示吉安地委和专署,专门成立了红卫兵接待办公室,从各县抽调人员参与接待工作。红卫兵接待办公室下设了宣传组、秘书组、生活组、保卫组,仅生活组就配备了50余名干部。接待办公室下辖17个接待站,在茨坪设了7个,其余的设在沟边、拿山、厦坪、石狮口、罗浮、桐木岭、朱砂冲、黄坳、大井等处。吉安地区13个县市,每个县市至少要负责井冈山的一个接待站。从抽调管理干部到工作人员、炊事人员,从搭棚子到购置锅盆碗,都由各县负责。所需经费则由接待办公室拨付。

问题之一:吃饭。

仅17个接待站的炊事人员和勤杂人员,加起来就有近千名。每个接待站一次开饭可供700人用餐。尽管这样,每天还只有开流水席,才能使上山的红卫兵都吃上饭。红卫兵的饭菜,每人每天的伙食标准控制在3角钱以下,基本上都是蔬菜。但人多时间长,即使是白菜、南瓜、茄子这类大路菜,也难以保证每天都能及时供应。红卫兵经常吃的是煮萝卜、炒萝卜、干萝卜之类的,饭尽管吃饱。红卫兵走到哪里,吃到哪里,什么时候到,就什么时候吃。有时到饭欲熟未熟之际,饿了的红卫兵也一桶一桶地提前抬了出来。在串连最高潮时,有的接待站连饭也来不及煮了,便发给红卫兵们一些大米,让他们效仿当年的红军战士,剖下毛竹,锯成竹筒,生起篝火,自己做饭。

自红卫兵到井冈山大串连后,江西省商业部门便直接向井冈山下拨物资。不论是一般商品,还是紧俏商品,只要省里有,就一定给,而且是无偿的。山上虽然仓库有限,却露天储备了100万斤大米、200万斤黄豆。当然消耗起来也惊人,多时一天得要八九万斤下锅。

问题之二:住宿。

吃的问题刚解决,住的问题又凸现出来。起先,山上有限的几个招待所都住满了;后来,机关单位办公室和中小学校教室也都住满了;再后来,连茨坪的老表家里也住满了。晚来的红卫兵能挤进走廊就算幸运了。有的只能挤在屋檐下,或是寻来一堆柴草,点起一堆篝火,在山上迷迷糊糊地坐上几个夜晚……这景况,逼得接待办公室下决心,在茨坪中心的近百亩水田里,组织群众放干水,在上面搭好架子,建棚子,用油毛毡盖顶、竹篾为壁,下面铺上一层稻草,像红军时期那样铺上统铺。还见缝插针地在马路边有空地的地方,都搭起这样的棚子。当时的茨坪,真像千军万马安营扎寨的古战场。

山上那些数不清的厕所、便池,每天都组织了老表还有自愿帮助的红卫兵打扫、清理。但还是人手不够,仅温州来的红卫兵一批40多人,就主动留下来干了一个月。

每天拉粮、拉菜上山的汽车与运粪便的拖拉机,都在盘山道上交会而过……

问题之三:天寒。

那年井冈山的雪也来得特别早,大约是11月末,井冈山便下了第一场大雪。满山白雪皑皑,银装素裹,逗引得那些没有见过雪景或没有见过大山雪景的红卫兵手舞足蹈,流连忘返。但这种兴奋没有持续多久,便被接踵而至的困难冲得无影无踪。由于井冈山山高路陡,气温很低,常在零度以下,加之林茂水气多,每年都有这么一段时期,上山的公路路面结着一层坚硬的冰,山上、山下交通完全中断,当地老表称之为封山。由于中断运输,山下的物资运不上来,造成粮食危机。100万斤大米、200万斤黄豆的储备日渐告罄;所有的厕所、便池难以入足;自来水管被冻住了,连烧饭的水都得跑到一两里远的山涧里去挑;那四面透风的棚子和单薄的被子抵御不住北风严寒的袭击,使一些红卫兵感冒、发烧、咳嗽、腿软、流鼻涕……

气温在急剧地下降。红卫兵衣服不够,又借不到,只好在棚子里烧起了炭火御寒。更令人担忧的是,红卫兵从传单、号外里听到一则消息:12月9日,毛主席要在井冈山接见红卫兵!因此,红卫兵都迟迟不下山。

虽然各个接待站都在辟谣:毛主席不会来,我们没有得到这方面的任何通知!可是已经在山上的红卫兵始终不愿下山。而由外省出发的,到了南昌不会不来井冈山;由南昌出发的,到了吉安、拿山更不能不上井冈山。

各个接待站都在采取措施疏导,乃至采取强制措施,规定每个红卫兵在茨坪只能待两天。每天,由各个接待站站长带领红卫兵下山。因为大雪封山,公路封冻,不能通车,全靠步行。送到拿山后,再回来,再送,就是这样,茨坪还仍驻有20万红卫兵。

怎么办?省、地党委和政府正遭“炮打”“火烧”,负责人已靠边站或正被揪斗,电话也找不到能解决问题的人。

找周总理!当时在中国,有什么麻烦事总是想到周总理。给周总理的电报发出去了。电文汇报了现在大雪封山,吃、住、行、医等方面都有困境,请求中央派飞机空投干粮,并下令红卫兵停止到井冈山的串连。

与此同时,井冈山管理局副局长朱轩也向国务院副秘书长童小鹏挂长途电话。在延安时,朱轩在中央搞警卫工作,和童小鹏有过交往。他请童小鹏尽快向周总理反映井冈山的状况。

就在井冈山要断炊的那天,井冈山接到了北京电话:“由广州、武汉、福州三大军区空运干粮。空投指挥由江西省军区负责。空投地点厦坪,井冈山方面立即组织带防滑链条的汽车下山拖粮!”

接连三天,三大军区出动大型运输机31架次,投下干粮100余万斤。大部分是压缩饼干,还有桃酥、蛋黄酥等。另外还有一些包子、馒头,这是因为湖南省军区向驻长沙的部队下达命令,每个连送一蒸笼包子或馒头。

1967年1月以后,虽然还有零零星星的红卫兵来井冈山,但那不过像是一场洪水过后的几圈涟漪。

井冈山有关部门进行了大量的善后工作。他们清理了账目和物资。这项工作一直到1968年春才有一个大概的眉目。不包括南昌至井冈山的沿途各接待站,仅井冈山,在这场红卫兵大串连中便耗资2500万元人民币,共接待红卫兵100余万人次。

1967年2月3日和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连续发出通知,决定全国停止串连,外出串连人员限2月20日前返回。红卫兵大串连,至此基本画上了一个句号。

(作者系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

责任编辑 张荣辉

范文七:中国第一代“驴友”大串连:红卫兵的自由行

国人旅行百年展于9月24日在北京开幕,蚂蜂窝旅行网策展人王家敏介绍说:“旅行与大时代相关,也与小个体相关。展览收集到的个人老照片、车船票、介绍信等,重现了鲜活的人物与丰富的场景。民国时期的旅行以精英为主体,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以‘革命青年’为主体,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平民旅行才开始真正萌芽。所谓‘早期驴友’也是我们从今天的角度看待那个时代,真实发现并定义的。”

那么谁是中国最早的“驴友”?在蚂蜂窝国人旅行百年展上,我们发现了中国最早的一批“驴友”――红卫兵。习惯思维使我们认为红卫兵就是一群一心一意闹革命的年轻人,不过,一旦贴近历史的微观层面,你就会发现完全不同的故事。

长江和他的小伙伴们就是一群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毫不热心的红卫兵小将,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形势下,抓紧游山玩水,以一种无厘头的玩闹心态,走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我睡着了

1965年,我考上了八中。同学们下学之后就喜欢一起去踢足球、打篮球。我这个大院子弟则是背上书包回家找小伙伴们去。部队大院的各种运动场地条件比学校好得多。城里的学校,设施陈旧,人也多。

