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胪寺的主要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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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一:从鸿胪寺的职能管窥唐朝的对外交往

从鸿胪寺的职能管窥唐朝的对外交往

2003级历史学基地班 周平

内容摘要:鸿胪寺是唐朝中央九寺之一,与其它诸寺的最大不同是,它主管外交(及少数民族)的接待事务,即“宾客之事”;另外鸿胪寺也掌管“凶仪之事”,这也包括有关的外交事务。大唐帝国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军事力量强大,国力雄厚。统治者一如往昔那样存有天朝大国的想法,他们急于炫耀强大,以吸引外国外族使者来华,因而他们也比较重视对外交往,往往赐予朝贡者的物品远远多于进奉的物品,这种贡赐贸易对外国是十分有利的,这也有力的促进了外使来华朝贡。鸿胪寺在这一系列交往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为其从事的主要活动就是外交,因此从它的职能中很容易见到唐政府对外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策略及特点。想了解唐对外交往,观鸿胪寺活动与职能,真可谓“窥一斑,而知全豹也!” 关键词:鸿胪寺 管窥 唐朝 对外交往

一 鸿胪寺的设置及沿革

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掌握外交的专门机构,他们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名称,根据唐人考证鸿胪寺“周曰大行人,秦曰典客,汉景帝曰大行,武帝曰大鸿胪。”①这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鸿胪”这一名词,此后它又屡经更名,“梁置十二卿,鸿胪为冬卿,去大字,署为寺。后周曰宾部,隋曰鸿胪寺。”② 隋朝时它主管外交,在对外交往曾经起过重要作用。唐初依隋制设置鸿胪寺,龙朔二年(662年)改名为同文寺,咸亨元年(670年)复改为鸿胪寺。武后光宅元年(684年)改为司宾寺,③神龙元年(705年)复改为鸿胪寺。此后在大唐历史上,鸿胪寺之名一直没有变更。

鸿胪寺职员一般地位与中央其它八寺地位相当,但它工作轻松,又常接见外宾,易接受外使礼物,是个肥差。鸿胪寺“卿一人,从四品上;丞二人,从六品上。„„领典客﹑司仪二署。”④它总在编人员有二百多人,相对来说是十分清闲的,因此一些权臣为其后代子孙谋此职业。一些有钱的花花公子常常凭借家势混迹其中,其办事效率也比较低,尤其在封建王朝尤其表现得更加严重,曾经很多王朝都有过精简鸿胪寺职员的要求。

从总体上看来“鸿胪寺之职,掌管宾客及凶仪之事,领典客、司仪二署,以率其官属,而供其职务;少卿为二。”⑤所谓“宾客”之事,主要是指外交(包括与外国,也包括本国少数民族)的接待事务,当时,四夷与唐朝的关系有四种,藩属、对等、名义上受唐册封实际独立国和时反时附的外交民族,鸿胪寺要根据不同的关系区别对待;“凶仪”之事主管凶礼丧葬,但也包括一定的外交事务。下设的二署,典客署主管蕃客的接待以及迎送事务,凶礼丧葬等礼仪事务由司仪署主管 。

唐朝还设置了其他的外交机构,有宦官主管的客省使,据《唐会要》卷7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旧唐书》卷44《职官三》

② 同上

③ 因而《唐会要》称鸿胪寺为司宾寺,但是《通典》却称司文寺。

④ 《新唐书》卷48《百官三》

⑤ 《唐六典》卷18《鸿胪寺》

《诸使下》载:“元佑元年四月敕中有省客使之名,以宦官为之,掌外邦使命、朝觐、进奉、辞还、宴赐之事。”另外还有礼宾院,唐制,设礼宾院,掌国内少数民族和外国君长﹑使节的接待事务。《唐会要》卷66《鸿胪寺》条说:“天宝十三载二月二十七,礼宾院自今以后宜令鸿胪寺勾当检校,应缘供拟一物以上,并令鸿胪寺勾当。”这些机构有不同的职责,但鸿胪寺属于正式的外交部门。

二 主要职能既体现的对外交往

鸿胪寺总的职能是主管外交,但总其具体职能来分析,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并且在其职能中能更容易体现其对外政策的各个方面。因而就作者看来,研究外交机构就很容易发现其外交策略。

一、迎来送往,衔命出使。唐政府规定“殊俗入朝者,始至之州给牒,覆其人数,谓之边牒。„„乘传曰四驿,乘驿者六驿。供客食料,以四时输鸿胪,季终句会之。”①鸿胪寺的职员首先要对外使进行入境检验,以确定它们的身份,当时不同的使者有不同的觐见标志,如唐时日本使者的标志是日本刀;其次要核准使者数量,已备朝廷备案;最后鸿胪寺职员还要负责礼送使者返国,并且有时还要衔命出使。

对各国的使者,“中国有报赠、册吊、程粮、传驿之费,„„视其地远近给费。”②“西南蕃使还者给入海程梁,西北诸蕃则度渍程粮。”鸿胪寺职员要根据朝功过的远近给其使者以相应的旅费。同时“凡蕃客至,鸿胪寺讯其国山川、风土,为图奏之,副上于职方;殊俗入朝,图其容状,衣服以闻。”③同时,鸿胪寺要向皇帝报告来访国的地理、风俗人情等等。

由此观来,唐朝政府比较重视对外交往,他们派了专人迎送外使。《唐六典》卷4记载四蕃有三百余国向唐政府朝贡,玄宗开元时期,仍具有七十余蕃,“各有土境,分为四蕃”,除日本、新罗外,绝大多数是中亚、南亚诸国。

唐政府重视外交还表现在派遣鸿胪寺主管出使,据《旧唐书·李靖李绩传》载鸿胪寺卿唐俭曾经出使突厥接受可汗的投降书。有时候,在出使同时还借机察看外域风土人情。并且唐政府很重视其政府机构的形象,为此制定了一系列的外交策略,当时唐政府的影响很大,西北地区各族称唐太宗为“天可汗”。唐王朝的统治核心是关陇集团,皇室李氏是胡化较深的汉族,他们数代与胡族通婚,因此他们能平等的对待外族而少有歧视它们的表现。

这样看来唐政府对外交的第一个特点是重视。

二、辨其等位,朝见礼宾,转接文书奏事。唐太宗曾云:“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部落皆依朕为父母。”④《册府元龟》卷170《来远》也载“我今为天下主,无问中国及四夷皆养活之,不安者比令安,不乐者必令乐。”唐政府的统治者为了实现“四夷降服,海内乂安”,难免会使用武力,当然,也有很多是通过招抚、册封、和亲等方式确立的。但总的来说在唐朝比较繁盛的贞观、开元年间,经济政治实力强大,朝见国十分众多;但是当唐政府衰落的时候,朝见国家就很少了。

当时唐朝与四夷的关系主要有以下四种形式:一、内附型,二、朝聘型,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新唐书》卷46《百官一》

② 《新唐书》卷221《西域传》

③ 同①

④ 《资治通鉴》卷198

平等交往型,四、时反时附型。由于关系的不同,因而在接见外宾时鸿胪寺要分辨其等位,不同的使者要归不同的人接见,并且要教导他们朝见礼节。开元初,大食遣使来朝。拜见唐玄宗时“惟平立不拜。宪司欲究之,中书令张说奏曰:‘大食殊俗,慕义远来,不可置罪。’上特许之。寻又遣使朝献,自云在本国惟拜天神,虽见王亦无致拜之法,所司屡诘责,其使遂请依汉法致拜。”①接见外使是很严肃的问题,在现代化的我国国家元首接见驻华大使递交的国书依然庄重严谨,更何况是专治的封建盛世唐朝。在拜见皇帝时稍稍有点礼貌不周,就有可能被处死,因而外交使臣都比较注意礼节问题。当然,一些比较开明的统治者也能认识到“伏以九州之外,藩国来朝,正朔之统不加,宾客之礼有异”②,对于不同的礼节有时候也有可能接受。

使臣被接见的时候,鸿胪寺往往要安排他们的座次,可见唐政府对各族各国重视程度不一安排的也有主次之分,这是比较麻烦的事情。各国的使臣为座次地位争吵不休,都要求安排好位置,在诸多的争执中日本总是获胜的一方,可见当时唐政府还是比较重视和日本的关系。大食一般不在意座次好坏,有时坐在次席也不是很在乎,当然也有可能使他们不知道这些习俗。

这样我们可以见到唐政府外交的第二个特点是观其强弱,区别对待,还没有达到广泛的一律平等。当然就其社会形态来说,达到一律平等也是不可能的。

三、接受贡奉,设宴款待,掌管外使的住宿、饮食、医疗等等。每队使臣皆会携带一些有地方特色的物品,如日本的刀、西域的马、天竺的佛像、东南亚的香料等各不相同。在被外使接见后,鸿胪寺要负责设宴招待,并不失时机地说明唐的外交政策,要和平外交,不欺凌弱小。

唐政府对泥婆罗、波斯、日本以及南海诸国都没有使用过武力这些国家与唐朝友好往来十分密切。唐朝对中印度地区曾经用过兵,但这也只是报复它对唐朝使者的劫掠,战胜后并没有进一步干涉支配其内政;唐也出兵攻打过高句丽,但这也有利的促进了朝鲜半岛的统一,也帮助它阻挡了日本的侵略。

当时丝路贸易十分发达,很多大食商人旅居扬州、长安等地。唐灭高昌,设西州及安西都护府,陆上东西交往畅通,大批中亚诸国使者和商人进入中原内地。南方的广州成为主要的对外窗口,是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大批船舶来唐,进行种种商贸活动。据阿拉伯旅行家麦斯俄迭说:“广府城人烟稠密,仅仅统计伊斯兰人、基督教人、犹太教人和火祆教人就有20万之众。”有学者估计,李勉做广州刺史时,广州每年来华的外国商人至少在80万以上。③通观全唐历史,中唐以前陆路交往繁盛,安史之乱以后,吐蕃雄踞西北边陲,陆上交往十分困难,西北诸蕃也很少来朝,海上交通却大为发展,仍然有好多国家从海路入华。唐朝实力强大时外国外族来华十分频繁,后来唐朝实力衰落,朝贡国也渐渐变少啦。

这样看来,唐朝本着天朝大国的思想不欺侮弱小,和平共处,友好往来,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外商大量来华。因此可以说,唐政府对外交往的第三个特点是和平共处。这对当今是十分有益的,我们仍然需要认真借鉴和学习。

四、质子、留学生的管理及翻译。大唐帝国前期经济发达,国力强盛,吸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旧唐书》卷198《大食传》

② 《全唐文》卷873陈致雍《奏藩国使朝见仪状》

③ 穆宝修《隋唐时期穆斯林的来华与留居》,《云南社科》1985年第五期

④ 目前学术界还不统一,有人认为派22次,到达19次;也有人认为派17次,到达15次;还有人认为派遣19次,达到17次。

了大量的留学生来华,据统计日本共派出过19次遣唐使,到达了15次,④日本的“大化革新”无疑时其封建化的必然产物,但同时先进的唐文化的全面影响。在日本的大批遣唐使中,有遣使一人、副使一人,以及判官、录事、翻译、领航员、医师、画家、贸易人员和众多的留学生、留学僧(学问僧),他们广泛的吸收唐朝的政治、经济、音乐、绘画、书法、茶道等。在当代的日本,虽然经过了“明治维新”,但是唐朝的印记仍然十分明显。

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以后,中朝交往更加密切。新罗的国家制度,基本上是采用唐制,中央置省,地方分州。新罗还经常有使节来唐朝,并排遣大批的留学生学习中国的先进典章文化。仅在文帝开成5年一年之间返回新罗的留学生就达150人之多。甚至唐政府还允许新罗留学生参加科举考试,有的成为政府的高官,有的成为著名学者。中国的儒家文化及礼制对当代韩国人仍然有重要影响,韩国的婚礼丧葬礼仪还有很浓厚的唐色彩。

唐曾与大食发生过战争,第一次唐将高丽人高仙芝打败大食,不久大食卷土重来,这次高仙芝没有上次的好运,结果大败而归。大食俘虏了大批唐军,并且把他们卖为奴隶,从这些俘虏的手中他们学会了造纸和凿井等技术。可见战争在传播文明的时候也起过重要作用,但是他历来未被人们重视。

由于各地语言的不统一,唐政府要求鸿胪寺培养专门的翻译人才,这既有利于了解外国的文化状况,也可以明白其山水风俗,更有出使之臣。政府的专业翻译人才在当时世界也算罕见。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唐政府的第四个外交特点是全面开放,积极向外传播文明,并且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所以现代中国人在国外亦被成为唐人。

三 小结

唐王朝政治昌明,经济繁荣,文化灿烂。在政治上坚持“中国既安,四夷自服”,在文化上表现出足够的自信,积极外传文明。大唐政府拥有雄厚的综合国力是它对外交往的基础,在鸿胪寺的职能中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出大唐帝国的对外交往情况,现代中国真不可与之同日而语。现在之所以衰弱,主要是因为封建社会末期,国家实行了闭关锁国的错误政策,国力日渐衰微,最终落后于世界,更断绝了与世界交往。帝国主义用坚船厉炮轰开了我国国门,大量洋货倾销充斥我国市场,大量黄金白银流失。向来弱国无外交,当时我国的外交一片空白。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国国力有所加强。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平等交往,和平共处,互利合作,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策略,尤其注意努力搞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发展区域经济合作,创造与利于我国发展的国际环境,积极参加国际竞争,发展壮大综合国力。

我们要实现民族振兴,需要把我们国家发展成为像大唐帝国一样具有国际影响力。一个国家只有拥有雄厚的经济、军事、政治实力,才能受到各国的重视,国家自尊心、自信心、自强心才会加大,民族的向心力也会增强。目前台湾还没有回归,在边疆地区仍然有敌对分子搞阴谋独立。只要我们以发展经济为中心,大力发展文化事业,不断壮大自己。我相信经过我们的努力,若干年之后我们一定会实现我们的理想,完成祖国统一,拥有雄厚的综合国力,我国也会重新成为世界上的外交巨人。

合计:5046字

2004/04/23

范文二:明朝鸿胪寺制度

21 0 0年 8月  

长 治 学 院 学 报 

Ju o m ̄ o  h n z i ies fC a gh  v r  Un

Aug 2 0  .,01

第2 7卷 第 4 期 

Vo. 7 N .  1 . o4 2

明 朝 鸿 胪 寺 制 度 

王 斌 

( 西北师 范大 学 文史 学院 , 肃 兰 州 707 ) 甘   300 

摘 要: 明代鸿胪寺是 明皇朝 中央集权政 治体 制 中的一个职能部 门, 主要 掌朝会 仪节 , 外宾之 事。其地位 虽然不是尊  主

崇万分, 但是其职责却是非常重要。封建君主 专制的礼教纲常和威福 四夷的大国气量都要 由鸿胪寺来执 掌, 它的存在 对维护  明皇朝的封建统治有重要作 用。文章试略述这一时期鸿胪寺机构 的变化及其制度职能。  

关键词 : 明朝 ; 鸿胪寺; 职能  中图分类号 : 2 8 K 4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6 3 2 1 (0 0 0 — 0 3 0  1 7 — 0 4 2 1 )4 0 4 — 2

公 3 7年 )正式改为鸿胪寺 , ,   鸿胪 , 本意为大声传赞 , 引导仪节 之意 ,殿廷典礼 , “ 须以  善 。直至洪 武三十年正月 ( 元 19

大声指导进退拜起之仪节” 《 (历代职官表 ・ 历代职官简释》 , “ )   升秩正 四品 , 设官六十二员 。卿一人 , 四品 , 、 正 左 右少卿各 

故引借 “ 鸿胪” 之名 。 秦时称典客 , 汉朝 改为大行令 , 汉武帝时 

人, 从五品 , 、 左 右寺丞各一人 , 六品。 从 其属 , 主簿厅 , 主簿  人, 从八品。司仪、 司宾二署 , 各署丞一人 , 正九品 , 鸣赞 四 

又改名大鸿胪 。大鸿胪主外 宾之事 。鸿胪设 为官署 , 自北  始

齐, 官署名为鸿胪寺 , 后代沿 置。南宋 、 、 金 元不设此 官职 , 至  人 , 从九品 , 后增设五人。序班五十人 , 从九 品。” 不同以往 的  “ 左右两丞 。”《 代职官表 ・ (历 历代  明清 时, 复置, 主官为鸿胪寺卿 , 主要掌朝会仪节等 。 清末废。 是 ,惟 明制置左右两少卿 ,   《 汉书 ・ 百官公卿表上》 “ :典客 , 秦官 , 掌诸 归义蛮夷 , 有丞。 景  职官简释》 , “ )并 又设外夷 通事隶焉 。” 在原本主持仪礼之责 

  帝 中六年更名大行令 , 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鸿胪 。属官有行  上增加 了外交通夷之职 ,鸿胪寺至此不单逐 步完善 了建制 ,

人 、 官、 译 别火 三令丞及郡 邸长丞 。 《 ”后汉 书・ 百官志- / “ - :大  更扩大 了职权。至建文中 , 其建制稍有变化 ,升少卿 以下品  “

少卿升正五 品, 寺丞升正六品 。 又改其首领官职名 , 与鸣  鸿胪 , 卿一人 , 中二千石 ……丞一人 , 比千

石。” 可见 , 自秦开  秩 。

始, 封建 中央集权政治统治就对朝会仪节 和外 交四夷等事务  赞 、 序班 皆升 品级 。罢司仪 、 司宾 二署 , 而以行人隶鸿胪寺 。”   非常看重 , 设专吏负责 , 为列卿之一。明朝时 , 中央又复置此  这种官名与品级的变化 只代表 了统治者对官职 的重新认定 ,  

职官 , 显然也是看重此官职在政治统治 中的重要性 。这样重  但却不 能改 变其根本 的职 能。靖难 之后 ,成祖 初 ,悉复 旧  “

要的官职在大 明王朝也有其变迁演化的历史过程 , 其建 制和  制 。” 之后 , 鸿胪寺在建制上再无大 的变化 。 直至嘉靖三十六 

职能的不 断完善是 出于维护明皇朝统治的需要 。  

年, 对序班进行裁员 , 从原先的五十人中革去八人 。 万历十一  年又复设六人 。( 以上引文皆出 自《 明史》 7 ,职官三》  卷 3《 )

二、 明朝鸿胪寺的职 能 

明朝鸿胪寺的建制 

明代 的鸿胪寺始建 于吴元年 ( 公元 1 6 3 7年 )其名称 尚  , 未确定为 “ 鸿胪 ” 在此之前三年 ( 。 公元 16 3 4年 )朱元璋 已在  ,

鸿胪寺虽为 四品衙 门, 但其职掌范 围却很广 。《 明史 ・ 职 

集庆 自立为吴王 , 建置百官司属 。并 于“ 吴元 年置侍 仪司 , 秩  官 -1 - 记载 :鸿胪 掌朝会 、 “ 宾客 、 凶仪礼之事 。凡 国家大典  吉

从五 品。” 始设 专吏执掌仪礼 , 定封建礼教统治之制 。 至洪武  礼 、 郊庙 、 祭祀 、 朝会 、 宴飨 、 经筵 、 册封 、 历 、 春、 进 进 传制 、 奏 

四年 ( 公元 17 年 )又“ 3 1 , 定侍仪使 , 从七 品, 引进使 , 正八 品 , 捷 ,   各供其 事。 外吏朝觐 , 诸蕃人贡 , 与夫百官使臣之复命 、 谢 

若 并鸿胪引奏 。 岁正旦 、 上元 、 重午 、 重九、 长至  奉班 都知 , 正九 品 , 通赞 、 事舍人 , 九 品 , 为七 品以下  恩 , 见若 辞者 , 通 从 俱

官 。 洪武九年( ” 公元 17 年 ) 3 6 又改侍仪 司为殿庭仪礼司 ,大  赐假 、 《 赐宴 , 四月赐字 扇、 寿缕 , 十一 月赐戴暖耳 , 陪祀毕 , 颁 

明会典》 记其 “ 旧为仪礼 司、 列礼部属 官下 ”并 “ , 设使一人 , 正  胙赐 , 皆赞百官行礼 。” 其下属各 司其职 , 司仪署 “ 陈设 、 典 引  七品 , 副三人 , 正八 品, 承奉一人 , 从八品 , 鸣赞二人 , 正九 品, 奏 ,   外吏来朝 , 必先 演仪 于寺 。” 司宾署 “ 典外 国朝贡之使 , 辨 

序班十六人 , 从九品 , 九关通事使一人 , 正八 品 , 副六人 , 从八  其等而教其拜 跪仪节 。 呜赞“ ” 典赞仪礼 。

凡内赞、 通赞 、 对赞 、   品。” 又至洪武十三年( 公元 18 )改使为 司正 , 30年 “ 分左 、 右  接赞、 传赞咸职之 。” 序班“ 典侍班、 齐班 、 纠仪及传赞 。” 从此  司副各 一人 , 增序 班至四十四人 , 革承奉 , 增设 司仪 四人 。二  可见 , 鸿胪寺的职掌大致 可以分 为以下两个方面 :   十二年增设左 、 右司丞 四人 , 正九品。” 可见其建制在不 断完 

收 稿 日期 :0 o _ 3 _ 5 2 l_ o _ 0  

掌朝会仪节 。圣人孔子常言 “ 礼乐兴 邦” 以礼治 天下 : ,  

作者简 介: 斌 (9 5 王 18一

)男 , , 甘肃武威人 , 硕士 , 主要从事 明史研究 。  

4 ・ 3  

长 治 学 院 学 报 

“ 不知礼 , 以立也 。 (论语》 十, 日第二 十。 又言 :生 , 使的食 宿。 明史 ・ 一八二 ・ 无 ”《 卷 尧 ) “   《 卷 列传第七 0》 :朝鲜使者在鸿  载 “ 事之 以礼 ; , 以礼 , 之以礼。”《 语》 一 , 第  胪寺馆遇大夏 邑子张生 , 死 葬之 祭 (论 卷 为政 因问起居”  。 二。 可见孔子非 常强调“ ) 礼仪 ” 在政 治统治 中的作用。 鸿胪寺  掌朝会仪节之职 , 就是在执行以礼治天下的职能。其 中最 重  要的就是 国家大典礼、 郊庙 、 祭祀 、 朝会等 。 大 明太宗文皇帝  《 三、 鸿胪寺官员的选任与升迁  明代鸿胪寺的官员 的选任无特别 的规定 , 以往都是 以个 

实录》 卷之十四记载 :皇后仪注 , “ 先期三 E斋戒 , l 遣官祭告 天  人之才能选用 , 明会要 ・ 唯《 卷三十九 ・ 职官十一》 :万历六  载 “ 地。 宗庙 , 用香 币酒脯行一 。 献礼前一 日, 礼部 同鸿胪寺官 , 设  年 , 鸿胪寺卿 缺 , 于本 寺少卿年 久练熟 者推补 , 必另  令 仍 不

诏案于奉天殿中。” 鸿胪寺官 , 并“ 奏执事官 , 行礼毕 , 奏请升  选 。” 隆庆元年更是规定别途 出身者 的升迁 , 在 “ 议准鸿胪寺 

殿 。 可见鸿胪寺主持朝仪 引导 。 太宗文 皇帝实录》 ” 《 卷二十下  别途 出身者 , 官至左少卿 而止 ; 六 、 三、 九年考满 , 止许加奉 ,   记载 :太祖 高皇帝 、 慈高皇后尊谥议前一 日, “ 孝 礼部 同鸿胪  不许升卿 。 鸿胪寺官员 的升迁是有一定条件 的, ” 主要 以才能  寺官于奉天殿 中 , 设谥议案 。 是 日,上具衮冕 , ” “ 御华盖殿 , 捧  为主 。 大明太 宗文 皇帝实录》 《 卷之十五载 :升鸿胪寺序班观  “ 设谥。官立 于奉天殿丹陛之东 , 鸿胪寺人 , 奉执事官行礼 , 赞  清。 本寺右寺丞观清 , 鞑靼人 , 以通虏 中文字 , 故进用之 。《 ” 大

 

五拜毕 , 奏请升殿 。” 除大典礼外 , 册封诸事也在鸿胪寺负责  明太宗文皇帝实录》 四十六载 :升鸿胪寺序班王七十五为  卷 “ 之 内。 明孝宗敬皇帝实录》 《 卷之四十九 载 : “ 礼部进亲王冠 礼  本寺左寺丞 。以其谙通北虏语言文字 , 故进用之。”大明太宗  《 仪注一 。习仪前期 , 各执事官于奉天门前东庑 , 习仪 三 E。一  文皇帝实 录》 l 卷五 十三载 :升鸿胪寺序班刘帖木儿不花为本  “

陈设前期 , 胪寺设皇子五位冠所于奉 天门前东庑 , 鸿 左顺 门  寺右寺丞 , 以其谙通北虏语言文字 , 故进用之 。” 这些人 多是  之北 ; 设节案香案 各一于庑 内之北 ; 中设冠席 五于东 阶之  因通晓外族语言而被升用 , 正 可见才能因素在选官中的重要性 。  

上, 西向设 醴席五于西阶之上” 是 日早 , 。“ 皇上预告 , 奉先殿 

毕具皮 弁服 , 御华 盖殿 。鸿胪寺奏请升殿 , 传制遣 官持节行  礼, 文武百官各具朝服侍班 , 如常仪一迎节至期 。 内侍导皇子 

五位 , 各先 于帷幄 中坐候 持节 , 将至礼部官启 。”  

四、 结语 

明代鸿胪寺 既是 国家负责礼仪制度的职官机构 , 同时又 

是 国家处理外夷事务 , 接见外宾之所在。 明鸿胪寺在组织、 职 

除负责安排典礼 , 引导仪节 之外 , 胪寺还具有 教习官  掌 、 鸿 任选官员等方 面 , 和前朝各代 相 比变化不 大 , 基本上继承 

员仪礼的职责 。 明会要 ・ 《 卷三十九 ・ 职官十一》 :洪武六年  和延续 了前朝 的设置 。 载 “ 但其对 明代政治所 产生 的影响是深远  九月丙午 , 自今凡新任官及诸武 臣於 礼仪有不娴 习者 , 谕 令  的。 鸿胪寺制度对 于强化 中央集权 , 确立君主绝对权威 , 维护  侍仪司官 E于午 I# 演习之。” l ' b - l   封建礼教统治 , 保证各级官员 的封建 等级及伦理 纲常思想 ,   主外宾之事。 明朝时期的鸿胪寺不是 中央专职的外交 管  促进大 明皇朝与外番四夷 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 , 保证 皇朝 的  理机构 , 但拥有 引导外宾学习礼仪 , 负责外宾食宿 , 出使外交  统一与稳定 , 曾经起过积极 的作用 。 都  

的职责 。 E   堂书钞》 五四《 卷 鸿胪 》 山涛启事 》西晋名士  引《 ,

山涛在担任吏部尚书时 曾说 :鸿胪职主胡 事 , “ 前后为之者率  参 考 文 献 :  

多不善 , 今缺 , 当选御史 中丞刁攸 , 旧能可参 。” 《 ( 艺文类 聚》 [ ]   I 汉书. 固撰[ ] 班 M . 北京 : 中华书局 ,926 16 ..   卷 四九《 职官部五 ・ 鸿胪》 这里所谓鸿胪 “ ) 主胡

事” 实际上就  [ ] , 2 后汉 书. 范晔撰 [ ] M . 北京 : 中华书局 ,9 5 . 16 .  5 是说鸿胪寺掌 “ 国夷狄 ” 。《 外 事 太宗文皇帝实 录》 卷二 百五  [ ] 3 明史.清) ( 张延玉等撰 [ . M]中华书局 ,9 4 17 .   载 :壬寅, “ 朝鲜 国王李芳远遣陪臣沈温等 , 贡方物 , 谢立嗣子  [ ] 4 明实录. 民国影印版 .   恩。 言年 已衰老 , 以嗣子构 , 国事。 其请 , 且 请 理 从 命光禄寺少  [ ] 5 明会要. 龙文彬著[ . M] 北京 : 中华 书局 。9 6 15 .  

卿韩确为正使 ,鸿胪寺丞刘 泉副之 ,赍诏往 封构为朝鲜 国  [ ] 6 大明会典. ) ( 李东阳等奉敕撰 [] 于四库全 书- 明 I见 . 史部 ・  

王。” 从中可见对于边族和邻国的封拜册命也是 明朝 时期鸿  没有看到它像汉代那样对册封负有更 多的职责 , 主要是被朝 

政 书 类.  

胪寺 的一项职责。但是 由于这个时期 册封制度的变化 , 我们  [ ] 7 历代职 官表.清 ) ( 黄本 骥编[ ] M . 上海 : 上海 古籍 出版社 ,  

2 5. 00  

廷派遣出使进行封拜册命 , 而且常派副使去进行 。 又见《 明  [ ] 大 8论语选评. 杨义主编彰 亚非译评[ 岳 麓书社 ,0 6 M] 20 .  

宣宗章皇帝实 录》卷之三十三载 : “ 命行在礼部左侍 郎李琦 , []   9谷山笔麈摘录, 玉麈新谭摘录[] J. 见于明史资料丛刊第三  工部右侍 郎罗汝敬为正使 ; 政司右通政黄骥 , 寺卿徐  通 鸿胪 辑 ,906 18 ..   永达为副使 , 赍诏抚谕华夷安南 国王陈 日煌。” 大明宣宗章  [ o 国史大纲( 《 1] 下册 ) . 钱穆[ . M] 商务印 书馆 ,9 6 19.  

皇帝实 录》 之一百 三记 : 壬辰 , 卷 “ 遣鸿 胪少卿潘 赐 , 行人 高  [ 1 中国古代官制. 1] 王天有[ . M] 商务印书馆 ,9 7 19 .   迁, 中官雷春等 , 日本 国 , 王源义教 白金彩币等物。” 使 赐其   来使来宾在京的生 活服务工作 , 明朝 时期也是 由大鸿  在 [2 中国官制史. 1] 韦庆远 , 柏桦著 ,M ] [ . : 上海 东方出版 中心,  

2 01. 0  

胪负责的 。 而其 中最重要 的就是食宿等方面的安排照料 。 汉  [3艺文类聚. ) 1] ( 欧阳询等撰 [ ] 海 : 古籍 出版社 , 唐 M . 上 上海   代在京师 设有 蛮夷 邸 , 为来 使来宾 的下榻场所 , 作 而蛮夷 邸   是归鸿胪管理的。 明代也一样在京城设鸿胪寺馆负责外来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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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编辑 责

王建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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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三:明朝鸿胪寺制度

2010年8月第27卷第4期

长治学院学报

JournalofChangzhiUniversity

Aug.,2010V01.27.No.4

明朝鸿胪寺制度

王斌

(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甘肃兰州

730070)

摘要:明代鸿胪寺是明皇朝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中的一个职能部门,主要掌朝会仪节,主外宾之事。其地位虽然不是尊崇万分,但是其职责却是非常重要。封建君主专制的礼教纲常和威福四夷的大国气量都要由鸿胪寺来执掌,它的存在对维护明皇朝的封建统治有重要作用。文章试略述这一时期鸿胪寺机构的变化及其制度职能。

关键词:明朝;鸿胪寺;职能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014(2010)04_0043-02

鸿胪,本意为大声传赞,引导仪节之意,“殿廷典礼,须以大声指导进退拜起之仪节”(《历代职官表-历代职官简释》),故引借“鸿胪”之名。秦时称典客,汉朝改为大行令,汉武帝时又改名大鸿胪。大鸿胪主外宾之事。鸿胪设为官署,始自北齐,官署名为鸿胪寺,后代沿置。南宋、金、元不设此官职,至明清时,复置,主官为鸿胪寺卿,主要掌朝会仪节等。清末废。《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典客,秦官,掌诸归义蛮夷,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鸿胪。属官有行人、译官、别火三令丞及郡邸长丞。”《后汉书・百官志二》:“大鸿胪,卿一人,中二千石……丞一人,比千石。”可见,自秦开始,封建中央集权政治统治就对朝会仪节和外交四夷等事务非常看重,设专吏负责,为列卿之一。明朝时,中央又复置此职官,显然也是看重此官职在政治统治中的重要性。这样重要的官职在大明王朝也有其变迁演化的历史过程,其建制和职能的不断完善是出于维护明皇朝统治的需要。

一、明朝鸿胪寺的建制

明代的鸿胪寺始建于吴元年(公元1367年),其名称尚未确定为“鸿胪”。在此之前三年(公元1364年),朱元璋已在集庆自立为吴王,建置百官司属。并于“吴元年置侍仪司,秩从五品。”始设专吏执掌仪礼,定封建礼教统治之制。至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又“定侍仪使,从七品,引进使,正八品,奉班都知,正九品,通赞、通事舍人,从九品,俱为七品以下官。”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又改侍仪司为殿庭仪礼司,《大明会典》记其“旧为仪礼司、列礼部属官下”,并“设使一人,正七品,副三人,正八品,承奉一人,从八品,鸣赞二人,正九品,序班十六人,从九品,九关通事使一人,正八品,副六人,从八品。”又至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改使为司正,分左、右司副各一人,增序班至四十四人,革承奉,增设司仪四人。二十二年增设左、右司丞四人,正九品。”可见其建制在不断完

善。直至洪武三十年正月(公元1397年),正式改为鸿胪寺,“升秩正四品,设官六十二员。卿一人,正四品,左、右少卿各一人,从五品,左、右寺丞各一人,从六品。其属,主簿厅,主簿一人。从八品。司仪、司宾二署,各署丞一人,正九品,鸣赞四人,从九品,后增设五人。序班五十人,从九品。”不同以往的是,“惟明制置左右两少卿,左右两丞。”(《历代职官表・历代职官简释》),并“又设外夷通事隶焉。”在原本主持仪礼之责上增加了外交通夷之职,鸿胪寺至此不单逐步完善了建制,更扩大了职权。至建文中,其建制稍有变化,“升少卿以下品秩。少卿升正五品,寺丞升正六品。又改其首领官职名,与鸣赞、序班皆升品级。罢司仪、司宾二署,而以行人隶鸿胪寺。”这种官名与品级的变化只代表了统治者对官职的重新认定,但却不能改变其根本的职能。靖难之后,“成祖初,悉复旧制。”之后,鸿胪寺在建制上再无大的变化。直至嘉靖三十六年,对序班进行裁员,从原先的五十人中革去八人。万历十一年又复设六人。(以上引文皆出自《明史》卷73,《职官三》)