1966年,从海淀区这边的学校开始,中学生开始闹事,我的不少朋友都参与其中,我这个人在政治上比较迟钝。由于在城里,我们八中还比较平静。我下学回家的主要活动还是找朋友们打篮球。这时候就有北大附中和人大附中的学生在圈子里吹嘘自己的“革命”成果,谈论写大字报之类的事情。我就奇怪地问:“我们学校怎么没革命啊?”当时北大附中一个革命积极分子就教我,你只要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一贴出来,你们学校就该闹起来了,你就能当头。我听了,只是附和了几句,也懒得弄这些玩意儿。因为那些“革命”积极分子,甚至一些头领人物,都是一帮一起玩大的孩子,谁是什么水平,有多大能力,我还不知道。所以在我的意识里他们“闹革命”不是多正经,多轰轰烈烈的事儿,就是玩闹。

总的来说,我是没有“造反”的动力,既没有意识到“旧的反动学术权威” 在教育文化界的危害,也没觉得教育制度有多大的问题。

不过,“文化大革命”是大势所趋。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下,我出身好,也顺理成章地当了红卫兵。我们八中最有名的当属陈毅的儿子陈小鲁,在他的领导下成立了“西纠”(红卫兵西城纠察队),我也就成了“西纠”的第一批成员。后来“西纠”被说得神乎其神,其实很简单,加入“西纠”也没有手续,就发了我一个“西纠”的臂章。“文革”初期,毛泽东几次接见红卫兵,我们八中的红卫兵被叫去维持秩序。检阅开始后,我们在金水桥前拉出警戒线,防止有人冲过金水桥。现在回想起来,我对毛泽东检阅红卫兵的印象就是一个字――困。由于头天夜里我们就被拉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待命,熬到第二天上午早已十分疲倦。在加上维持秩序很累,尽管耳边全是嘈杂的噪音,我们还是能坐在地上睡着了。

外地来的红卫兵就不一样,他们比较狂热。从各省来的红卫兵只要走到天安门前后,远远地看见了毛主席就都停住了,激动地哭啊、叫啊!队伍就停顿下来,我们这些人就跳起来,冲进人群,想尽一切办法叫他们向前走。开始时是推、撞,后来就是踢屁股,动作越来越粗野。当时,他们全都沉浸在狂热的情绪中,没有人因为被踢了屁股而生气,更不会有人抱怨北京的红卫兵粗野。当人群继续前行后,我们就回到原位休息,抓紧时间迷糊一会儿。

不花钱坐火车

“文革”初期,我们的生活就是抄家、打人、看大字报。这三件事情,我都提不起兴趣。我逐渐意识到,这就是“所有人相互抹黑、揭发”,对于这样乱哄哄的革命,我的感觉是“既不高尚,也不有趣”,逐渐的,便厌倦了,成了一个“逍遥派”。

1966年9月,大串连开始。我忽然发现这是个有趣的事儿。所谓“大串连”也不是多么“革命”,其实就是大家出去玩。崇拜江姐就去重庆,向往延安就去延安。只要到学校开一张介绍信,有了介绍信就可以免费从北京站上火车,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串连不像后来的插队,没有什么组织,一般就是几个要好的人组团出游。我叫上八中几个干部子弟和两个没考上高中,在西单附近的一所私立补习学校学习的朋友。那时候,串连要开介绍信,他俩在的私立补习学校不能开介绍信,我就带上他们一起。

出发时,我们确实没有想过上哪发动革命,就是想借机免费上各地玩玩。我最想去新疆,向往骑马、还想吃正宗的烤羊肉串。离京前,我曾问父亲:“我在新疆遇到困难,找谁?”父亲说:“找丁盛”。当时丁盛是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抗战时曾与父亲在一个团。

坐火车不要钱,吃饭住宿有人管,全中国游山玩水,谁不去啊!在我接触的同学朋友中,没有一个是去地方上发动革命的,因为报纸电台里已经是铺天盖地的宣传,全国各地都已经开始“文革”了,根本不用红卫兵再去发动。充其量是在各地玩的过程中,地方上看我们是北京来的红卫兵,邀请我们去指导,我们就顺便去“革命”一下,随便讲几句。

我们先去了重庆,参观《红岩》中提到的渣滓洞、白公馆,又去看了刘文彩的收租院。在重庆我第一次吃到了带肉汤儿的炸酱面,觉得很好吃,价格很便宜,也就一毛多。不过,我们也没钱大吃大喝,大概有点像今天去茶餐厅,一人一份套餐。

虽然坐火车不要钱,但是能不能有座位,能不能抢上卧铺,就看个人的本事了。我很会混火车,并在这方面爱琢磨,很快我就发现其中的规律和漏洞。大多数人都在站台等着自己要坐的那趟火车,车一到站旅客和红卫兵一起往上挤,这时想抢个座就难了。我很快发现只要知道你要坐的那趟车在哪个站台,就可以在之前一趟车进站时先进入站台,不上车,等着你需要的火车到站,当乘务人员还在清理车厢,你就可以趁机先进去,抢占一个好的位置。

去新疆时,我就组织大家利用这个漏洞,抢占了一个卧铺车厢。一上车,我们迅速控制一节卧铺车厢的两个门,三四个人凶神恶煞地把住一个门,坚决不让人靠近,去新疆四天三夜的旅程十分舒服。不过,我们心眼儿很好,有一个带小孩的女同志,从内地回新疆工作,我们商量后决定让给她一个铺位。   在乌鲁木齐最大的事儿就是吃羊肉串,三分钱一串,那羊肉新鲜,作料就是孜然、胡椒和盐,烤出来真好吃,一人来十串,真过瘾!哈密瓜,两毛钱一公斤,吃哈密瓜甜得受不了,接着就吃西瓜解腻。新疆招待所最好吃的就是葡萄干发糕,也是我们的最爱,几乎每天都去吃。到乌鲁木齐后不久,新疆军区安排大卡车,把我们这些“革命小将”送到石河子参观。在新疆我们没有进行任何可以被称为“革命”的事情。

重庆、新疆这一路玩下来,我们这帮孩子都想家了,也需要回去休整一番,就这样回了北京。

上海坐飞机,广州偷汽车

我们再次出发时就直奔上海。

到了上海,我就去找东海舰队副司令梅嘉生,梅副司令和我父亲关系好,对我们挺热情。据说,梅副司令正在开党委会,立即抽时间见了我们。现在我分析,他肯定怕我们是来“造反”的,一看都是海军子弟就放心了,派了一辆很高级的汽车,把我们安排去大厂的基地玩。在大厂我们似乎吃的是空勤灶,顿顿有鱼有肉,富强粉馒头蒸得特别香。最后还没收钱。

在上海我们不仅逛了南京路、淮海路,还看到了长江的入海口。在入海口,根本看不到长江两岸,海天之间,一望无际。不久,父亲从北京打来电话叫我们搭乘军用飞机回北京。我们一帮孩子几乎都没坐过飞机,自然非常高兴,没想到那架苏制的里-2运输机实在很不给力,没起飞时热得像蒸笼,起飞之后冷得像冰窖。

我们还制订了顺京广线南下的计划,第一站武汉、第二站长沙、第三站广州。这一路我们登上岳麓山、到毛主席的老家韶山转了一圈。我还在长沙喝过一种带冰碴的咖啡,特别好喝。在广州,我们去的最美的地方是从化温泉,巨大的温泉里几乎没有人,我们就在竹林、瀑布的陪伴下美美地泡温泉,美中不足就是被小虫子咬得挺惨。

离开广州时,我们偷了一辆解放大卡车玩,开车的是个二把刀,一起步就熄火,最后才发现没放手刹,出广州往韶关进发,一路都是盘山路,没摔死真是命大。到了韶关车就没油了,正准备上火车回北京被扣住了。

广州来找车的人见我们是红卫兵小将,不但没生气,还很感谢我们没把车撞个稀巴烂,能让他把车开回去交差。临走时还说欢迎我们再到广州玩。

“暴走族”观察社会

“大串连”很快就导致了铁路系统的巨大压力,于是,中央就号召大家学习红军长征,也就是不坐火车,徒步到各地革命。

很多人都把目的地定为延安,我和几个小伙伴商量:“延安太远了,哪走得到?”后来我提议:“咱们去河北的狼牙山吧!我爸在那里打过鬼子。”又说,“咱们遇到别的队伍,可别说去狼牙山,太丢人!我们对外宣传还说是去延安。”我们这支目标狼牙山的队伍就出发了。