二、明朝鸿胪寺的职能

鸿胪寺虽为四品衙门,但其职掌范围却很广。《明史・职官三》记载:“鸿胪掌朝会、宾客、吉凶仪礼之事。凡国家大典礼、郊庙、祭祀、朝会、宴飨、经筵、册封、进历、进春、传制、奏捷,各供其事。外吏朝觐,诸蕃入贡,与夫百官使臣之复命、谢恩,若见若辞者,并鸿胪引奏。岁正旦、上元、重午、重九、长至赐假、赐宴,四月赐字扇、寿缕,十一月赐戴暖耳,陪祀毕,颁胙赐,皆赞百官行礼。”其下属各司其职,司仪署“典陈设、引奏,外吏来朝,必先演仪于寺。”司宾署“典外国朝贡之使,辨其等而教其拜跪仪节。”呜赞“典赞仪礼。凡内赞、通赞、对赞、接赞、传赞成职之。”序班“典侍班、齐班、纠仪及传赞。”从此可见,鸿胪寺的职掌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掌朝会仪节。圣人孔子常言“礼乐兴邦”,以礼治天下:

收稿日期:2010__03珈5

作者简介:王斌(1985一),男,甘肃武威人,硕士,主要从事明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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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治学院学报

“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卷十,尧日第二十。)又言:“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卷一,为政第二。)可见孔子非常强调“礼仪”在政治统治中的作用。鸿胪寺掌朝会仪节之职,就是在执行以礼治天下的职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国家大典礼、郊庙、祭祀、朝会等。《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之十四记载:“皇后仪注,先期三El斋戒,遣官祭告天地。宗庙,用香币酒脯行一。献礼前一日,礼部同鸿胪寺官,设诏案于奉天殿中。”并“鸿胪寺官,奏执事官,行礼毕,奏请升殿。”可见鸿胪寺主持朝仪引导。《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二十下记载:“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尊谥议前一日,札部同鸿胪寺官于奉天殿中,设谥议案。”是El,“上具衮冕,御华盖殿,捧设谥。官立于奉天殿丹陛之东,鸿胪寺入,奉执事官行礼,赞五拜毕,奏请升殿。”除大典礼外,册封诸事也在鸿胪寺负责之内。《明孝宗敬皇帝实录》卷之四十九载:“礼部进亲王冠礼仪注一。习仪前期,各执事官于奉天门前东庑,习仪三日。一陈设前期,鸿胪寺设皇子五位冠所于奉天门前东庑,左顺门之北;设节案香案各一于庑内之北;正中设冠席五于东阶之上,西向设醴席五于西阶之上”。“是日早,皇上预告,奉先殿毕具皮弁服,御华盖殿。鸿胪寺奏请升殿,传制遣官持节行礼,文武百官各具朝服侍班,如常仪一迎节至期。内侍导皇子五位,各先于帷幄中坐候持节,将至礼部官启。”

除负责安排典礼,引导仪节之外,鸿胪寺还具有教习官

员仪礼的职责。《明会要・卷三十九・职官十一》载:“洪武六年九月丙午,谕自今凡新任官及诸武臣於礼仪有不娴习者,令侍仪司官日于午门外演习之。”

主外宾之事。明朝时期的鸿胪寺不是中央专职的外交管理机构,但拥有引导外宾学习礼仪,负责外宾食宿,出使外交的职责。妇E堂书钞》卷五四《鸿胪》引《山涛启事》,西晋名士山涛在担任吏部尚书时曾说:“鸿胪职主胡事,前后为之者率多不善,今缺,当选御史中丞刁攸,旧能可参。”(《艺文类聚》卷四九《职官部五・鸿胪》)这里所谓鸿胪“主胡事”,实际上就是说鸿胪寺掌“外国夷狄”事。《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二百五载:“壬寅,朝鲜国王李芳远遣陪臣沈温等,贡方物,谢立嗣子

恩。且言年已衰老,请以嗣子构,理国事。从其请,命光禄寺少

卿韩确为正使,鸿胪寺丞刘泉副之,赍诏往封构为朝鲜国王。”从中可见对于边族和邻国的封拜册命也是明朝时期鸿胪寺的一项职责。但是由于这个时期册封制度的变化,我们没有看到它像汉代那样对册封负有更多的职责,主要是被朝廷派遣出使进行封拜册命,而且常派副使去进行。又见《大明宣宗章皇帝实录》卷之三十三载:“命行在礼部左侍郎李琦,工部右侍郎罗汝敬为正使;通政司右通政黄骥,鸿胪寺卿徐永达为副使,赍诏抚谕华夷安南国王陈日煌。”《大明宣宗章

皇帝实录》卷之一百三记:“壬辰,遣鸿胪少卿潘赐,行人高

迁,中官雷春等,使日本国,赐其王源义教白金彩币等物。”

来使来宾在京的生活服务工作,在明朝时期也是由大鸿胪负责的。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食宿等方面的安排照料。汉代在京师设有蛮夷邸,作为来使来宾的下榻场所,而蛮夷邸是归鸿胪管理的。明代也一样在京城设鸿胪寺馆负责外来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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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的食宿。《明史・卷一八二・列传第七o》载:“朝鲜使者在鸿胪寺馆遇大夏邑子张生,因问起居”。

三、鸿胪寺官员的选任与升迁

明代鸿胪寺的官员的选任无特别的规定,以往都是以个人之才能选用,唯《明会要・卷三十九・职官十一》载:“万历六年,令鸿胪寺卿缺,仍于本寺少卿年久练熟者推补,不必另选。”在隆庆元年更是规定别途出身者的升迁,“议准鸿胪寺别途出身者,官至左少卿而止;三、六、九年考满,止许加奉,不许升卿。”鸿胪寺官员的升迁是有一定条件的,主要以才能为主。《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之十五载:“升鸿胪寺序班观清。本寺右寺丞观清,鞑靼人,以通虏中文字,故进用之。”《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四十六载:“升鸿胪寺序班王七十五为本寺左寺丞。以其谙通北虏语言文字,故进用之。”《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五十三载:“升鸿胪寺序班刘帖木儿不花为本寺右寺丞,以其谙通北虏语言文字,故进用之。”这些人多是因通晓外族语言而被升用,可见才能因素在选官中的重要性。

四、结语

明代鸿胪寺既是国家负责礼仪制度的职官机构,同时又是国家处理外夷事务,接见外宾之所在。明鸿胪寺在组织、职掌、任选官员等方面,和前朝各代相比变化不大,基本上继承和延续了前朝的设置。但其对明代政治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鸿胪寺制度对于强化中央集权,确立君主绝对权威,维护

封建礼教统治,保证各级官员的封建等级及伦理纲常思想,

参考文献:

[1]汉书.班固撰[M].北京:中华书局,1962.6.[2]后汉书.范晔撰[M].北京:中华书局,1965.5.[3]明史.(清)张廷玉等撰[M].中华书局,1974.[4]明实录.民国影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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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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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鸿胪寺制度

作者:作者单位:刊名:英文刊名:年,卷(期):被引用次数:

王斌

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甘肃,兰州,730070长治学院学报

JOURNAL OF CHANGZHI UNIVERSITY2010,27(4)0次

参考文献(13条)1.汉书 班固撰 19622.范晔 后汉书 19653.张廷玉 明史 19744.明实录.民国影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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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祭祀是以国家名义、由皇帝或政府官员主持的公共祭拜活动,这种祭拜活动既体现一定的宗教涵义,又昭示祭祀者政治、社会信念和价值的常经,同时又服务于国家共同体的现实目的。

  

明代国家祭祀体系建立于洪武时期。该体系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承袭唐、宋以来祭祀体系的基本传统,包含大、中、小数十种等级严格的仪式性祭祀活动。除日期固定的常规祭祀以外,朝廷遇有登极、册立、迎娶、之国、营造、出征、巡幸、视学以及天象异常和严重自然灾害等情况而举行的祭告天地、山川、宗庙、社稷、后土等仪式,也属国家祭祀范围。除皇帝亲自参加或派遣官员主祭的中央的祭祀活动之外,地方政府在中央授权下所举行的祭祀活动也属此范围。这一整套祭祀活动构成明朝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

  

洪武时期以后,祭祀制度不时发生一些变动。最初的变动集中于佛、道以及杂神信仰阑入祭祀体系造成的祭祀精神变异和对儒家思想主导地位的冲击,由此引发的士大夫的强烈抗争使得这种变异速度减缓。嘉靖时期,以“大礼议”为背景,世宗对祭祀制度进行了一番全面调整,主要涉及为使世宗生父兴献王进入太庙而实行的庙制更革、孔子祭祀及陪祀规制的减杀,以及天地祭祀仪式的变更。从祭祀活动体现的文化内涵上来看,这一时期的改制并未造成明朝国家祭祀的基本属性和主导文化内涵的转变。隆庆初年,君臣对嘉靖时期的祭祀体系更改又做了有限度的调整,使其中某些方面回复嘉靖以前的局面。其后直到明末,祭祀制度少有变动。

  

本文从整体上展现明朝国家祭祀体系的制度规定、人员管理、仪式活动、组成要素、信仰的对象世界及其体现的现世功用,在此基础上,对其中包含的政治文化寓意进行分析。

  

明朝的国家祭祀体系从制度角度说,是一个包含了礼部、太常寺、鸿胪寺、光禄寺、钦天监、内阁、翰林院等多个部门的管理体系。其中,礼部是祭祀制度的总理和决策建议机构,太常寺是祭祀活动的直接管理机构,工部、都察院、六科等则参加祭祀礼仪的协助、监督。

  

祭祀作为一种重要的仪式活动,具有严格的程序规定,从正祭之前的准备活动:择日、斋戒、习仪、省牲器、告庙、有司陈设,到祭祀仪式当日举行的迎神、行礼、进俎、初献、亚献、终献等程序,都体现了祭祀仪式的象征意义。在精心安排的祭祀空间内,一系列陈设、器物被赋予神圣的象征意义,在祭祀仪式中充当重要角色。坛、庙的设置彰显祭祀活动的空间环境,形成了相对隔绝于外界的独立场域,烘托祭祀仪式的庄严肃穆。祭器与祭物作为对神的献礼构成人神沟通的媒介之一。祭祀仪式上所用的服装、乐舞从感官上营造祭祀仪式的神圣氛围,强化祭祀导向。祭祀仪式中使用的祝文,则直接表达祭祀者奉天地、飨鬼神、安民众、治邦国的多重目的及其神圣性。

  

明代国家祭祀的对象是一个以“天”为核心,包括其他神、鬼、祖先、圣人、功臣等等的完整体系。抽象的“天”具有最高绝对权威,象征从自然到人间的终极秩序和最高权力,也是一切人间伦理关系的逻辑原点。“天”之下的诸神,各具职司,各有象征意义,因而各有具体的政治导向功用。祖先、圣人、功臣、英雄等祭祀对象,凸显了明人观念中对人事的充分关照。部分民间低级神鬼也被纳入祭祀体系中,反映的主要是以人驭鬼的意念。明朝国家祭祀的基本态度是敬谨而有节制,不失神道设教、修人事而敬鬼神的传统,这与狭义宗教对于超自然对象权威的盲目崇拜以及民间迷信活动往往流于狂滥巫术化的情形有深刻的差异。祭祀对象的层级结构折映现实社会的等级差异秩序。

  

明代国家祭祀体系的主导思想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是一套关于国家治理的哲学和理念,因此,祭祀体系的设置从功用和目的的意义上来说,具有重人事的特点,反映在祭祀活动中,表现为鲜明的现世取向。天地、社稷、先农、先蚕祭祀直接体现对农业及民生的关注;宗庙祭祀体现了对孝悌观念的倡导和家国一体观念下对帝系传承的重视;岳镇海渎、山川河流之祀体现了四方之御的天下观;城隍、厉鬼祭祀体现现世权力对地方社会驾驭的权威;帝王、功臣之祭体现出对圣帝贤王统系的认同以及人臣功德楷模的树立;孔庙祭祀寓教于祀,以符号化的圣人道德教化士子、庶民;旗纛、马神祭祀则体现对军事活动的重视和捍卫邦国的意志。除了以上明显的制度化的祭祀寓意以外,每一种祭祀活动还被赋予不同的功用,展现出明人祭祀观念杂糅和包容的特点。

  

明朝国家祭祀体系塑造了一个神圣的世界,并对其进行祈拜,故带有明显的宗教特征,但因祭祀体系的主导思想是儒家的,而儒家思想并非狭义的宗教

,因此与纯粹的制度性宗教、原始宗教以及民间宗教的崇拜活动均有区别。因其具有宗教性而又与狭义宗教相区别,本文将明代国家祭祀界定为具有准宗教属性。具体要点在于:明朝国家祭祀活动以人事为中心,以民生为根本关注对象,体现一定的理性色彩;其礼仪色彩浓而巫术色彩淡;以国家共同体的福祉、秩序为中心,而非以个人、小群体利益为中心,具有高度的公共性;祭祀对象及其地位并非绝对不可更改,而由现实的人斟酌选择,故诉求的对象既是神,也是人本身;祭祀活动本身被当做合理治国意志的表达方式,指向仁政,而非简单地将人事交诸神意;祭祀的基本精神在于敬、节,而非单纯祈求,不用术数;祭祀之基本原则排斥佛、道之崇拜对象及不经杂神。

  

明代的国家祭祀是在中国礼仪、祭祀传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明显的继承性特征,这种继承性的核心是对于儒家国家政治理念和政治文化的温习和认同。国家祭祀体系与民间信仰和祭祀活动形成复杂关系,这是理解明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视角。明代国家祭祀既服务于现实皇权,也具有申明道统、限制皇权的作用。这些特性对理解明朝国家祭祀体系的政治文化寓意都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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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此时的中外交往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明太祖朱元璋立国之后,以恢复华夏“正统”为己任,认为和平稳定的内外环境是明王朝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保证,从而制定了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和“厚往薄来”的外贸政策。适应这一基本政策的需要,明朝仿汉唐旧制建立了自己的外交管理机构。本文通过以下四个部分来阐述明朝的对外管理机构的设立及其职能和意义,进而探讨明代对外关系的某些特点。第一、概述明代以前的外交机构及对外政策,为明代外交管理机构的研究提供历史背景。第二、阐述明朝对外政策的基本格调,分析其睦邻友好的对外政策和“厚往薄来”的朝贡贸易。第三、明朝外交管理机构述略(上)。考述明朝礼部主客司的管理职能、会同馆的接待职能、四夷馆的翻译职能和鸿胪寺的礼宾职能。第四、明朝外交管理机构述略(下)。考述行人司和奉使官员的外交职能、市舶司及其外交职能、边境和京城地方政府的外交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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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四:魏晋南北朝鸿胪寺及其外交管理职能

作者:黎虎

中国史研究 1999年02期

  汉代所确立的以诸卿之一的大鸿胪掌管外交事务,及其与掌管外交政令的尚书主客曹双轨并行的中央专职外交管理体制,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基本上仍然如此,但也发生了某些变化,大鸿胪地位的陵替就是其突出变化之一。这一时期不仅大鸿胪的名称和机构有了变化,而且其职掌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其在外交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因而相应有所变化,主要表现在鸿胪寺的地位和作用较汉代有所下降,而沦于尚书主客曹之左。不过这个时期鸿胪寺仍为实职,仍然是中央外交专职管理机构之一。关于这方面的问题迄未引起学术界之注意,尚无专文论述之,故试略述这一时期鸿胪寺机构的变化及其外交管理职能。

  一、从大鸿胪到鸿胪寺

  据《晋书》卷二四《职官志》,魏晋时期继续汉代的制度,在中央设置大鸿胪一职,为列卿之一。《通典》卷二六《职官典八·鸿胪卿》谓其在“魏及晋初皆有之”。而到东晋时则省置无恒,《宋书》卷三九《百官志上》谓,“晋江左初省,有事则权置,事毕即省。”这是偏安政权外交事务减少的反映。大鸿胪长官为卿,下置丞、功曹、主簿、五官等员。不过据《唐六典》卷一八《鸿胪寺》注引《晋令》:“大鸿胪置主簿、录事、史。”大鸿胪卿,三国时魏、蜀、吴均置此职,可考者魏有十人,蜀有三人,吴有四人(注:参《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下册洪饴孙《三国职官表》卷上,中华书局1984年版。)。

  关于大鸿胪的属官,《晋书》卷二四《职官志》记曰:“大鸿胪,统大行、典客、园池、华林园、钩盾等令,又有青宫列丞、邺玄武苑丞。”这里与外交工作关系最密切者为典客与大行。关于典客,《通典》卷二六《职官典八·鸿胪卿》谓:汉“鸿胪属官有大行令、丞。魏改大行为客馆令,晋改为典客。”可知汉代为大行令,曹魏为客馆令,晋为典客令。《晋书》卷四六《李重传》载,西晋人李重卒,“家贫,宅宇狭小,无殡敛之地,诏于典客署营丧。”这是惠帝永康(公元300—301年)年间事,可见当时有典客署这一机构。但是到了东晋后期典客又改为客馆,仍曹魏旧称。据《晋书》卷九《孝武帝纪》记载,孝武帝太元十三年(公元388年 )十二月,延贤堂及“螽斯则百堂、客馆、骠骑库皆灾。”《晋书》卷二七《五行志上》亦有相同记载,并谓:“于时朝多弊政……,会稽王道子宠幸尼及姏母,各树用其亲戚,乃至出入宫掖,礼见人主。天戒若曰,登延贤堂及客馆者多非其人,故灾之也。”可见当时有客馆这一官署。《五行志》作者认为,因为司马道子用事,登客馆者“多非其人”,因而造成此次灾害。关于大行,从上引《通典》的记载来看,“魏改大行为客馆令”,似乎大行已经撤消。但是《通典》卷二五《职官典七·太常卿》条下又记道:“汉大鸿胪有理礼郎四十六人。晋理礼郎四人,属大行令。”这一记载与上引晋《志》所记大鸿胪属官相合,可见大行令还是有的。至于大鸿胪的其他属官,与外交工作关系不大,如钩盾令,据《通典》卷二六《职官典八·司农卿》,在汉代属少府,“典诸近园苑游观之事”,为少府属官,到了晋代“大鸿胪属官有钩盾令,自后无闻”,就不再论列了。

  南朝前期继续东晋的状况,宋、齐两代均不常置大鸿胪,《南齐书》卷一六《百官志》谓“有事权置兼官,毕乃省”。这种状况直到梁武帝天监七年(公元508年)才有了改变, 据《梁书》卷二《武帝纪中》,是年“诏复置宗正、太仆、大匠、鸿胪……仍先为十二卿”。至此始恢复鸿胪的建制。又据《通典》卷二六《职官典八·鸿胪卿》,与此同时“除大字,但曰鸿胪卿,位视尚书左丞。”诸卿的称谓,《隋书》卷二六《百官志上》谓“梁初犹依宋、齐,皆无卿名。”至此大鸿胪改称鸿胪卿。陈承梁制,置鸿胪卿,品第三。鸿胪卿下置丞及功曹、主簿等。

  南朝时期鸿胪的下属机构主要是客馆。《唐六典》卷一八《鸿胪寺》“典客署”条注谓刘宋“永初中,分置南、北客馆令、丞”。官制典籍一般均记载称晋改曹魏时的客馆令为典客令。我们在上文已指出东晋后期已经改典客令为客馆令。那么刘宋设客馆令当是承袭东晋后期之制。据《南齐书》卷一六《百官志》,萧齐亦置客馆令。萧梁改为典客馆令,《唐六典》卷一八《鸿胪寺》“典客署”条注谓,“梁有典客馆令、丞,在七班之下,为三品勋位。”

  北朝的情况较为复杂。北魏前期已有大鸿胪,《册府元龟》卷九六三《外臣部·册封一》载,拓跋焘延和二年(公元433 年)“诏兼大鸿胪卿崔颐”拜杨难当为南秦王。到了太和十五年(公元491 年)又置主客少卿,即鸿胪少卿。据《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所载前《职员令》,大鸿胪从第二品上,主客少卿从第三品上。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 年)后《职员令》,大鸿胪降为第三品,主客少卿已改称大鸿胪少卿,降为第四品。据《隋书》卷二七《百官志中》,北齐鸿胪为九寺之一,改称鸿胪寺,“置卿、少卿、丞各一人。各有功曹、五官、主簿、录事等员。”北周依周官改制,《通典》卷二六《职官典八·鸿胪卿》载“司寇有蕃部中大夫,掌诸侯朝觐之叙,有宾部中大夫,掌大宾客之仪。”大抵蕃部中大夫、宾部中大夫相当于鸿胪之职。

  北朝时期鸿胪统辖的机构主要有典客、司仪、典寺等部门,《隋书》卷二七《百官志中》谓,北齐鸿胪寺“统典客、典寺、司仪等署令、丞。”而“后齐制官,多循后魏。”

  典客署。《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谓,北魏设有典客监,从第五品上。又有典客舍人、典客参军,第九品中。杜佑《通典》卷二六《职官典八·鸿胪卿》说:“后魏初曰典客监,太和中置主客令。”《唐六典》的说法相同,并指出置主客令在太和十五年(公元491年)。 那么北魏的主客令即典客监,为大鸿胪属官。不过这里存在两个问题须提出加以讨论:

  一是主客令的统属问题。严耕望《北魏尚书制度考》把主客令视为尚书的属官,说:“主客曹,自太武,历文成至孝文时皆置之,盖属仪曹尚书或祠部尚书。其职称之可考者,有主客令,孝文太和改制以前极常见,直至末叶或尚未废。”(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八本。)此说不确。这是将“主客曹”与“主客令”混为一谈。事实上主客令乃鸿胪属官,而非尚书属官。《魏书》卷五三《李安世传》载,太和七年(公元483年)萧齐派遣刘缵出使北魏,当时李安世任主客令, 负责接待工作,“缵等呼安世为典客,安世曰:‘三代不共礼,五帝各异乐,安足以亡秦之官,称于上国。’缵曰:‘世异之号,凡有几也。’安世曰:‘周谓掌客,秦改典客,汉名鸿胪,今曰主客。君等不欲影响文武,而殷勤亡秦。’”李安世把自己担任官职的来历讲得非常明白,北魏的主客令相当于汉代的鸿胪。《资治通鉴》卷一三五齐武帝永明元年胡三省注李安世接待刘缵事时也说:“主客令即典客令也。”《唐六典》卷一八《鸿胪寺》“典客署”条注在追述鸿胪寺属官典客署之沿革时亦曰:“后魏典客从五品;太和十五年,置主客令。”北魏的主客令无疑为鸿胪属官。

  另一问题是主客令始置于何时。据上引《唐六典》说是在太和十五年(公元491 年)置,事实上早在太和十五年之前北魏已经有了主客令。李安世以主客令接待刘缵一事,《资治通鉴》系于齐武帝永明元年,即北魏之太和七年(公元483年),其出任主客令当更早些。 窃意太和之前已置主客令。《魏书》卷四五《裴骏传》附子《裴修传》载:裴修“年十三,补中书学生,迁秘书中散,转主客令。以妇父李事,出为张掖子都大将”。裴修是因岳父李事受到牵连而从主客令左迁为张掖子都大将的。据《魏书》卷四六《李传》,太和元年(公元477 年)二月范在文明太后授意下,“希旨告外叛。文明太后征至京师,言其叛状……,遂见诛”。裴修当在是年受到李一案之株连,可知其出任主客令必在太和元年或此之前。由此可见《唐六典》所谓太和十五年置主客令亦不确,在太和之前可能已经有了主客令,至少在太和初已有主客令。

  北齐典客署有令、丞,《隋书》卷二七《百官志中》谓,同时“典客署又有京邑萨甫二人,诸州萨甫一人”。《唐六典》卷一八《鸿胪寺》“典客署”条注谓北周有东南西北四掌客,各上士一人。

  北齐典客署属官“萨甫”为外来语,或译作“萨薄”、“萨保”、“萨宝”等,最早见于《法显传》,师子国章云:“其城中多居士、长者、萨薄商人。”北魏前期昙觉译《贤愚经》中多有“萨薄”率队外出经商的记载。故“萨薄”的含义当为“商人长”(注:参见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第230页。)。 北魏时“萨甫”已成为职官名称,《元和姓纂》卷四“安”条谓:“后魏安难陀至孙盘娑罗,代居凉州,为萨宝。”可知北魏凉州已有“萨宝”一职。高昌亦有“萨甫”官职设置,阿斯塔那524 号墓出土文书《高昌永平二年十二月三十日祀部班示为知祀人名及谪罚事》一件,其所列举的“知祀人”有“萨薄□□”,与高昌的“谏议”、“参军”等职官并列(注:《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二册,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45—47页。)。永平二年即公元550年,可知6世纪中叶高昌亦有“萨甫”一职。北齐典客署属官“萨甫”的职司,史志没有明确记载,不过《隋书》卷二八《百官志下》记隋初官制曰:“诸州胡二百户已上萨保,为视正九品。”那么“萨保”所司当与“胡户”有关。隋初官制多依北齐,则北齐典客署之“萨甫”亦当与管理“胡户”有关。西域入居内地的胡人以商贾为多,以“萨甫”司之,与其为“商人长”之性质当有一定关系。

  司仪署。《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载,北魏太和“十五年七月,置司仪官”。《前职员令》有典仪监,从第五品上。又有治礼郎,从第六品下。《后职员令》,治礼郎降为从第九品。《隋书》卷二七《百官志中》谓,北齐司仪署有令、丞,其属官“又有奉礼郎三十人”。《唐六典》卷一八《鸿胪寺》“司仪署”条注谓北周有司仪上士一人、中士二人。

  典寺署。《隋书》卷二七《百官志中》载,北齐“典寺署,有僧祗部丞一人”。《唐六典》卷一六《宗正寺》“崇贤署”条注谓北周有司寂上士、中士,掌法门之政;又有司玄中士、下士,掌道门之政。

  二、鸿胪寺的外交管理职能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鸿胪寺(大鸿胪)与汉代一样是中央专职外交管理机构,《北堂书钞》卷五四《鸿胪》引《山涛启事》,西晋名士山涛在担任吏部尚书时曾说:“鸿胪职主胡事,前后为之者率多不善,今缺,当选御史中丞刁攸,旧能可参。”(注:参见《艺文类聚》卷四九《职官部五·鸿胪》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885页。 )这里所谓鸿胪“主胡事”,实际上就是汉代所谓掌“外国夷狄”事。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鸿胪掌管外交的这一基本职能与汉代是一致的。不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外交不完全是“胡事”,也包括汉族政权之间的交往。《梁书》卷三二《陈庆之传》附子《陈昕传》载:陈昕于“十二随父入洛,于路遇疾,还京师。诣鸿胪卿朱异,异访北间形势,昕聚土画地,指麾分别,异甚奇之”。陈庆之于梁武帝大通二年(公元528 年)受命将兵护送北魏宗室元颢还北,于次年入据洛阳。陈昕随父入洛即指此事。从鸿胪卿朱异向前线回京人士了解“北间形势”,陈昕汇报甚为周悉观之,北方形势是南朝鸿胪卿所十分关注的问题,表明北方王朝亦为其职司之重点所在。兹鸠集载籍所见,具体论列其外交职责,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接待来使

  曹魏时期崔林曾任大鸿胪,据《三国志》卷二四《魏志·崔林传》记载,当时“龟兹王遣侍子来朝,朝廷嘉其远至,褒赏其王甚厚。余国各遣子来朝,间使连属,(崔)林恐所遣或非真的,权取疏属贾胡,因通使命,利得印绶,而道路护送,所损滋多。劳所养民,资无益之事,为夷狄所笑,此曩时之所患也。乃移书敦煌喻指,并录前世待遇诸国丰约故事,使有恒常。”这个记载表明当时接待来使是由大鸿胪负责的;他有权下文书指示边郡太守有关接待事宜;他负责搜集、整理过去接待工作的有关法规,并制定接待条例,使接待工作有章可循。崔林任大鸿胪是在魏初文帝时期,这个时期承东汉余绪,大鸿胪还有颇大的权力。到了曹魏后期随着尚书省权力的上升,接待工作的指挥权逐渐转入主客尚书,大鸿胪的权力亦随之相应削弱。

  到了南北朝时期接待来使的工作具体由大鸿胪的属官客馆令(主客令)负责。《南齐书》卷一六《百官志》曰:“客馆令,掌四方宾客。”《北史》卷八三《文苑传·潘徽传》载,潘徽在陈朝任客馆令时,“隋遣魏澹聘于陈,陈人使徽接对之”。魏澹返国前给陈后主所上“启”中,潘徽认为用词有不够敬重之处,于是“却其启而不奏”。为此双方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最后魏澹“不能对,遂从而改焉”。从中可见来使的外交文书是先由鸿胪属官客馆令负责审查,经其审查无碍后再上呈皇帝的。如果发现问题,则由客馆令负责与对方来使进行交涉。陈制显然是继承了齐制。北朝的情况亦复如是。《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载,刘宋昇明年间,曾派遣殷灵诞、苟昭先出使北魏,恰值萧道成代宋建齐,消息传来,殷灵诞等人便“谓虏典客曰:‘宋魏通好,忧患是同。宋今灭亡,魏不相救,何用和亲?’”北魏鸿胪属官,初曰典客监,后改为主客令。刘宋的使者向北魏的典客,即鸿胪官员提出抗议,可见北朝也是以鸿胪属官典客署负责接待来使工作。《梁书》卷五《元帝纪》载,南朝梁末,聘魏使徐陵自邺奉表称:“东渐玄菟,西逾白狼,高柳生风,扶桑盛日,莫不编名属国,归质鸿胪,荒服来宾,遐迩同福。”这当然是吹嘘不实之辞,不过“归质鸿胪”,即接待来使(包括质子)这一传统还是继续着的。北魏时鸿胪官员在接待来使时还有过一些出色的表现,《资治通鉴》卷一三五齐武帝永明元年条载,孝文帝时李安世任鸿胪属官主客令,就曾负责接待齐使刘缵,“刘缵聘于魏,魏主客令李安世主之”。据《魏书》卷五三《李安世传》载,李安世在接待过程中言词锋利机警,频频折服刘缵。此外接待来使中的事务工作仍然是鸿胪负责的,《魏书》卷七九《成淹传》载,成淹在孝文帝、宣武帝世曾长期担任主客令,史称其“小心畏法,典客十年,四方贡聘,皆有私遗,毫厘不纳,乃至衣食不充,遂启乞外禄”。可见作为主客令,他是负责四方来使之接待及收受其贡献之财物的,此即《陈书》卷一《高祖纪》“归賝天府,献状鸿胪”之谓也。由于职务关系,主客令还可以得到来使的许多馈赠,成淹不接受来使的馈赠,当属少数,故史家特予褒扬。

  (二)礼宾司仪

  魏晋南北朝时期继承汉代制度,鸿胪官员负责外交方面的礼宾和司仪工作。元正朝贺是外交宾客和使节参加的一项重大礼宾活动。《咸宁注》是西晋制定的礼仪大典,《晋书》卷二一《礼志下》谓:“晋氏受命,武帝更定元会仪,《咸宁注》是也。”我们从《咸宁注》所载元正朝会的礼仪中,可以看到鸿胪官员在这种仪式中的职责和作用情况。在朝会中,大鸿胪及其属官大行令、治礼郎等均参与其事,各司其职。据《宋书》卷一四《礼志一》引《咸宁注》:这一“匈奴南单于子”及“诸蛮夷胡客”均出席的重大外交礼宾活动是从“大鸿胪跪奏:‘请朝贺。’治礼郎赞:‘皇帝延王登’”的赞礼声中开始的;朝贺者上殿行礼毕,依次下殿,由“治礼郎引公、特进、匈奴南单于子、金紫将军当大鸿胪西,中二千石、二千石、千石、六百石当大行令西,皆北面伏”;“王公置璧成礼时,大行令并赞。”由此可见大鸿胪及其属官在这个盛典上担负着重要的礼宾、司仪职责。

  南北朝时期亦复如是。《南齐书》卷一六《百官志》曰:“鸿胪掌导护赞拜。”据《隋书》卷二六《百官志上》,梁朝亦规定“鸿胪卿…掌导护赞拜”。北齐“鸿胪寺,掌蕃客朝会,吉凶吊祭”。《通典》卷二六《职官典八·鸿胪卿》谓北周的宾部“掌大宾客之仪”。这都是指其所负礼宾司仪工作。《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没有载明鸿胪职掌,但北齐官制依照北魏,两者制度是一致的。杨舒于太和中任鸿胪丞,《杨舒墓志》称其“弼赞九仪,宾翼四门,蕃卫载缉,戎陌来庭。”也强调其礼宾之责(注: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6页。对鸿胪职责的相似表述,亦见于同书所载同时期的《元梯墓志》、《乞伏宝墓志》等。)。这虽然是墓志中的溢美套语,但外交礼宾为鸿胪之职责则是无疑的。

  由于鸿胪职掌礼宾、司仪,所以在鸿胪中特设礼宾官员。晋代设有治礼郎,属大行令。北魏太和年间特设司仪官,《隋书》卷二七《百官志中》载北齐设“司仪署,又有奉礼郎三十人”。北周也设有司仪上士、中士专司其职。

  (三)封拜册命

  和汉代一样,对于边族和邻国的封拜册命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鸿胪的一项职责,但是由于这个时期册封制度的变化,我们没有看到它像汉代那样对册封负有更多的职责,主要是被朝廷派遣出使进行封拜册命,而且经常还是以它官兼鸿胪卿去进行。东晋时,《晋书》卷一○九《慕容皝载记》谓成帝曾派郭希兼大鸿胪持节册拜慕容皝为燕王。与此同时北方的十六国政权也大多如此,《晋书》卷一一七《姚兴载记上》载,后秦姚兴遣其兼大鸿胪梁斐拜南凉秃发傉檀为广武公、北凉沮渠蒙逊为西海侯、西凉李玄盛为高昌侯等,即属此类。而十六国大体是模仿魏晋制度。北朝的情况也是如此。北魏早在拓跋焘时即行此制,《魏书》卷三三《公孙表传》附《公孙轨传》载,始光四年(公元427 年)遣公孙轨兼大鸿胪,持节拜氐王杨玄为南秦王。此后屡见史册,如《魏书》卷一○○《高句丽传》载,太和十五年(公元491 年)高丽王琏卒,孝文帝遣大鸿胪拜琏孙云为高句丽王,并“赐衣冠服物车旗之饰,又诏云遣世子入朝,令及郊丘之礼”。