这种徒步旅行,用今天时髦的话说,叫“暴走”,我们就是“暴走族”吧!不过,我们这伙“暴走族”挺丢人,从北京市区到狼牙山仅197公里的路程,我们连坐车带走路一共用了11天。最后登上狼牙山顶,看了狼牙山五壮士的纪念碑。

为什么走了11天呢?早上睡到太阳老高才起床,起床后就拿着气枪到村里打麻雀,最多一次打了一脸盆的麻雀。路过清西陵还逛了一圈。

正如今天的年轻人在旅行中观察生活、感悟社会,我们也在“长征”中开始了解中国农村。记得走到一个村子,村革委会就会安排我们住在队部,晚上村民在外屋开会,我们就在里屋听。这时已经是冬天,队里开分配大会。我们惊讶地发现,绝大多数家庭年终都欠队里的账,只有一两户人家能有少量分红。我们这些北京的学生都十分惊讶,为什么解放这么多年,农村还这样穷。

在村里吃饭是“派饭”,就是队里安排你到一户人家吃饭,我们吃一顿饭会给村民半斤全国粮票和两毛钱,因此“派饭”是个好差事, 只有村里有地位的人才能轮上“派饭”。有件事我一直记忆犹新,第二天早上我们吃过早饭要走,还剩了一点面糊糊,那家的女主人就趁着锅里的余热,加点儿盐和葱花,把面糊糊烙成不成形的面饼,最后都给我们带上,她说:“你们给粮票了,就要给足分量。”

农民有朴实的一面,也有狡猾的一面。我们为了好玩,带了三支气枪,其中一支捷克生产的进口气枪很厉害,能把乌鸦打死。我们队伍里有一个人,玩气枪打了村民怀孕的母猪。母猪的主人就追出村子,说子弹打进猪肚皮了,会伤到里面的小猪。气枪打在猪皮上会有一个红点,但是绝对不会很严重。我就当着他的面用枪打了我们一个人的胳膊,连棉衣的皮都没伤到。那村民还是不放心,说了许多好话,非要叫我们回去说清楚。我们一回去他就变卦了,非要我们留到母猪生下小猪,平安无事才放我们,还给县公安局打电话,公安局听说是气枪,根本不搭理他。最后我们用一张红卫兵证忽悠了他才勉强脱身。

“私人定制”上黄山

1969年,父亲已经倒霉了,我成了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更是无拘无束。大院里像我这种情况的孩子不少,我们就一起扒火车,继续到各地玩。因为有个兄弟分到南京工作,我们就组团去找他玩。当时也没有钱住宾馆,只好住在他们家。用今天的眼光看,我们这叫“沙发客”。

在南京逛了夫子庙、玄武湖,玩得很愉快。之后就准备以南京为基地,经芜湖到黄山游览。我们先扒火车到了芜湖,再坐长途汽车到黄山。

那时候的黄山,根本就没人去玩,我们先住在黄山脚下的宾馆,宾馆游泳池就像自己家一样,食堂也是“私人专享”。第二天上黄山,路上就遇到两个游客。偌大的黄山就我们四个人,走在山路上真是心旷神怡。由于没有游客,服务可好了,你刚离开黄山脚下的宾馆,他们就打电话到迎客松的服务站,告知今天有几个游客,到了迎客松就有饭吃。今天的私人定制也不过如此吧?

登上黄山之巅,人一下子觉得心胸开阔,觉得斤斤计较几块钱真是没意义。不过,这种不切实际的思绪并没有阻碍我们下山后,先精心算好长途汽车发车时间和距离宾馆的路程。然后,用床板堵住宾馆房间的门,跳窗逃走。当我们跑到长途汽车站时正好发车,完美逃掉了住宿费。

在芜湖扒火车回南京,我们在火车站蹲了一夜,混上了火车后,我们遭遇了一个较真的乘务员,他还谎称把我们一个兄弟轰下车了,我就下车坐公交到之前一站寻觅,才知道受骗了。我只好再混火车回南京,站上已经认识我了,不得已只好上了开往南京的货车,一上货车,看见几个江苏的年轻人趴在货车车厢里躲着,看见我上了,赶紧叫我趴下。 我还充了一回老大,我摆摆手叫他们起来,说:“我们从来都不坐货车,是坐客车的,他们敢怎样!”顺手掏出一把菜刀,这下把这帮江苏人吓晕了,尊我为大哥。

从南京回北京之后,大家陆续都去插队,我也去了干校。这种美好的“驴友”生活戛然而止。

今天回想起来,革命的轮廓是很模糊的,就像一股洪流,很多人随着潮流前行,我们也一样。红卫兵里有很大一部分并没有日日夜夜去“革命”,他们仍在继续自己的生活,而“革命”只是我们这帮半大孩子生活的一部分。对于我和我的小伙伴而言,不花钱玩遍了大江南北是我们在“文革”中最大的收获。

范文八:红卫兵五大领袖的+结局

打倒“四人帮”之后,全国许多造反派头头作为“四人帮”的“余党、爪牙”也被抓了起来,作为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当然也在劫难逃。

与“四人帮”不同的是,“五大学生领袖”早在1970年抓“5。16”时即被隔离审查失去了人身自由(折算刑期),而下令关押他们并把他们打成“5。16”反革命分子的正是毛泽东和“四人帮”们。1978年4月19日,他们被正式逮捕,1983年3月10日,同时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刑。

聂元梓,女,1921年生,河南滑县人,1938年1月入党。文革前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因反革命罪判刑17年,剥夺政治权力4年。

蒯大富,男,1945年生,江苏滨海人,清华大学学生。因反革命罪判刑17年,剥夺政治权力4年。

谭厚兰,女,1940年生,湖南人望城县人,1958年入党,北京师范大学调干生,“因犯罪情节较轻,认罪态度较好,免于起诉。”

韩爱晶,男,1946年生,江苏涟水人,北京航空学院学生,因反革命伤人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刑15年,剥夺政治权力3年。

王大宾,男,1946年生,四川凉山人,1965年入党,北京地质学院学生。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由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刑9年,剥夺政治权力2年。

“五大学生领袖”被宣判后,北京市在首都体育馆召开了万人批斗大会。在会上,北京市的警察们把韩爱晶等人分别押上主席台批斗。事先,有关人士可能是为了改进割张志新喉管的经验,事先给蒯大富和韩爱晶的脖子上套了一根细尼龙绳(据韩爱晶说可能是麻绳)。在批斗会上,聂元梓和蒯大

富表现较好,绳子没起作用。而韩爱晶对大会发言者指控的许多罪名持“不同政见”,趁警察们不注意,突然用带着手铐的双手拉住绳子,不断地喊:“不对!”“不是那么回事!”“没有这回事!”“不是我干的!”态度极不老实,气得警察们赶紧勒紧了他的脖子。对付不老实的反革命分子,不能客气。“勒脖子”比“割喉管”要人道的多!是那个年代的中国“人权”。

(注:关于文革中张志新被杀害之前先被割断喉管一事,近年来许多人提出了质疑,认为没有这回事。笔者无法考证,只好按照别人的调子“鹦鹉学舌”吧。)

想当年,也是在这个地方,三军造反派们批斗“彭罗陆杨”。已经被逼跳楼摔断了腿的罗瑞卿大将被装在一只筐里,军队造反派们把他摔来摔去,差点折腾死。不知这些迫害罗瑞卿的“解放军造反派们”怎么处理了?