  (四)馆饩来使

  来使来宾在京的生活服务工作,与汉代一样,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由大鸿胪负责的。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食宿等方面的安排照料。汉代在京师设有蛮夷邸,作为来使来宾的下榻场所,而蛮夷邸是归鸿胪管理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国也在都城设置客馆、宾馆等,以接待四方来使。

  曹魏时期改大行令为客馆令,首次专设负责客馆事宜的官员。晋改为典客,至东晋后期又改称客馆令。客馆令或典客令均负责来使接待工作,那么其中便包括馆饩事宜。十六国政权的政治制度大都仿照魏晋制度,这些政权亦多有客馆设施,《资治通鉴》卷九九晋穆帝永和七年条载,永和七年(公元351年)冉魏遣常炜出使前燕, 前燕群臣企图杀掉他,燕主慕容不许,于是“使出就馆”。《晋书》卷一二○《苻健载记》谓,前秦苻健称帝后,“西虏乞没军邪遣子入侍,健于是置来宾馆于平朔门以怀远人。”这些都是接待来使的馆舍。

  南北朝时期的客馆制度比魏晋时期有了更大的提高,其客馆之类型及管理体制、规模等方面都有所完善和进步。先看南朝的情况。南朝从刘宋开始分置南、北客馆令。刘宋以后的情况《通典》卷二六《职官典八·鸿胪卿》只说:“齐、梁、陈皆有客馆令、丞。”没有说其时是否也分置南、北客馆。南朝时期在客馆中还设有“馆司”以具体主持馆务,《北齐书》卷三七《魏收传》载,北朝魏收出使梁时,“在馆,遂买吴婢入馆,其部下有买婢者,收亦唤取,遍行奸秽,梁朝馆司皆为之获罪。”来使在客馆有违纪行为,要追究“馆司”的责任,可见“馆司”不仅负责管理客馆的具体事务,而且有监察来使活动的职责。

  客馆不仅是来使下榻居住的地方,而且是外交活动场所。《魏书》卷八五《文苑传·温子昇传》载,北朝的温子昇 “为中书郎,尝诣萧衍客馆受国书。”可见客馆也是授受国书的场所。接受来使的贡献也在这里进行,《周书》卷四二《萧传》载,东魏派遣李谐、卢元明出使梁,梁武帝即命人“受币于宾馆”。宴请来使有时也在客馆中举行,《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一四《兖州刺史荥阳文公郑羲下碑》载,郑羲出使刘宋时,宋主客郎即“就邸设会”,款待郑羲。因为客馆在外交中具有重要作用,所以当时统治者都很重视建造客馆,《南史》卷四九《刘善明传》载,南齐高帝拟修建宣阳门,刘善明上表建议不如“开宾馆以接邻国”,齐高帝答曰:“饰馆以待遐荒,皆古之善政,吾所宜勉。”可见客馆的作用是“接邻国”“待遐荒”,为国家“善政”的体现。当时已经按照不同国家设置客馆,类似今天的某国驻华使馆,《太平御览》卷一九四《居处部二二·馆驿》引《建康地记》载,有“显仁馆,在江宁县东南五里青溪中桥东湘宫巷下,古高丽使处”。这个显仁馆被称为“古高丽使处”,可见是专供高丽使下榻之所,有类高丽驻华使馆。那么其它与南朝政权交往频繁的国家也可能有了自己的使馆。

  北朝的客馆制度比南朝又有过之而无不及。北魏鸿胪下设典客监,后改为主客令,管理客馆事宜。北齐设典客署以司其事,北周的类似机构则是掌客。

  北魏时已经明确为不同的国家设置专有的使馆。据《南齐书》卷五八《东夷高句丽国传》记载,当时“虏置诸国使邸,齐使第一,高丽次之”。这种“诸国使邸”就是各国驻北魏的使馆,这是我国历史上首次明确记载国别外交使馆的出现,而在此之前如汉代的蛮夷邸,魏晋时期的客馆等,都尚未专为一国而设,只是到了这个时期才正式出现了国别使馆。由此亦可进一步证明南朝以显仁馆为代表的客馆也是各国驻南朝的国别使馆,在这方面南北朝大体是同步的。这说明到了南北朝时期使馆制度已日趋完善、成熟,这也是我国古代外交体制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从这个记载我们还可以看到,北魏的诸国使邸还有等级的差别,这种差别的根据就是该国的国力强弱和地位大小,朝鲜古史《三国史记》卷一八《高句丽本纪》说:“时魏人谓我方强,置诸国使邸,齐使第一,我使者次之。”设置“诸国使邸”在我国古代外交制度史上是件重要事情,但是南、北史书都没有说明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三国史记》将此事系于长寿王七十二年,是年“冬十月,遣使入魏朝贡”。接着就叙述了北魏设诸国使邸一事。据《三国史记》的《年表》,长寿王七十二年相当于南朝永明二年,北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 太和八年北魏国都还在平城,那么在平城时北魏就已创置“诸国使邸”了。北魏置“诸国使邸”之事还有一个旁证,《南齐书》卷二六《王敬则传》载,萧齐时王敬则曾以散骑的身分出使北魏,他在出使期间,“于北馆种杨柳,后员外郎虞长耀北使还,敬则问:‘我昔种杨柳树,今若大小?’长耀曰:‘虏中以为甘棠。’”王敬则在北朝使馆中种树,颇有长远打算的意味,故多年后仍关心此树生长情况;而其后的使者虞长耀仍下榻于此馆中,可见这个使馆是属南朝使者专用的。王敬则出使北魏大约也在永明初,那么《三国史记》所记“诸国使邸”的设置时间是可信的。北朝还设置“监馆”一职,以具体负责使馆的管理事宜。北朝著名的科技家綦母怀文曾任监馆,《北史》卷八九《艺术传上·綦母怀文传》载,他“昔在晋阳为监馆,馆中有一蠕蠕客,同馆胡沙门指语怀文云:‘此人别有异算术。’”《北史》卷三九《房法寿传》附《房彦询传》载,房彦询“少时为监馆,尝接对陈使江总。及陈灭,总入关,见彦询弟彦谦曰:‘公是监馆弟邪?’因惨然曰:‘昔因将命,得申言款。’彦询所赠总诗,今见载《总集》。”上述记载表明,客馆接待的对象除外交使节之外,尚有外国僧侣等胡客;监馆的职责,不仅负责管理客馆的具体事务,还负有外交接待的职责,房彦询作为监馆向来使赠诗,这是当时外交接待工作中的常事。北朝的监馆,大体相当于南朝的“馆司”,唯其职责之记载较后者稍详。

  北朝的使馆同南朝一样也是一个外交活动场所。这里是接受国书的场所,《隋书》卷四二《李德林传》记载:李德林于“齐天统中,兼中书侍郎,于宾馆受国书。陈使江总目送之曰:‘此即河朔之英灵也。’”这是双方于宾馆进行国书的交接仪式。使馆也是宴请来使的一个场所,《南史》卷六二《徐陵传》载,徐陵出使东魏时,主客魏收即“授馆宴宾”,款待徐陵。萧渊明即帝位后,遣使至北齐拜谢,北齐盛情招待梁使,《南史》卷五一《梁宗室传上·萧明传》载,“在馆供给宴会丰厚,一同武帝时使。”萧渊明在北齐支持下得登帝位,于使馆受到北齐盛情设宴款待固不待言,而此制“一同武帝时使”,表明这是一贯的制度。使馆也是双方进行外交角逐的场所。北齐、北周通好,天和三年(公元568年)北周派兵部尹公正出使北齐, 《周书》卷四五《儒林传·熊安生传》载其在齐活动之一事云:“与齐人语及《周礼》,齐人不能对。乃令(熊)安生至宾馆与公正言…公正于是具问所疑,安生皆为一一演说,咸究其本。公正深所嗟服,还,具言之于高祖。高祖大钦重之。”北周使者尹公正以《周礼》难倒了北齐的接待官员,于是北齐改派《周礼》专家熊安生前往宾馆应敌。熊安生时为国子博士,博通《五经》。由于他逐一圆满回答了周使的问难,博得了周使的叹服,从而扭转了北齐在这一外交较量中的被动局面。尹公正回国向周武帝汇报了情况,周武帝对熊安生大为赏识,为周灭齐后对其信用埋下伏笔。使馆也是来使与出使国各界人士交往的场所,李延寿在《北史》卷四三《李谐传》中形容南朝使节到了东魏邺都时的情况说:“梁使每入,邺下为之倾动,贵胜子弟盛饰聚观,礼赠优渥,馆门成市。”使馆外交活动之频繁于此可见。所在国人士可以到使馆拜访来使,《陈书》卷二七《姚察传》记载姚察曾奉陈朝使命出使北周,“江左耆旧先在关右者,咸相倾慕。沛国刘臻窃于公馆访《汉书》疑事十余条,并为剖析,皆有经据。”使者也可以主动约请有关人士到使馆叙谈,《周书》卷三一《韦瓊传》载陈朝周弘正出使北周,他素闻北周人韦瓊名声,要求与他相见,经北周有关方面批准之后,便“请瓊至宾馆”。

  除了使馆之外,北魏首都洛阳又有“四夷馆”的设置。四夷馆的性质与使馆不同,是为收容“附化之民”而设的,但它也有某些使馆的作用,如当时具有一定外交使者意义的质子就被安排住在四夷馆中,据《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记载,这些“北夷酋长遣子入侍者”,就住在这里,他们“常秋来春去,避中国之热”,当时人们把他们戏称为候鸟般的“雁臣”。鸿胪寺的职责之一是管理诸国侍子,这样鸿胪寺与“四夷馆”当也有一定的关系。

  (五)侨民管理

  魏晋时期鸿胪寺还有一项重要职责就是管理留居境内的各种侨民,这主要由其属官典客令负责。由于中外交流的发展以及周边民族的内迁,中原政权辖境内的四方侨民日益增多,于是侨民的管理也就提到统治者的议事日程上来。早在汉代即于藁街设置蛮夷邸,除接待来使和投附者之外,也有旅居汉朝的侨民。而蛮夷邸是归大鸿胪管辖的,那么汉代的大鸿胪也是兼管侨民事务的。到了晋时侨民的管理已经明确归鸿胪的属官典客令负责,据《晋书》卷七八《孔坦传》记载,东晋初万默曾任典客令,“时典客令万默领诸胡,胡人相诬,朝廷疑默有所偏助,将加大辟。”这条材料表明,典客令负责境内胡人的管理工作,胡人之间的诉讼亦由其处理。典客令所领的“诸胡”,不会全是官方使节,大多应是侨居东晋的各类人员。此事发生于元帝太兴三年(公元320年)。 但是北魏时洛阳南郊所置“四夷馆”为大规模的侨民居住区,我们却没有发现受大鸿胪管辖的资料,而有一些迹象表明它是受尚书主客曹管理其的。这当与这个时期大鸿胪职权地位的削弱,尚书主客曹凌驾于大鸿胪之上的情况有一定关系。不过到了北齐时,如前文所述其典客署属官有“京邑萨甫”与“诸州萨甫”,其职责与管理“胡户”有关,这些“胡户”实际上也是入居北齐的外侨,从首都到各州都设官员进行管理。北齐以典客署负责侨民管理,当系继承晋制。

  (六)翻译

  汉代的外交翻译基本上是归大鸿胪管辖的,但是自东汉撤消译官令、丞之后,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我们没有看到在鸿胪寺有这方面的官员设置,只是北周时,在相当于鸿胪寺的秋官宾部下有象胥一职,设象胥中士,正二命,象胥下士,正一命。这是依周礼而设的翻译官员。魏晋南北朝时期鸿胪寺继续负责来使的接待和馆饩事宜,其配备译员当无疑义,不过未见译官设置,大约只是一般吏员而已。

  这个时期我们还可以看到翻译不完全是由己方解决,来使往往自己也要准备译员,解决翻译问题。《三国志》卷四《魏志·齐王芳纪》记载:曹魏“景初三年(公元239年)…二月, 西域重译献火浣布”。《晋书》卷九七《四夷传》记载:西晋时倭国于“泰始初,遣使重译入贡”。《旧唐书》卷二九《音乐志二》记载:十六国“张重华时,天竺重译贡乐伎”。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虽然“重译入贡”一词常为封建统治者显示万国朝宗的套语,但上述记载显示当时各国来使常常需要通过辗转翻译才能通达,则是事实。《梁书》卷五四《诸夷传》记:南朝时的滑国(即哒),“无文字,以木为契。与旁国通,则使旁国胡为胡书,羊皮为纸…其言语待河南人译然后通”。这里的“河南人”指吐谷浑人。滑国与南朝交往,文字通过旁国胡写成胡书,言语则通过吐谷浑人才能翻译过来。可见“重译”决非夸张之辞。同书又记新罗国,“无文字,刻木为信。语言待百济而后通焉”。新罗来使的翻译要通过百济人才能通。所以当时翻译工作需要诸多方面,甚至是邻国的配合才能完成,此即所谓“重译”,鸿胪寺不可能把各语种人才准备齐全。有的来使自带翻译的情况也见诸史册,《隋书》卷八一《东夷传》载倭国于“魏时,译通中国。三十余国,皆自称王”。《宋书》卷二九《符瑞志》记载刘宋“孝武帝大明三年(公元459年)十一月己巳, 肃慎氏献楛矢石弩,高丽国译而至”。肃慎是通过高丽国的翻译朝献的。这些都是明言他们是各自带着翻译前来通使的。

  三 鸿胪官员任职条件及其地位变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鸿胪寺的地位虽较汉代陵替,但其作为在中央重要的专职外交机构的性质并未发生变化,外交是其最重要的职能,因而鸿胪官员与汉代一样,其任职除了一般官员所须具备的条件之外,还有某些特定的要求。

  首先,在学识方面继续汉代的传统要求鸿胪官员具有较高的素养。《三国志》卷四八《吴志·孙皓传》注引《吴录》,谓张俨“弱冠知名,历显位,以博识多闻,拜大鸿胪”。这里强调其拜大鸿胪的主要条件是“博闻多识”。《吴录》对张俨的评价可从《三国志》卷五六《吴志·朱桓传》注引《文士传》的记载得到证实:张俨少时即有“才名”,曾与张纯、朱异往见骠骑将军朱据,朱据令他们各赋一物乃得坐,“三人各随其目所见而赋之,皆成而后坐,据大欢悦”。其博学与机敏在日后的大鸿胪职务中、尤其在出使西晋时曾有出色的发挥。到了北魏更把这一任职条件制度化、法典化,《太平御览》卷二三二《职官部》引北魏《职令》曰:“鸿胪少卿,第四品上,第二清,用雅学详当明枢达理者。”据《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大鸿胪少卿为第四品上阶,可知《御览》所引为后《职令》。这里将学识和明理作为鸿胪少卿的必具条件。这是对汉魏两晋以来鸿胪官员任职条件的一个总结。

  其次,在德行方面也继承前代而提出一定的要求。韩宣于魏明帝时为尚书大鸿胪,《三国志》卷二三《魏志·裴潜传》注引《魏略列传》谓:“始南阳韩暨以宿德在(韩)宣前为大鸿胪,暨为人贤,及宣在后亦称职,故鸿胪中为之语曰:‘大鸿胪,小鸿胪,前后治行曷相如。’”这个记载虽然只强调韩暨是以“德”、“贤”而任以大鸿胪之职,但从其后韩宣之与前任“治行”相似观之,则其德行亦与韩暨大体相当。北魏永熙二年(公元533年)《乞伏宝墓志》云:“鸿胪任掌诸侯, 职兼归义,自非尚德厚贤,莫能居此,乃以君为大鸿胪卿。”(注: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04、305页。)这里也以“德”、“贤”作为鸿胪任职的必要条件。

  第三,要求有较强的才干。《北史》经二五《薛琡传》,谓薛琡于北魏宣武帝时“以干用为典客令”。他是以工作才干、办事能力强而得以任用为典客令的,这与典客令承担繁重的接待外宾事务的工作性质有密切关系。《北齐书》卷二六《薛琡传》谓其“少以干用称”。其在官府“闲明簿领,当官剖判,敏速如流。”是为其“干用”之具体表现。

  第四,一定的外交工作经验。《北史》卷五○《孟威传》,谓其“前后频使远蕃,粗能称旨。普泰(公元531—532年)中,除大鸿胪卿”。他有长期的外交工作实践经验,因而被任命为大鸿胪卿。《魏书》卷四四《孟威传》对其“频使远蕃”有较具体的介绍,由于他通晓“北土风俗”,又“明解北人之语”,故早在孝文帝时他即奉命出使柔然,对投奔柔然的高车部人进行“晓喻”,从而“追还逃散”。宣武帝永平(公元508—512年)中又曾奉命出使高昌。孝明帝正光(公元520—525年)年间柔然主阿那瑰来投,他又奉命为使副迎劳,并任使主护送其返国。这些外交经历无疑是其被选任大鸿胪卿的原因之一。