关于“五大学生领袖”被判刑后的有关情况和近况,可说充满了故事和传奇,笔者略知一二,大部分是独家新闻,介绍如下,供读者品位和文革史研究者参考。

关于王大宾

笔者同王大宾不熟,文革中几次与他失之交臂。

1969年1月,王大宾毕业分配到成都探矿机器厂。1971年抓“5。16”运动时被押回北京地质学院隔离审查,并被开除了党籍。1978年4月19日被正式逮捕,1983年3月被判刑后,一直关押在武汉第一看守所。不知为什么,王大宾的刑期是从1974年算起,抓“5。16”时的几年隔离审查没有折算刑期,这点同蒯大富、韩爱晶等人不同。1983年12月26日刑满释放后,王大宾回到了四川省成都市,原单位回不去了,他先在一个街道小商店当临时出纳员,后来被一个军队办的贸易公司聘为副经理。

王大宾的婚姻充满了悲喜剧。1973年,王大宾在审查期间患了严重胃病,他的女朋友从成都赶到武汉,精心照料他,并同他结了婚,第二年生了一个女儿。1983年,王大宾的妻子调回了原籍深圳,“月下老人”不准王大宾调往深圳,加上多种原因,两人只好忍痛割爱,协议离婚。后两人各自建立了家庭,但两人仍是朋友,因有共同女儿,两家常有往来。

政治上和婚姻上的双重打击使王大宾陷入痛苦之中。1987年,经人介绍,都江堰市妇幼保健站的医生、比王大宾小八岁的共产党员刘素芬女士走到了王大宾的面前。初次见面时,王大宾首先向刘素芬献上了一份特殊的礼物--自己被关押受审查的有关材料。刘素芬经过慎重地考虑,决定与王大宾交友。她认为,历史已经过去,关键是“重在表现”。1988年,二人终于喜结良缘。当时穷困潦倒的王大宾为结婚准备的全部家当是两只饭碗和两床旧被褥。

1985年在有关部门的关照下,王大宾才返回了原单位成都探矿机器厂从事技术工作。

1989年10月,在中国地质大学张教授(王大宾的老师)的推荐下,具有改革开放精神的都江堰市领导借调王大宾帮助筹建了钎具厂。由于王大宾在工作中成绩突出,现在已担任都江堰市“都信凿岩钎具有限公司”总经理,同时兼任中国钢协钎具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岩石破碎学会常务理事。他公司的拳头产品已经畅销到香港、东南亚和澳大利亚等地,很受欢迎。

历史证明,被判刑9年的“反革命分子”王大宾已经走出了历史的阴影。

关于谭厚兰

作为“五大学生领袖”之一,谭厚兰与其他四人本是“一丘之貉”,可是却因“态度较

好,罪行轻微,免于起诉。”为什么如此“优惠”?令人好生奇怪!真的是因为态度较好,罪行轻微吗?还是谭厚兰托人走了后门买通了法院?

非也!原来,在宣判的时候,谭厚兰“请假”走了,一年多以前,她就到“天堂”报到去了。

1982年11月的一天,我的一位在北京妇产医院当护士的亲戚从病房里推出一具尸体往太平间里送,死者床头上的牌子上写着:谭厚兰,子宫癌……

原来,谭厚兰从1970年隔离审查,后被捕关押,患了子宫癌,住进了公安医院,死在了附近的妇产医院。监护她的警察们得到了解脱。

对死去的人没法再判刑,这就是谭厚兰“占便宜”的原因。实话实说就完了,还来点文字游戏,仿佛谭厚兰占什么便宜似的。

什么罪行轻微,态度较好,免于起诉,全是骗小孩的。

谭厚兰这个可恨、可悲、可怜的“女强人”,文革中带头反击“二月逆流”,“打倒谭震林”,后来又带人去山东砸过“孔家店”,在北师大对反对派实行法西斯专政,如此而已。她死时40多岁了,始终未来得及结婚。

不过,谭厚兰也曾风光过。1967年春天,她曾和姚文元率领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问过阿尔巴尼亚,担任副团长,出了一阵风头,一辈子总算没有白活。

关于聂元梓

聂元梓1921年生于河南省滑县一个富裕家庭,1934年小学毕业,升入开封市北仓女子中学。聂的亲友中有数人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少年时代的聂元梓受革命思潮影响,思想激进,向往革命。1937年7月,聂元梓到太原市的国民师范学校参加了“牺盟会”

主办的军训,从此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1938年1月,到山西晋城华北军政干校学习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到达延安学习和工作。1946年2月被派往哈儿滨市,先后担任区委宣传部长和市委理论部长,其间曾赴中央马列学院(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前身)学习。1963年,聂元梓调往北京大学,任经济系副主任,1964年调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行政级别12级。文革开始时,45岁的聂元梓因在被毛泽东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上签了名而名扬全国、全世界,从此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

聂元梓在毛泽东1968年“7.28”大召见两个月后,即被毛泽东派来的以迟群(八三四一部队宣传科长)和谢静宜(八三四一部队机要员)为首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军宣队)隔离审查并被接二连三地批斗。当时给聂元梓的定的罪状主要是反对康生和谢富治,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期间,聂曾两次逃跑外出上访告状,但无人管她的事,只好又返回了学校。聂被

隔离关押后,其子女也被株连,儿子被派出所抓去关了一个多月。1968年冬天,聂被押送到江西省鲤鱼洲北大“五7干校”监督劳动,因在冰水里挑河泥摔断了腰椎和肋骨,落下了残疾。

粉碎“四人帮”后,迟群、谢静宜作为“四人帮”的死党也被抓了起来,而聂元梓仍被北大新领导人关押达十年之久。迟群后来死在了监狱里,而谢静宜由于是个“小丫头”,被从宽处理,没有判刑。

在被关押审查的日子里,聂元梓整天喊冤。她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身上,幻想着毛泽东能救她。可是,有关人士正式告诉聂元梓,对她(包括其他几个学生领袖)的监禁和审查是伟大领袖毛泽东批准和同意的。这当头一棒,把聂元梓等人的幻梦打碎了。

戏剧性的历史往往充满了笑话。有一次北大批斗迟群、谢静宜时,把曾被迟群、

谢静宜关押了十年的死对头聂元梓和蒯大富拉来一起陪斗。

在批斗会上,毛泽东留下的几条“狗”们被一根根绳子栓住脖子,由警察们“牵”着,不准喊叫,一叫就勒紧脖子。

1978年4月19日,北京大学又召开全校批斗大会,在会上,宣布开除聂元梓和“校文革”二把手孙蓬一的党籍和公职,由司法机关正式逮捕法办。(注:这是北京市的统一行动,这天,北京“五大学生领袖”同时被宣布逮捕。)批斗会给聂元梓罗列了诸多罪状。聂元梓承认文革中有错误,但对有关指控皆不承认。批斗会后,聂被关到市公安局7处看守所,一关又是五年,既不提审,也不宣判。

1983年3月16 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等罪判处聂元梓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力4年。(注:同时判处蒯大富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力4年;

韩爱晶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力3年。)聂元梓对判决不服,认为判决书指控的罪名严重不实,坚持认为自己有错无罪,但上诉被驳回。之后,聂元梓等人被从公安局7处的看守所押送到延庆监狱服刑。

聂元梓的刑期按照法院计算应当到1991年1月12日,而聂本人计算应当到1986年4月29日。差别在于被迟群、谢静宜隔离审查期间有的时间不算。在这一点上,“老佛爷”可谓斤斤计较,不太大方。多关几年就多关几年,在监狱里还省饭钱呢!

可是,出乎聂元梓预料的是,她在延庆监狱刚刚被关了一年半多一点,1984年12月21日,监狱方面突然通知她保外就医,并说她已经被假释,人身有自由了,不用再回来了。原来,已经63岁的“老佛爷”聂元梓在监狱里百病交加,腰椎旧伤复发,心脏病严重,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反正她也被关了十几年了,千万别让她死在监狱里,那样太麻烦,还要给她处理尸体。”这大概

就是把聂元梓从监狱里扫地出门的原因吧?

聂元梓对提前释放感激涕零,但她担心自己出狱后的吃、住、看病问题。狱方告诉她,这不是他们的职责,要她去找北京市劳改局和北京大学。

聂元梓出狱后,一边治病,一边找有关当局。北京市劳改局说,让她找北大。北大说,你已经开除公职,不是北大的人了,我们不管!