  最后,仪容风度也是对鸿胪官员的要求之一。《北齐书》卷二六《薛琡传》,谓薛琡“形貌魁伟,少以干用称。为典客令,每引见客,仪望甚美。魏帝召而谓之曰:‘卿风度峻整,姿貌秀异,后当升进,何以处官’”。薛琡之为典客令,与其仪表有一定关系,其在此职位上执行公务时因“仪望甚美”而颇受宣武帝的赞叹。北魏末年乞伏宝为大鸿胪卿,其墓志铭称其“府仰咸则,容止可模”(注: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04、305页。),亦强调其在执行公务中的仪表风度,从而可推知仪表在这一官职选拔中是考量因素之一。外交官员的仪表风度对于外交对方往往会产生重要影响,《魏书》卷五三《李安世传》谓,李安世于北魏献文帝时为主客令,时逢“萧赜使刘缵朝贡,安世美容貌,善举止,缵等自相谓曰:‘不有君子,其能国乎?’”刘缵对李安世仪表的赞叹,已不仅是李安世个人的事情,而是系乎国家之形象了。由此可见外交官员之仪容举止,在外交工作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关乎国家的形象和影响,自古已然。

  从上文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鸿胪寺的外交职能,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期鸿胪寺的外交职能与汉代大体上是一致的,即外交方面的接待和礼仪等事务工作。但是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主要表现是有更多的外交事务被尚书主客曹所分割,如接待来使的工作,虽然鸿胪寺还有一定的职责,但是重要的接待工作却是由主客郎来承担,尤其到了南北朝时期基本上是由主客郎出面负责接待,形成主客郎活跃于外交舞台的情形,虽然鸿胪寺的主客令也有时出面接待来使,如北魏时的主客令李安世也曾有过出色的表现,但就整个接待工作来看,尚书主客曹已把重要的接待工作分割而去,其余的接待事务则仍归鸿胪寺。

  鸿胪寺与尚书主客曹的关系,牵涉到一般所谓尚书与诸卿的关系。魏晋时期处于由三公九卿制向三省六部制转轨时期,两者之间不协调的情形比较突出,晋初关于两者关系的争论就是一个明证,其中以刘颂的说法较有代表性,《晋书》卷四六《刘颂传》载其语曰:“秦汉已来,九列执事,丞相都总。今尚书制断,诸卿奉成,于古制为重。”但是到了南北朝时期这种争议便日益沉寂。这是两者关系已逐步协调的反映。我们从尚书主客曹与鸿胪寺的关系来看,在南北朝时期已看不到两者之间有明显的冲突,相反地两者在外交工作方面基本上是一种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的关系。尚书主客曹负责外交行政管理和外交接待,鸿胪寺负责外交接待礼仪和具体事务。虽然偶有重复与冲突之处,但总的来说是相互协作,密不可分的。所以尽管尚书台成为行政中枢,但列卿始终不废而且执掌实职,这说明它是中央行政机构运转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南齐书》卷五六《幸臣传论》所谓“尚书八坐五曹,各有恒任,系以九卿六府,事存副职”,就是这个时期中央行政机构相互协调运转的大体情况。

作者介绍:黎虎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范文五:清代鸿胪寺正音考

作者:平田昌司

中国语文 2001年05期

  1 引言——有关明清时期汉语共同语的讨论

  明清时期汉语口语共同语的标准音系,传统观点认为是北京音。王力(1957)说:“自从1153年金迁都燕京(即今北京)以来,到今天已有八百多年,除了明太祖建都南京和国民党迁都南京共五十多年以外,都是以北京为首都的。这六百多年的政治影响,就决定了民族共同语的基础。”对这种说法,1980年以来,有些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如李新魁(1980)认为,“口语的标准音就一直以中原地区的河洛语音(一般称之为“中州音”)为标准。……到了清代中叶以后,逐渐有人推崇北京音的地位,提出当以北京音为正音”;鲁国尧(1985)依据利玛窦《中国札记》的记载,以比较慎重的语气提出:“南京话在明代占据一个颇为重要的地位,或许即为官话的基础方言”,后来在1994年增加的“后记”里又指出,在明治九年(1876年)以前的日本汉语教育最重视南京话,并认为“这一史实也有力地证明了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是南京话”。(304页)另外杨福绵(1995 )也主张“明末清初的官话基础方言是当时的南京方言”。(69页)高田时雄(1997)、古屋昭弘(1998)等参考多种材料证实了明清传教士的观念里“南京话”(注:古屋(1998)指出,传教士所谓“南京省”指南直隶,其范围相当于安徽、江苏。)代表汉语。总之,关于明清时期汉语共同语的基础,目前存在(1)北京音、(2)中州音、(3)南京音三种学说。

  从永乐十九年(1421年)以来,明清两代的首都一直在北京。倘若在这四五百年间,北方音没有能够取代南京音的地位,似乎不很自然。

  吕坤(1536-1618)《交泰韵·凡例》(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说:“万历中,余侍玉墀,见对仗奏读,天语传宣,皆中原雅音”,(云南图书馆重校刊《吕子全书》本)说明至迟在万历年间,“中原雅音”享有朝廷标准语音的地位。朝鲜李朝《世宗实录》卷六十二页二十六,世宗十五年(即明宣德八年,1433年)十二月壬戌条说:“予欲遣此子弟于义州,使之来往辽东,传习汉语何如?佥曰:辽东乃中国一方,语音不正。臣等以为前所选子弟使之仍仕司译院,常习汉音诸书,每于本国使臣赴京时,并差入送,如此循环不已,则汉音自然通晓”,朝鲜诸臣认为辽东“语音不正”,建议让通事子弟随同使节赴北京学习汉语。

  赵元任曾指出,“规定音位的(如果不是语音的)发音标准的最初尝试,其成果体现在1919年的官方字典《国音字典》里……在此之前中国历代朝廷并没有正式给标准口语下过定义”。(Chao,1961,叶蜚声译文)既然如此,最能看出官方语音规范的根据,可能就是朝廷仪礼中使用何种汉语。本文试据《大清实录》、《学政全书》、《礼部则例》、《科场条例》等清代政书,考定清代朝廷对汉语语音规范的意识。

  2 清朝宗室、旗人的汉语

  讨论清代官话的性质,旗人汉语的方言基础是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注:关于清朝乾隆年间以前的满汉翻译等语言问题,宫崎市定(1947)作过详细的研究。)太祖努尔哈赤(1616-1626)跟通汉语的朝鲜俘虏谈话时全靠汉语翻译,(注:藤本幸夫(1994)指出,清朝在努尔哈赤时期很缺乏能操汉语的通事,朝鲜方面的清语通事也很少,双方沟通起来很不方便。但到清太宗时代,在沈阳接应朝鲜质子的清朝官员里汉人占多数。)当时满官里面懂汉语的人也极少。而到太宗皇太极(1626-1643)时期,情况有所变化,清廷的汉官已占较高的比例, 这些汉官往往具有使用满汉双语的能力(藤本幸夫,1994)。刘献廷(1648-1695)《广阳杂记》卷一提到“大兄云:满洲掳去汉人子女, 年幼者,习满语纯熟,与真女直无别。至老年,乡音渐出矣。虽操满语,其音则土,百不遗一云”,(中华书局,1957年,32页)这些汉人被俘的年代应该在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清太祖努尔哈赤攻陷抚顺、清河之后。因此可以推断:满人开始大量吸收汉语词汇的年代也应该在这个时候,满洲汉字借音的基础应该是辽宁一带的官话。(注:山崎雅人(1990)指出,满洲汉语音在17世纪前期形成,其音系特点跟现代北京音十分接近,个别字音跟现代东北方言或者现代山东方言相似。)据藤本幸夫(1994)所引天聪七年(1633年)宁完我《请变通大明会典六部通大明会典六部通事奏》,太宗和汉官谈话时需要通过汉语翻译。到顺治元年(1644年)清朝入关前后不久,还不是所有的满人文武官员都精通汉语、汉文。顺治皇帝“习汉文,晓汉语”(《顺治实录》卷十五页六),顺治十三年二月丙子有“吏科给事中王启祚奏言,皇上博览群书,内院诸臣翻译不给”(《顺治实录》卷九十八页二十)的记载,可见顺治帝阅读汉文典籍主要依靠满文的翻译。

  满人的汉语水平在康熙年间得到了显著提高。康熙帝顺治十一年(1654年)出生于北京,自述“朕自五龄即知读书”(《康熙实录》卷一百十七页十九,

  康熙二十三年十月乙丑条)。

  法国传教士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康熙帝传》也说, “他写得一手漂亮的满文和汉文,而且比朝廷中任何大臣都能更好地讲这两种语言”(马绪祥译,219页),当时满语在宫廷里广泛使用, “我们四个住在北京的传教士,有幸被皇帝召去为他讲解欧洲科学,有的用汉语讲,有的用满语讲,因为满文比汉文更容易,更清楚”(马译,222页), 并且“皇子们都能流利地讲满语和汉语”(马译,241页), 后来就有“我朝家法,皇子皇孙六岁即就外傅读书,寅刻至书房,先习满洲、蒙古文毕,然后习汉书”(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四,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50页)的规矩。康熙十年(1671年)正月己丑条有上谕:“各部院及各省将军衙门通事,原因满官不晓汉语,欲令传达而设。今各满洲官员既谙汉语,嗣后内而部院,外而各省将军衙门通事,悉罢之。”(《康熙实录》卷三十五页五至六)可以看出,到17世纪后期,宗室、满官都会使用满汉双语——当时满人社会使用的汉语,应该是辽东、幽燕一带的官话,相当于现代“北京官话区以北京市为起点,从西向东,范围逐步扩大,形成西南狭窄,东北宽阔的喇叭形区域,包括河北省东北部、内蒙古东部和东北三省的绝大部分”。(林焘,1987b,167页)(注:笔者很赞同林焘(1987a )所说“在旗汉人中的大多数原来都是居住在东北的汉族人,他们所说的汉语方言就成为八旗的通用语言”的观点,但不同意“到清入关前,满族人之间一般也都以汉语对话”等说法。)

  3 鸿胪寺的正音——朝会唱赞和直隶音

  满人社会通行的汉语以关外的官话为基础,在汉人的传统文化意识里,它的地位本来比较低微。不过,至迟在乾隆年间,直隶音取代“中原雅音”成为汉语的标准音。下面我们根据清代鸿胪寺的规定,考察语音标准转变的过程。鸿胪寺“掌朝会、宾客、吉凶仪礼之事。凡国家大典礼、郊庙、祭祀、朝会、宴享、经筵、册封、进历、进春、传制、奏捷,各供其事”(《明史·职官志三》),在百官朝会等最正式的场合,掌司仪、赞导行礼等职务。鸿胪寺唱赞的语言,实际应该能够代表朝廷对标准语音的看法。例如南宋张端义《贵耳集》卷下说:“德寿孝宗在御时(1162-1189年),韺门多取北人充赞喝,声雄如钟, 殿陛间颇有京洛气象。自嘉定(1208-1224年)以后,多是明、台、温、 越人在门,其声皆鲍鱼音矣”(《学津讨原》第十五集),说明宋室在1127年南渡之后,还有一段时间继续以汴洛方言为朝廷标准音。明代的情形已见上文所引吕坤的叙述,兹不重复。(注:李新魁(1980)、李新魁(1987)曾把《贵耳集》、《交泰韵》举为“共同语”中州音说的例证。)

  清制鸿胪寺“鸣赞掌傧导赞唱,序班掌百官班次”(《清史稿·职官志二》“鸿胪寺”条),但史书上仅写到序班的语言问题,没有论及鸣赞(清初定额是满洲16人,汉8人,后来裁减到满洲8人,汉2人)。下文讨论的鸿胪寺正音,只得限于序班、额外序班(学习序班)的情形。鸿胪寺序班是汉官,清初置22人,顺治十五年省10人,康熙三十八年省6人,乾隆七年又省2人,最后仅保留了4人。另外在乾隆九年(1744年)增设了额外序班12人。序班和额外序班,一开始规定录用“直隶、河南、山东、山西四省生员”:

  雍正六年(1728年)……鸿胪寺序班,经制六缺,例由直隶、河南、山东、山西四省生员在京者,具呈考补。但此等生员皆因规避考试,倩人转呈,并未亲身到京。嗣后生员愿考序班者,请令取具同乡京官印结,选取留寺学习。其迭催不赴考之生,该寺查出除名,仍归学肄业。(《雍正实录》卷七十五页七)

  乾隆九年奏准,鸿胪寺序班设额外十二缺,于直隶、山东、河南、山西四省生员,拣选仪度端庄,声音洪亮者,暂给顶戴,在寺学习行走,与现在鸣赞、序班一体当差。俟有序班缺出,拣选补用。(乾隆三十九年《学政全书》卷七十七页一)

  《清史稿·职官志一》说,“世祖入关,因明遗制,自内阁、部以迄庶司,损益有物”,上文所谓“例由直隶、河南、山东、山西四省生员在京者”,可能是顺治初年以来的成规,或许还沿袭了明代制度。假定鸿胪寺序班要选用发音很标准的生员,为什么要包括通用晋语的山西省?就此疑问,这里提出一个解释:清代初年礼部区分各省的远近,山东、山西离直隶最近,其次是河南,其次是陕西、江南等(《养吉斋丛录》卷九,九十四页)。礼部要依用这现成的区划,山东和山西成一群,不能割开。四省的选择有其必然的背景。但到乾隆十七年(1752年),有关额外序班的籍贯规定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变化:

  鸿胪寺额外序班,山东、河南、山西三省,虽定额有六,现在学习行走者,止有一人。查山东等三省,离京遥远,该生等行走维艰,所以不数月旋即告归原籍。虽经咨取,年余尚未送到。且该生等声音各别,土语难变,学习唱赞时,虽极力教演,究难合式。惟直隶一省,近居京师,该生等行走不致拮据,其声音演习唱赞,易于合式。(乾隆三十九年《学政全书》卷七十七页一至二)这里很清楚地谈到唱赞语言要求使用直隶音,并指出了山东、河南、山西三省的生员“声音各别,土语难变”。假如鸿胪寺的语音标准没有明确的规范,不可能连河南的“中原雅音”都要排斥。后来乾隆四十年(1775年),鸿胪寺卿汪新奏“学习序班,改于国子监恩、拔、岁、副各项肄业贡生内挑选充补”疏,建议让北京国子监的各省籍恩贡、拔贡、岁贡、副贡生担任额外序班的职务,仍然以“土语难变”为理由被朝廷驳回:

  查乾隆十七年裁减学习人员案内,据该寺以山东、山西、河南三省在寺行走者,声音各别,土语难变,不能合式,请将山东等三省裁去四缺,仍留二缺,一并归于直隶学政咨取等因,奏准在案。今肄业贡生,原系籍隶各省,其中近居直隶者,为数不多。而声音各别,土语难变,有较之山东、山西、河南三省而更甚者。以近京之山东等省,该寺尚以其唱赞难于合式,奏停咨取。而欲于来自各省之贡生,令其变土音而习唱赞,事更有所难行。……应责成直隶学政,于附近府州县生员内,严加选择,务以端雅修谨之士,咨送该寺拣补。不得以乡僻平常生员充数,以杜滥竽。(乾隆三十九年《学政全书》卷七十七页十一至十二)

  这些记载说明,从乾隆十七年以后,朝廷对唱赞语音的要求很明显地严格化:仅有直隶音符合语言规范,而山东、山西、河南三省的官话以及各地的“蓝青官话”都在被贬斥之列。梁绍壬(1792—1837以前?)《两般秋雨盦随笔》卷七“序班诗”条也说,“鸿胪寺序班一官,皆考取大、宛生员为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365页), 在嘉庆、道光之际,鸿胪寺序班全数选用直隶大兴(北京东部)、宛平(北京西部)籍生员。

  另外,还有一则史料很值得注意。同治元年(1862年)七月创设的同文馆补聘汉教习的人选原则是,“至汉教习现系顺天人候补八旗官学教习徐树琳充当。嗣后汉教习乏人,拟即由考取八旗官学候补教习内仿照鸿胪寺序班定制,咨传直隶、河南、山东、山西四省之人,取其土音易懂,便于教引”(《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页三十二)。学校仅仅要求讲课的口音容易听懂,语音标准化的要求没有朝仪唱赞严格,因此不必排斥山东、山西、河南三省人。这事实也许可以当作清初鸿胪寺正音采用“中原雅音”的旁证。

  4 北音强势化的原因

  4.1 北音和南音

  上面我们看到了清代鸿胪寺正音的方言性质。这样就会有一个疑问。明末清初西洋传教士和日本19世纪以前的“唐通事”都很重视江南的官话,尤其利玛窦等人很清楚地指出了南京话的权威性。这些资料应该怎么解释?