由于受她的牵连,儿子的处境和家中生活十分困难,住房狭小,住不下,聂元梓不愿再连累儿子,到姐姐聂元素家借住了些日子,后被姐姐的孩子轰出了门。于是,64岁百病缠身的聂元梓开始在北京市到处流浪,今天在这个朋友家住几天,明天在那个朋友家住几天。这期间,她不停地给中央和有关部门写信申诉自己的问题,皆无人过问。唯有一次,靠走延安时期的老战友、习

仲勋的夫人之后门,时任中纪委副书记的习仲勋批了一个条子,由街道居委会发了她几个月的生活费,但很快就停发了,原因不详。

为了生存,聂元梓想尽了一切办法。她在凄凉的晚年挣扎着、屈辱地话着。她说,“我是38年入党的共产党员,我热爱共产党,坚持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我不是反革命,更不是什么„乱世狂女‟,我是犯了路线错误的好人。我文革中无罪,我干的事情都是奉命行事,都是按照组织原则执行的,按照党章和法律我是无罪的。我要活下去,顽强地活下去。我从来没有想到要自杀,我希望盼到自己能够平反的那一天。”

看来,老革命出身的聂元梓十分顽强,如果落到国民党手里,不太可能成为叛徒。

感谢伟大的邓小平!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聂元梓看到了希望,得到了生存的机会。这个一无技术、二无资金、三无经验的老太太开始下海经商。一开始,她什么都不懂,

好在她认识的人和认识她的人多,人家见她可怜,叫她帮着办点事,打打电话,写写信,问问那里有彩电,那里有汽油,那里有钢材。苍天不绝人,这样,竟然帮别人办成了几桩买卖,从中得到了一点服务费,解决了吃饭问题。不久,有人给她提供了西苑饭店的公司办公室,她有了住的地方,业务越来越多,买卖越做越大,竟然赚了一些钱。不久,她自己办起了公司,当起了老板,买了两辆汽车,一辆丰田,一辆吉普,又托人买房子,一下子就先给了人家五万元定金,连个收条也没有。

然而好景不长,上帝又一次捉弄了这个“智商不高”的老太太。她的汽车很快被人偷走,她买房的钱被人骗去,后来骗她钱的人也死了,死无对证了。

在她小小发财的日子里,发生了许多可笑的插曲。许多不三不四的人都来揩她的油,把她当成了“土八路”、“雷锋老太太”。有人借她的钱不还,有人骗她的钱,有人赖

着不走,专门吃她、喝她。这样没有多久,她的买卖越来越难做,原来赚的钱也陆续赔进去了。最后,聂元梓又成了两手空空的“无产阶级”,不过吃饭的钱恐怕还是有的。

目前(本书定稿时的2004年初),已经83岁高龄的聂元梓仍然顽强地活着,身体还算健康。近几年,为了生计,她一面继续做点买卖,一面口述整理了自己的长篇回忆录。在回忆录中,她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对于自己的问题,她承认“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但无罪。”她说,她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写的大字报;她做的许多事情有些是毛泽东主席直接(或通过女儿李纳)指示的,有些是周恩来、康生、江青直接指示的。而他们当时都合法地代表党中央和上级,我聂元梓是奉命行事,犯的是路线错误。对于因为这些错误而受到伤害的同志,是我的责任的我诚恳赔礼道歉,不是我的责任的谁干的谁负责。判我十7年刑是不对的,我是无罪的,历史最后会还我的清白。”

笔者认为,聂元梓文革中深深地陷入了中共中央最高层的权利斗争旋涡,情况很复杂,几句话说不清楚。但许多事情表明,“文革”把聂元梓这样一个威信和智商皆不很高的“半老徐娘”变成了北京大学的“老佛爷”,推上了中国的最高政治舞台,纯粹是历史的误会。后来又把许多真真假假似是而非的罪名统统推倒她身上,判处17年重刑,同样是历史的无奈。可怜的是,如今已经83岁的“老佛爷”仍然水平“不高”,对许多事情想不开,看不透,至今不懂政治,不懂得胜者王侯败者贼的道理,实在有些幼稚可笑。

摘自戴维堤《逝者如斯》

范文九:“红卫兵装”考

近日,一对新人要拍红卫兵婚纱照,可婆婆不干,还打电话呼叫公公来阻拦。婆婆反应如此激烈,是因为家人在“文革”期间曾遭红卫兵批斗迫害,公公自幼对这种服装有严重的心理阴影。在得知家人的心结后,新媳妇放弃了拍红卫兵婚纱照的想法。

近年来,身穿红卫兵服饰成为一种新潮流。此前,影星陈小春和应采儿的结婚照,也有一组这种装束的写真,在网上被疯狂转载。2012年,华中师范大学学生的另类毕业照引发争议。照片中,学生们头戴红星军帽,身着绿色束腰军装,手拿红色小册子,做出“文革”时期的标志性动作。这组照片放到网上之后,不少网民认为这种毕业照“红卫兵”味道十足,照片中的学生显然未考虑到“文革”受害者对这种符号化的动作和服饰的厌恶。

在转发这条微博时,知名媒体人闾丘露薇评论道,“有的东西是不能拿来调侃和消费的。不过,对于那个时代,这些年轻人只有这样的印象吧?谁的责任?他们的下一代又会怎样?”

从某种程度上说,关于红卫兵的装束,成为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一方面,热衷于唱红歌的老人们依旧喜欢穿着这身服装到处作秀;另一方面,对历史负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以及曾经的受难者反对年轻人穿这身衣服拍照。在他们看来,这套服装所代表的价值观是应严格禁止的。关于这套服装背后的纷争,代表了中国人近年寻找社会共识过程中的一种现象。

年轻人为何喜欢这个?

这种社会的撕裂感也同样存在于文艺作品中。一方面,电影《归来》以及伤痕文学,代表了思想界主流群体对那段记忆的批判和反思;另一方面,近年来单纯的情感类影视作品大量涉及到那个时代的场景(如《血色浪漫》一类的热播电视剧,把当年的生活演绎得纯真浪漫)。显然,这两种传播方式左右着年轻人对那个时代的服饰、器物以及生活的看法,形成了一种非常分裂的价值取向判断。

相当多的年轻人并不十分清楚,他们婚纱照中所穿服装背后复杂的历史背景。在他们看来,此类绿军装代表的是一种淳朴怀旧的情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华中师范大学毕业生就表示,穿这套服装拍照是怀念军训时期的艰苦时光。他们说,那些带有“文革”色彩的动作是摄影师现场安排的,自己并不清楚这些动作的含义。不少婚纱拍摄工作室则表示,之所以选择此类服装,是受到陈小春和应采儿结婚照的启发。此类旧式绿军装成本极低,在劳保店批发价一套只需要几十元,拍摄过程较为简单轻松。这也是为何商家喜欢推荐此类服装。

拍摄此类照片的主体往往并不一定带有特殊的政治兴趣。例如,上述新闻事件中的主角希望穿“红卫兵装”拍照,是感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爱情更为纯真。绿色红卫兵服,满足了年轻人对那个时代的符号化印象。近年来,一些以“文革装”和红歌舞为符号的主题餐厅也是这类思维的产物。

年轻人有此种印象,一些影视创作者“功不可没”。中国第五代导演的成长阶段就在上世纪60年代,对那个年代的事物有着非常深刻的成长印象。张艺谋的《归来》对“文革”整体持批判态度,然而在此前的作品《山楂树之恋》中,却对当时的服饰器物进行了纯美化的处理。至今,身着海魂衫的男主角形象,依旧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

在上世纪60年代,绿军装几乎是年轻人共同追求的时装。在那个政治高度敏感的年代,任何带有西方色彩的服装都属于政治严重不正确的象征。只有解放军军服被视为安全正确的服装。成长于那个年代的文艺工作者,对当时的军服有审美上的留恋,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受此类文艺作品的影响,当下年轻人追求个性和怀旧美的时候,自然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

标准的“红卫兵装”是什么样?

然而,很多人未必清楚,标准的红卫兵装是什么样的?