  第一,明清时代所谓“正音”往往径指朝廷功令所依据的官韵:《洪武正韵》(明代科举考试内容不包括韵文,文人不重视官韵)和《音韵阐微》。对明清文人来说,“字音”应该有很严格的标准,只要能读出正确的“字音”,就能学会“语音”。例如,朝鲜《成宗实录》卷一百五十八页二十五,成宗十四年(即成化十九年,1483年)九月条说:“我国至诚事大,但语音不同。必学得字音正,然后语音亦正。”雍正六年上谕说:“五方乡语不同,而字音则四海如一。只因用乡语读书,以致字音读惯,后虽学习官话,亦觉舌音难转。”(乾隆三十九年《学政全书》卷六十五页一)既然如此,音系框架越接近官韵,越有文化价值。从这一点来看,“北音”的地位肯定不高。赵元任说,“有种种因素降低了官话的身价,这些因素大多与北方语音演变较快,因而丧失了中古的音类区别有关”,(Chao,1961,叶蜚声译文)举出了入声的消失、尖团的消失、清浊的消失等情形。在清代文化史上地位和势力最高的江浙文人的方言都保存这些区别,官话的“南音”也能分入声和尖团。

  第二,明清时期的南人一直保持文化上的优越意识。对许多南人来说,“对仗奏读,天语传宣”的“中原雅音”可以成为朝廷的标准音,但它并不是整个汉人的共同语。北人用“北音”,南人用“南音”,泾渭分明。利玛窦1582年到达中国以后长期在南方活动,他的正音意识一定受到了江南士大夫的影响。南人对“北音”的评价本来很低,尚且“清兵入关后征服江南的残酷杀伐,在汉人心里留下的阴影始终未能消除”,(注:夏晓虹《晚清女学中的满汉矛盾》,“作为文化制度的中国古典”讨论会论文。(2000年7月15-16日,京都大学)这篇论文讨论到了晚清满汉矛盾的南北反差。)加上这种反满情绪,南人绝不可能喜欢使用“北音”。清代江南很多小学家不大看得起《音韵阐微》,也不承认“北音”是汉语的共同语音标准,其潜在的原因就在这些文化意识和民族意识。钱塘人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卷五“操北音”条讥讽喜操北音的南人说,“今南人喜操北音,世族之子弟尤甚”,断言这是“陋习”(244-245页)。这说明在道光十七年(1837年)以前, “北音”在南方逐渐在扩大流行范围,同时有些南人对它白眼看待。甚至到民国时期,还有不少人不愿意说北京话,例如山东聊城人傅斯年“并不是不会说北京话,就是不要说”(赵元任,1984)。1913年读音统一会上的争吵打架,是明清南北两派正音传统的最后一次冲突。

  第三,对传教士和日本人来说,北京话没有很高的实用价值。

  在康熙年间,侍从皇帝的天主教传教士,比较起来,更重视满语(参看上文引用的白晋《康熙帝传》)。雍正帝对天主教没有好感,雍正元年十二月“安插洋人于澳门,改天主堂为公所,严禁入教”(《清史稿·世宗纪》),从此以后,传教士失去了在北京传教的机会,他们对“北音”并不重视。

  日本从1641年以后实行锁国海禁政策,对外开放的互市场仅有长崎一处,当地的有些华裔成为世袭的“唐通事”。这些“唐通事”主要是南人的后代,原来不说北方话,而且所接触的对象都是来自江苏、浙江、福建的中国商人,学习南方沿海地区通行的汉语就能达到交流的目的。康熙五十八至五十九年(1719-1720),朝鲜申维翰(1681-1752)赴日本观察国情后写下的《海游录》里说,“长崎岛……实海外诸国都会之区,商京商贾航海而来者,或狎倭女,生子往来。故倭人以此得中国事情,亦通汉语。然所学语音,乃苏杭、闽浙、福建以下。故与我人北京译差异”(《海行揔载(1)》[朝鲜群书大系续第3辑]京城:朝鲜古书刊行会,1924年,355-356页), 这一段文字很明确地指出了日本“唐通事”汉语的性质。(参看小仓进平,1967,558-557页)(注:跟日本的情形相反,高丽、朝鲜和元明清时期江南的语言交流不多。明太祖时高丽未敢派人到南京国子监学习。(朝鲜《世祖实录》卷六十一页五十一至五十二))

  南方人原来不愿意说“北音”,也不愿意学。可是,有两种情况引导他们学习北京话,使北京话得到了扩大影响的机会:第一是京官的生活,第二是顺天府试、乡试等的“审音”制度。

   4.2京官的语言

  在首都任职的京官,时有近侍皇帝的机会,仪表和标准口语都会成为提拔重用的原因。例如明嘉靖年间任直经筵日讲的夏言(贵溪人)“眉目疏朗,美须髯,音吐弘畅,不操乡音。每进讲,帝必目属,欲大用之”(《明史·夏言传》)。清雍正帝说:“即如月选各官引见时,朕观其人虽似不及,但岂得以语言相貌,一见而定其优劣,遂将无过之人,即行斥革?是以姑且补授,令其莅任。”(《雍正实录》卷五十一页十八)透露了皇帝随时都要抗拒“以语言相貌定其优劣”的内心诱惑。南宋时“益公周必大又思所以处诚斋杨万里,奏为读册官。寿皇孝宗云:‘杨,江西人,声音不清。不若移作奉册’”(《贵耳集》卷下),民国初年“清帝逊位后,陈公宝琛任师傅,欲引先君陈三立相佐,先君辞以不能操京语”(陈寅恪《寒柳堂记梦未定稿》,载《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68页), 这些都间接地表示了标准语音的地位。外省人在京城生活、交流,通晓北京话的方便固然不少,还有可能增加晋升的机会,因此清代北京话比较容易成为强势语言:“一县之中以县城为则,一府之中以府城为则,一省之中以省城为则,而天下之中以皇都为则。故凡缙绅之家及官常出色者无不趋仰京话,则京话为官话之道岸。”(岩田宪幸1994所引高静亭《正音撮要》卷一,道光十四年[1834年]刊本)另外,京官的子弟长期在京城生活,必然学会北京音。龚自珍(1792-1841)是浙江仁和(今杭州)人,5岁至21岁随父住在北京,后来还居住过江苏、浙江,因而得到了运用北京话、吴语两种方言的能力:“凡驺卒谓予燕人也,凡舟子谓予吴人也。其有聚而轇轕者,则两为之舌人以通之。”(《定盦文集补·己亥杂诗九十一》原注)这样,北京话通过任为京官的世族贵胄扩大了自己的势力。

  4.3顺天府的审音——冒籍和北京音

  明清时期江浙的文化水平最高,科举乡试竞争非常激烈,因而有些南方人冒籍在北京参加乡试。据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四“京闱冒籍”条、卷十六“乙酉京试冒籍”条,冒籍应考的情形在明代顺天府频频发生(中华书局,1980年,374页、418页)。为了防止南人冒籍作弊,清朝礼部至迟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以前定下了顺天考试的“审音”制度:其一,全部考生一律参加“审音”口试,由官方识别是否顺天府人;其二,顺天府大兴、宛平人考顺天府学的岁试或科试不需要考文,仅进行“审音”而已。虽然采取了这些措施,冒名顶替的情况还是屡见不鲜。

  康熙三十九年又定:顺天乡试大兴、宛平两县,审音不详,草率送试者,照收考、送考官例降级。其行查不据实呈报者,照出结官例革职。(光绪二十一年《科场条例》卷三十五页六)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迩来浙江、江南人冒直隶等处北籍及代人考试者甚多。十三省语音朕悉通晓,观人察言,即可识辨。著出示遍晓:“中式进士等,其中有冒籍替代等项,俱赴部实首。复试之日,朕前亦许面奏。倘隐蔽不发,朕一查出,悔之无及。”(《康熙实录》卷二百四十九页十八至十九)

  雍正十二年(1734年)……礼部议复,顺天学政吴应棻疏言:“定例岁、科两试,文武童生,先由本县考取,造册送府,该府再行考试。惟宛平、大兴两县童生,向例止凭审音,并不衡文,以定去取。嗣后请照例由县审音,再行考试,造册送府,庶例归画一,而假冒顶替之弊,亦可永除”,应如所请。从之。(《雍正实录》卷一百四十二页十)

  顺天“审音”原由大兴知县、宛平知县、顺天府丞负责。考生事先知道考官的名单,不容易避免弊端。从乾隆十年以后,特派满、汉御史各一人参与“审音”,当时把他们称为“审音御史”。

  乾隆十年(1745年)……又奏:审音宜特派大臣一二员,或满洲御史一二员,协同详审,乐舞生一例审音。查审音向专责大、宛知县及府丞。今以两县童试特派大臣,似非政体。应于府试时,该府丞移咨都察院奏派满汉御史各一员,会同审音。(《乾隆实录》卷二百五十五页三)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七月己丑,乾隆帝引见顺天人张廷泰听出他说话带有绍兴口音,从而引起了冒籍应考的疑惑。因为张廷泰的疑案还牵涉到顺天“审音”的有效性和地方官回避制度的缺陷,一时成为了朝廷关注的热点:

  本日户部三库带领浙江解饷官绍兴府通判张廷泰引见,听其所奏履历,似绍兴语音。因加询问,据奏“幼曾随父至绍兴住居数年,遂习其土音”等语。此与浙人寄籍顺天者何异,而其言未必信然也。……至顺天应试,例有审音御史、验看月官,则特派九卿、科道,皆宜悉心询察。且朕于各官引见,奏对履历,为时无几,尚能辨其语音。诸臣审音验看时,如果留心听察,南北音声无难立辨。皆由诸臣视此等事不以为意,遂至混淆莫辨,殊失敬事之义。……此次降旨之后,如冒籍者尚敢匿不报明,其审音验看诸臣,复不认真纠劾,经朕察出,除本人究治外,定查明审音御史及原派之九卿、科道,一并议处。(《乾隆实录》卷一千三十七页二十二至二十四)

  乾隆四十二年十月乙未……礼部议奏:山东道御史戈源奏请,申明冒籍治罪条例。查大、宛两县,多士云集,土著、寄居,不免参杂。立法日久,渐成具文,应将严定冒籍禁例详开,交顺天府追行晓谕。……又奏:御史审音,南籍者亦行开列,似非远嫌防弊之道。亦应如所奏,将南籍御史回避扣除。(《乾隆实录》卷一千四十二页六至七)

  事实上,严格执行“审音”困难不小。北京“土著、寄居、不免参杂”,长期居住北京的外省人在自我意识上大概很接近顺天府人,说起北京话来无法辨别冒籍与否。(参看4.1 所引龚自珍语)有些南籍御史对冒籍南人“审音”不很严格,有些御史不愿意为“审音”得罪别人,听出了南方口音也故意放行。有的南方考生还钻到大兴、宛平以外的直隶各府贡院参加考试,此种情形会严重影响科举考试的公平性,朝廷不得不屡次下令警告,甚至还要把“审音”的对象扩大到顺天、天津二府:

  嘉庆十二年(1807年)奉上谕:周廷栋奏“大、宛两县童试冒籍较多,据实奏请查办”一折。考试为抡才大典,而府县试尤为士子始进之階,文风各省不同,学额亦定数不一。自应严禁冒籍,以遴实学,而息纷争。京师大、宛两县,为四方文人萃聚之区,向来多有南省士子希图倖进,冒籍应试者,历经科道等条奏清查,而此弊相沿已久,仍未肃清,总由不肖廪保,扶同徇隐。而特派出之审音御史等,又视为积习相沿,惧干嫌怨,仍不实力稽查所致。现在正届顺天府试之期,已派出御史达德、郑士超二员,前赴贡院,会同该府丞审音。该御史等逐一详细确查,乘公点验。如一经查有弊窦,即著据实参奏。(光绪二十一年《科场条例》卷三十五页十五至十六)

  凡顺天所属州县及天津府属,均将应考童生,照大兴、宛平两县之例,严加审音具结,申送学政存案。(道光二十四年《礼部则例》卷六十页四)

  从这些史料可以看出,清代北京话是一种带有强烈权力色彩的“官话”。南人如能学好“北音”,在各种场合有非常实际的用处。

  5 结论

  下面把本文的结论简述如下:

  (1)明代万历年间的朝仪唱赞,一般都使用“中原雅音”。 (吕坤《交泰韵》)

  (2)在清朝皇太极、顺治帝的在位期间,满人基本学到了辽东、 幽燕一带的汉语,并把它定为满汉对译的语言标准。到康熙年间,宗室成员和满官都获得了使用满汉双语的能力。而清代初年的鸿胪寺承袭明代朝廷的标准语音观念,把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四省的“中原雅音”定为正音。到乾隆十七年,直隶音(辽东、幽燕官话的后裔)取代“中原雅音”正式获得了鸿胪寺正音的地位。但它只是清代的宫廷语音,还不是整个汉人的共同语音。

  (3)“北音”失去了许多传统音类的区别, 明清时期的江南士大夫一般对它不大重视,也不屑于积极去学习它。对他们来说,“南音”才是真正的标准官话。利玛窦等传教士重视南京话,可能为江南系统正音观念的默化所移。日本“唐通事”,为接待浙闽等南方商人的方便学习汉语,没有必要学习北京话。常有机会赴北京贡物的朝鲜人很注意北京官话,这跟传教士、日本“唐通事”的情形迥然不同。

  (4)南人通过任京官等机会接触到北京官话, “北音”的势力在江南世族家庭里逐渐扩大。南人在顺天府试、乡试冒籍顶替的情形,正反映了北京话的扩散现象以及其权力色彩。

  附带说明一下:清代北京官话的强势语言化趋势,仅限定在口语的范围。Elman(2000)等著作以为,参加科举需要用官话读字的能力, 其实不然。中国传统的读书,原则上都要使用自己原籍的方言读字,用不着为读字去学官话。例如赵元任(1891-1981)随祖父赵执诒生活在直隶,说的“多半儿是京话,带点儿常州话的尾子”,但读书时“我们一家子大大小小,一碰到念字念书,就用道地的常州音。所以非得找个常州先生才行”(赵元任1984)。从《朱子语类》、《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到《曾文正公家训》等历代读书法都详细传授如何读书作文写字,而几乎不涉及到口语或官话的学习,这一点也非常需要注意。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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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平田昌司 日本京都大学在学院文学研究科

范文六:试论国宝唐鸿胪井刻石的回归

  摘要:公元713年,唐鸿胪卿崔�出使“震国”,宣布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其地为“忽汗州”,完成了“渤海归唐”的历史使命。返京途中崔�在辽宁旅顺黄金山下的巨石上刻下29字刻文,即“唐鸿胪井刻石”,它是中国东北史研究中重要的文物和文献。1908年刻石被日本海军掠至日本。中国学者一直在学术文章中和新闻媒体上呼吁国宝回归,本文将试图分析刻石回归意义及建议。

  关键词:鸿胪井刻石;回归;意义;建议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851(2009)12-0179-02

  

  一、鸿胪井刻石溯源

  

  唐鸿胪井刻石是一块十多立方米大的褐色驼形硕石,像一个握紧的拳头伸出地面,唐开元二年(714年)建立,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修建了碑亭,1908年被掠至日本,现在日本皇宫建安府。

  (一)修建始末

  《旧唐书・渤海��传》记载:“睿宗先天二年(公元713年),遣郎将崔�往册拜祚荣为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渤海郡王。”这就是千余年前,唐鸿胪卿崔�出使渤海,到达��都城旧国(今吉林敦化),圆满完成册封使命。翌年春,返京复命的唐鸿胪卿崔�来到辽东半岛最南端的旅顺。作为纪念,遂在黄金山下,凿井二口,并在井边巨石上刻下29字刻文,作为永久的见证。使这块原本普通的岩石幸运的成为唐王朝与渤海关系史的实物鉴证,国宝旅顺黄金山唐鸿胪井刻石由此诞生。29字刻文记载着祖国统一的历史进程,是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象征。

  (二)被盗经过

  唐鸿胪井刻石建立以来,一直受到当地民众和官员的喜爱和保护,夏迎风雨,冬披雪霜,静静地在黄金山下度过了千余年。1908年,在日俄战争中取胜的日本海军把鸿胪井刻石强行掠走,作为“战利品”奉献给当时的日本明治天皇。从此刻石被藏入日本皇宫建安府内。100年间,中国人再也没有机会见到过唐鸿胪井刻石。

  

  二、鸿胪井刻石回归的意义

  

  (一)历史意义

  1、民族融合的里程碑

  鸿胪井刻石是鸿胪卿崔�为纪念出使渤海国此次重大事件而凿刻的,有1000多年的历史。从鸿胪井的史实可以看出,鸿胪井遗迹是中国东北地区隶属于中国中央政府的印证,是满汉两族先民接触、融合的一块“里程碑”,是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物,是研究唐史、东北地方史、渤海国史、满族史、大连地方史等极为珍贵的文物资料。

  2、澄清唐朝中国东北的归属问题

  鸿胪井刻石有力地纠正了某些国外学者曲解渤海国与唐王朝之间关系的错误说法。有些外国学者称渤海是与唐王朝完全对等的独立国家,否认渤海国隶属和臣服于唐的历史事实,称唐朝廷从未册封过渤海王,而渤海王也从未接受过册封,从未履行其藩封的各项义务。由于鸿胪井刻石的存在,这些观点不攻自破。

  (二)现实意义

  1、文化价值得以体现

  中华国宝――鸿胪井刻石,是中华民族文明的象征和载体,更蕴涵着无穷无尽的民族精神和气节,它传播了专属于华裔子孙的民族文化。安阳殷墟虽在,但要看到甲骨文却要去日本;敦煌依然,但敦煌学却在国外。国宝流失就是文化流失;国宝散佚,就是文化断层。文物是历史文化的载体,一旦离开产生它的文化母体,其价值就大失。只有使流失海外国宝――鸿胪井刻石重新回归其应属的文化链条,才能够使其大放异彩。承担起传承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历史重任。只有把鸿胪井刻石放在黄金山下,与旅顺鸿胪井遗迹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才能显示它的文化和艺术价值。