对于符号化的旧军装、武装带和解放鞋等服饰以及标志性的动作,很多人有非常深刻的印象。红卫兵并不是一个完全正规的组织。红卫兵运动有所谓“最高指示”的支持,然而其成立和发展壮大却是自发的。这导致当年红卫兵的服装千差万别。与今天乌克兰东部民兵组织一样,虽然能从其行为区分出他们的队伍归属,但其服装却并不是完全统一的。

今天所说的“红卫兵装”主体,是专指65式军服。这是从1965年至198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装备的军常服。今年陈光标在美国举办所谓爱心宴会时,让美国贫民穿着的所谓“雷锋装”,就是复制的65式军服。然而,雷锋牺牲的年份是1962年。也就是说,这套所谓的“雷锋装”是雷锋同志死后3年才出现的,称其为“红卫兵装”还有些道理,说是“雷锋装”则根本是无稽之谈。

65式军服的出现相当仓促,换装决定的依据来自于同年5月出台的《关于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决定》。6月1日,全军就开始更换军装,并且取消了师从苏联的军衔和正规化等级制度。由于决定和换装的时间相差仅有十多天,而全军换装的速度也是前所未有的,因此普遍认为65式军服的研发和制造要比“决定”至少早3个月以上。当然,该换装过程并不是一下子完成的。直到1967年,中国军队才彻底告别了55式军服。

除了取消了原有的军衔标识之外,65式军服还对工艺进行了简化。此前的55式军服分为常服和礼服等不同场合的服装,设计思路源于苏联军服风格。65式军服设计以简洁、朴素、实用为准则,仅以颜色区分军种,以口袋数量区分官兵。从设计上而言,65式军服没有任何复杂的工艺和配饰,布料以棉布为主。

由于当年提倡备战备荒,并且有“第三次世界大战随时爆发”的战略判断,军服的生产必须简化工艺。如果仅从65式军服的材质、工艺和技术水平来看,不仅与西方国家存在巨大的差距,比起此前的55式军服,也是在开历史的倒车。为了保证军队的社会地位,当时东西方各国军服的做工和设计都颇为考究。1965年,美军已开始装备第一代冲锋衣(也就是所谓的M65),被奉为户外多功能服装的鼻祖,可见其先进性。因为政治原因,在当时的中国,军服成了一种非常廉价的消耗品。当然,由于国内其他阶层的服装更为简陋,65式军服成为了那个年代的时尚。   尽管65式军服没有军衔等配饰,却有领章帽徽的设置,当时被称为“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事实上,领章帽徽是现役的主要标志。士兵和军官在退伍或者转业时,必须摘除领章帽徽。因此,平民不可能穿全套帽徽领章的65式军服。事实上,现在看当年红卫兵的老照片,不仅服装并不统一,也没有戴全套帽徽领章的。因此,今天结婚照中领章帽徽齐全的绿军装合影,实际上是错误的处理,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性。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红卫兵代表宋彬彬并未穿着全套65式军服,也没有佩戴领章帽徽。

真正“奢华”的“红卫兵装”

65式军服被称为“红卫兵装”,多少有点冤枉。当年,并不是每一个红卫兵都有条件穿这身衣服。在红卫兵运动高峰期,65式军装还是新式装备。在部队尚未完成换装之前,65式军服更是相当稀罕的东西。在当时的社会上,抢劫军帽或军用挎包之类的案件频频发生。前几年热播的电视剧《血色浪漫》中,著名的北京流氓“小混蛋”就曾动刀抢劫他人的军服。

这种抢夺系红卫兵内部的一种倾轧。红卫兵的组成以“红五类”为主体。军人、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5个阶层被划为“红五类”。在自发组成红卫兵组织之后,这5个阶层的人员因为服饰的不同,很轻易地被符号化出来。 陈小春和应采儿的结婚照

军人和干部子弟很容易从家中找到父辈的制服,作为红卫兵的服装,而工农子弟参加红卫兵运动却只能穿着父母的工作服。其唯一统一的标志,就是毛主席像章、红卫兵袖章。为了尽量符合军事化风格,这些平民子弟会自行寻找武装带和解放帽,这两样物件还是比较容易获得的军用物资。

正因为这种服装等级差异上的一目了然,平民出身的红卫兵以及社会流氓(也就是俗称的“老炮儿”)对制式军服趋之若鹜。当时,偷抢军服并不仅限于65式军服。对于北京城的“老炮儿”而言,65式军服只是相当初级的入门货色。真正“值钱”的是55式军服。它是效仿苏联的正规化产物,做工和面料都更为精良。其军用外套有肩章以便佩戴军衔标志,上衣扣子为黄铜制作,且有“八一”标志,整体档次比65式军服要高得多。为了节约成本,65式军服的扣子材质为极廉价的胶木材料。

当然,对于当时的青年而言,55式军常服上衣只是比65式军常服稍高一级的东西而已。真正被视为奢侈品的,是所谓的“将校呢”。“将校呢”是指55式军服中仅配发给将校级军官的冬季服装。将军一级的服装,由高档西服面料和纯毛马裤呢制成。校级军官则采用纯毛麦尔登呢,尉级军官和士兵采用的是与65式军装相同的斜纹棉布材料。将校礼服上衣更效法苏联,采用了双排6颗纯铜礼服扣,工艺完全效法西服制作方式。此外,其肩部还有垫肩设计,以突出军人躯干的刚毅形象。

正因为如此精雕细琢,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将校呢才成为年轻人追捧的对象。《血色浪漫》里最终杀死“小混蛋”的黎援朝的角色设定,就是高级军官子弟,因此其出场就是一身摘去领章帽徽的将校呢军服。而为小混蛋带来杀身之祸的一场斗殴,也是其抢劫一名干部子弟的“将校呢”大衣引起的。

正是由于“将校呢”过于招摇,当时有一种低调奢华的方式――将其内穿并且罩上一件普通工人的蓝色工作服。尽管将校呢从外观无法看出,却因为其垫肩的设计,“明白人”一看就知道,这位身穿蓝色工作服的青年内里“有货”。这种“时尚风格”也导致当时的平民子弟试图通过在蓝色工作服内加装垫肩来假装“有货”。这就犹如今日买不起真名牌而通过A货装范儿的年轻人一样,都是虚荣心态在作祟。

武装带的阶级成分

在红卫兵服装中,武装带是一种重要的配饰。一个红卫兵即便没有“将校呢”这种高档货,也搞不到65式军装这种普通货色,用一条武装带来装点门面却是不可缺少的。因此,武装带成为这个群体最基本的装备。

除了作为服装标识之外,它还是红卫兵最基本的战斗武器。被自己的学生活活打死的北师大女附中女副校长卞仲耘,就是丧命于武装带之下。这种被称为武装带的东西,在军装配件里有个全世界通用的称呼――“外腰带”。

在军装里,腰带被分为两种。内腰带起到的作用是,固定裤子以免滑脱。这与平民服装的腰带没有区别,不会有人把内腰带抽出来打人,因为那样裤子可能会掉下来。外腰带则不然。在军队中,外腰带的主要作用是佩戴各种装备(包括手枪、水壶、医疗包、匕首等等)。因此,外腰带往往采用非常结实的头层牛皮或者尼龙带,还要配上一个非常结实的扣具。由于外腰带需要挂载的装备可能重达十多斤,必须保证摸爬滚打中不会解脱或者断裂,所以异常结实。

除了挂载之外,部队佩戴武装带也是基于美观的考虑。为了方便运动,军服往往设计得较为肥大,一般看不出人体线条,扎好武装带之后,却能够显出倒三角的线条并且突出腰线,整体感觉更为硬朗飒爽。这也是红卫兵们在拍摄标准照的时候,都喜欢扎上武装带的原因。

武装带也同样分为55式和65式两种。然而,在实际的使用中,55式武装带反而没有65式武装带受欢迎。55式武装带过于考究,不仅由头层牛皮制作,而且扣具也使用带有八一军徽的黄铜扣具。黄铜的硬度毕竟较低,打架容易出现磕碰凹陷。加上55式军装当时已经停产,这种高档武装带已经不再生产,所以收藏者多,用者少。

为了节约成本,65式武装带选择用人造革材质制作,扣具为铁制。因此,它用于斗殴不仅硬度较高,而且属于可以消耗的便宜货。当时的人们普遍将65式武装带称为“铁头板带”。“铁头板带”只是初级红卫兵的随身家伙,更为高级的喜欢用自行车的钢丝锁。原因很简单,那时候自行车是奢侈品中的奢侈品,钢丝锁相当于今天宝马车的钥匙一样拉风,用钢丝锁自然也就成为高端人士的必备“装备”。

时至今日,一般人已经很难搞清楚红卫兵装到底是何种摸样。从真实的历史来看,65式军装的打扮并不代表时下年轻人所想象的平等、质朴和纯真,反而是一种社会等级的标识。如果仅从其设计和材质来看,与当时普通劳工的蓝色、灰色工作服并无区别。真正让其“值钱”到“小混蛋”之流不惜用暴力和性命来换取的,是这个符号性服装所代表的等级和权力。这恐怕是今天拍摄“红卫兵”结婚照的时尚青年们所不知道的历史真相。

范文十:老外红卫兵

柯马凯(Michael Crook),英国人。其父戴维·柯鲁克和其母伊莎白·柯鲁克,均为英国共产党党员,抗战中来华,终身在中国工作。柯马凯1951年出生于北京,文革中,参加了红卫兵组织。以下节录自柯马凯口述。

其实文化大革命,在1964年就有点迹象了,到处都在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我的父母都是共产党员,特别关心社会主义建设等政治问题。我回家以后,我父母,尤其是我爸,总是爱讲些政治方面的东西。他们当时对毛泽东这一套都接受,而且很积极。由于他们很左,后来在北京的外国人,给我父母这个圈子或者说这一派人起了一个外号,叫“百分之三百”。意思是说,百分之三百的布尔什维克,就是中共号召什么,他们就三倍地拥护。

我记得六年级写作文的时候,可能是受我父母政治上敏感的影响,我的一篇作文还引用了毛主席语录。那篇政治化的作文得到了表扬。

中国那个时候处在被围困的国际环境中,什么“美帝国主义的包围圈”,我觉得人们普遍有一种抵触外国的情绪。这种警惕性,其实我也挺高的。

我第一次离开中国是1958年吧,我父母带我们哥儿仨回了一趟英国。那是我第一次所谓的“回国”,实际上对我来说是“出国”。我们先到香港,再到英国。我记得我走在街上,还指着一些人跟我爸说:这人是特务吧?那是帝国主义的吧?我那时就很有这方面的防范意识,一出国就觉得,眼前这些人里恐怕有好多是坏人。

1964年我考中学时,报考的第一志愿是101中学。由于考分不够高,人家没要我。我第二志愿报考的是北大附中,被录取了。我先到英国上了一年学,再回中国就推迟了一年报到,等于说我比同龄的人晚了一年。

所以,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是68届老初一。

美国“窝头”

那时候,北大附中也有一些外国人的孩子。我们班三十几个学生,就有三个外国人。除我之外,还有一个混血的法国人,是程砚秋的大孙子。还有一个米马克,他爸可能是美国码头工会的,1965年才从美国来到北京。

米马克哥哥的中文名字叫米克里,长得挺壮,穿着个棉猴。这人特革命,跟中国同学一块开忆苦会时,他也忆苦,可他是忆美国人的苦。他说:资本主义就是苦,美国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整天净吃窝头。我们问他:美国的窝头什么样啊?他说:就是Muffin(注:松饼),那就是窝头。我们当时都被唬住了,还信以为真。多年以后我才发现,那个美国“窝头”多好吃啊。

由于我们这个家庭对中国政治的热衷,所以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发起,我很快就接受了,并且高高兴兴地投入进去,有时还骑自行车到处去看大字报,特关心国家大事,特投入。

北大附中是一个寄宿制的学校,全北京也没几所。首先住校本身,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就反映了社会地位。北大附中是一个干部子弟比较集中的地方,我的同班同学里头就不少。这帮人在政治问题上很敏感,而且特牛。我觉得文革中这是个关键。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由谁挑起来的?都是那些特牛的、初三的和高中的干部子弟,号称“牛宫彭”,即牛皖平、宫小吉、彭小蒙。所以我说,红卫兵一个是政治敏感,一个是有背景。

那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出来后,我们班上一些同学议论这个事,就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可不嘛,我们是打天下的,他们被打下来了,那这些人家里肯定是怀恨在心,是要择机反攻倒算的,这是人之常情嘛。我得老实地说,我当时觉得好像是有这么个道理。

北大附中“红旗”组织起来的时候,同学们就比家庭出身,还论资排辈。一说谁的父母是共产党员,还得问是什么时候入的党。好,那我爹是1935年入的共产党,也就是说我们弟兄几个的“家庭出身”没问题。

我觉得红卫兵的政治因素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朋友的私交关系。孩子们平时玩都是抱团的,那些爱折腾的往往就凑在一起了。我从小就淘气,属于爱折腾的,我要好的几个同学都是这样的,文革开始后,我们就都积极参加了。那些文绉绉、爱学习的同学,可能对这个不那么感兴趣。 1948年,柯马凯的父母作为来华协助抗战的英国共产党员,在晋冀鲁豫解放区工作。 1967年,在北大附中上学的柯马凯(右一)下乡参加农村劳动。当时受家庭热衷政治听气氛影响,柯马凯加入了北大附中的“红旗战斗小组”。 70年代初,柯马凯(后排左三)被调动到北京首汽汽修一厂工作。 文划期间,柯马凯(左二)和另一些父母被抓起来的“红星战头队”成员一起抽烟喝酒。

文革中的青春

那时候,学生们、特别是红卫兵们都喜欢穿军装。我也经常穿军装,觉得特别方便,那么多兜儿,放什么都行。还有武装带,大家都说,这皮带可以用来抽人、抡人,可是我一直没用上,没抽过人。

有一回,我们红旗的队部被砸了。后来听说是体育学院干的,打不过人家,就说得了,算了吧。我们就开始想,要有点防御措施。   我记得我们的宿舍楼是个五层的筒子楼,好像二、四层是女生,一、三、五层是男生。二、四楼把西头给堵了,一、三、五楼把东头给堵了,反正就是男女生是串不了的,不走一个楼梯。正好我们是在五层,上边有个口能爬上楼顶去,就像做工事似的,搬一些砖头瓦块摆在楼沿边上。有人还把暖气都给拆了,把那暖气片、铁棍分拆开,也放在楼沿边上。可是后来也没人来攻打我们。

北大附中早先有种死气沉沉的劲儿,文化大革命搞起来以后,倒是热闹了。原来男女生的界限分得可清楚了,这一文革,男女生之间就开始来往了。特别是军训以后,学校开始组织一些集体活动,男女生都在一块。

那时我住校,我们几个男生和几个女生,负责守卫北大附中的南门。我们都盼着黄昏时候那段自由活动的时间,因为那段时间,可以和女生们交流。我那时心情特别好,心里有一种暗暗的、朦胧的兴奋。因为其中有一个女生,非常漂亮,我特别喜欢她,但是不敢说出来。不过,这时能够跟她一块说说话,我就觉得很得意了。我记得后来有一回中午去运河游泳,就在空军指挥学院那边,我看见她了。哎呦,好美啊。那种朦胧的感觉,挺兴奋的。这是文革前没有的。

外国人中的造反派

文化大革命中,在北京的外国人主要是些专家,对文革的态度当时也分好几派,一派是反对,一派是旁观,还有一派是积极参与。

像马海德啊,路易·艾黎这些人,一开始就不支持文化大革命。他们好像就觉得,我们是老革命,文革受冲击了。还有一种是以爱德乐(编者注: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外籍专家)为代表的,对此也不感冒,认为咱们是外国人,文革是中国人的革命,咱们靠边,不要去掺和。还有一派是像我父母这样的,原来人家就说他们是“百分之三百”,像阳早(美国人,时任中国电影发行公司译校)、寒春(阳早之妻,时任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图片特稿社译校)、李敦白(中央广播事业局的美籍专家)、史克(北京外国语学院的美籍专家)等,又写大字报,又要参与造反,今天参加这个大会,明天去批判那个走资派,就把文化大革命当成是自己的事了。 柯马凯是环保志愿者。

当时,阳早、寒春等4名美国专家写了大字报,要求对外国同志不搞特殊化,要求和中国民众一样参加文化大革命。

这张大字报的背景,是文革开始时,外事管理部门有“内外有别”的政策。这些人感到自己是全心全意来参加中国革命的,被排斥在外,特别不高兴。大字报转上去,毛主席看了以后,做了个批示。这个“9.8批示”的大意是:他们及其子女如果愿意,应该欢迎他们参加运动,让他们跟中国同志一样。

之后,一批外国人就成立了一个老外的群众造反组织,叫“白求恩-延安”,我父母都是这个组织的。当时在京的外国专家大都住在友谊宾馆,有了主席的批示,外专局就得提供方便啊,就把南配楼的一个会议室拿出来免费使用,作为“白求恩-延安”定期开会的场所。