  2、爱国主义教育意义得以实现

  历史的尘埃淹没了无数人类文明,战乱岁月和天灾人祸致使无数华夏瑰宝、国之重器流失散落到了海外。鸿胪井刻石是满汉文化融合的典范。它作为现存有关渤海政权碑志刻石中时间最早的一块,是千余年前中华大地最为辉煌壮美、璀璨绚丽的篇章。正因为其具有无与伦比的史学和艺术价值,才导致鸿胪井刻石在百余年前,惨遭涂炭[4]。鸿胪井刻石的回归,既可以显示中国政府保护民族和世界优秀文化遗产的立场和决心,极大地促进了文物保护事业,同时也见证了昔日贫穷落后的中国不断走向繁荣强大的历程。有利于增强中国人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识,是中华民族复兴最持久有效的力量,极大的增强民族凝聚力。

  3、学术意义

  珍贵的鸿胪井刻石上刻有29字碑文,点石成金,使这块普通岩石有幸成为渤海与唐朝关系史的唯一物证,具有珍贵无比的历史文物价值。举凡谈及渤海国的建立和唐对辽东经略的中外文著,无不引用旧唐书的这段记载和此刻石的碑文。 鸿胪井刻石的回归,可以丰富中外学术界的论文著述,同时也造就了一批中外唐鸿胪井刻石研究学者。

  鸿胪井刻石的回归,有利于增强中国人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识,是中华民族复兴最持久有效的力量,极大的增强民族凝聚力。

  

  三、鸿胪井刻石回归的建议

  

  (一)媒体发挥宣传作用

  巍巍中华,千年沧桑!中国,这个有着五千多年悠久历史的东方古国,其灿烂文化、辉煌文明曾为它的子孙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物遗珍。然而,那段屈辱的近代史里,本应该属于故土,本应该属于中华璀璨之光的鸿胪井刻石却飘零异邦,在日本的宫廷花园内与神州遥遥相望。但是,有多少中国人知道鸿胪井刻石?有多少人参与到鸿胪井刻石的追讨之中?少之又少!国内的新闻媒体应该发挥其新闻传播和舆论导向作用,大力报道刻石及其回归历程,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刻石,让更多的中国人参与到刻石回归的征途中。

  (二)民间力量大力支持

  刻石的回归需要更多的社会力量共襄盛举,社会各界尤其是企业界应共同参与到鸿胪井刻石的追讨行动中来,率先捐助,支持追讨刻石的义举。企业界优秀群体的支持将对刻石的追讨工作起到示范性和促进性的作用,也将进一步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三)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政府支持、专家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刻石的回归需要全体国人共同呼吁,共同参与。政府、企业单位、学校等部门、团体要通过各种生动活泼的形式,广泛、深入、持久地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和宣传,提高全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在全社会进一步发扬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祖国利益和尊严为最大耻辱的良好风尚。要使我们的青年了解祖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了解鸿胪井刻石回归的重要性,使之能自觉加入到刻石回归的漫漫征途中来。让国人知道“强而知耻,知耻而后勇”的道理,爱国主义精神是我们今天呼唤刻石回归的重要力量。

  (四)海外华人继续贡献力量

  流失日本的鸿胪井刻石,与颠宕的大唐盛世联系在一起。香港、澳门、台湾以及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与伟大祖国联系在一起。在日本皇宫受尽冷落的鸿胪井刻石更是许多华侨心头难解的一个结,在刻石追讨工作如此艰难的进行过程中,华人华侨肩负义不容辞的责任,联合世界各地尊重祖国遗产,热爱中华文明的华人华侨,广募资金,通过各种方式多种渠道促成流失海外的鸿胪井刻石早日回归祖国。

  

  四、结语

  

  鸿胪井刻石是唐代东北地区政权统一的唯一物证,是满汉文化的物化,是满汉民族融合的历史记忆,其价值无法估量。让鸿胪井刻石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是我国人民长期以来难以释怀的情节。鸿胪井刻石的回归,需要每个人贡献自己的力量。索回流失的刻石,弥补中华文化的缺憾,保护中华文化遗产,延续中华文明的奇迹,四海一心,共铸刻石回归之路,民间力量的参与,向世人昭示:国宝――鸿胪井刻石,炎黄子孙不曾忘记。

  

  参考文献

  [1]金杰,王仁富.唐册封“渤海”使臣“崔�”名字四百年的跨国大讨论[J].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04,(2)

  [2]李佳军.疑义相与析――文献资料阅读一例[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4,(4)

  [3]赵德祥.鸿胪井石刻考略[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3).

范文七:鸿胪馆·唐人町·金印

     在日本列岛中,福冈的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它作为通商口岸具有2000多年的历史,自古以来,这里就是西渡中国大陆的要冲,也是日本与亚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窗口。发端于广州的海上丝绸之路,其环海东行的第一站便是博多――福冈的前身。   1601年,封建诸侯黑田长政在博多西面的福崎丘陵上修筑了舞鹤城,因黑田的祖先居住地叫“备前邑久郡福冈”,故也称舞鹤城为福冈城。于是,“福冈”这一名称诞生并沿用至今。   福冈是最靠近中国的日本城市,因其地利之故,福冈在中日交往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城市里许多地方仍可以触及到中日交往的历史脉搏。   中日交往的鼎盛期在隋唐,千余年前,大批遣隋使、遣唐使以谦谦学子之风,扶桑启航,西渡华夏,汲取精华,造福东瀛,成为千年文化交流的佳话。考古学家告诉我们,其出发点正是今天的福冈。当时作为学子歇脚的馆舍――鸿胪馆正位于博多湾畔。   博多曾经作为军事要地,置有屯仓(公元536年),律令时代作为太宰府的外港,昌盛而繁荣,至今尚残存着当时海岸的石垒、哨所、接待外国来宾的鸿胪馆旧址。   鸿胪馆是日本平安时代的外交设施,曾在平安京、难波、筑紫三处设置。“鸿胪馆”一词来源于古代中国的外交部门――鸿胪寺。“鸿”意为“大”,“胪”意为“传播”。“鸿胪”在此作为外交官的官名。地处福冈筑紫的鸿胪馆历史最长,在飞鸟、奈良时代被称为筑紫馆。它是接待留宿唐朝和新罗使节的迎宾馆,是遣唐使和遣新使出发前做准备的场所,又是对外贸易的窗口,堪称日本古代最先进的国际交流据点。   公元6~9世纪,日本经由博多不断派出“遣唐使”和“留学僧”前往中国。仅在公元630年~公元894年间,日本派出的使节就有13次。迎送唐朝使节的“迎入唐使”和“送客唐使”6次,共达19次之多。日本僧人圆仁和尚在他的著作《入唐求法巡礼记》中记叙他从博多“鸿胪馆”出发到中国的经历。唐代高僧鉴真应日本僧人荣睿、普照的邀请东渡,几次挫折,第6次终于东渡成功,经博多抵达古都奈良,在日本传播了佛教和唐文化。   从宋代开始,侨居博多的中国商人逐渐增多,至明代,在博多西面的箱崎出现了“大唐街”。现在福冈市西区有一个地方叫“唐人町”。据考古推测,今“唐人町”的居民源于“大唐街”。当然他们已经不再是中国人,但是中国的唐代习俗在他们以至整个日本都保留了下来。今天福冈市地铁一号线在这个地方还有“唐人町”站,有趣的是,站牌是以出土的中国古代青花瓷器作为标志的。   1784年,一位农夫在志贺岛的农作中,掘得日本国宝――东汉光武帝赐予倭奴国王的龟钮金印。此印以金铸造,印重108.729克,印钮呈盘成一团的蛇形,并有穿印绶的小孔。这枚刻有“汉委奴国王”字样的古代金印,经考证是中国《后汉书》所载“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所指的那块金印。为了纪念金印出土,福冈市特把出土金印的地方辟为“金印公元”。此印与广州西汉南越王的龙钮金印时隔百年,一东(汉)一西(汉),一前(汉)一后(汉),相映成趣。   100年前,海洋文明的蓬勃激发近代革命的爆发。以广州为中心的南粤和福冈所在的九州,从历史上的南蛮之地一跃成为孕育新思想的热土。带水两侧的志士仁人隔海呼应,孙中山先生更是数渡扶桑寻求支持。其间,与福冈政治领袖进腾嘉平太先生结下了深厚友谊。半个多世纪后,其孙进藤一马念念不忘儿时受中山先生抚顶之恩,在担任市长期间主动示好,亲手与广州签署了友好城市缔结协议。

范文八:黄山寺学校班主任工作职责

黄山寺学校班主任工作职责

1、做好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学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教育学生遵纪守法、遵守《中小学生守则》和《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

2、经常与任课教师、学生家长联系,及时了解和研究学生的思想学习情况,教育引导学生明确学习目的,端正学习态度,改进学习方法,学好各门功课。

3、教育、指导学生参加学校规定的各种活动,教育学生坚持体育锻炼,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生活习惯和卫生习惯。

4、关心学生课外活动,指导学生参加各种有益于身心健康的科技,文娱和社会活动,鼓励学生发展正当的兴趣特长。

5、进行班级的日常管理。建立班级常规,指导班委会和本班的团队工作,负责对本班学生进行各项考核工作,撰写学生评语、评定操行成绩,组织评选“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

6、按时参加班主任例会和填写好班主任工作手册,经常向德育处及校领导汇报工作情况。

7、认真执行班主任工作规范,做好学校统一布置的各项工作。

8、每学期认真制定班主任工作计划并切实加以实施,学期结束时,做好工作总结,注意积累工作经验,不断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成效。

范文九:铁佛寺小学德育处主任工作职责

铁佛寺小学德育处主任工作职责

德育处主任在主管校长领导下,具体负责学校学生德育工作,其职责如下:

1、根据工作需要和本校学生的实际,每学期拟定德育

工作计划,并认真组织实施,做好总结。

2、制定、完善班级、班主任评价细则,组织指导年级

组长、班主任分别做好年级、班级日常管理工作、学生的德育考核、操行评定和评选“优秀学生干部” 、“三好学生”等工作;做好学困生的转化工作;及时总结推广年级组、班级的工作经验。

3、每日组织师生对学校相关工作进行认真检查,及时

评价、反馈。学期、学年末,协助校委会对班主任的工作进行考核评估,公开、公正地进行优秀班主任、优秀班集体的评选、表彰。

4、组织校级德育经验交流活动,定期召开班主任、辅

导员工作会,交流德育工作经验。

5、组织学生参加各种有益的集体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主持每周升旗仪式和各种节日纪念活动;主管学校广播站、黑板报等工作。

6、指导团、队、学生自管会开展各项工作,培养优秀

学生干部。

7、协同总务处做好班级公物管理工作。

8、加强学校、家庭、社会的联系,协同做好家长学校

工作。

9、建立健全学校德育管理的规章制度,收集、整理本

处室常规工作资料。

10、完成校委会布置的其他工作。

安阳市铁佛寺小学

范文十:岗位职责(鸿业)

编 制 说 明

(1) 本岗位职责根据集团公司财务部目前的岗位设置状况而制订。 (2) 岗位的设置将根据集团公司财务部的实际情况而变化。

(3) 岗位职责内容将按照具体的岗位要求不断修正、补充和完善。

财务部经理职责

(1) 在集团公司总经理和财务分管领导的领导下,组织公司资金的

调配、成本的核算和财务的管理,大力推行工程项目成本管理模式,加强集团公司的经济核算和分析工作。

(2) 严格执行国家财经制度、财经纪律以及财务会计制度,加强集

团公司的财务管理工作。

(3) 负责组织起草财务方面的管理制度及有关规定,并组织、监督

其有效运行。

(4) 根据集团公司的方针、目标、要求,负责本部门方针目标的展

开、检查、诊断和落实工作。

(5) 组织对分公司实施的双包工程项目进行逐步的清理、做好内部

的清算工作。

(6) 组织对集团公司新开展的工程项目实行项目的成本管理。

(7) 组织会计人员学习相关的国家颁布的新会计法规、新税法和相

关知识,提高会计核算水平,更新财税知识。

(8) 完成集团公司领导临时布置的各项任务。

(1) 根据国家财务会计法规规定,结合集团公司具体的特点,负责

拟订集团公司会计核算的有关工作细则和具体规定,报经领导批准后组织实施。

(2) 参与拟订集团公司的财务计划,审核、分析、监督预算和财务

计划的执行情况。

(3) 在财务经理的领导下,准确、及时做好帐务和结算工作,正确

进行会计核算,正确计算收入、费用、成本,正确计算和处理财务成果,具体负责编制集团公司月度、季度、年度会计报表和年度会计决算报告。

(4)做好集团公司与各分公司、项目部之间的协调与联系工作。

(5)做好财务审计工作,每月对各分公司、项目部财务进行审计,

配合集团财务部做好各项内、外部审计工作。

(5)审核各项原始凭证的合法性、合理性与真实性、审核费用发生

的审批手续。

(6)负责集团公司税金的计算、申报和解缴工作,协助开展财务审

计和年度检查。

(7)做好集团公司总帐与单项工程的核算与分析工作,指导分公司

正确核算成本费用及内部经济业务,力争做到成本核算标准化,费用控制合理化。

(8)做好集团公司工程承包、材料采购等经济合同的备案工作。

(10)协助财务经理做好部门内务工作。

(1)按照国家财经法规、公司财务制度的有关规定,认真办理银行

结算业务、提取和保管现金,完成收付手续。

(2)认真审核开具银行支票、备用金借支的用途、手续、控制使用

限额和报销期限,做到前清后支、不允许坐支、开空头支票。

(3)严格审核报销单据、发票、请款报告等原始凭证,按照费用报

销和付款流程有关规定,办理银行和现金收支业务,做到合法准确、手续完备、单证齐全、符合付款条件,否则拒绝付款。

(4)负责妥善保管现金、有关印章、空白支票,做好有关单据、账

册、报表等会计资料的整理、归档工作。

(5)每日根据公司当日资金收支情况编制“资金使用日报表”,并汇

总各分公司资金日报表,编制“分公司资金使用汇总表”,月末编制“资金支出计划对照表”和当月分析报告。

(6)及时做好各种票据报销,工资、奖金、加班费及福利费的核发

工作以及各项票据的审批传递工作。

(7)认真登记现金、银行存款日记账,填制记账凭证,进行账务处

理,做到日清月结,账证相符、账款相符、账账相符,发现差错及时查清更正。月末,根据银行对账单核对银行存款余额,对未达账要及时查询, 同时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并根据当期发生额编制“出纳报告单”。

(8)完成集团领导和财务部交办的其他各项工作。

项目成本会计职责

(1)在财务部经理的领导下,按照国家财税法规、集团公司项目会

计核算办法和项目成本管理的有关规定,对工程项目进行规范的成本核算、管理及监控,积极参与拟定工程项目成本核算的实施细则。

(2)经常深入工地考察、不断监督、调查各项目部执行成本计划情

况和单项工程考核情况,并就出现的问题及时分析上报。

(3)做好工程项目部成本中的人工、材料、机械、分包、其它直接

费和间接费用等成本核算工作,编制各项成本报表,定期和不定期地编写项目部的分析报告。

(4)做好公司各项目部每月用款计划的审核工作,对各项目部报来

的单据,及时的审核、登记,对有疑问的单据及时的和相关人员沟通,以便于更有效的控制其成本。

(5)协助主办会计做好建设单位的往来账对账工作,确保数据的真

实性和及时性。

(6)完成集团领导和主办会计交办的其他各项工作。

(1)负责分公司原始凭证的审核工作。根据规定的成本、费用开支

范围和标准,审核原始凭证的合法性、合理性和真实性,审核费用发生的审批手续是否符合公司规定,对不符合要求的有权拒绝办理。

(2)做好分公司总帐与单项工程的核算与分析工作。按照总公司制

订的成本核算与分析方法,正确核算与分析成本费用及内部经济业务,按月报总公司主办会计。

(3)参与分公司财务计划及各项财务指标的制订工作。审核、分析、

监督预算和财务计划的执行情况。

(4)实行资金计划管理,每月定期编制分公司的资金使用计划表,

报总公司主办会计。月末,进行资金收支对比分析,协助分公司领导有效控制各项非正常性开支。

(5)配合相关部门做好分公司各项合同的签订与追踪工作以及工程

立项工作,参与分公司合同评审工作。

(6)及时做好分公司往来帐款的核对工作。

(7)编写分公司各类财务分析报告,监督各项考核指标的执行情况,

及时反映并报总公司主办会计。

(8)做好与各相关部门间的沟通与协调工作。

(9)妥善保管分公司财务专用章、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

和其他会计资料。

(10)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各项工作。

(1)在分公司主办会计的领导下,严格审核报销单据、发票、请款

报告等原始凭证,按照费用报销和付款流程有关规定,办理现金银行收支业务,做到合法准确、手续完备、单据齐全,符合付款条件,否则拒绝付款。

(2)做好分公司各项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的收款入账工作,保证

公司资金的正常运作。

(3)认真登记现金和银行日记账,分清核算科目,填制记账凭证,

进行账务处理,做到日清月结,账证相符、账款相符、账账相符,发现差错及时查清更正。

(4)认真审核备用金借支和开具银行支票的用途、手续,控制使用

限额和报销期限,做到前清后支以及不允许坐支、开空头支票。

(5)每日根据当日资金收支情况编制“资金使用日报表”,月末,对

比资金使用计划编制“资金支出计划对照表”,报分公司主办会计。

(6)根据审核无误的手续,办理银行存款、取款和转账结算业务。

月末根据银行存款对账单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对于未达账项作出相应调整,做到银行对账相符。月末,根据当期发生额编制“出纳报告单”。

(7)妥善保管现金、空白支票及相关印章,做好有关单据、账册、

报表等会计资料的整理、归档工作。

(8)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各项工作。