大人们成立了革命造反组织,我们这些孩子们也不甘示弱,成立了一个“红星”战斗队,算是外国人的红卫兵组织吧。这些外国孩子大多不是在中国出生的,是1950年代、1960年代跟随父母到中国的。我们柯家弟兄三个,都是在中国长大的,但我父母觉得不能把西方文化都丢掉,对我们的教育兼有西化的内容,所以我们基本上是横跨中外,跟这些外国孩子也能打成一片。

“红星”其实充其量也就十几个人,组织也不严密,而且缺乏“牛宫彭”那样善于组织和煽动的领袖,所以大家都有点不冷不热的。不过,对孩子们来说,反正是个挺好玩的事。外专局在南配楼给我们也安排了一间房。

我们有时候要学习,有时候要讨论,还要做些宣传。我还曾经一度被选为宣传委员。有一个巴西专家,是“白求恩-延安”的,特别支持我们青年人,给我们弄了一套油印机。我就在友谊宾馆那个红星队部里整天刻蜡版,还油印出一些宣传刊物。有一个哥伦比亚姑娘,挺热情,她用西班牙语写了一个大字报。我能看懂个大意,是批评友谊宾馆,认为他们把社会主义的宾馆办得跟资本主义的星级酒店没什么两样了。

后来,这种状态逐渐就变了,特别是有些人的爹妈被“无产阶级专政”抓起来之后,我们没人管,开始进入颓废时期。我们的队部成了俱乐部,大家买些酒,在那过夜。这时候我们的精神状态,已经不是当初的“豪情万丈”了。

“国际间谍”

1967年,北大附中就开始分配了。我要好的几个同学陆续走了,有的参军了,有的下乡了。

我觉得待在家里没意思,就通过“红星”联系了北京第二机床厂去劳动锻炼。那回,外国孩子去了一批,可能有十几个。我们不是分配工作,是去“与工农相结合”。当时挺苦的,尤其是上大夜班。

在那待了有一两个月,我独自一人又找到光华木材厂,到那里去锻炼了。我爸爸出事的时候,我正在那里干活呢。

当时,我父母所在的北京外国语学院派性闹得挺厉害,一派是北外红旗,另一派是北外造反团。他们之间的争端主要是对文革前十七年学校领导的评价。红旗这派认为其中两个领导是坏人,保其他三个;而造反团相反,保那两个,要打倒这三个。我父母都属于红旗那一派的。当时,这两派还发生了武斗。北外武斗不像清华北大那么激烈,不过也打死了一个老师。

1967年10月17日,我爹到北外东院去办事,被北外造反团抓了起来,说是“国际间谍”。他在那儿待了三五个月,后来被送进了秦城监狱。

过了十来天,这个消息就传到工厂里了,工厂通知我说:柯马凯,你在这儿学习锻炼得差不多了,我们给你开个欢送会,你可以走了。

回到家后,我跟我妈就开始去闹。尤其是我爸工资停发以后,我妈觉得,这不符合法律程序啊,就质问他们:你们凭什么停发他的工资呀,谁证实他是特务了?又没审又没判的。后来,我父亲的工资就接着发了。   1968年12月,北外造反团把我妈也给抓起来了。我们哥几个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对 “黑五类”等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的泛称),被发配到海淀农机厂去了,上面还跟厂里的军宣队打招呼说:这几个是外国特务的孩子,要看管好了。我在那儿干了两年,当钳工。后来给我们另外安排工作,换到北京首汽汽修一厂,不再说我们是“特务子女”了。

我妈被抓起来以后,我还是继续上访。当时我哪儿都找,什么公安部、外交部、北京市委市政府、北京卫戍区,我都去了,而且跑了好多次。按现在的说法,我都成“上访专业户”了。

我去得最多的是北京市外办,他们经常给我吃闭门羹。还有北京市公安局五处、公安局外事科,我也常去。大喊大叫的,闹得很厉害,但不管用。

周恩来赔礼道歉

我觉得我对中国已经失望了,到后来都不想在工厂继续干了。我已经20出头了,想上大学。那时候我就想走,离开中国。

当时中国的出入境制度,需要办一种出国签证,就是外国人入境要办签证,出境你还得办签证。他们不让我走,不给我办出国签证。

那时候外国人在中国,还有一个居留许可制度。大概是1972年,外管处通知我们,居留许可证到期了,去公安局办延期手续。我说:延什么期啊,我才不延呢!你们最好把我驱逐出境。结果他们主动替我把居留证给办好了。

我妈是1972年出来的,我爸是1973年1月27日出来的。我爸被关了五年零三个月。

当时秦城大概关了10多个老外吧,包括夏庇诺(新华社外籍专家)、戴乃迭(中国文学出版社的英籍老专家)、爱泼斯坦(加入了中国籍的犹太人、对外英文刊物《中国建设》编辑)、我爸等,都是同一批释放的。李敦白是唯一的例外,那次没放他,好像是晚一年多才出来的。

1973年3月8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我们,把这些释放出来的外国人,包括家属,都请去了。“四人帮”里头也去了几个人,江青也去了,可是他们都没说话。

那天是周总理宴请,他首先代表中国政府赔礼道歉。他说:冤枉你们了,你们是好人。可是总理当时还有一句话说:不过也有坏人,像李敦白。

周总理讲完话,然后就轮桌敬酒。到我们这一桌,先对我妈说了几句话,然后敬叶文茜(北大西语系的美国教师),最后走到我们哥几个面前说:我知道,你们想出国上大学。好啊,你们回去上大学,学完了还要回来嘛,这是你们第二故乡嘛。

我是又感动,又矛盾。嘿!我们要出去的要求,他其实早就知道啊!我确实挺气的,真想恨谁。可是,另一方面我还是挺崇敬周总理的,给了那么大的面子,我都不知道该恨谁了,觉得总不能恨总理吧。

英伦的左派

出国签证立刻就批了,国家还答应给我们出路费。我们觉得这是个见世面的机会,就跟他们说:你们别给我们买机票了,把机票钱给我们,我们自己想办法。后来,他们答应了。我印象中,给了我跟我哥每人一千美金。

于是,我们坐火车去了香港,再从香港坐船到新加坡,从新加坡陆路到马来西亚的槟城,再坐船去印度的马德拉斯,一路坐车到了英国。这一路走了大概有五个月吧。在印度,我们呆了三个月,就跟当年红卫兵大串联一样,睡在车站的站台上,把贵重东西包起来当枕头这么一枕。

因为文化大革命的耽误,我中学就等于没上,到伦敦以后,首先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把中学的课程基本补下来了。1975年我考上了伦敦大学,学的是物理专业。

1973年临行的时候,我妈嘱咐我们说:你们这次回英国以后,要扎根在无产阶级中间。我到了伦敦以后,很快就找到工作,进入工厂。除了解决生计,也有我妈嘱咐的这个阶级立场的原因。我加入了工会,只要是工会组织的工人斗争什么的,我都积极参加。

当时我也参加过几个极左组织。我父母原来都是英共的,中苏决裂以后,我们就算它是修正主义党了,我就对它没有兴趣了。当时还有两个组织,一个叫英共(马列),即英国共产党马列派(CPBMC);还有一个叫做英联,英国共产主义联盟(CFBMC)。我参加过两次他们的组织活动,但实际上我还没有被正式接受就被淘汰出局了。因为跟他们比,可能我思想太右。

后来我又加入了一个小政党,可是那个小政党更左得出奇,他们的偶像好像还包括江青,把中国说得好像人间天堂。他们曾激烈地争论,中国当今社会有没有剥削?这成了一个理论焦点。当时我就说,毛主席说中国仍然是阶级社会,就凭这个说法,中国还是有剥削的。结果他们认为我有思想问题,就把我开除了。

我在英国学完本科后,1978年回到了中国。

1973年我走的时候心里有气,曾经发过誓,这一走我就再也不回来了。可是家人在这边,而且这里也是我的故乡啊。

1978年,要改革开放了,大家都琢磨着出国,这外语就成为最要紧的事了。他们说:嗨,中国的物理人才有的是,不缺你,你就教英语吧。我想也是这个理儿,所以就开始教外语了。到今天,一直从事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